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诗学研究的问题及反思

2017-04-21陈勇

船山学刊 2017年2期

摘要：

上世纪以来，王夫之诗学的研究不断趋于广泛和深入，也出现了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其诗学著述疏于文献学角度的考察，不了解其流传和存佚的情况，以致在谈到后世影响时陷入了想当然的境地；在利用其诗论文本时，只注重“论”而忽视“选”和“评”，无法避免“割裂”式的研究；用普遍性的概念强制阐释其诗学的范畴，忽视了其历史语境；在评价王夫之诗学的历史价值时，缺乏切中肯綮的批评。上述问题的产生，其根本原因皆在于研究者缺乏“了解之同情”。

关键词：问题；文献流传；著述体例；意境；“了解之同情”

王夫之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学著述卷帙繁多，体系庞大，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传承、流布和亡佚的情况十分复杂；他又兼哲学家、史学家、批评家、诗人多重身份，其诗学与整个学术体系及创作实践有很深关系。这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者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加之研究者自身的疏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少问题。现就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举例予以评述和分析。

一、疏于文献的考察

凡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文献考察。尚永亮撰文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大致分为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人学、哲学五个层面，他说：“诸如文献的辑佚、整理、考证、辨伪，作家行迹、作品系年等基本史实的考察、爬梳，辞书、书录、年谱等工具书的编纂，大都属于此一层面。这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如同地基深固，建造于其上的房屋才能坚实，才能持久。”①在王夫之诗学的研究中，由于某些论者缺乏对文献的考察，仅仅依靠纯思辨的方式进行演绎和推理，陷入了臆测或者想当然的境地。如张健、涂波分别说：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没有绝句一类，这恐怕不是偶然的，他虽然没有说到其中的原因，但根据王夫之的诗学立场推测，大概是因为他觉得唐代的绝句不符合他的审美标准，可选者少的缘故。②

不选唐人绝句，与多选唐乐府歌行相对比，更能显出船山尊古体（乐府歌行和五古）的批评立场，也因此减少了《唐诗评选》在三部评选中的分量，尊古抑唐的批评意图得以明确表达。③

看到现存的《唐诗评选》没有绝句，就想当然地认为当初王夫之没有选绝句，这种思考过于简单。《唐诗评选》中没有绝句，并不是所谓的“不符合他的审美标准”“尊古抑唐”，而是《唐诗评选》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三卷亡佚了，分别是：四言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④需要指出的是，王夫之确实有“尊古抑唐”的倾向，但和现存《唐诗评选》四卷中没有绝句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在评价王夫之诗学的历史地位时，上述错误也常常发生。如张少康、张健认为：

（王夫之）对清代几个重要的诗歌理论批评家如叶燮、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等人，都有重要的启示。……王夫之好以“神龙”喻诗，这和赵执信《谈龙录》中的记载，也不无师承关系。⑤

王夫之以大学者兼事文学批评，自是不同凡响。他的理论后来成为神韵派和肌理派的一大张本。⑥

说到王夫之诗学对后世学者的影响和启示时，我们必须要证明的是，后世的学者确实读到了王夫之的诗学论著。首先，叶燮（1627—1703）和王夫之（1619—1692）生活的年代非常接近，只是生卒年都略晚而已。其次，叶燮的《原诗》著述成书的时间更早。叶燮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罢官归隐横山后潜心于诗学的探究，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完成《原诗》的写作。⑦被后世认为是王夫之最重要的诗学著作之一《夕堂永日绪论》的写作时间，根据作者本人的记述是“庚午补天穿日”⑧，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可见，在“夕堂永日”系列著作成书之前，《原诗》已经成书，目前的文献资料中也没有发现任何两人交往的蛛丝马迹。有关王夫之在诗歌理论方面启示叶燮，只是想当然的说法。

与上述情形相同，所谓“启示王士禛”“为神韵派一大张本”说法也不可能。王士禛诗歌理论形成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反映其“神韵”诗说的著作有好几部，《唐选十集》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唐贤三昧集》成书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池北偶谈》成书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这几部书实际上都是多年累计成书的，具体写作的时间应该比成书的时间还要早。⑨根据严迪昌的说法，在康熙十九年（1680）王士禛升迁国子监祭酒后，王氏的“神韵”之纛已经开始招展天下。⑩而王夫之“夕堂永日”系列诗论在1680年之前根本没有成书，更没有刊印流传，那种 “张本”“启示”之类的事情绝无可能发生。再者，就王夫之诗学理论对赵执信（1662—1744）、沈德潜（1673—1769）、袁枚（1716—1797）、翁方纲（1733—1818）等人产生的影响说法，我们深表怀疑。由于他的反清态度，其著作在清初流传的范围很小。根据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一书的考证，在编纂的《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流传在湖南省的《夕堂永日绪论》曾遭巡抚刘墉查禁。《汇考》一书记载当时官府销毁此书的原由，其云：“夕堂永日，衡州王夫之撰，载有钱谦益列朝诗集等语。应销毁。共三本有板片二十四块。”B11此书记载的其它各省奏缴的书目中，均未发现王夫之的著作。《四库全书》本所收王夫之的著作有《周易稗疏》（附考异）《尚书稗疏》《诗经稗疏》（附考异·叶韵辨）《春秋稗疏》《尚书引义》《春秋家说》，皆是“稗疏”“考异”类。对于《诗译》，《四库全书》采取了“特删削不录”B12的态度。在清朝雍正、乾隆時期，王夫之的著作几乎没有刻本刊印。至嘉庆年间，始有衡阳汇江书室刻本行世，其中包括《楚辞通释》，流存于世者极为稀少。B13史学家全祖望（1705—1755），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尽力于搜访保存南明史料，仅在传述刘继庄生平讲学之友时提到了“衡山王而农”B14，并没有提及王夫之的著述情况。据上节的考述可知，上述论者依据的文本《姜斋诗话》，真正流传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湘潭王氏守经书屋本”刊刻之后，而为湖湘之外的学者所知基本是在1916年丁福保《清诗话》印行之后。以上现象都从很大程度上说明，王夫之诗学著作在清初、中期并未在湖湘以外的地域得到传布。以当时文网严密的程度，赵执信、袁枚、翁方纲等人看到其诗论的可能性不大，且在上述几人的著作中，均未见到对王夫之著述的征引。以目前的文献证据，很难说王夫之对上述诸人有什么影响。但吴汝煜认为：

据《清史稿》卷四百八十《王夫之传》记载：王夫之死后四十年，“其子敔抱遗书上之督学宜兴潘宗洛，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沈德潜在乾隆朝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当有机会见到王夫之遗书。沈德潜论诗主张“格调说”，推尊前后七子，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明显地学习王夫之。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別裁集》在体制方面略于王氏的《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相仿。B15

吴氏的说法依然是猜测。王敔让潘宗洛所看的遗书中并不包括《夕阳永日绪论》及几部评选著作，这些书最终也不为《四库全书》所收，很难说沈德潜“有机会看到”。并且，前后七子是在诗坛分门立派，为王夫之猛烈批评的对象，沈德潜如何会学习王夫之而“推重前后七子”呢！退一步讲，《夕堂永日绪论》在乾隆年间被查禁，《诗译》又为四库馆臣“删削不录”，清廷编纂《四库全书》时所征集和禁毁的书籍浩如烟海，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沈德潜偏偏对这些书籍感兴趣呢？在王夫之诗歌选本问世之前，李攀龙的《古今诗删》、竟陵派《诗归》等选本影响更大，就体制来说皆与沈德潜的选本相仿，从书籍流布的情况考虑，沈德潜见到上述选本的可能性更大。最重要的是，沈德潜在著述没有提到王夫之。如果要说“学习王夫之”，应该拿出确切的证据，形成清晰的链条，如此方不失学术研究的严谨性。

有学者还认为，王夫之诗学对王国维的“境界”说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如刘畅通过对比二者的“情景”诗论发现：“王国维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受王船山的影响，亦可以看出船山怎样接近王国维以‘境界为核心的诗词美学体系涉及情景的。”B16阳建雄等认为：“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诗歌理论也对王国维的‘境界说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B17上述所谓的“影响”，或“某种程度”、或“不可或缺”，但均缺乏明显的、有力的文献证据。对于王夫之的著作，王国维仅提及了《龙舟会》杂剧，标明“船山遗书本”B18，亦即同治四年（1865）的“金陵节署本”，这套刻本中包括《夕堂永日绪论》和《诗译》，但以此并不能证明王国维注意甚或研习过王夫之诗学，二者不构成因果关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B19在将自己的境界说与古人的对照中，王国维提到了严羽、王士禛，并没有提及王夫之的诗论。在诗学史的研究中，不能因为后人和前人有个别词句的相似或文意的相通，就立即断定二者之间具有学术上的承继关系，这种做法是十分武断的。若持有这种观念，研究者必然会厌弃复杂的文献考证，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在古今之间搜索和追寻，一旦发现有相同或相近的东西，便说谁影响了谁，谁启示了谁。这种研究其实预设了一种可能，即将历史的发展视为时间上单向的、线性的推进，并排除文化传承和流布中一切偶然性和复杂性。然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甚至在中外之间，不同学者产生相似甚至相同的见解，他们之间有时也不存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这种现象并不鲜见，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如王夫之说：“君子之言，言其可知者而已。”B20 王夫之与后世学者在诗学思想上的相通性依然是有价值的论题，将其与之前或之后，甚至他国的诗歌理论进行对比未尝不可，但是没有确凿的文献证据，慎莫轻言“影响”二字。

二、文本利用不够全面

王夫之诗学著述卷帙繁多，在后来者的研究中，被编为《姜斋诗话》的《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诗译》比较受重视，几部评选中的评语征引的频率相对较少，“选诗”最受忽视。正因为重视概括性的 “论”，而忽视具体性的“评”和“选”，不少学者得出的结论具有片面性，甚至是错误的。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

船山《夕堂永日绪论》痛诋七子之诗，而持论尊唐斥宋，与七子不啻应声践迹。世人每以为推唐斥宋者必取七子，特见沈归愚辈如是耳，船山即推唐斥宋而不取七子者。B21

钱氏所云“不取七子”“斥宋”固是事实，然而所谓“推唐”之论，却难以让人苟同。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中的确对唐代部分诗人、诗体和诗作有较高的评价，但他又说：

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诗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仿佛遇之，然其能俾人随触而皆可，亦不数数也。B22

王夫之将“兴、观、群、怨”的阐释置于《夕堂永日绪论》之首，可以说是其最重要的论诗标准。依此标准来衡量，唐代诗坛的代表性诗人李杜只是“仿佛遇之”，即部分作品偶尔接近，无法与汉魏时期经典诗作《古诗十九首》相比较，更遑论《诗经》了。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以外，王夫之对唐诗的批评更加直接。如云：“历下谓唐无五言古诗，自是至论。”B23；对李白诗中粗豪之气有所不满，“若曹孟德之噉冶葛，示无畏以欺人”B24；认为杜甫的名句“致君尧舜上，力使风俗淳”是“摆忠孝为面目”，是其“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B25；另外，王维、岑参、韦应物、李商隐、沈佺期、杜审言、宋之问、储光羲、高适、刘长卿、孟浩然、钱起、张籍、陈子昂、曹邺等人均受到他不同程度的批评。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唐代诗人，不管是声名显赫的大家，还是一般诗人，几乎都受到过船山的批评，且言辞异常激烈。在与“古诗”的对比中，王夫之往往置唐诗为下位，其言论不胜枚举。仅摘二例如下：

六代之于两汉，唐人之于六代，分量固然。而宠唐人者，乃跻于祖上，吾未见新鬼之大也。（《古诗评选》卷一，刘琨《扶风歌》评）B26

古云“春晴始旦”。唐人正在秋冬之间矣。（《古诗评选》卷六，徐陵《关山月》评）B27

可见在王夫之心目中，唐代无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都无法和汉魏齐梁之诗相比。而在《诗广传》中，王夫之则直斥杜甫等唐代诗人为破坏诗教的罪人，“甫诗其心，以无足道耳。韩愈承之，孟郊师之，曹邺传之，而诗遂永亡于天下。是何甫之遽为其魁哉？”B28钱氏相关论述中也征引了《古诗评选》等，但对其中批判唐诗的言论却视而不见，仅依据《绪论》，不和王夫之的其他诗学著述相互佐证，得出所谓的“推唐”之论，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基于所谓“推唐”之论，钱氏认为王夫之的诗作是“唐体之下劣者”B29 ，承前所论，王夫之不推举唐诗，在诗歌创作中亦不会着意取法唐人，所谓“唐体之下劣者”的说法恐怕是没有根据的。王夫之生于楚地，和屈原同样遭遇了故国败亡，受楚辞的影响极深，并著有《楚辞通释》。步武离骚，取径汉魏，才是其诗歌创作的追求。诚如王闿运所咏：“江谢遗音久未闻，王何二李枉纷纷。船山一卷存高韵，长伴沅湘兰芷芬。”B30 钱氏又云：“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又说：“论诗不外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謂时代，乃言体制。”B31 诗分自然和刻露两宗，确有其理，但以唐宋分体制，则有些名不副实，缺乏概括性。如其所言，唐人也有刻露的诗，宋代也有自然的诗，乃至《诗经》《楚辞》，汉魏六朝无不如此。就依“诗分唐宋”的说法而言，钱氏论“唐音”颇为简略，于“宋调”每多倾心，对取法宋诗者颇有偏爱，如云“梨州诗则宋体之下劣者”，但又说：“独梨州欲另辟蹊径，殊为豪杰之士。”B32钱氏本人的旧体诗也尚法宋人，叶嘉莹就评其《槐聚诗存》云：“我以为钱钟书的诗之学识、典故都用得非常好，用的非常恰当、非常贴切，真是让人叹服，但是在情韵方面就有所不足。”B33钱钟书是学人、文人，往往就诗言诗，重技巧，尚法度，论诗多“称其巧”；王夫之宗奉孔子之言，注重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论诗每“称其德”，两者诗学的价值取向有根本的龃龉。钱氏在《谈艺录》中投入笔力很多的白居易、韩愈、黄庭坚、王世贞等诗人，却是王夫之诗论中极力贬斥的，更不会效法，也不会有上述诗人的“才力”，这是钱氏对王夫之诗学及创作评价不高的原因所在。因此，论古人的诗学和诗作，也不能忽视其为诗之所学。

在王夫之诗学文本利用中，其选本最受忽视，这在近几十年来所出版的论著中几乎是普遍现象。鲁迅说：“凡是对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B34在诗歌批评中，“选”反映着一个批评家基本的审美取向，从“选”或者“不选”“多选”或者“少选”，可以判断出选家对某位诗人的基本评价。萧驰的《圣道与诗心》一书，是当今学界王夫之诗学研究的前沿之作，却对王夫之诗歌选本批评的意义有所忽视，全书对选诗几乎没有分析，对选诗和评语、绪论之间的关联性极少论及。王夫之诗学虽有广大高明的特点，但绝不会凌空而发，对选诗的忽视将使王夫之诗论的针对性无法得到落实。萧驰也认识到：“船山著述的一贯方式，是由具体分别的研究开始，结以综合的论述。”B35 但在其论述中，他对“具体分别的研究”关注不够。萧驰主张“以天人之学运思立说，支撑其船山诗学体系的理论框架”B36，在行文中，似乎更注重思想理论的“上提”，而略于“下贯”，其论述的力度尚未达到“选”，即王夫之诗歌批评最基础的层面。另外，萧氏一书中引用《诗广传》的内容不少，却对《诗广传》与《诗经》具体作品之间的关系缺乏讨论，二者的关系对于理解王夫之诗学诠释的方法尤为重要。

对王夫之诗学的具体批评尤其是选本批评，以及所评论作品与具体诗论之间的关联性的忽视，是该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其症结是对古人著述体例缺乏认真的思考。在王夫之诗学的研究中，只有立足于其诗学的著述体例，对其诗学的理论体系的探讨才能征实，不至于流于单纯的思辨和虚浮的臆测。更进一步而言，将王夫之诗学的具体操作和思想观念，即形而上层次和形而下层次完全融通，依然是学界需要不懈追求的。

三、存在强制阐释的现象

萧驰曾对包括自己早年在内的王夫之诗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反思，他提到在“现量”研究中，论者往往预设现代文艺心理学的框架，而忽略某些不符合预设的原本意涵。如云：

我当时对此一诗学范畴的界定为：“在直接对象面前的审美直觉的结果”。由于因袭学风的弥漫，笔者这一研究中的肤浅乃至谬误，竟至贻害不浅——某些研究者对拙文从观点到文字生吞活剥，不仅未使之在学术上获益，反而不幸步入歧途。这使得作俑者深感有责任纠正这一错误。B37

萧氏所反思的这种研究方法，也就是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的观点。”B38张氏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是“强制阐释”，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这种强制性阐释的问题也颇为突出。就王夫之诗学研究来说，最普遍的莫过于将船山的“情景融浃”“现量”等诗说纳入所谓“意境”说的范畴。萧驰在早年论著中说：“他（王夫之）分别从审美认识和审美感情的主要结合途径，审美意象的形态，审美意象整合的心理结构诸方面对之进行了阐发，并提出‘景外之景‘象外之象的问題，从而完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诗歌意境说的理论体系。”B39熊考核说：“中国意境理论的发展高峰充分表现在船山美学的总结之中。”B40范和生认为：“唯王夫之抓住了唐人‘意境理论的精髓，用‘情景理论完善和发展了唐人的‘意境理论。”B41韩经太、陶文鹏甚至将王夫之的“即景会心”“妙合无垠”与王昌龄的“景与意相兼”、司空图的“思与境偕”、苏轼的“境与意会”、谢榛的“孤不自成，两不相背”、王国维所谓“工不工”全部纳入意境的范畴，并认为是一脉相承的关系。B42 持类似看法的学者还有杨松年、刘畅、古风、崔海峰等B43。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这种观点一直非常流行。对于所谓“意境”的研究，罗钢提出了深刻的反思。如：

实际上，这些“意境史”都是现代学者依据王国维等提供的理论范式，利用中国古代诗学的思想素材所进行的一种人为的话语建构。这种建构过程同时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歪曲和遮蔽的过程。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境”、“境界”、“意境”都是一些高度语境化的术语，只有深入研究这些术语所从出的语境，才能对它获得一种历史性的理解。尽管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出现过各种以“境”论诗之说，却不存在一种今人所谓的“中国古代意境说”。B44

如罗钢所言，唐人的“意境”、王夫之的“情景”说、王国维的“境界说”都有其自身历史语境，将他们笼统的理解为“一脉相承”的关系是很有问题的。笔者认为，“唐人的‘意境说是以佛学观念为文化语境，王船山的‘情景诗论以易学为理论基础，王国维的‘境界”说则是西方美学观念影响下的产物。”B45

有鉴于此种强制阐释的学术风气，我们有必要重温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反思。如云：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B46

陈寅恪所揭示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在王夫之诗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甚至延续。而“了解之同情”五字，于王夫之诗学研究而言，亦深具方法论的意义。此种同情之态度，须避免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于“解释”“排比”“搜集”“整理”材料之中，须涤除我们今日“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免造成先入之见。亦如罗志田所说：

从历史认识论的视角看，地域甚至种族的共同或延续，不一定保证文化的连续性。故异时代的人和事，与不同空间的人事相类，也可说属于不同的“文化”，至少常处于不同的意义世界。B47

若将唐人的“意境”、王夫之的“情景”、王国维的“境界”说看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其言论似乎很有“条理统系”，实际上却混淆了三者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对古人的原意和初衷都有所悖离。可以说，今日之谈“意境”“情景”“境界”者，大抵即谈其自身之“意境”“情景”“境界”者也！上述将王夫之诗学强行纳入“意境”“境界”说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舍近求远”，即舍弃其内在的文本语境，以外在的话语体系进行强制阐释。要还原古人学术真面目，务必要“舍己从人”，也就是尽量舍弃研究者自己的主观预设，“上”从王夫之本人的哲学思想探寻理论根源，“下”在其具体的“选”“评”“论”“释”“译”“传”等诗学文本中提供证据支持。

四、批评不够中肯

虽然王夫之学术博大精深，但亦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其诗学也不例外。王闿运就批评说：

看船山诗话，甚诋子建，可云有胆，然知其诗境不能高也，不离乎空灵妙寂而已。又何以赏“远犹辰告”之句？（光绪十八年三月廿二日）B48

王闿运认为王夫之诗学追求“空灵妙寂”，但“空灵妙寂”之说近于佛道，并不符合王夫之一贯的思想取向。熊十力有云：“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B49在最终的价值取向上，王夫之诗学不可能沦于佛老的空寂，王闿运的批评并未切中肯綮。

钱仲联也指出了王夫之的诗学的局限性，如“对长篇叙事诗贬低特甚，比之于市井盲词”，“全盘否定诗法”，“现量”诗论“忽略了想象的重要性”B50，其中只有第一项与王夫之的观点相符。就第二项，王夫之所否定的是“欺心炫巧”，即脱离真实的生命体验，而一味地玩弄技巧的作法，说“全盘否定”则过了头。再者，认为“现量”诗说忽略想象，则与王夫之《相宗络索》中对“现量”的阐释及其诗学思想相悖。“现量”诗说批评的是妄想揣摩、搜心刻骨的苦吟之风，只是对想象有所约束，防止其走向“钻心作窍”B51的魔道，有针砭诗坛流弊的合理性。王夫之有一则诗论，钱氏也提出质疑，分别如下：

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如“物在人亡无见期”，捉煞了也。如宋人《咏河鲀》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饶他有理，终是于河鲀没交涉。“青青河畔草”与“绵绵思远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B52

王夫之把梅尧巨《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和《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两种不同类型的诗作比较，而根据同一艺术标准，抑彼扬此，混淆了评价不同作品的界线。……现在却用这一抒情诗的标准衡量咏物诗，便得出了“终是于河鲀没交涉” 的论断。

王夫之认为诗歌中景物和情意的关系，妙在“远近之间”，过犹不及。对此，戴鸿森理解是贴切的，如：

“才着手便煞”，即直言说死，情事窘迫，生发为难，有近无远。“一放手又飘忽去”，即破空道来，语似飘逸，而意象脱节，无可会心，有远无近。B53

李颀《题卢五旧居》一诗，劈首就云 “物在人亡无见期”，犯了“捉煞”之弊，不免直言说死；而梅尧臣“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物象从“荻芽”跳到“河豚”，可谓“飘忽”。按江南风俗，春季河豚食絮而肥，以荻花烹调后味最美，“荻芽”“杨花”“河豚”不能说没有联系。王夫之却批评说：“饶他有理，终是于河鲀没交涉”，也就是说，连接荻花与河豚是“食理”，却不是自然凑合的“神理”。即便是咏物诗，也存在即物达意的问题，“物”和“意”之間要有思理上的内在联系，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作为标准，未尝不能衡量咏物诗。以抒情诗而论，即使在整个诗歌史中，“青青河畔草”不愧为经典之作；在古代咏物诗中，梅诗不能说一无是处，但至少不算是上乘之作。其艺术水准，二者有仙凡之隔。当然，王夫之诗学必然存在着局限性，于此要平情而论，详加辨明，如钱氏文中所说的“君子一言以为不智，船山复起，我亦面诮”，这种矜伐使气的做法要尽量避免。

蒋寅认可钱氏的说法，并进一步说，王夫之“心思不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用功”“诗歌鉴赏水平不高”。B54这种看法，显然疏于对王夫之诗学形成过程的考察。首先，从王夫之本人及其后学的记述我们得知，他诗学著述的过程是，先“选”，后“评”，再“论”，他的诗学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广泛阅读、评鉴古今诗作基础之上的，如他在《夕堂永日绪论·序》中说：“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其诗歌评选既有关于古诗、唐诗、宋元诗、明诗的，还有对陶潜、谢灵运、李白、杜甫、刘基、徐渭、汤显祖等人诗作的评论。B55如果将《诗广传》《诗译》《楚辞通释》等著作等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发现他对纵贯于整个文学史的各体文学作品都是有所评鉴或阐发的。其次，古人诗学形成的过程就是其学诗的过程，王夫之诗学的成就与其一生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王夫之现存诗词作品近2000首，各个时期的诗稿有《五十自定稿》《六十字定稿》《七十自定稿》，此外还有《柳岸吟》《落花诗》《遣兴诗》《和梅花百韵诗》《洞庭秋诗》《雁字诗》《仿体诗》《岳馀诗》《分体稿》《编年稿》《忆得》《剩稿》等十多种诗集，另有词集《鼓棹初集》《鼓棹二集》《潇湘怨词》。考察王夫之一生学诗的经历，他从十六岁开始学诗一直到去世前，终身不废吟咏，正所谓“耿耿不忘此事”B56，《夕堂永日绪论》就是他去世前两年定稿的。可以说，王夫之是才情与学养兼备，创作与批评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人物在中国诗学史上恐怕并不多见。论之以“心思不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用功”，未免曲诬古人。

蒋寅认为王夫之诗学“议论轻浮”，归因于其“不治考据之学，终欠沉实功夫”，这一说法失之笼统，需要详加辨明。首先，王夫之是治考据之学的。在王夫之著作中，有《周易稗疏》《周易考异》《书经稗疏》《书经考异》《诗经稗疏》《诗经考异》《春秋稗疏》《四书稗疏》《四书考异》等，这些“稗疏”“考异”就是考据学的著作。其次子王敔记曰：“于《四书》《易》《诗》《书》《春秋》各有稗疏，悉考订草木、鱼虫、山川、器服；以及制度同异，字句参差，为前贤所疏略者。盖府君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十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读史、读注疏，于书、志、年表，考驳同异。人之所忽，必详慎搜阅之，而更以闻见证之，以是参驳古今，共成苦干卷。”B57可见，王夫之对经学义理的阐发都以字义考辨、名物订正、文献考据为依据。当然，王夫之的考据学有创获新意之处，也有穿凿附会甚至纰缪之处，可以说是瑕瑜互见。若论其精核，可能无法与顾炎武及其开启的乾嘉考据学相比，但就“乾嘉考据学所涉猎的领域看，基本上没有超出其范围”B58 。其次，王夫之的诗学著作中也有考据的内容，如《诗经稗疏》《诗经考异》《叶韵辨》基本内容就是字义音韵的训诂、名物地理的考订，异文注疏的辨析，《楚辞通释》也包括声义训辨、作者考辨等。在现存三部诗歌评选中也有几处涉及考据性评语，如对王湾五律《次北固山下》异文的辨析。B59可王夫之又说：“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B60在此王夫之强调“诗”与“情”的本质关联，反对于诗求出处、考证事理的做法。如：

必求出处，宋人之陋也。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B61

对王夫之诗学是否包含考据，要从所有诗学著述中判断，也要认识到其考据有自身的特点。的确，他的几部诗歌评选存在着考订不严的情况。如其书原名“夕堂永日”，最初的目的只是消暇遣怀，并不想公诸于世，最后成书已到了晚年的末岁，其精审程度远不如其经史著作。他只强调“陶冶性情，别有风旨”，却没有认识到辅之以必要的“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会增强其诗学严谨性和客观性，这不能说不是其诗学的缺陷之一。

王夫之曾说：“所言至淺，解之良易，此愚平情以求效于有志者也。然窃恐解之者希也，故命之‘俟解，非敢轻读者而谓其不解，惧夫解者之果于不解尔。”B62所谓“俟解”，就是对后世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批评的衷心期待。关于王夫之诗学的评价，要注重其学术的整体性，即发掘其诗学与经学、子学、史学以及和诗歌创作的之间的联系，然后再将其置于诗学史，乃至思想史、学术史中评价是非得失。就其创新和开拓之处，应力求深入精微的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就其局限和偏颇之处，也不必讳言和维护，更需要切中肯綮的批评。进一步而言，无论是创新，还是局限，都应超越因诗歌风格喜好的不同而进行的争论，追寻其学术思想上的根源。

【注释】

①尚永亮：《古典文学研究的五个层面》，《光明日报》2003-07-30（12）。

②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

③涂波：《论王夫之选本批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4 期。

④陈勇：《王夫之诗歌评选成书考辨》，《船山学刊》2010年第3期。岳麓书社《船山全书》的编校者在《后记》中认为：“七古及五七言绝句俱无，即所亡佚三卷”，但卷一的乐府歌行就是“七古”，四言诗却为《唐诗评选》所无，而《古诗评选》《明诗评选》皆有，相互参照可判断该选中有一卷应为四言诗。后有人发表的论文与拙文观点一致，此人在其他论文中也提及拙文，但在关键的地方却只字不提，令人遗憾。这一问题在王夫之诗学领域也颇为突出。

⑤张少康：《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历史评价》，《古典文艺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8页。

⑥张健：《明清文学批评》，（台北）国家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⑦蒋凡：《叶燮与原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⑧B22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17、819页。

⑨孙纪文：《王士禛诗文献叙录》，《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⑩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页。

B11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B12《四库全书·诗经稗疏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三诗类，第84册。《诗经稗疏》提要涉及《诗译》的文字，文渊阁《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有微许差别，前者云“特删削不录，以正其失焉”，后者是“虽不作可矣”，其余均同。

B13刘志盛、刘萍：《王船山著作丛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B14全祖望：《刘继庄传》，《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7页。

B15吴汝煜：《王夫之对唐诗的评价——〈唐诗评选〉读札》，《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8—107页。

B16刘畅：《王船山对意境问题的探索》，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意境纵横探》，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B17阳建雄：《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诗歌理论的传承》，《名作欣赏》2007年12期。

B18王国维：《曲录》，《王国维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B19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B20王夫之：《周易外传》，《船山全书》第1册，第832页。

B21B29B31B32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4、144、2、144页。

B23王夫之：《明诗评选》，《船山全书》第15册，第1328页。

B24B25王夫之：《唐诗评选》，《船山全书》第15册，第1015、1021页。

B26B27王夫之：《古诗评选》，《船山全书》第14册，第521、855页。

B28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3册，第326页。

B30王闿运：《论诗绝句·王船山》，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四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891页。

B33叶嘉莹主讲，刘靓整理：《谈钱钟书〈槐聚诗存〉的评赏》（下），《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B34鲁迅：《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B35B36B37萧驰：《圣道与诗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93、97、48页。

B38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B39萧驰：《王夫之的诗歌创作论——中国诗歌艺术传统的美学标本》，《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B40熊考核：《王船山美学》，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

B41范和生：《王夫之对唐人“意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B42韩经太、陶文鹏：《中国诗学 “意境” 阐释的若干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B43分别见于杨松年：《王夫之诗论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頁；刘畅：《王船山对意境问题的探索》，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意境纵横探》，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古风：《意境探微》，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崔海峰《王夫之诗学中的意境论》，《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B44罗钢：《学说的神话——评“中国古代意境说”》，《文史哲》2012年第1期。

B45陈勇：《王夫之“情景”诗论源流考辨》，《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B46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页。

B47罗志田：《往昔非我：训诂、翻译与历史文本解读》，《文艺研究》2010年第12期。

B48王闿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232页。

B49熊十力：《十力语要》，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4页。

B50钱仲联：《王船山诗论后案》，《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1期。

B51王夫之：《唐诗评选》，《船山全书》第14册，第970，999页。

B52B61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船山全书》第14册，第823、835页。

B53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B54蒋寅：《王夫之诗论的批判性、独创性与诗歌批评的缺陷》，《中国文化研究》2011 年春之卷。

B55B59见湘西草堂初刻本《夕堂永日绪论》后曾载阳、曾载述的《附识》，《船山全书》第16册，第401、9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