◎ 邱幼云 郑 蓉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步入了一个 “大迁移”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杭州有外来流动人口235.44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7.06%。作为人口流入大市，杭州也是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点之一。国家卫生计生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司2015年的调查数据表明，50.8%的在杭流动人口 “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 （5年以上）”［1］。可见，流动人口获取政策支持、融入社区生活并最终实现 “城市化”，既是社会变迁的时代要求，又符合流动人口自身的意愿。

然而，从总体上说，流动人口还未真正融入作为社会生活重要 “场域”的城市社区。就如何推动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多数学者从宏观的结构性角度出发，提出通过深化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改革等制度改革，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政策体系，从而使流动人口最终融入城市。一些学者注意到，社会工作服务的介入对促进流动人口融入社区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尼春萍等人关注优势视角对于挖掘流动人口自身潜力、有效整合外部资源的重要作用［2］；高万红提出采用增能视角来促进流动人口的能力建设，包括个体层面的适应城市生活能力的提升与社会层面的自助和互助组织建设［3］；刘庆主张从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社区教育、社区保障多个方面来促进融入［4］；孔娜娜倡导以 “认知—服务—参与”三个维度作为实现融入的支持系统［5］；侯国凤认为应从流动人口的整个社会支持网出发提供社会工作介入服务［6］。上述成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这些研究成果多数是抽象的理论探讨和宏观的政策倡导；对社会工作实务层面介入社区融入的研究，较多是抽象的、原则性的概念和方法。基于此，笔者根据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选择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杭州Y街道作为实证调查点，考察、评估现有的针对流动人口的社区服务，并据此提出如何构建可操作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二）研究方法

本文进行社会学学科意义上的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具体包括问卷调查、访谈、个案研究等。笔者选择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杭州Y街道作为实证调查点。Y街道位于开发区中心区域，汇聚10多所高等院校和1150余家企业。街道有常住人口约6.27万人，流动人口约12.5万人，另有21.8万名大学生，人口结构以大学生和流动人口居多，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的特点。

笔者于2016年5～6月在Y街道流动人口集中的几个地点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40份，有效回收率为68.0%。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续表

为了对流动人口融入社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课题组还进行了访谈和个案研究。为了使研究更具有完整性和说服力，访谈的对象除了流动人口，还有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社区负责人、社区社会工作者 （以下简称 “社工”）等。本文涉及的人名和地名，原则上做匿名处理。

二 针对流动人口的社区服务的现状及困境

（一）Y街道流动人口融入概况

借鉴国内外关于迁移和融入的相关研究，本文通过流动人口生活的载体——社区来考察流动人口的融入问题。对流动人口 “社区融入”具体操作化为：个人对自身多种需求满足程度的主观评价 （共8道题）、对社区喜欢程度的评价 （共1道题）和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 （共1道题），每道题满分为10分，总分100分，分数越高意味着融入程度越高。其中，第1～8道题，考察的是流动人口在吃穿住、医疗、就业、人际交往、归属感、自我实现等方面的融入情况。这8道题 （即8个陈述句）的答案选项一样，都是 “很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很同意”，对应这四个选项的赋值分别2.5分、5分、7.5分、10分；第9题是流动人口对所住社区喜爱程度的主观评分；第10道题考察的是一年来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对4个答案选项的赋值也分别是2.5分、5分、7.5分、10分。这10道题的总分为100分，用来测量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程度 （见表2）。

表2 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总指数得分

根据统计分析可得，社区融入总指数得分是61.16分 （满分100分）。调查样本中，最高分是93分，最低分是31分。对10道题按照平均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分别是：“对所住社区 （或周边环境）的喜爱程度” （7.56分）、 “对杭州有归属感，希望长期住下来”（6.95分）、“在杭州有很多新朋友”（6.90分）、“在杭州吃、穿等基本生存有保障”（6.50分）、“在杭州医疗、养老等有保障”（6.23分）、“在杭州工作稳定，不怕失业”（6.18分）、“在杭州发挥自身才能，实现了理想和抱负”（5.83分）、“在杭州有地位，有威信，受他人尊重”（5.80分）、“在杭州住房有保障”（5.63分）、“参加社区活动的频率”（3.58分）。

从表2可见，平均得分位于前列的是流动人口对社区喜爱程度的主观评价 （第9题）和定居杭州的意愿 （第6题）。分数最低的是参加社区活动的频率，在313个有效样本中，没参加过社区活动的有204人 （占65.2%），每年参加1～3次的有84人 （占26.8%），每年参加4～10次的有24人 （占7.7%），仅有1人每年参加的次数在10次以上 （占0.3%）。可见，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状况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针对流动人口的社区服务现状

社区行动（Community Activity）是促进社会融入的重要机制［7］，也是流动人口对社区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方式。Y街道的社区服务活动丰富多样，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休闲娱乐活动。每个社区都会定期举办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比如，M社区每年都会定期为辖区居民播放健康向上、喜闻乐见的优秀电影作品；L社区举办新杭州人卡拉OK大赛，为新杭州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清明节举办包清明果活动；端午节举办 “百家”美食宴，让来自各地的居民展示家乡美食，以此拉近居民间的感情，让他们在杭州找到 “扎根”的感觉。二是爱心公益活动。比如，L社区为居民提供法律医疗咨询、磨刀具、修鞋包、配钥匙、办理公交卡等多项免费服务；提供免费手机贴膜、手机检测、电脑重装；联合周边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开展爱心实践活动；等等。三是社区教育活动。社区教育也是社区经常开展的活动，比如M社区针对垃圾分类开展教育，向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提高他们的垃圾分类意识；举办讲座，讲解健康保健知识、法律知识；L社区开办 “道德讲堂”，组织居民观看道德影片，听社区 “邻里好人”事迹，或开展道德大讨论，构建 “居民教育居民、居民引导居民”的自我教育模式；通过展板宣传、现场讲解、发放资料等方式，向居民多方面宣传食品安全知识；等等。

以上这些活动，是面向居住在社区的全体居民。Y街道的实际情况是，居住在社区的流动人口比常住人口还多，有些社区的流动人口甚至占总人口的90%以上。因此，流动人口实际上是这些社区服务的主要受益者。还有些社区专门为流动人口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比如，有的社区在暑假开办 “小候鸟”夏令营，服务于放假期间从外地来杭与父母团聚的儿童，让这些孩子在父母白天上班的时候有地方学习和玩耍；有的社区还举办形式多样的社区相亲会，其用意在于解决青年流动人口的婚恋难题，鼓励居住在这里的未婚流动人口 “勇敢找爱情”；等等。这些活动精彩纷呈，增强了流动人口对杭州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

（三）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困境

上述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有助于增强流动人口在社区生活中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让社区更加和谐、文明。然而，现有的社区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境。

第一，现有的社区服务缺乏专业性。Y街道开展的服务项目以活动式为主，很热闹，但多数流于表面，形式比较单一，缺乏专业性。目前主要由公安部门负责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社区对流动人口提供的服务主要是计划生育、办证等，很少有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服务。据Y街道工会负责人介绍，Y街道现在培育了100多个社会组织，平均每个社区有七八个社会组织。但这些社会组织主要也是休闲娱乐类型的，一半以上的组织为广场舞协会，缺乏服务活动的专业性。

专业性不足还体现在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活动组织能力不足。社区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组织能力，会直接影响社区活动的效果和居民的满意度。Y街道在职的社区工作者，1／3以上有社会工作师或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很少将社会工作技能和知识用于社区服务中。在活动组织上，他们往往没有事先做好流动人口的需求评估，只是简单按照自己的设想或街道的要求通知居民参与。

第二，对社区的投入精力有限，以致忽略了流动人口的特殊需求。虽然社区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流动人口对社区服务的总体满意度并不高。325名有效被访者中，明确表示 “非常满意”的只有3人 （0.9%），近四成表示 “不满意”（39.7%），另外还有27人表示 “非常不满意”（8.3%）。可见，针对流动人口的社区服务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现有活动的提供主体是社区居委会，而社区居委会虽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但缺乏独立的经费来源，运作所需经费都是由政府财政拨款。这样一来，居委会就要花较多的精力来完成上级部门安排的行政性工作。在具体实践中，居委会更侧重治安、卫生、证件办理、计划生育等日常管理，对流动人口的维权、生活服务 （医疗保健、子女教育等）、就业等需求重视不够，容易忽视流动人口的特殊需求。

第三，流动人口在人际交往上呈 “原子化”特征，社区服务难以顺畅展开。流动人口不仅在社会交往方面具有封闭性和 “原子化”特征，且两代流动人口存在差异。老一代的流动人口与老乡、亲友等血缘、亲缘群体有较多交往，而新生代流动人口尤其是 “90后”，孤身一人进城打工的情况比较常见，他们与老乡、亲友交往不多，多数人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孤独心理”和 “过客心态”很普遍。这也导致他们始终与城市和他人保持疏离状态，难以融入社区。

人际交往的 “原子化”弱化了流动人口对社区的归属感，使其在社区建设中的参与普遍不足。对于 “妨碍您参加社区活动的原因有哪些”这一问题 ，167人（57.9%）选择 “没时间参加”，120人 （41.1%）选择 “不知道有社区活动”，51人 （17.5%）选择 “对活动不感兴趣”，36人 （12.3%）选择 “没有朋友一起参加”，12人 （4.1%）选择 “参加活动没有回报”，9人 （3.1%）选择 “其他”。可见，“没时间参加”是流动人口不参与社区活动的最重要原因。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每周工作时间最长的达84个小时 （即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另外有四成多的人 “不知道有社区活动”。实际上，一些流动人口多的社区也尝试举办一些活动让更多的流动人口参与进来，但是因为流动人口多数是租住社区，自认为是 “外人”的心理让他们很少主动参与社区活动；即使社工上门做宣传，试图动员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活动，效果也不理想。流动人口对社区开展的工作缺乏了解和支持度，导致开展社区服务活动时出现无人参加的情况。

三 流动人口融入社区中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构建

（一）社会工作介入流动人口社区服务的优势

首先，在微观层面上，社会工作介入有助于缓解流动人口的心理困境。在城市社会中，大量流动人口游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对生活适应、能力提升、整合资源、心理慰藉等方面有着较多需求。他们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较弱，也最容易带来社会不稳定。而社会工作正是着眼于个体孤独感日益强烈以及脆弱群体的困难处境的一项职业［8］。社会工作者通过直接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可有效缓解流动人口的焦虑和不满，打破他们相对封闭的空间，引导他们认识新朋友、发展新关系，提高其在社区的生活质量并增强其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其次，在中观层面上，社会工作介入有助于稳定社区和企业环境。社会工作介入服务所营造出的 “自助自治”的社区氛围，能大大降低社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成本，对当地的社会治安大有益处。对于企业来讲，流动人口享受社会服务，更好地融入社区，可以降低企业员工的离职率，缓解 “民工荒”，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最后，在宏观层面上，社会工作介入能有效发挥 “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作为一种主要服务于弱势人群的专业和职业，形式多样的社会工作服务可以提升流动人口的个人能力，增进社会资本，避免陷入贫困，从而防止因流动人口聚集区缺乏必要的社会服务而导致贫民窟现象的出现或社区生活的紊乱［9］。因此，社会工作服务在社会治理中能够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二）六大服务主体及角色分析

本文认为，可以构建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社会服务机构、社区居委会、高校和流动人口自组织在内的社会工作的服务主体，通过整合各供给主体的资源，明确各主体在流动人口服务中的角色，共同为流动人口提供社会服务。

第一，政府进行宏观引导。在我国，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原先由政府提供的大部分的具体社会服务逐渐转由社会提供，这是一个发展趋势。具体到流动人口的社会工作服务上，政府更重要的角色是发挥 “宏观引导”的作用，提供物资和政策支持，以 “有形之手”选择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若干个地方作为试点［10］，将流动人口的服务外包出去，具体的服务实施由其他机构来完成。

第二，由专业的社会服务结构来承担具体服务的实施。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可以起到如下作用。首先，将个案、小组、社区等工作方法直接运用于面对流动人口的服务活动中。其次，社会工作机构还可以发挥间接作用。由于具有公益性和中立性，社会工作机构较容易获取居民的信任，可以在服务之余搭建起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内部沟通的平台。最后，社会工作服务不仅着眼于现在，还要放眼于未来，尤其侧重助人自助。在对流动人口的服务上，应有针对性地培育起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意识，推动更多人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解决中来。

第三，社区居委会回归服务本位。因为流动人口管理属于公安部门，多数社区并没有把流动人口纳入管理和服务体系中。居委会往往只是配合做一些流动人口信息采集、计划生育等管理型工作，民政部门或居委会没有专门的经费用于流动人口的服务，由此也很少有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项目，导致生活于社区中的流动人口的真实需求被忽略。建议社区居委会回归服务本位，赋予居民经营管理社区的真正权利。在社区规划和社区事务中，应由居民 （包括流动人口）参与策划，自行解决地方事务衍生的问题等，以此来凝聚社区意识。

第四，辖区内的企业应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在宁波等地，已有一些企业入资社会组织，开展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活动。而Y街道大大小小的1150余家企业是流动人口最广泛的就业部门，因此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载体。对于企业尤其是员工以流动人口为主的企业来说，为员工提供社会服务，能稳定企业员工，有助于强化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提高生产效率。企业担负这种社会责任的方式，可以是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项目，投资 “公益创投”项目，为社会工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条件等。在笔者与企业工会或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交流的过程中，一些企业表示非常支持，并且愿意在企业内部进行宣传推广或者提供场地支持。

第五，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发挥专长，开展服务。Y街道辖区内高校资源丰富，有上千名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和数十名专业教师，他们是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优质人力资源。相对于其他专业的大学生，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在助人理念、专业知识和服务实践上更具有优势。政府可以购买大学生公益创意实践项目——专门为高校社工大学生进入社区开展流动人口服务的项目，推动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力量更好地为社区和居民服务。

第六，推动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发展，实现自助互助。流动人口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兴趣爱好，集合在一起建立自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并在互惠中形成团结和信任。持续的互动能增强他们作为社区成员的责任感，强化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培养他们的社区共同体意识，最终使他们在心理上融入社区。

而这一点正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区的核心。也就是说，在六大服务主体中，流动人口的自治组织应当居于主导地位。相比于其他主体，流动人口是社会资源最为匮乏的一方，也是社会服务唯一的需求方。政府与社区居委会拥有政治资源，专业社会服务机构拥有专业和组织资源，企业拥有经济资源，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志愿者拥有专业和学术资源，这五大主体都应围绕流动人口这一需求主体来展开社会工作。然而问题在于，流动人口需要什么？他们怎么表达这种需要？如果流动人口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将会众口难调；如果他们以孤独过客自居，将漠然以对、拒绝表达。在这种情况下，五大主体难免会以家长式风格提供服务，为流动人口 “做主”。此时，流动人口就丧失其主体地位而沦为附庸。与此同时，五大主体由于无法了解流动人口的真实需要而容易使社会服务流于形式。因此，只有使流动人口组织起来，其利益才能得到集中和整合，才能真实、准确和理性地表达出来。其他主体提供社会服务时，才能找到流动人口的代表，从而减少社会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三）社会工作介入的三大步骤

不同于传统的个案、小组和社区这三大静态社会工作方法，在流动人口社会工作服务的介入上，本文借鉴童敏的观点，认为应采用动态的社会工作方法［11］，以取得服务项目的最佳效果。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编织社会关系网，提供支持。在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中，社会支持系统起着重要作用［12］。然而，多数流动人口进城后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不具备主动增能的能力，需要外界力量对其进行 “催化”。因此，社会工作者有必要协助流动人口编织一张包含个人关系网、朋辈互助网、社区协助网等的社会关系网。那么，如何来编织这张社会支持网呢？

本文认为，可以社区为平台，采用 “线上＋线下”的方式，将流动人口联结起来，形成社会支持网。在 “互联网＋”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今天，手机成为众多新生代流动人口消磨时间的重要工具。“线上”指的是以互联网为媒介建立起关系联结网，比如微信公众号、网上的虚拟居民卡，建立邻里朋友圈；自己经历或听说什么趣闻，可以分享到邻里朋友圈中，有什么需要求助的也可以发到邻里朋友圈中。通过推广，让邻里帮帮团的队伍不断壮大，并编织起一张邻里互相帮助的爱心网，营造起 “社区共同体”的氛围；同时在线上建立起信息反映和回馈机制。

“线下”则是社区组织活动的常见方式，比如，开展各种以亲情、爱情、友情、人际交往、生活适应等为主题的小组工作，组织唱歌、跳舞等休闲娱乐活动，协助建立自组织，提升流动人口整合资源的能力，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如前所述，Y街道不少社区热心组织未婚青年的联谊活动，为更多的未婚流动人口构筑文明、高效的交友平台。这样不仅使流动人口加入社区网络，丰富自身的社交网络，未婚的流动人口还有机会觅得佳偶。当在城市成家之后，他们对城市也就更有归属感，从而进一步融入社区。

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可以编织起不同层面的社会支持网，使流动人口获得情绪支持、物质帮助以及服务和资讯等，缩小流动人口与社区、机构的距离，并最终融入城市社区。

第二步，培育社区精英，促进增能。增能理论认为，人之所以无法实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主要是由于环境的压迫和限制［13］。这里所说的增能，就是社会工作者支持流动人口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控制有效资源，扩展自身的生活空间，增加发展的机会。增能视角下的实践，也最契合社会工作 “助人自助”的核心价值观。

在增能视角下，流动人口是有价值，有能力的。他们虽然在教育水平、就业、社会地位等方面总体弱于城市居民，但是与没有流入城市的农民群体相比，他们是“底层精英”［14］，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处在劳动力最强的年龄段，具有很强的经济活动能力，大多数能吃苦耐劳，上进心强［15］。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时，应投入更多的精力与他们交谈，发现他们的技能和天赋，挖掘并培育社区精英，并将其吸纳为管理者或志愿者。流动人口内部精英参与社区流动人口的管理，能及时反映流动人口的诉求，及时了解并解决流动人口的诸多难题，比如暂住证、流动证以及各类流动人口容易遇到的问题。这样，社区精英们可以提供及时而准确的服务，同时能减轻社区服务管理的负担，缩小城市社区与流动人口之间的距离。

第三步，推广社区营造，促进融入。在当前地方治理中，居民参与不足。不少地方政府由上到下设置了许多社区活动场所和社区组织，然而多数是政府的 “一头热”，很少有居民积极参与其中。调查发现，流动人口具有较为强烈的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或活动的意愿，但他们的参与意愿还处于潜在阶段。由于参与渠道的缺失，这种参与意愿未能转化为实际的参与行动。流动人口的参与意愿需要激发和 “催化”，即通过政府诱导、民间自发、NGO（非政府组织）帮扶来培育社区的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让社区居民走出家门提供社会服务［16］。在主要由社工推动的 “社区营造”中，可以使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一起成为社区自治体的主导。通过共同参与，可以增强其作为城市一分子的责任感和自豪感，使他们在生活上和心理上更好地融入社区。

（四）社会工作服务的介入策略

一是建设网格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网格化管理已是杭州流动人口管理的重要手段。与网格化管理不同的是，笔者建议采用网格化治理的方式，在街镇、社区建立起网格化的流动人口社会服务机构，或是在每个社区建立流动人口综合服务中心。在人员配备上，每个机构至少配备一名专业社工，并在一年内发现并培养至少两名社区流动人口领袖。

二是建立需求表达平台和服务反馈机制。在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服务对象的真实意愿和需求被忽略，从而导致不少公共服务不能真正满足公众需求的状况。为了在流动人口与社区公共服务提供者之间建立起顺畅的沟通渠道，及时了解流动人口对服务的最新需求和及时评价，有必要建立起一套服务反馈机制，即 “完善以购买主体、承接主体、消费主体、大众媒体及第三方评价机构参与的多方监督评价机制；引入问责机制，以确保政府购买在更大程度上契合公众利益诉求”［17］。反馈的内容，包括资金的使用情况、服务内容、服务方法、服务对象的满意度、社会效益等。

三是确立有偿、低偿、代偿和无偿等多种服务供给形式。对于有支付能力的经济性需求，采取商业化供给模式，由企业或个体商户向需求者提供有偿服务；对于介于有支付能力的经济性需求和无支付能力的非经济性需求之间的私人需求，提供低偿服务；对于无支付能力的非经济性需求，可以采取准福利化供给模式，由各类业者或社会组织来提供服务，但由政府来支付费用。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服务并不等于免费，针对有支付能力的人群适当收取费用，是为了更好地维持可持续运作。早在20世纪初，西方社会工作就出现了有偿服务。如果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过于单一，其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因此社会组织需要拓宽经费来源渠道。除了政府、社区基金会和企业，经费还可以来自社会服务所得。借鉴社会企业的理念，可采纳共享经济的理念，即把商业和公益融为一体，将服务的经济收益反馈到公益效益中去，用于社工服务的运转资金，让更多流动人口享受到 “平价”或 “低价”服务，使得服务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融为一体。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服务项目都采取有偿的方式。对于一些普惠性的受益人数较多的项目，可以采用无偿或象征性收费。收费有利于扩大组织的资金来源，同时使受益人感觉自己在 “购买”服务，有助于维护他们的自尊心。再者，通过收费可以有效杜绝搭便车现象，有效防止受益人产生依赖心理［18］。在现实生活实践中，流动人口的消费能力差异很大，部分服务采取收费的方式，可让有支付能力的流动人口有更多的选择，由他们来选择接受什么样的服务，以及由谁来提供服务等。

注 释

［1］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计生委员会提供的2015年度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2］尼春萍、任小冉、彭晶等：《优势视角下西安市进城农民工心理问题研究》，《医学与社会》2015年第2期。

［3］高万红：《增能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工作实践探索——以昆明Y社区流动人口社区综合服务实践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4］刘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策略初探——社区工作介入的空间》，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5］孔娜娜：《认知、服务、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与社区融入》，《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2期。

［6］侯国凤：《社会工作视阈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问题探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1期。

［7］关信平、刘建娥：《我国农民工社区融入的问题与政策研究》，《人口与经济》2009年第3期。

［8］李斌：《中国社会工作的问题域及理念》，《社会工作》2013年第2期。

［9］关信平：《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需要、内容及主要领域》，《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4期。

［10］试点的地域空间不需要很大，比如，可以在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经济开发区试行。

［11］童敏：《制度语境下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的新视角——从静态直接服务到动态关系服务》，《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2］李立文、余冲：《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统计与决策》2008年第16期。

［13］宋丽玉、曾华源、施教裕等：《社会工作理论——处遇模式与案例分析》，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

［14］李强：《中国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底层精英》，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 《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

［15］高万红：《增能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工作实践探索——以昆明 Y社区流动人口社区综合服务实践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6］罗家德：《社区营造——一个从基层改善社会的方法》，社区营造研究公众号，2015年1月13日。

［17］蔡宜旦：《“三元主体模式”下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15年第3期。

［18］方少明、张莉莎、王蓉：《商业形式的公益事业发展模式探究》，《现代经济信息》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