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鹏+陈嘉浩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资本在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 ，空间生产的价值导向从“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导致城市群空间生产出现一系列“城市病”。大卫·哈维的“时空修复”和“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揭示了资本循环的一般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为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模式转变 提供了新视角。基于这一视角，本文指出了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注重“交换价值”的弊端及存在的问题，从而论证了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模式转变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时空修复；资本三级循环；城市群空间生产；使用价值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2-0056-10

作者简介：曾 鹏，桂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陈嘉浩，桂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 （广西 桂林 541004）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我国城市群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城市—区域发展模式和空间生产模式，城市群的产业集聚和规模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群已经成为空间生产和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主体。厘清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属性和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修正我国城市群的现有空间生产模式和发展方向，是当下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大卫·哈维将地理学、时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资本论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研究城市群体空间生产与发展的“时间—空间修复”理论，并用“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因此，本文试图在“时空修复”理论视角下，从“资本三级循环”理论出发，对我国的城市群空间生产模式进行深入剖析，并探讨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转型策略。

一、中国“时空修复”语境的特色解释：一个新的城市群空间生产解析框架

（一）大卫·哈维的“时空修复”语境的内涵

大卫·哈维将资本在过度积累条件下造成的经济空间的生产与扩张称为资本的“时间—空间修复”现象，并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对“时空修复”理论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即“一种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 1。大卫·哈维认为，资本主义“时空修复”是以三次资本循环体系为手段达到“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的目的。将资本向工业生产集中的过程称为资本初级循环，资金流向固定资产和消费投资的过程称为次级循环，将资本投资于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相关的社会支出称为第三级循环。在资本的初级循环中，市场一旦出现商品相对过剩、资本闲置等市场失灵的现象时，为了避免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爆发，必将驱使资本流向资本次级循环中，如投资高速公路、房地产业、旅游业等，而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加，次级资本循环趋于饱和，资本又必须流向第三级循环（见图1）。

资本在三级循环中的不断流动、转移从而使资本与各种形式的空间相融合，从而导致城市土地、建筑业、房地产业等陷入资本循环中，城市的空间生产不断被资本化，城市空间被贴上商品的标签，使得城市空间生产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因此，“时空修复”语境，就是用“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这两种特殊的方法来解释城市空间生产变化的现象和规律。

（二）资本主义“资本三级循环”语境下的空间生产道路的诠释

在资本的初级循环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资本家对资本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了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和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资本主义资本家不顾市场的需求规律从而不断的增加市场上的商品数量，同时又降低工人工资，减少开支，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化的利润。而工人工资的下降，又限制了人民的消费能力，因此，市场开始出现有效需求下降、商品相对过剩、行业利润率降低，从而导致大规模资本闲置、大量工人失业等现象。迫于外界的各种压力，资本家开始采取研发先进技术和占领有利地位从而使自己获得超额利润。先进技术的诞生一方面能降低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行业利润率；另一方面，先进科技的运用能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工作周期，从而通过加速资金周转的周期来增加利润。资本家争奪有利地点就是寻找土地价格、运输成本以及完善的配套服务三者最优的地理位置，从而使自己的生产成本低于全社会的平均成本。但由于资本家之间竞争的无政府性，导致了技术创新的恶意竞争，从而破坏了资本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资本家对有利地理位置的竞争，导致不断的废弃之前的固定资本投资，不断地破坏原有的空间结构，从而造成旧的固定资本大规模的贬值。

为缓解资本积累的危机和矛盾，资本家被迫将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固定资本中。这是由固定资本独有的特质产生的，因为固定资本规模大，周期长，从而能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因此能缓解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和矛盾。这种将资本投资到固定资本中，以时间推迟的方法将价值推延到未来的时间段再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手段被称为“时间修复”。资本从初级循环过渡到次级循环中，以时间推迟的方式将过度积累的资本转移到未来的需求中，从而有效的缓解了资本过度积累的经济危机。因此，将资本投资到的固定资本，缓解资本出现过度积累的效果也就越明显。在资本不断从初级循环流入次级循环的过程中，资本过度积累的推动力不断将大量资本投资到建设公路、河道、码头、商品房、学校、游乐园等大规模的固定资本中。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入到固定资本中，固定资本的价值贬值的弊端逐渐显现，这是因为固定资本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只有在对固定资本的使用周期完结后才能得到偿还，但固定资本的使用周期在短时间内是不会结束的，而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必然使他们不断追求科技的更新，科技的革新使得更实用、更便宜的固定资本的生产，从而引起旧的固定资本的大范围贬值。资本家为了降低固定资产贬值的损失从而建立信用体系，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信用体系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压力延迟到未来的时间段里，用时间延迟的方式减轻了消费的消费支出压力，从而提高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信用体系的“时间修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在次级循环中的过渡积累，但信用体系的实现取决于消费者未来收入对当下负债的足额支付，当消费者消费能力达到最大限度时随着资本投资机会的饱和又会引起新一轮的资本过渡积累危机。

为解决资本的次级循环中固定资本的贬值和过度积累危机，资本家不得不将资本转移到其他领域，这样就形成了资本的第三级循环，即将资本投资于社会科学创新和改革以及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相关的社会支出。对科学技术研发的投资是为了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而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投资一方面是投资教育、医疗、福利等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是对意识形态、军队以及其他形式的投资来驯化劳动力。哈维认为，资本的第三级循环的本质仍是“时间修复”的手段，同样不能消除资本过度积累所引发的危机。最后，“时间修复”手段失灵时，资本主义又开始搜寻新的手段——“空间修复”。“空间修复”指“通过其他空间位置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空间生产能力和新的空间资源、社会和劳动力的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简而言之，就是利用地理扩张，为过量的资本积累和过剩的劳动力提供新的输出空间。这就要求资本家们在地理上不断开拓新的空间，而不发达国家低廉的生产原材料价格以及廉价劳动力成本对资本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因此资本主义将过量积累的资本和过剩的劳动力输出到不发达国家，资本在新的空间生产中积累势必会走上一个又一个新的资本三级循环。最终，社会空间的有限性将终结“空间修复”的进行，“时空修复”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资本积累危机，从而导致更大范围的经济空间的破坏。

（三）中国“资本三级循环”语境下的空间生产道路的诠释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空间生产的重要问题。大卫·哈维的“资本三级循环”理论对于我国处在发展中国家背景下的空间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方面，中国“资本三次级循环”是解决我国经济相对过剩的新手段。新中国成立之际，我国的空间生产还停留在“资本三次循环”的初级阶段，国内商品供给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供不应求的供求矛盾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外资本在我国的大量输出以及国内资本的积累，使得我国的城市化脚步不断向前跨越，城市空间的生产日益增加，逐步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城市群体，人民物质生活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生活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新世纪伊始，我国逐渐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物质的不断积累；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刚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但这与资本主义在“资本三次循环”的初级循环中表现出的“生产力的普遍过剩”的绝对过剩不同，我国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以“转移危机”为导向，将资本流向资本的次级循环的时空修复，而是以调整消费结构和社会财富分配为主，以调整资本初级、次级循环中供给测的结构为辅，从而使资本在三级循环中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以满足人们生活需求为最终目的。目前，我国的消费结构出现了以下问题：一是有部分的人民群众购买能力不足，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二是少数人民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不断的购买来自国内外的奢侈品，以炫耀的精神需求代替了真正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我国的城市空间生产应以改善国内消费结构，以提高国内有效需求作为“资本三级循环”的主要任务。

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三级循环”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新手段。我国城市群的空间生产是将“时空修复”与以人为本相结合的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经济空间发展，城市群的空間生产、资本扩张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城市群的空间生产将“时空修复”作为缓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危机的目的变为社会主义城市群空间生产的手段，将经济空间生产提升到人民群众的需求结构和发展能力的载体。社会主义城市群的发展要发挥市场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空间生产和资源配置的优势，同时利用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逐步缩小我国贫富差异，使社会财富得到公平的分配，以此来推动人民群众有效内需的扩大和经济增长的“资本三级循环”。社会主义的“资本三级循环”与资本主义的“资本三级循环”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城市群的空间生产是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力量引导和控制资本的作用和流向，从而使我国的城市群空间生产既保证城市空间发展的需要又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空间需求。

二、中国“时空修复”语境的逻辑起点：城市群空间生产的“交换价值”批判

（一）我国城市群空间发展历程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群的空间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城市到都市区是城市群空间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都市区到都市圈是城市空间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从都市圈再到城市群是城市群空间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城市群到大都市带是城市群空间发展的第四个阶段1。城市群大都市带模式的出现使城市与城市之间互通有无，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协同发展的模式逐渐成为主流，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群空间生产和经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我国城市群面积占全国面积的21.13%，城市群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数量的48.99%，城市群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68.54%，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78.78%，城市群消费品零售额总额占全国消费品零售额的76.47%。截至2015年，我国已形成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原、武汉、成渝、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关中、哈大长、江淮、天山北坡、南北钦防、晋中、银川平原、呼包鄂、酒嘉玉、兰白西、黔中、滇中、长株潭、环鄱阳湖等23个城市群2。（见图2）

（二）我国城市群空间发展的格局

随着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关于城市群的理论知识在我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对城市群发展的关注日益增加，城市群空间发展被连续纳入到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又进一步凸显了城市群空间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城市群空间发展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城市群空间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城市群的空间发展格局也具有如下一些特点。我国的城市群空间发展格局主要有轴线式、圈层式、带状式。由于我国的城市群空间发展受到自然地貌、经度地带性和纬度地带性、诸侯经济、政策导向等的影响，从形态上来看，我国城市群空间的发展是以20个城市群为空间节点，以国家级城市群为支撑点建立城镇化主轴从而带动区域城市群和大中小型城市的发展，在城镇化主轴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以国家级城市群为主体的沿海城市经济带、黄河流域经济带以及长江流域经济带（见图3）。我国的城市群空间发展融合了以上几种模式，并初步形成了“以点串轴，以轴建带”的新型城市群空间发展宏观格局。

（三）中国“时空修复”语境下城市群空间生产“交换价值”的批判

2015年我国的经济增速回落到6.9%，是25年以来全年经济增速低谷，经济增长速度变缓，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如何理解我国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经济发展的主题以“稳增长”与“结构调整”？要理解两者的关系，就必须了解两者在理论上相互矛盾的两个假说。1967年，Baumol提出了“成本病”的假说，他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资源将向生产率相对滞后的第三产业部门流动，这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1；另一个假说是Peneder在2003年提出的“结构红利”假说，他认为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从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1。“成本病”与“结构红利”假说的成立与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稳增长”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若“成本病”假说成立，那么我国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放缓经济增长速度，调整经济结构具有合理性；若“结构红利”假说成立，那么表明我国经济调整结构的同时没有必要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李翔、刘刚等在《第三产业份额提升是结构红利还是成本病》2中，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将我国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分解出来，进一步将经济总量增长分解为“结构变迁”、“技术进步”以及“生产要素扩张”，而“结构变迁”与“技术进步”代表了第三产业份额的提升，从而得到第三产业份额提升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第三产业份额的提升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符合“结构红利”假说；而步入21世纪之际，我国第三产业份额提升明显出现“成本病”假说的现象。

然而笔者认为，在“时空修复”语境下，从大卫·哈维的“资本三级循环”理论出发更容易理解我国城市群的第三产业份额提升所造成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成本病”。在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时期，我国的城市群空间发展还停留在城市群空间发展历程的第一、二阶段，即从城市到都市区，从都市区到都市圈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短缺，第一产业的生产满足不了人民日益高涨的物质需求，因此资源不断从生产率底下的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促使城市群空间生产聚集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不断向城市空间聚集，使得生产与销售完全分离，而为了满足不同地理空间人民的生活需求，克服生产与销售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加第三产业的份额，如增加物流网、高速网、铁路网等投入，用“时空修复”的方式打破了城市群空间生产的空间壁垒，从而不断提高生活物资的供给量，因此在这一时期第三产业的份额提升有利于第一、二产业的进步，第三产业份额的提高也就呈现出“结构红利”的现象。从“资本三级循环”理论角度来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分别对应着资本的初级循环和次级循环，在城市群空间生产中资本不断在初级循环（第二产业）中积累，城市群空间生产表现为“变消费性城市要生产性城市”、“先生产后生活”，不断追求使用价值的空间生产。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对资本的次级循环（第三产业）进行投资，使得城市群的空间生产不断缩短城市与城市之间时空距离，从而满足了不同地理空间位置人民的物质需求。因此，第三产业份额的增加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以“招商引资”为首要任务，提倡“与国际接轨”，建立“国际化大都市”，以至于我国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对象，城市群空间生产被卷入全球资本大循环之中，致使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受到资本力量的支配，从而一味追求“交换价值”而忽视“使用价值”。1994年我国分税制改革之后，重构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格局，地方财源缩小、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于是地方政府开始积极谋求“预算外收入”，即主要源自“土地红利”的收入3。所谓“土地红利”就是地方政府用土地出让或土地置换等手段，将土地变为获取资金的工具，从而形成了追逐“交换价值”的土地开发利用的“土地财政”模式。长期以来，土地财政和招商引资支撑了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的资本循环，在我国的城市群空间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城市的空间发展必然要求招商引資和土地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招商引资和土地财政已经不仅仅是促进城市群空间生产得以继续发展的助力，而是逐步偏离原本的轨道，从而为各种商业投机行为提供便利。因此，依靠外资和土地财政的城市群空间生产也偏离了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而异化为以“交换价值”为首的资本追逐。外贸与土地财政的空间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必然使城市群空间生产进程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从而使城市群空间生产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然而，现阶段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将“交换价值”作为首要任务，忽视了空间生产的“使用价值”，忽视了空间生产的公平、正义，从而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城乡发展差距不断加大，显然这种追求“交换价值”的空间生产是不可能持久的。当今社会，我国的城市群空间生产已经出现了“三严、四难”的“城市病”，即城市污染严重，城市交通堵塞严重，城市贫富差距严重；买房难、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这些问题已经严重的制约了我国城市群的空间生产，严重影响了人民安居乐业，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大卫·哈维的“资本三级循环”角度来看，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追求“交换价值”的资本积累导致了以上这些严重的“城市病”。在资本的初级循环中，从外贸以及土地财政获取的资金在我国的第二产业中不断积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需求不断被满足。然而，过度依赖外贸和土地财政的资金，使我国的城市空间生产陷入不断对资本积累的追逐，从而将“交换价值”放到空间生产的第一位。城市群空间生产将“交换价值”作为首要任务，以追求“交换价值”的资本积累忽视了城市空间生产的“使用价值”，导致人们的物质需求得不到根本上的满足，而资本在“交换价值”的引导下不断在初级循环中积累，从而导致现资本积累危机的爆发。为了解决资本大量积累的危机，资本不断向资本的次级循环流动，第二产业资源不断向第三产业转移。例如，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的房地产业出现了严重的资本积累，商品房闲置严重，但我国人民对商品房的刚性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而是在日益增长的房价下从刚性需求变成了弹性需求，致使大量商品房限制。究其根本，仍是城市群空间生产追求“交换价值”所导致的。房地产业刚刚兴起之时，商品房为人民提供了居住空间，城市群的空间生产是以“使用价值”为导向的，但随着土地财政的出现，房地产业为地方财政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导致城市群的空间生产不断追求土地财政收入，从而形成了以“交换价值”为导向的城市群空间生产，致使房地开发量在城市空间生产中不断激增。随着城市空间不断的发展，空间的有限性使得土地转让的价格不断上涨，房地产开发商的成本不断提高，进一步又导致了商品房价格的不断上涨，人民购买商品房的能力不断降低，最终商品房出现大量的闲置。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更多的“交换价值”，又将资本流入次级循环的固定资本中，大量修建道路、地铁，缩短市中心到城郊的时空距离，使得城郊的土地有了出让的价值。将城郊廉价的土体用来开发房地产，房地产开发商成本的降低使得商品房价格的降低，使得城郊商品房需求的增加，因此地方政府又将房地产业在城郊大力发展从而获取大量的土地出让资金。然而，这种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城市群空间生产，使得非市中心的商品房周围的配套公共设施以及服务处于落后的状态，从而导致了城市居民看病难、上学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城市群空间生产一味追求“交换价值”，必将导致城市空间的严重破坏。这是因为，资本流向次级循环中的固定资本中，固定资本项目作为“使用价值”发挥作用时，必然要求将包含在其中的“交换价值”转化为财富物质。锁定在这些固定资本中“使用价值”中的“交换价值”只有通过在固定资本生命周期内对它的完全使用来偿还。但是作为一种“使用价值”的固定资本在短期内不可能轻易转化完成，因此它实际上是将生产力固定在某种水平直到其偿还期结束。因此，追求“交换价值”的城市群在空间生产必将不断追求新型的、高效的、高收益的固定资本形式，从而不断的破坏旧的固定资本项目而建造新的固定资本项目，这种受“交换价值”驱使的破坏、重建、再破坏、再重建的过程无疑使城市空间遭受不可逆的破坏，城市污染严重、交通严重堵塞的“城市病”也将愈演愈烈。

因此，城市群空间生产中追求“交换价值”不仅会导致我国的经济调整出现第三产业份额提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成本病”，还会使城市空间遭到严重的破坏，出现城市污染严重、城市交通严重堵塞的“城市病”。

三、中国“时空修复”语境的价值基础：城市群空间生产的“使用价值”回归

（一）中国“时空修复”语境下城市群空间生产“使用价值”回归的作用

大卫·哈维认为：“马克思的关系性思维方式意味着他不可能把任何一个概念作为解释丰富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固定的、可理解的模块。如果没有理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我们便不能解释价值，同样，如果没有充分理解价值，也不可能理解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马克思从来不孤立的对待这三个概念，他总是关注这三对关系中的一对或另一对。介于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真正需要把握的。”1哈维的意图在于强调“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以及“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使用价值”与“价值”摆在同样的高度。

哈维认为，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使用价值”视为一种物品的自然属性而忽视其社会性的观念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一旦把它放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它被现代生产关系所塑性，并且反过来改变生产关系。2”如果我们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考虑劳动过程、生产的社会与技术组成、固定资本等就能揭示出“使用价值”在社会生产中的功能。以固定资本为例，机器这种“使用价值”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它体现了“交换价值”和“价值”，并且在调节劳动过程、生产结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机器的生产和使用包含着社会关系。“使用价值”不仅影响社会生产关系，还调节着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这是因为“价值”不仅依赖于劳动者对商品的消费，因此，不断生产新的消费需求对资本积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而新的“使用价值”的发现和创造则能为劳动者提供新的消费需求。

强调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的“使用价值”，目的在于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物质文化需求，提升人民对生活空间的依赖感、归属感。例如，许多城市在郊区新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将“使用价值”摆在“交换价值”之前，很大程度上给低收入人群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空间，有效的缓解了低收入人群与高收入人群的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谐。强调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的“使用价值”的另一个目的在于保证城市空间生产的持续性，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例如，空气没有价值，但其含有的“使用价值”是人们需要的。城市空间生产若忽视空气的“使用价值”，一味追求“交换价值”，大量新建工厂排放废气、有污染的气体，势必引起空气质量下降，雾霾、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必然经常性的爆发。城市空气的污染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问题造成严重的威胁，对其心理健康也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居民的身体、心理状态出现严重问题必然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甚至引起大批居民搬离城市，引起城市空间生产大规模的瘫痪，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因此，提高城市群空间生产“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的转换能力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3。

（二）中国“时空修复”语境下城市群空间生产“使用价值”回归的意义

随着我国城市群现代性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在现代性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现代城市的规划与构建，城市化的大规模迅速发展是现代性发展的产物。”4城市空间在聚集人、生产材料、资金的同时，也聚集了大量问题，比如人口爆炸、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文化冲突等，所以说现代性的正面和负面效应都在城市空间生产中得到了集中反映。因此，将“使用价值”摆在我国的城市群空间发展进程的首要位置，对我国城市群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注重城市群空间生产的“使用价值”，对解决我国城市群发展现代化矛盾日益加剧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城市群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群空间形态和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种空间矛盾和空间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城市发展的区域空间不均衡现象十分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大城市、沿海发达城市获得了迅速发展，相比较之下，内地的许多中小城市型城市发展十分缓慢，不少工业重点城市还出现了衰退的景象。另一方面，城市内部围绕着城市空间生产和使用空间的矛盾日益激烈。就前一方面来说，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城市走在改革的前沿，比内地的中小型城市享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因此这种城市更容易受到国内外投资者的青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渤海城市圈的出现和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国内外资本共同作用的产物。”1就后一矛盾来说，我国城市群空间发展的资金已经不仅仅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而主要是来源于房地产商投资资金以及外贸资金，资本的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中以及城市空间环境的营造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城市空间生产以“交换价值”为导向必将日益限制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范围。因此，在推进我国城市群现代化的同时，务必增强对资本力量的限制，处理好引进资本和和谐发展的关系，注重“使用价值”作用的发挥，使其在城市群空间生产中体现宏观限制和引导的作用，既要为城市空间生产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又要处理好政府规划、城市发展需要、居民生活需求三大主体的关系，同时要注重社会公平、公正，使人们能够公平的享有社会共同财富，从而解决日益凸显的城市群现代化矛盾。

第二，注重城市群空间生产的“使用价值”，有利于加强人文精神的传承性和凝聚性。大卫·哈维在描述当今城市空间发展特性时，曾指出城市化迅速推进的同时人的精神无法跟上城市空间的发展，从而导致人的精神的扭曲和异化。城市群空間发展的异质化主要有以下两点特征。一方面是城市群空间生产将“交换价值”摆在首位，将城市空间分成富人区、贫民区，将人们分等分级，富人享受优质的生活环境和完善的公共服务，而穷人生活在恶劣的生活环境和不完善的公共服务地区。这种生活空间的隔离，使社会公平的矛盾日益凸显，人们的精神日益冷漠，缺乏凝聚力。另一方面，城市群空间生产缺少对“使用价值”的认识，未能有效的保护好文化的传承。在城市空间生产时忽略了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文化的继承和传承自然无法得到保证，最终导致城市的发展缺乏地区特色和高度的精神凝聚力，导致人们精神的异化。因此，当前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既要以“使用价值”为导向促进城市居民平等享受城市空间资源和服务，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同时也要把握人们对城市历史文化、历史古迹的精神需求，保存好名城传统风貌和个性，处理好城市空间生产与人们的人文精神需求的关系。

四、中國“时空修复”语境下的实现途径：城市群空间生产转型

（一）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群空间生产资本循环

重建具有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的城市群空间生产资本循环就是要满足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同时要保障城市群空间生产和发展客观上需要的大规模资金和空间。因此，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简单地消灭土地财政和外贸资金，切断资本的循环，而是以“使用价值”为导向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空间需求，同时引导资本有计划、有方向的循环。在城市群空间生产中出现的资本过度积累危机就要求国家、政府发挥调节的功能，有计划性的调节空间生产带来的资本积累。城市群空间生产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活用政策使城市空间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社会财富增值，同时也要善于将增值的社会财富有计划、有目的的转移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科学技术的投资中去。就是要以城市空间生产的“使用价值”为导向，合理调节资本的次级循环，促进资本向第三级循环流动，不断提高人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促进人们的消费需求，从而化解城市空间生产的资本积累危机。

（二）建立便捷、完善的城市群交通网络

城市群交通网络的建立和完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一是道路基础设施的外部效应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和减贫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所以存在发展绩效上有显著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交通基础设施上的差异；三是对于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和减贫而言，修建公路网在现阶段作用最为突出2。在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中大力发展城市交通网络，有利于特大城市带动周边中小型城市的发展，有益于发展城市群经济带，降低城市群空间生产的物资成本，同时又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首先，在建设城市网络的过程中与之配套的饮水工程、天燃气工程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能吸收贫困落后地区闲置的剩余劳动力，为其提供创收机会，从而提高贫困地区的平均收入，给贫困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其次，城市群交通网络的完善，使中、西部地区有了制定和享受地区优惠政策的前提条件以便得到国内外投资者的青睐，从而起到东、中、西部地区平衡发展的目的。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形成荣辱与共的经济命运共同体，从而改善大城市人口爆炸、交通堵塞的城市问题，促进城市群空间和谐发展。

（三）塑造系统、科学的城市群空间生产理念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群空间生产盲目的遵从于“交换价值”，违背了整个社会空间生产的客观规律，大搞“土地财政”以提高政绩，最后形成了大量的“无人区”。这告诉我们盲目的加快城市化进程速度，只会造成城市化效果不佳，资源浪费。大卫·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告诉我们城市化转型必须是一个持续的社会环境变迁过程，是一种漫长的革命。因此，我国的城市群空间生产要以“使用价值”为导向，统筹空间生产、生产规模、产业结构三大结构有机结合，提高城市空间发展工作全局性；统筹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发展工作的系统性；统筹城市空间改革、生产科技创新、城市文化传承三大动力，提高城市空间发展持续性；统筹城市空间生产、城市空间生活、城市空间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空间发展的宜居性；统筹政府政策制定、社会发展需求、居民生活需要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空间发展的积极性。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科学理念贯穿到城市群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去，这必将使我国的城市群空间生产焕发出无穷的生机与活力。

（责任编辑：晓 亮）

Abstract ： With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peeds up， the urban space production in China are dominated by the capital logic， space production value orientation from the "use value" into "exchange value"， in which urban agglomeration spatial production leads to a series of "city disease". David Harvey's "space time fix" and "three circuit of capital" theory reveals the general rule of capital circul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our country urban agglomeration spatial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is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spatial production chasing the status of "exchange value"， and makes an analysi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patial production problems， and then it proves the important fact that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spatial produ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use value” as core.

Keywords： The “space time fix” Theory ； Three Circuit of Capital； Urban Agglomeration Spatial Poduction； Use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