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江祁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长沙 410016)

谭人凤与1917年的“参战之争”

○邓江祁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长沙 410016)

1917年,段祺瑞为得到列强的援助，实施其武力统一中国的图谋，在日本政府的怂恿下，决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引发朝野上下激烈的争论。文章分析了在这场争论之中，谭人凤为坚决反对中国参战所做的大量工作，并指出虽然最后未能阻止北洋政府对德宣战，但谭人凤为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反战思想和其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谭人凤； 第一次世界大战； 参战之争

1917年，时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为得到列强的援助，实施其武力统一中国的图谋，在日本政府的怂恿下，决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引发朝野上下激烈的争论。在这场“参战之争”中，谭人凤坚决反对中国参战，主张保持中立，并为之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最后未能阻止北洋政府对德宣战，但谭人凤为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反战思想和其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一、主张中立

1917年1月31日，德国为了挽救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败局，照会中国、美国等中立国政府，宣布自2月1日起将在英伦三岛、法国、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附近指定海域内实行无限制潜艇战政策，声称无论交战国或中立国的船只，驶进德、奥敌人领海或与他们通商，均将遭到德国潜水艇的攻击。由于德国这一蓄意扩大战争范围的措施，使美国的海外商业利益受到侵害，美国政府决定于2月3日宣布对德国绝交，并建议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中立国家都与其采取一致行动。

本来，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曾准备对德宣战，收回山东主权，但由于正在阴谋取代德国夺取青岛的日本极力反对，乃改于8月6日宣布中立。1915年，协约国为争取盟国曾建议中国参战，日本又担心中国一旦参战，就会亲英、美，影响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因而又加以阻挠。到了1917年2月，形势发生了变化。此时袁世凯已死，日本方面已分别与英、俄、法、意等缔结了密约，其在山东的特权得到了四国的承认，同时，日本政府正在试图通过与段祺瑞北洋政府建立中日同盟的方式，以控制中国的政治、外交、财政和军事。因此，原来阻止中国参战的日本，转而也热心鼓动中国参战。

得知北洋政府在日本的怂恿下，将对德国抗议并决心参战的消息之后，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谭人凤认为，世界大战的参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他们宣称的所谓为“公理”“人道”而战，纯粹是骗人的鬼话。中国不应参战，而应继续坚持中立的立场。在他看来，“欧洲战祸，尚不知鹿死谁手。就我国之地位论，无论谁胜谁负，必蒙损害，可不待言”。“协商国胜，灭亡之祸更速；同盟国胜，灭亡之祸或犹可稍缓也”。其主要理由是，“俄由北进，英、法南侵，大有并吞中国之志。其未即狡焉思逞者，以德国继起称强，窥其堂奥，日本摄取南满，挫折强俄，中国因成均势之局。今若协商国胜，皆无后顾忧，俄必经营外蒙，进窥晋、陕、甘、新各省；法必经营越南，进窥滇、粤、川、桂各省；英则将以海军据香港，游弋长江，与上海租界连络，以陆军屯印度，袭取西藏，经营最近所得袁氏之江南铁道，使由陆路与上海相连，则海、陆两军，皆将深入长江腹地；日为自卫计，亦不得不摄取南满、闽、浙，进窥燕、鲁两省；而谓远居西半球之美国，能出而梗议，卵翼我国瓦全，必无之理。此加入协商，必有速亡之说也。若同盟国胜，则又不然。德与我国接近之处尚少，即使得最后之胜利，亦不过恢复胶州湾固有租借权，而其着手经营，当先其所近，而后其所远。此乃守中立，灭亡可缓之说也”[1]178。

基于以上分析和考虑，谭人凤立即在第一时间与章太炎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国务院及参众两院指出：“闻最近有加入协约之议，不胜怪诧。欧人交战，各有利害，我无与焉。此次美、德邦交决裂，原为德人败其商务。中国无商务可言，何敢邯郸学步?或谓法胜则共和巩固，德胜则帝祸蔓延难除。怀此恫疑，殊为浅谬！借观西南护国军起，共和如法则赞助之，如美则未尝赞助也；帝国如英则障碍之，如日则未尝障碍也。然则国体问题，内固发于自力，外亦自有他因，不在德、法之胜负明矣。至亲仁善邻，自有长策，非加入协约遂足以动其感情。迩来军实空虚，士心怯弱，蒙匪小寇，尚不能速奏荡平，加入战争果有何力？假使德人战胜，则赔款割地之害，嫁祸无穷。细审此事，有百害而无一利。譬如勇夫角力，以羸弱者交搆其间，无益于彼，而有害自身，亦不自量甚矣。存亡之机，系于一发，愿勿以国家为孤注也。”[1]176-177电报发出后，谭人凤又将电文交上海各报刊登，以争取社会各界的响应和支持。与此同时，谭人凤还不辞辛劳，分别致函李经羲、熊希龄、马君武等社会名流以及罗永绍、李伯申、廖敬伯、谢持等国会议员，呼吁他们一同为中国坚持中立立场做工作。

经过谭人凤的工作，不仅孙中山、唐绍仪、熊希龄、马君武、李烈钧等人纷纷主张继续保持中立，反对卷入世界大战的漩涡，而且各省议会和商会团体，也以安定社会秩序、振兴实业为理由，纷纷通电主张中立，认为德国的潜艇战略对中国影响不大，中国没有必要参加国际强盗相互之间的不义战争。

但当时把持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是亲日派，企图借参战之名，整军经武，扩大实力，以武力统一中国，因而对谭人凤等人提出的中立主张置之不理。2月9日，经段祺瑞内阁特别外交会议讨论后，北洋政府外交部向驻京德国公使致送抗议书，对德国行径提出抗议，并谴责德国违反国际公法。

二、力阻断交

北洋政府外交部对德抗议后，美国对日本由以前阻止中国参战转向热心鼓动中国参战的行为产生了猜忌。2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蓝辛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向北洋政府表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参加世界战争。不久，美国又进一步表示，欧洲战局尚不需要中国参战；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政府协商之前，不应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日本和美国的不同态度引起了北洋政府内部亲美的大总统黎元洪与亲日的总理段祺瑞之间的争执，使早已存在的“府院之争”更趋尖锐。段祺瑞在主导对德抗议后，又进一步把对德绝交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于2月28日命外交总长陆征祥以总理代表的名义，与驻京协约国公使商谈中国与德断交、宣战的回报问题，北洋政府向协约国提出了推迟支付庚子赔款、增加关税以及撤退各国驻兵等条件，后者表示原则赞成。于是段祺瑞决心与德断交。3月3日，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操纵内阁通过对德绝交案。次日，段祺瑞到总统府，要求黎元洪在对德断交咨文上盖印，以交国会通过。但黎元洪以事关重大、还需慎重为由，拒绝盖印。段祺瑞当天便宣布辞职，出走天津。

对于北洋政府对德抗议，谭人凤明确表示“居极端反对地位”。他认为，“毫无利害关系之中立国，只有劝告之义务，并无强硬抗议之理由。”他分析，北洋政府对德抗议的原因有三：“(一)阁员师大隈*大隈，即大隈重信(1838-1922)，曾任日本第8任和第17任内阁总理大臣。之故智，有外交事变，地位不至动摇，谷钟秀等之极力主张是也。(二)书生之见，嫉德强横，不量自己势力，主张人道正谊，张溥泉、汪精卫等之赞成是也。(三)帝制派想出风头，阴谋派想达君宪目的。前有人运动民党要人，呈请起用梁士诒；近有人运动日本赞助宣统复辟，梁、汤、陆辈*梁、汤、陆指梁启超、汤化龙、陆征祥。有意推翻民党是也。而一般轻浮妄躁之徒，则以为加入列强，可以借此机会即可收回德国所占利权，可制止日本侵略，怀此梦想，盲从之、附和之，不值识者之—笑也。但段(祺瑞)内阁本系亲德派，又素以稳健称，而亦为此主张，则其别有作用，亦大可见也。总之，若辈心理，无非为目前个人之利益，并未计及国家。”[1]193-194

鉴于“抗议已成事实，无可挽回”[2]180，谭人凤仍不灰心，认为局势还可补救，“现虽提出抗议，国交尚未断绝，此犹是国际上当行之手续，当不至大伤感情，若果贸然参加，中国则将不堪设想矣”[1]185-186。对于协约国政府为换取中国对德绝交而允诺的推迟支付庚子赔款、增加关税等条件，谭人凤也有清醒的认识，认为这是“利不敌害”，“英若肯将香港、缅甸退还，亦无妨冒险一试。若仅关税、赔款二事，……稍有知识者断不致受其愚弄”[1]199。因此，他决心不被协约国的伎俩所蒙蔽，继续为阻止中国与德国断交而努力。

首先，谭人凤分别致函老朋友熊希龄、李经羲及湖南督军谭延闿，指出：“德之潜艇政策违反人道，提议劝告，揆诸国际公理，亦属当然；然曰断绝国交，则似近于要挟。德不屈服于美，安能屈服于我国！……中、德邦交果实际决裂，敢断言我国之祸可立而待。”[1]184希望他们仍坚持严守中立的立场，并附呈美人丁达士不主张中国加入一战的意见书，请谭延闿在当地报纸上登载，“使湘人瞭然其利害之关系”[1]187。接着，谭人凤又致函李伯申、廖敬伯、谢持等国会议员，委托他们对“未审此事系阴谋、帝制两派借题发挥，计图复辟，以达君宪之目的，热心于理想之人道主义，又赞成其议，而不知其堕入术中”[1]195的张继、汪精卫、王宠惠等革命党人做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转到反对参战的阵营中来。他还致函与黎元洪有旧的革命党人曹亚伯指出：“协约国多方诱我，日本一变反对之论调，亦劝加入，且或将出要挟之手段亦未可知。帝制、阴谋两派，想达其升官晋爵之目的，亦必将极力主张，是亦难处之一问题也。”希望其辅佐黎元洪，“始终坚定，毋为外势所胁，毋为内奸所迷”，不要对德断交。[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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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出走天津后，谭人凤与章太炎于3月5日致电川、滇、黔、湘、粤、桂等南方诸省督军指出：“加入协约，顾小利而惹大祸，智者皆知其谬。黄陂(指黎元洪——引者按)始终坚持，而内阁以去就相要挟，元首孤危，祸机迫近。原此事之发生，当局亦非不知其害，但以自保权势，排斥异己为念，故欲借宣战以为藏身之固，借戒严以缄国民之口耳。闻某政客受协约国运动费一千万元，遂以邻国责言相却，虚言恫喝，举国若狂。宣战之事果成，非特他日赔款割地，自诒伊戚，而国会巳如赘旒，元首亦如虚设。近日又有复辟之说，虽虚实未辨，而大致与此事相关。”并呼吁南方各省督军出而支持黎元洪，反对与德绝交。[1]174同时，谭人凤与章太炎又致电以原中华革命党员林森、居正、田桐等为主体的丙辰俱乐部，呼吁其“纠合群策，以杜莠言，而壮公府之气，并宣布阴谋派罪状，以告天下”[1]175。

次日，谭人凤与章太炎又分别致电黎元洪和段祺瑞这两个主要当事人做工作。对于黎元洪，谭、章主要是给他打气，希望其坚持中立，反对与德绝交：“加入协约之谬，通国皆知。闻公始终坚持，而执政以去就要挟。夫宣战为元首大权，外交为中国自主，既非他国所能胁迫，亦非阁僚所得自专。彼要挟者，或称将士一心，以相恫喝；或称他国强制，以相劫持。技止此耳。我公功在中华，人民同戴，岂以少数异议，遂能动摇国有主权，外人亦断无强迫之理。唯愿始终坚定，以保国家资格。国民舆论，日有后援，仁者有勇，是所望于元首。”[1]200而对于段祺瑞，则是奉劝其放弃与德绝交的立场：“加入协约之谬，通国皆知。纵使小利可图，后患岂堪设想。近闻黎公坚持中立，而公以去就相争。夫中国外交，素持审慎，今忽失其常度，而欲冒险要功，人凤默揣，未必出于本情，恐为阴谋者所诒误耳。诚能以北洋练士，直渡欧西，以与德人争命，人凤等岂不额手崇拜；而又不能实地攻战，但以加入协约徒博虚名，恐全国亦轻视先生矣。唯望屏绝莠言，光辅元首，弗以浩然长往，使人有要挟之疑。若能转危为安，国人讴颂，传于永世，岂但一时之利耶！安危所系，宜有主裁。”[1]175

对于谭人凤阻止与德绝交的努力，孙中山表示赞赏和支持。3月9日，孙中山在国会讨论对德绝交案前也致电国会两院指出：“一国之地位能否上进，须视自力。加入之结果，于国中有纷乱之虞，无改善之效，……且欧战本为利害之争，我国事与彼殊，不必以人道为由，自驱笠入。”[2]18

尽管谭人凤、章太炎、孙中山以及以前国民党系议员为主导的国会支持黎元洪，反对与德断交，但黎元洪难以应付当时变局，又被迫于3月6日请副总统冯国璋赴津劝段回京复职。经冯国璋“调停”，黎元洪被迫让步，约定今后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总统不再反对。这样，此次“府院之争”以黎元洪的失败而告终。段复职后即趁势于8日将参战案提交国会讨论。在这种情况下，10日和11日，众参两院分别以331票对87票和158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对德绝交案。14日，黎元洪只得下令中国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但同时，北洋政府又电告各省强调：中德仅止断绝现有外交关系；与德国断绝现有外交关系后，各部院处所用公牍文词均须一律，如失和、开衅、敌国、敌人、敌船、敌货、逆寇、夷虏等字样一概不用，污蔑字样概不使用；此次只与德国断交，奥国仍为友邦，德、奥二字连用时，务须格外注意；中德断交后，中国对于各国所处地位，仍系中立。[3]362这说明，当时社会各界反对参战的强烈呼声，对北洋政府的参战意图是有一定的压力和阻力的。

三、反对宣战

中国与德绝交案公布后，段祺瑞又积极为对德宣战做准备，以乘机扩充武力。3月26日，梁启超发表《致国际政务评论会书》，极力鼓吹中国对德宣战，同时还主张与奥匈帝国断交并宣战。一时间，是否对德宣战，是否与奥国断交并宣战，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和热点。

如前所述，谭人凤本来就主张中国中立，反对与德断交，因而对于“政府毅然与德国断绝国交”，“实视为亡国之朕兆”[1]189。当他得知梁启超为支持段祺瑞内阁，不仅鼓吹与德宣战，还要与奥断交、宣战的言论后，感到非常气愤，表示坚决反对，立即又与章太炎致电黎元洪、国务院和参众两院指出：“政府断绝德交，昨有开衅之事，对于奥国和好如初，既与抗议相符，而亦不为已甚。成事不说，可无异言。乃梁启超倡言宣战，欲以绝奥为先，误人于不觉，而复以青岛为我重仇，冀以激成敌忾。窃以为弱国之势，惟在修德保邦，而不可果于寻忿。若不量国力，旧怨是修，未知南邦属藩今归谁有?比于青岛，地孰大而民孰多，一矢相加，岂在德乎?至于奥国，但有邦交，初无宿衅，前日抗议，本未牵连。而梁启超欲借绝交以兴战祸，是将以全国军民之生命财产供其一人之牺牲，若不病狂，岂无干没?查梁启超卖友事仇，借权黩货，行事反复，变诈无常。此次以个人资格强主战争，事端暖昧，道路以目。”谭人凤希望黎元洪、国务院和参众两院“拒绝莠言，加以放斥，仍与奥国和亲如故，以符抗议，而保国命”[1]201。与此同时，谭人凤还致书梁启超之师康有为，要求其对于梁启超“指证其罪，布告德人，庶国祸始纾”，并“电请政府放逐梁氏”[1]204-205。康有为本来就坚决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曾于3月13日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表示，若要与德宣战，“则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也”[4]978。对于梁启超极力主张对德宣战，康有为也甚为愤怒，不仅“切责”梁启超“病狂”，并声称一年后如德军进北京，要拿梁启超做元凶惩罚。[5]731

对于黎元洪和国会联手阻挠中国参战，段祺瑞非常恼怒。为了压服反对意见，段祺瑞利用其在军队中的威望，于4月25日在京召开各省督军参加的军事会议，通过了对德宣战决议。会议结束后，部分督军开始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向德国宣战。5月1日，内阁讨论对德宣战问题时，部分督军竟闯入会场，迫使内阁匆匆通过了对德宣战案。同时，日本驻华公使也登门威胁黎元洪迫使其同意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讨论。8日，众议院秘密讨论参战案，前国民党系议员仍多表示反对，决议再提交全院委员会讨论。10日，当众议院举行全院委员会讨论参战案时，段祺瑞采取伪造民意的办法，花钱雇来北京城内的军人、警察、乞丐、扛夫和失业游民3 000人，组成各种名目的“请愿团”，在陆军部人员的指挥下，手执小旗，散发传单，包围国会达10小时之久，当场殴打议员，打伤20多人，胁迫议员立即通过宣战案。议员们十分气愤，宣布停止开会。段祺瑞见目的没有达到，便决定解散国会，改制宪法。国会则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务。黎元洪利用人民反段的要求，在美国支持下，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段祺瑞则以总统令无总理副署为由不予承认，赴天津策动督军团解散国会，指使皖、鲁、豫、陕、直、奉、闽、浙等8省督军宣布“独立”，并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的总参谋部”以示对抗。

6月2日，皖系军阀、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斥责黎免段之职是越轨之举，要求黎解散国会，并任命其弟倪毓棻为安武军北伐总司令率10个营自蚌埠出发，进攻北京。一时间京津震动，黎元洪无法控制局势，陷入困境，只得召徐州军阀张勋入京调解。6月7日，张勋即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辫子军”5000人由徐州启程入京，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6月27日，康有为微服至京，劝张拥宣统复辟。7月1日，张勋拥戴清废帝宣统复辟。次日，黎元洪避入东郊民巷日本使馆区，临行前派人赴南京特委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又派人赴天津，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命其兴师讨逆。这次“府院之争”又以黎元洪的失败而告终。

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组织“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宣布讨伐张勋。7月5日，段祺瑞自马厂回到天津，宣布就总理职，并开始指挥讨逆军事。7月6日，冯国璋在南京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2日，“讨逆军”攻进北京，“辫子军”被缴械，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复辟丑剧草草收场。14日，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姿态回到北京，再操国家大权。8月4日，段祺瑞主持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并把德国的主要盟国奥地利也包括在内。这时国会已被解散，对德宣战案已无需提交国会通过。北洋政府遂于14日正式宣布：即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中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议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此时，为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孙中山已南下广州，举起了护法的旗帜。而段祺瑞则在列强的援助下，决定对西南用兵，实施其武力统一中国的图谋。至此，段祺瑞决意参战的真实目的暴露无遗。

谭人凤虽然最后无力阻止北洋政府对德宣战，但他仍坚持揭露段祺瑞“借参战之力，包藏祸心”，“名为对外，实则欲恃兵力宰割西南”[1]228-229的真实面目，坚定地走上了反对北洋政府、支持孙中山护法的道路。

四、预言成真

中国宣布参战后，虽未派士兵去欧洲作战，但曾把大批粮食运往协约国，并先后派遣华工17万多人到法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去服劳役，其中20000多人命丧异国。中国为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利益，被日、美等国拖进了战争的深渊。1917年11月11日，在协约国大军压境之下，德国不得不签署停战协定，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大战刚刚结束，帝国主义列强就着手拟定对德和约，重新瓜分世界。北洋政府对威尔逊总统、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认为此会“公理战胜强权”，能使中国“与英法美并驾齐驱”。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与战败国媾和的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在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提交了《山东问题说帖》《废除二十一条说帖》以及《中国希望条件说贴》，要求废除列强在华特权。但帝国主义列强却无视中国的正义要求，不仅拒绝了中国的三个“说帖”，竟然做主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送给日本。这充分说明，中国虽属于战胜国之一, 却仍未摆脱掉被帝国主义奴役和分割的厄运，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屈辱牺牲品。这个结果，应验了谭人凤的预言，不仅无情地证明，北洋政府对德宣战的目的完全不可能达到，也给那些曾经力主参战，希图借此收回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主战派一记响亮的耳光。同时也说明，谭人凤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性有着正确、深刻的认识。

但坏事有时也有好的一面，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直接导致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五四运动爆发后，谭人凤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线生机”，立即重振革命雄风，率先公开表态，坚决支持北京大学生的爱国行动，坚决反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谭人凤又先后关注和支持广东和天津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对于推动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再立殊功。[6]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之间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海外殖民权益和世界霸权的战争，既无正义可言，又没有中国必须参与一方的义务。正如孙中山所指出：“劝我抗议之美国，劝我加入之日本，均未尝因我之加入能受何种利益，即在协商欧洲诸国中，亦决无非中国加入不可之理由。”[2]65所以，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而言，没有必要去参加一方对另一方的作战。

在这场“参战之争”中，谭人凤虽然最后未能阻止段祺瑞政府决定参战，但他的努力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让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北洋军阀借参战扩大自己实力的真实目的；二是客观上延缓了北洋政府决定参战的进程。同时也说明，谭人凤为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反战思想和努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1]石芳勤编.谭人凤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3)[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 (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邓江祁.论谭人凤对五四运动的重要贡献[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7-12.

TanRen-fengandtheDebateonChina’sParticipationintheFirstWorldWar

DENG Jiangqi

(Hunan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Changsha 410016, China)

Urged by Japanese govern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ed by Duan Qirui determined to joi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1917 in order to win the sympathy of the imperialist countries and realize the ambition of unifying China by force. It brought about heated discussions among the officials and the common people. By presenting the efforts made by Tan Renfeng to firmly oppose to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war,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Tan Renfeng finally failed to stop Duan Qirui from declaring war against Germany, his anti-war thought and efforts to safeguard national fundamental interests are undeniable.

Tan Renfeng;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debate o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2017-03-12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谭人凤研究”(16C1166)

邓江祁(1956—)，男，湖南江华人，博士，教授，湖南省教育厅原副巡视员，湖南三一工业职院原党委书记兼督导专员。

K257.1

A

1672—1012(2017)03—0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