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小书

1

一个有着亚洲面孔的老头拿份报纸，向服务生用一种我们听不懂的语言点早餐。

“你们猜他早餐吃什么？”瑞士鼹鼠龇着他那两颗硕大的门牙问我们。

“估计和前三天吃的一样。”瑞士大脏辫说。

果不其然，服务生逐渐端上一份辣椒煎鸡蛋，一份烤厚土司和番石榴汁。老头并没有立刻拿起刀叉，而是像往常一样优雅地翻看报纸，之后便和前后左右的邻座漫不经心地聊两句。

“你们猜他是干什么的？方头方脑的像你们蒙古族的，怎么跑到阿斯马拉来了？还说着阿拉伯语？”瑞士鼹鼠说。

“有可能是特务。”我说。

我看着早餐菜单上少得可怜的食物实在不知該吃些什么。由于时差的关系，我的胃口不佳，点了一杯卡布奇诺。鼹鼠和脏辫两人纷纷点了和那老头一样的早餐后，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早餐期间，我独自走出了酒店。这是阿斯马拉最好的酒店。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这里偶尔有一秒钟可以连到无线网，好到这里有意大利的红酒，好到这里的服务生可以讲英语，好到这里的房间白天有热水提供。好到这里晚上七点时，一楼的大堂会成为当地最好看的小姑娘和小伙子们聚会狂欢的地方。

早上九点半，这里的街道上行人不多，阳光从瓦蓝瓦蓝的天空中，毫不客气地洒在我的脸上。空气干爽稀薄。我背对着太阳，一直沿着小土路往前行。两侧土墙上三角梅怒放着。时不时几辆颜色可爱，铁锈裸露在外的老爷车从我旁边驶过，一股强烈的尾气迎面而来。等到车子渐渐驶远后，这股尾气才会退散，清新的空气再次迎面而来。偶尔有三三两两的孩子从我身边快速走过，交头接耳地回头望着我，说说笑笑，眼中带着羞涩与好奇。我向他们挥手的瞬间，他们却一溜烟地逃跑了。

这是我们在厄立特里亚的首都——阿斯马拉，度过的第三日。明天就是玛塔与米罗的婚礼。

和玛塔的相识是在前年冬天，方家胡同的一个酒吧里，朋友的“告别单身派对”上。那个朋友是荷兰人，再过两天她就要嫁人了，不知道她是喝多了还是真的难过，在喝下去两小杯龙舌兰之后便抱着我们所有人一边讲着荷兰语一边号啕大哭。眼泪蹭到我的肩头，湿哒哒的。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嫁人嫁得很悲壮，像是奔着死去的。见她冷静些，我披上了大衣走出酒吧。胡同里分外安静，邻里街坊都已入睡，我像是闯入了另一个世界。夜晚的寒风让我精神抖擞，不想回家。我点了根儿烟，深深地把烟吸进肺里转一圈，再吐出去，这一刻，我觉得单身真好，这辈子都不想结婚。忽然间，酒吧里狂躁的音乐顺着门缝飘了出来，是一个非洲姑娘。她的肤色几乎与黑夜融在了一起，两个硕大的眼睛冒着亮光。说实话，在她冲着我笑的时候，我觉得她十分诡异。非洲姑娘走到我身旁，借了个火。

后来我知道，她叫玛塔，厄立特里亚人，和准新娘是美院的同学。我对那个国家充满了好奇。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向我讲述了很多我闻所未闻的人和事。她说她在北京有个美国的男朋友，想着以后可以随着他去美国。她从来没去过美国，那里是她一个遥远的梦。可在这之前，中国就是她的梦。我在心中瞪大了双眼，突然明白了什么叫作“中国梦”。这时候，准新娘突然从酒吧里东倒西歪地撞了出来，她靠在我们两个身上，喊着回去继续喝，还说待会儿有个巴西的脱衣舞男来跳舞，让我们谁都别走。话音刚落，她就瘫倒在地上，昏厥了过去。

我和玛塔把她拽进了出租车里后，便在寒风瑟瑟中沿着方家胡同一直向东走。那一小牙儿月亮被淡淡的云彩扫得忽明忽暗。玛塔说，自己已经快八年没有回过厄立特里亚了。我问她，你想家么？她说，她只想她的母亲。我问，那父亲呢？玛塔耸耸肩说，不知道，有时候觉得父亲很可怜，他这一生都在和自己较劲。他那无谓的执着把自己害得很惨，他是一个活得不幸福的人。玛塔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她的父亲，我听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我问她，你的家乡长什么样儿？她说，很难形容，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我结婚的时候我邀请你到我们那儿去玩。我说，好啊。这天晚上我认识了玛塔，一个从厄立特里亚来的姑娘。没想到两年后的我，就真的站在了厄立特里亚的这片土地上。而玛塔的新郎也不是那个美国人，换成了一个瑞士小伙子，叫米罗。用玛塔的话说，美国人不可靠，太散漫、没担当，她这辈子都不想去美国了。据说那晚，当巴西脱衣舞男来的时候，酒吧里已经没人了。

傍晚，玛塔的弟弟吉诺和她的父亲来与我们会合。由于厄立特里亚曾是意大利殖民地，这里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欧洲人的血统。十九岁的他有一双大而明亮的双眼，和一个高挺的鼻梁。他脖子上挎着一个专业的尼康相机。玛塔说，相机就是他的半条命，走哪拍哪，天天做梦想当摄影师。没了相机他就得死。

吉诺给了我们一个热情的拥抱。玛塔的父亲身材笔挺而干瘦，酷似甘地。据说他是个革命领袖，当年带领着厄立特里亚打赢了与埃塞俄比亚的一场独立战争。一种敬仰之情油然升起。在一顿拥抱与亲吻过后，便开始了正式的晚餐。

这里的餐厅没有桌椅，而是一块块的手织地毯，我们席地而坐。鼹鼠的韧带不是很好，无法像我们一样盘着腿，只好跪在地上。

我们看着晚餐菜单，面面相觑。

“我的天呀，这家餐厅居然有虾和鱿鱼。”大脏辫的眼睛金光闪闪。

奥古曼低着头，眼珠子越过眼镜瞟了一眼他，又把目光聚焦在了牛肉那页。

吉诺挥挥手，招来了服务生。

“一份炸虾，和一份炸鱿鱼圈。”大脏辫兴致盎然地说。

“不好意思，虾和鱿鱼圈已经断货两个星期了。”服务员说着。

“那其他的海鲜有什么？”大脏辫追问着。

“现在店里只有羊肉和牛肉，主食有米饭和英吉拉。”

“你可真会开玩笑，怎么会没有海鲜呢？这城市旁边不就是海么？”

奥古曼把屁股挪了挪位置，用手推了一下架在鼻子上的眼镜说：

“我们这里的特色是炖牛肉配上英吉拉，我建议你们试试。海鲜有什么好吃的，尤其是虾，那股腥味真是令人作呕。”

吉诺抿着嘴，用鼻子“哼”了声。

“这里真的没有海鲜么？”我小声地问吉诺。

“很少会有，政府把绝大多数的海鲜都卖给苏丹了。他们给的价格高。”吉诺说。

这时候，墙上挂着的小电视报道出了一则新闻：画面里，两个男子趴在土地上，后背被鲜血洇红了。其中一男子的手抓着铁丝网，没撒手。吉诺用一种恐惧的眼神盯着那画面，奥古曼却在一旁喋喋不休地抱怨着海鲜的腥味。他的魂儿伴着新闻主播的声音已经飘去了事发现场，又伴着两个死去的男子飘向了另一个世界。

“出什么事了？”他被我吓得哆嗦了一下。

“又有两个试图从这里逃出去的人被击毙了，真可惜，那个男人差一点就成功了。就差一点。”尼诺在说出这话时小心而谨慎。

“这里经常会有人逃走？就像北朝鲜那样？”我问。

他注视着我的眼睛，似乎看到了一丝信任的目光。

“虽然我不知道北朝鲜是什么，但我告诉你个秘密，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可只有极少数的人敢付出行动。”

“那你呢？”

“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吉诺耸耸肩。

2

奥古曼和妻子坐在沙发上吃着前天剩下的炖牛肉和酸味发面饼。妻子用后牙槽咀嚼着老得像腐朽橡胶一样的牛肉青筋暴跳，每吞下一块牛肉都需要花去好长一段时间。这顿饭已经吃了快一个小时。妻子越嚼越生气：“咱们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没有吃过鱼肉虾肉了。”奥古曼没作声，十月份的雨稀稀拉拉地已经下了两天了。雨水从餐厅的天花板上有节奏地一滴滴掉在铁桶里。“早知道生活是这样，我早就跟着米诺到埃塞俄比亚去了。”奥古曼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继续说，“你都不知道，当年那可恶的埃塞人是怎么虐杀我们俘虏的……”妻子立刻打断了他，受不了他的陈词滥调，立刻岔开了话题：“这个国家马上就要完蛋了，说不定再过几年我们连老得像橡胶一样的牛肉也吃不上了，到时候我看你这个校长还怎么继续当下去。”淅淅沥沥的小雨让奥古曼的腰感到一股股钻心的疼，以至于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但他还是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盯着二十四小时直播的麦加朝圣的画面，盯着教徒们一圈圈地围着那方形的大帐篷朝圣的景象，那景象像施了魔法一样让他着迷——那是奥古曼朝思夜想的地方。妻子终于忍受不了，端着碗走到院子里的厨房，把嘴里的牛肉吐到了地上，隔壁家老伊斯的长毛狗迅速将其叼进了嘴里。奥古曼的屁股还是没有离开沙发，而对于妻子的抱怨，他早就习以为常，并感到无所适从。

午饭过后，吉诺回来了。外面的雨把他浇成落汤鸡。他在门口甩了甩脑袋上的雨，径直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每天也不知道都在忙些什么。”奥古曼嘟囔句。

阿斯马拉十月份的细雨就像是老黄牛的口水，黏黏腻腻，没完没了。由于嚼了三天的牛肉，妻子的腮帮子和太阳穴开始酸胀，就连开口说话都困难。细雨终于暂停了，她走到了后院，迎着阳光准备挑一只年龄适宜的羊羔。

妻子嘴里吹着口哨站在小院的灶台前，用木勺搅着锅里的炖羊肉。此刻是傍晚五点，她已经站在那里三个小时了，而她依然乐此不疲地往里撒着各种香料。村子里的孩子们拉帮结伙地趴在栅栏外，痴痴地望着那锅炖羊肉，这股从锅子里飘出来的气味像是种神秘的召唤。而这股浓烈的肉桂味并没有让奥古曼记起明天就是女儿玛塔办婚礼的日子。他看了一眼日历后，在低矮的屋子里转来转去，“砰”的一下头撞到了天花板的吊灯上。

昨天，是政府拨款的日子。

“这该死的灯！”

暴雨前的闷热让他烦躁不安。他捂着脑门踱步到小院里，冲着隐藏在白色蒸汽后面的妻子喊道：“别再吹口哨了！”

“我只有吹着口哨的时候才知道怎么做炖羊肉！”

“难听死了。”奥古曼嘟囔着，走出了小院。妻子口哨吹得更起劲了，竟然吹出了旋律。

奥古曼开着他那辆八十年代被日本淘汰下来，不知道被倒卖了几手的丰田轿车缓慢地跟在一群老黄牛的屁股后面。奥古曼使劲按捺住自己焦躁的情绪，摇下车窗。

“老伊斯，麻烦把你的牛群赶到一旁。”

“是校长啊，看天色马上就要下暴雨了，你这是去哪？”老伊斯不紧不慢地说。

“我去学校，有急事。”

老伊斯赶紧把黄牛轰到了小土路的一侧，奥古曼一脚油门开走了，留下了一股呛到令人窒息的尾气。

从外表上看这所大学更像是被炸过一遍的废墟。而事实上它的确被炸过一次。那是一九九八年和埃塞俄比亚打仗的时候，随着一声巨响和滚滚的浓烟，这所厄立特里亞最著名的大学被炸得支离破碎。战后两年，由于政府资金不足，只维修了一半便停工了。尽管这样，每年报考这所大学的学生仍然蜂拥而至，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机会到中国或是其他国家做交换学生，从而逃离出去，就像奥古曼的女儿玛塔一样。

奥古曼像往常一样坐在他那破旧不堪的校长办公室里翻阅报纸，每当四下里无人，他就喜欢把自己窝在已经深深凹陷，没有任何弹力的沙发上。如果这时有人敲门进来，他便会立刻从沙发上弹起来，整整衣服，把身子挺得笔直，再摆出一副庄严的神情。

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而那幅画像则是用来遮挡那块脱落掉的墙皮。几幅他当年参加厄立特里亚独立战争时和队友，以及独立后与国家领导人握手的诸多照片摆在了他那巨大而又不怎么稳当的办公桌上。而整个办公室，只有那毛泽东的画像是干净完整而富有生命力的。此刻是中午，强烈的阳光让他昏昏欲睡。可就在此时，突然有人敲响了他办公室的门。

“校长，这个是今年我们与中国做交换生的名额，总共两名。”副校长把手里的文件放到了他的桌子上。

“其中一个名额是去中央美院摄影系的。另一个是电影学院戏文系的。”副校长继续说，“我知道，您的儿子尼诺是摄影系的，是不是考虑让他……”

奥古曼从他硕大的眼睛里向副校长投去一个锋利的眼神，副校长立刻闭了嘴。

“那……还是和往常一样，由考试成绩的排名和作品来决定吧。”说罢，副校长转身离去。

“副校长先生，政府那边回信了么？”

“还没有呢，校长。”

“寄过去有多长时间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

“确定地址没有写错么？”

“确定没错。”

“政府也是需要时间审批的，再等等吧。”

副校长转身离去，轻轻关上了门。

3

玛塔面容惆怅中带着点不耐烦，她已经在姐姐开的理发店里坐了五个小时了，而此时假发还是散了一地。那一堆浅棕色的假发变成了苍蝇和臭虫的天堂，它们在上面尽情地飞舞、攀爬着。

“我们还有多久可以结束？”玛塔的头一动也不敢动，只有硕大的眼球在向上转动，望着姐姐。

“还有两个小时，如果你不剪掉头发的话，恐怕我们早就可以去和尼诺他们吃晚饭了。”姐姐边说边拿起在火炉上烤得滚烫的烙铁，轻轻吹了下。玛塔的眼球随着姐姐手中的那块烙铁移动着，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真是难以置信，都什么年头了，居然还在用这玩意儿烫头发。”玛塔埋怨着。

姐姐用力揪起玛塔一侧的头发，以至于她的脸也歪了。然后让她身边那个九岁的姑娘从地上拾起一缕假发，在旁边盛着一小铁桶的浑水里浸了一下。姐姐手法娴熟地将那缕湿漉漉的假发编了进去，在她的头顶上高高盘起。

明天就是她和米罗的婚礼。可她的脸上没有露出一丝喜悦的表情。按照阿斯马拉的当地习俗，婚礼要进行三天。而由于玛塔和米罗两人是奉子成婚，玛塔是不能在清真寺里举行仪式的——她已经不是处女之身了。所以，她的婚礼只有两天，可这对她来说，却松了一口气——她不用顶着那二十几斤的头发及饰品在七百个族人的众目睽睽下站上四五个小时了。可即便如此，她还是一脸的若有所思。她一想到那个清真寺的阿訇对她说话时的语气，就像对待一个妓女。一想到这儿，她的心脏就像包着一层塑胶纸。

夕阳早已布满了这片土地，玛塔透过理发店浑浊的落地玻璃窗，望着远方那发着金光的羊群，光着脚丫骑在牛背上的孩子们，和那棵已经死去的百年大树。一个动作矫捷的身影穿梭在枝干间，就像是某种动物。他将双腿挂在树枝上，将身体倒了过来，冲着玛塔挥挥手。玛塔看着他高兴地笑了，可过了一会儿又哭了。眼泪在她硕大无比的眼眶边上直打转。她望着他，像是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似的。

她已经离开这里十年了，这里的一切都不曾改变过。此时，村落的大喇叭响起了阿訇的婚礼祷告。姐姐和那九岁的姑娘立刻放下手中的假发和烙铁站起来，闭上眼睛低下头，双手交叉垂在身前，随着阿訇默诵古兰经。玛塔随即也站起了身，望着窗外那一片金灿灿的土地。那棵孤零零的树的影子渐渐拉长，直到一切都浸在黑暗中，而那个男孩也消失不见了。村落的大喇叭终于安静了，然后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姐姐理发店的灯也“啪”的一声断了电。

“快去把蜡烛点上，取三根过来。”姐姐对九岁的女孩说。

那女孩在漆黑黑的屋子里，迅速地点燃了蜡烛。火苗飘忽不定，镜子里的自己忽明忽暗。

早上五点，玛塔被街上的喇叭吵醒了。她躺在床上，听着阿訇悠远而低沉的声音无法再次入睡。而此时，她的父亲奥古曼和她的继母已经洗漱完毕，开始默祷。奥古曼身材笔挺而修长。穿着昨天从成衣店里租来的一直垂到膝盖的长褂子和白色宽松的布裤子，那褂子的扣子一直系到他的喉结处。而玛塔的继母头上蒙了一层白色头纱，又穿了件白色蓬松的大裙子。她在默祷时，那双画满汉娜的双手不停揉搓着头纱的边角——今天是玛塔婚礼的第一天，她激动而又紧张，以至于双手已经无处可放，只好揉搓着头纱的一角。在这六十平米昏暗的客厅里，两人面朝东侧，面颊被夕阳烘得金灿灿的。 四十分钟过后，那租来的头纱已经被她揉搓得脱了线。

婚礼是在下午举行，说是下午两点，可所有人都像是约定好了似的，全部迟到。奥古曼的二儿子在埃塞俄比亚做建筑工人，回国参加玛塔婚礼时意气风发，开着一辆德国进口的SUV，身着深灰色的西装。他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奥古曼早就没有他这个儿子了。可就是如此，族里女人们都还在暗地里你推我拱地窃窃私语议论着他，时不时地用白色纱巾遮挡住脸羞涩地嬉笑。

玛塔抱着淡棕色皮肤的儿子笑得很难看，而她怀中两岁的儿子瞪着双硕大的眼睛，满脸的茫然。她的老公和他三个从瑞士远道而来的伴郎却异常兴奋，交头接耳，偶尔露出诡异的笑容，这七百人的婚礼和声势浩大的场面还是第一次见。

奥古曼紧锁着眉头，挺直身子，将下巴高高地翘起来，眼睛里流露着一种为当今社会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感到欣慰的神情，就如同看著自己的孩子一天天茁壮成长所带来的幸福和自豪。而另一方面，当他一想到玛塔怀中这个棕色皮肤的孩子时，心脏就又立刻收紧了。他站在台上开始焦虑，双手背在身后不停地揉搓着。又用另一种眼神观察着族人们的眼神和嘴巴。族人的交头接耳让他脸上发烫。他不知不觉地走了神，随着焦虑的心情想到了政府的拨款信件，又想到了仍是一片废墟的学校。他长又弯翘的下巴随着脑袋而左右摇摆着。他突然想赶紧结束这个令人焦躁而又荒唐的婚礼。

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把所有的事物都照得闪闪发亮。树上挂着的大喇叭放着欢快的音乐。奥古曼站在台上，此时此刻的他觉得族人们甚至整个国家都在过着幸福洋溢的生活。想到这，他把头仰了仰，双手背在身后。在这惬意温煦的下午他露出了欣慰的表情。可族人们的眼神却纷纷落在了奥古曼身后的那两大锅炖牛肉上。孩子们光着脚跃跃欲试，准备等仪式结束的第一秒，去抢伴娘篮子里那些甜得可以腻死人的糖果。这些珍贵的糖果是玛塔大老远从北京背过来的。

婚礼的演出乐队在台子上敲着达拉普卡鼓和拉着里拉琴。节奏欢快，族人们纷纷有条理地向后退，空出了一个圆形的空地。由族里最年长的阿嬷率先入场，那位阿嬷的面容已经被皱着的皮肤掩盖住了，但在午后的阳光下，她的皮肤凸起的部分仍然闪闪发亮。她在场地的边缘抖动着肩膀跳起舞来。玛塔一家就座，我和瑞士小伙子们站在台子上一边尖叫着，一边学着那些妇女们抖动肩膀。奥古曼瞪了我们一眼，嘴里嘟囔了句什么。

随着乏味的音调，我和瑞士鼹鼠一瓶又一瓶地喝着当地的一种酒。那酒味道有点像豆汁儿，很快我们就喝醉了。我们跳到人堆里，疯狂地跳舞疯狂地笑。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盯着天花板，整个房间在迅速地旋转，我听着大街上的塑料大喇叭里嚷嚷着阿訇的祷告词，那声音低沉而悠远。阿訇的每一句间歇，都有猴子在放肆地尖叫着。之后，我又昏厥了过去。

4

玛塔得知我们是潜水爱好者后，便安排了我们去马萨瓦城附近的一个岛屿，她说那一带的海底有着红海最美的景色。

阿斯马拉到马萨瓦城开车需两个小时。这趟行程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一趟奢侈的旅行。在有限的汽油供应中，这为时两个小时的路程则会耗去相当一部分的汽油。面包车一路。

从酒店对望过去，像是个空城，凋零残破。后来得知在一九九〇年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军队空袭了这里。刚进城，几只乌鸦突然从废墟堆里蹿出。所有的建筑都是三四百年前土耳其人建的。可以看出，这里以前是个很繁华的城市。夜店，酒吧的招牌到处可见。只是，现在大门紧锁，残垣断壁了。玛塔说，九年前，政府把这里大部分的女人都抓走了，她们就关在那座山里的监狱。他指了指远处云雾缭绕、连绵的山脉。原因是她们全是艾滋病携带者，后来这里的人也越来越少，不到一年的时间，这里就变成空城了。由此推测，这里几百年来是个著名的红灯区。

一个小男孩只身赤脚走在无人的小土路里。当他回头发现我们的时候，驻足在原地片刻，冲我们咧嘴笑着。我拿出手机准备拍照时，他欢快地跑向了我。然后摆了一个姿势。我迅速拍了几张后，小男孩主动与我握了手。他自然开始乞讨，说着：eat eat。他无法说出整句的英文，只好一直说着“eat”这个单词。我双手拍兜，遗憾地摇摇头。正在准备转身离去，这群小孩一直跟在我们身后说“water water”。鼹鼠只好把手里喝剩下的半瓶矿泉水给了他。他站在原地，望着我们，直到我们的身影消失在下一个拐弯处。

傍晚，我们乘船离开了马萨瓦城，离开了这个被人遗忘的城市。

经过三个小时的航行，终于到了这个荒无人烟的岛屿。我和玛塔以及三个从瑞士来的商务嬉皮，横七竖八地把身体随意摊在马萨瓦海滩上，我们借着惨白的月光聊着天。天呀，这里的月光真是耀眼。把我们每个人的脸都映得那么清晰。我和玛塔脸对脸，离得如此之近，但尽管这样，她那双毛茸茸的大眼睛仍然那么模糊。两只眼睛好像变成了一只。海浪在这没有人烟的岛屿上显得更加肆无忌惮，有时平静像摊死水，有时狂躁地将海浪狠狠地拍在我们身上。

“你们说，这片海像不像是在抽风？”瑞士鼹鼠说。

过了一会，我们不约而同地“哼”了一声，表示赞同。

“我们来这几天了？”玛塔问。

“好像有四天了。”我说。

“我突然有种被世界遗忘的感觉。”瑞士脏辫说。

“这个感觉好么？”瑞士鼹鼠问。

“怎么说呢，总体感觉还不错。”瑞士脏辫的话音刚落，那两只瘦骨嶙峋的驴先生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的山坡上，此起彼伏地对着月亮咆哮着。我们一席人谛听着，这咆哮声又像是对寂寞的呻吟。玛塔望着远处黑压压的一片，入了神。两个瑞士人开始用瑞士语聊天。他们的声音随着海风忽远忽近。

这是厄立特里亚西部的一片海滩，没有电，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音乐，没有一切。除了几袋子空心粉以及瑞士人带来的一瓶威士忌以外，我们再无其他食物。我们被“流放”到这个岛上为期四天。不远处的岸边，停靠着送我们从马萨瓦城过来的一艘破旧的游艇。它摇摇晃晃地漂在海面上，裸露在外面的铁锈展示着它已历经的风雨。岛上有一个废弃的石头屋子，角落里布满了沙子和蜘蛛网。里面有一桶淡水，可供这几天简单的洗漱和饮用。我们暂且住在这里。山坡上的两只驴先生闪闪发亮，像是被一团光所包围着。它在这个寂寞的夜晚，无所适从地东张西望。与它们做伴的是一只羊和两只猴子，不知它在这里生活多久了。

玛塔说她已经快十年没有回来过了，下次回来又不知是什么时候了，所以她想再看看这片海和这个被人们所遗弃的马萨瓦城。

我们轮流喝着那瓶威士忌。

“让我们敬这片海！”

“让我们敬这片星空！”

“让我们敬寂寞！”

“让我们敬奥古曼！”

“让我们敬这瓶威士忌！”

我们都已微醺。准备回房睡觉，可没多一会，又纷纷从石头屋里走出来。

“真他妈的热！”瑞士胡子说。我们面面相觑。最终，还是决定睡到外面。汗流浃背地吹着海风，凉快多了。这时，驴先生睡去了，两只猴子在沙滩上迎着月光手舞足蹈。一个巨浪拍在沙滩上，几滴海水溅在了嘴角边，苦涩极了。我们都无法入睡，三个瑞士人轻声哼起了他们的民歌。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么？”我问玛塔。

“当然，是在小鱼结婚前一晚的单身派对上。那天他们都喝醉了，除了我们两个。”

我们笑而不语，片刻玛塔又说。

“结婚后，我就再也不回来了……再也不回来了。”

玛塔的意思我明白，便没有再追问下去了。

瑞士脏辫已经鼾声四起，那两只猴子不知了去向。只有瑞士鼹鼠一个人还在继续哼着歌，但声音小了很多。

星星逐渐隐去，白昼降临。太阳渐渐从海平面上弹出来。我几乎彻夜未眠，总觉得驴先生会趁我在睡梦中时一脚将我踩死。我坐起身来，抖落着沙子。身边的两三只寄居蟹一溜烟儿地逃跑了。

其余四人还在沉睡。残余的酒精尚未彻底散去，我昏昏沉沉地向石头房子走去，用塑料盆挖了一点清水，从头顶浇了下去。驴先生卧在另一个山坡顶上。这里的清晨是一如既往的静谧，除了海浪声便是偶尔从天边传来的两声海鸥的尖叫。我沿着海边散步，太阳一点点地从海平面升高，阳光渐渐洒满了整个海面和岛嶼。

我绕过山后，想找个地方脱裤子方便时，眼前的景象却让我目瞪口呆。一面巨大的，用树干和麻绳搭建起来的网状墙壁，竖立在两艘破旧的游艇之间。无数个高矮不一的木桩分散在网状墙壁下的一片白色海滩上，就像是金庸小说中的“梅花桩”。说实话，这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梦游。此时四下里无人，我渐渐将身体移向这片诡异的地方。网状墙壁的树干光滑圆润，像是被精心打磨过。

“爬上去试试看？”尼诺突然从我后面冒了出来。

“怎么是你？”

“爬上去试试看？”他又重复了一遍。

我摇摇头，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说着，尼诺跑到“梅花桩”的另一头，绕过几乎所有的木桩，猴子般的一口气蹿到了网状墙壁的顶端。他荡着双腿，在上面冲我咧着嘴，傻笑着。看完这一套动作后，我一下就吐了。

我和尼诺躺在温热的海滩上，感受着海风的抚慰。尼诺半睁着眼睛看着那面巨大的网。

“你知道这后面是什么么？”尼诺问我。

“你指的是什么？”我问。

“这面网的后面。”

我摇摇头。

尼诺笑了下，然后开始放声大笑。他突然跑了起来，沿着海滩飞快地奔跑，疯狂地奔跑。他又在远处做了几个后空翻。他脱下上衣，又跳进了海里。他的身影逐渐缩小。此时，这个海滩和这片海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后来吉诺告诉我，这套设备是他像蚂蚁搬家一样坐船从阿斯马拉运过来的。为时半年。具体是做什么用的他没仔细说。只是告诉我，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他变得更好，也不会因为他变得更差。面对这个自己无能为力的世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俩之间的秘密。直到如今我也从未和任何人提起过。我想，那个秘密基地早已不复存在，已经还原成了它本该有的样子——时而有海鸥飞过的，一片静谧的白沙滩。

5

按照奥古曼的习惯，每天晨礼结束后，便会回到自己的书房看会报纸或是写日记，记录昨天发生的事情。而玛塔的继母则会到院子里做早饭。而今天，奥古曼回到书房后，环视了一圈挂在墙上的油画。像是预计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样。油画大大小小共二十几幅，这几乎都是在玛塔去北京的中央美院做交换生之前画的。而其中一幅画是一片绿油油的森林里支起了一个小火堆。火堆上烤着某种动物，旁边放着一个小水盆，是当时接生玛塔时用的。在离火堆不远处有一个土坑，那就是玛塔出生的地方。奥古曼对着这幅画发着呆。因为在玛塔出生不久后，这片森林里就响起了埃塞俄比亚军队的枪声。她的母亲就在这场战役中死去了。

一个个血肉模糊，枪林弹雨的画面又一次充满了他的大脑。他眼前是一片被烟熏得模糊不清的世界。他站在残垣断壁里，挥动着那细得像树枝一般的胳膊，示意部队向前冲。他瘦骨嶙峋的躯体像是一架宁死不屈的骷髅。他骄傲地认为厄立特里亚人民之所以有现在的幸福，完全是因为他们当年立下的汗马功劳。每当想到这，他总是喘着粗气并且热泪盈眶。

奥古曼走在淅淅沥沥的雨里怅然若失。

他拖着绵软的身体回了家，径直钻进了蚊帐里。用薄棉被把自己的上半身紧紧地包裹起来。奥古曼半张着干裂的嘴唇。阴雨连绵的天气让他的腰部又开始感到无比酸胀，他半合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他眼前似乎出现了一朵黑色的莲花，那莲花在天花板上匀速旋转着，并且无限蔓延，它顺着墙壁蔓延到了墙根，又蔓延到了桌子、椅子、水泥地上，整个屋子被这朵黑色的莲花吞噬著，天旋地转，他嘴里似乎振振有词，但就连他的妻子也不知他在说些什么。

又过了两天了，天气放晴，奥古曼的烧慢慢退去了。他昏迷了两天，可对他来说就像是度过了一个夜晚而已。

“现在是几点？我好像睡了很长一觉，做了很多梦。梦到我又回到了打游击战的时候，那种感觉真是太糟了。”

“已经二十五号了。你昏睡了两天。”妻子在旁边把他头顶上的毛巾拿了下来，又在水盆里蘸了蘸水。

“二十五号？”奥古曼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

“今早有你的一封信，我放到咖啡壶旁边了。”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他从床上爬下来，光着脚，拖着瘦骨嶙峋的躯体走向了客厅。当他拆开信件后，眉毛抬了一下，又垂了下去。

“亲爱的奥古曼先生，您的重建校园基金申请，经过我们的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批款全额的百分之三十，约等于五万厄币……感谢您为……”他叹了口气，没有再继续看以下的内容。

“五万……连个房顶都修不好！”他走到屋子外面，又是一地金灿灿的夕阳。老伊斯赶着黄牛往家走，就像往常一样。这天，对于老伊斯来说是个再平淡不过的一个星期五了。

而就在这个星期五，奥古曼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又是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这在阿斯马拉算是一个盛事，孩子的家长会穿着家里面最好的一套衣服。而对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毕业典礼——而是决定人生命运的一个重要时刻。

奥古曼穿着他参加玛塔婚礼的那身黑色麻料礼服，把口子系到了脖子根。他把身子挺得笔直，当他在破旧的礼堂上准备宣布本届与中国做交换生的名字时，台下的学生都死死地盯着奥古曼的嘴，此刻只有雨水从天花板掉在水桶里的“滴答、滴答”声。当他宣布摄影展的冠军是吉诺的时候，台下四处张望寻找着他，经过一阵短暂的骚动后，奥古曼清了清嗓子，礼堂内又迅速恢复了安静。伴着“滴答”声，那双大而凸起的眼睛透过眼镜片在四处快速地转动着。他故作镇定，又继续念到下一个交换生的名字。

当所有人都四处张望时，只有玛塔面带微笑。因为此刻，她的弟弟尼诺已经在埃塞俄比亚的土地上快乐地奔跑了。

选自《十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