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淼李杰

丝路遐思
——唐墓壁画中的丝路画语

弓淼李杰

唐帝国的盛世景象和发达商业强烈吸引着异域人们的目光，促使身处地球两端的古代文明，将漫长的丝路推向了极致。他们揣着各自的信念和理想，汇聚于长安，去追寻他们的梦想。穿过层层壁画，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普适性的胡、汉观念和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

墓室壁画 丝绸之路 西域胡人 大唐气象

前言

2014年3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陕西历史博物馆、长安区文物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位于西安少陵塬的韩休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是一座普通的唐代长斜坡墓道单砖室墓，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展，随即在考古界和艺术史学界引起轰动。其主要原因并非是由于韩休的重要历史身份，而是由于在墓室墙壁上发现了一幅迄今为止断代最为明确的唐代“山水图画”。

在韩休墓中，另一幅壁画同样显得与众不同，在一棵芭蕉树下，两个人翩翩起舞。左边侍女，身穿轻盈丝质霓裳，一身标准的唐代的装扮，她右手抬起，舞步款款，万分娇媚；在她右边的一位男子，身穿黄色两侧开衩的缺胯衫，腰系黑色革带，一身胡妆打扮，侧目望向身边的侍女，亦步亦趋。两边的乐师一边膝上横着中原的筝，一边手中拨弄着美索不达米亚的竖琴。画中的两人，似乎在斗舞，在春日的闲暇时光里，正在为主人韩休表演着当时最为流行的舞蹈。韩休墓中的这场斗舞，跳了1200年，站在壁画面前，透过这些零碎的片段，穿过层层斑驳的墓墙，依稀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黄金年代。

东方汉人和西域胡人载歌载舞的景象，为何会出现在帝国宰相墓中？身处西亚的人们，为何穿越数千公里的戈壁荒漠，来到遥远的东方？在丝绸之路繁忙的数百年间，汉人和胡人究竟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历史的真相或许就隐藏在这些沉寂了千年的东方墓葬壁画中。

一

唐代墓室壁画以人物画为主，主要描写墓主生前生活、工作的场景，其中除了大量的汉族人物之外，还包含了一部分异族人物,而且被反复地表现，反映着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胡、汉观念。在唐安国相王孺人墓的墓室壁画中，描绘了一幅胡人牵驼的场景，牵驼的人深目高鼻，驼背上捆扎着成捆的货物，或许，这一卷卷的货物就是东方赛里斯人传奇——丝绸。

唐代的鼎盛和商业的发达吸引着各地区商人的目光，其中的粟特人是唐代入华异域胡商中的一支最主要的力量。他们普遍善于经商，是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商队。在漫漫丝路上行商，不但要面对恶劣的环境还要抵抗盗寇的劫掠，唐代初年，玄奘西行时就曾目睹十余人的粟特商队被盗贼尽数斩杀的惨景。在长安以西1700公里的敦煌石窟中，一幅壁画就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支商队，穿过森林、戈壁，沿着河流，一路向东前行。图中画了5个胡商赶着满载货物的毛驴，被隐藏于山间手执刀剑的强盗所阻截。壁画描写的虽是一段佛传故事，从中也让我们体会到了那段漫漫丝路的凶险。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年）为汉朝、唐朝连接中、欧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大通道而命名。“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主要商业贸易通道，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与1世纪之间，直至16世纪仍然在使用，它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它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

丝绸之路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的唐政府一直致力于西北地区的开发。在太宗、高宗相继打败东突厥、西突厥后，连接起了阻断多年的长安文明和罗马文明，使得当时世界经济最为强盛的唐王朝，强烈唤起了异域商人的欲望。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长安城的西市是当时最大的世界贸易中心，西市始建于隋代，占地约1600亩，建筑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商业贸易西至罗马，东到高丽，是当时占地面积最大、商业最发达、辐射面最广的世界经济中心。

而在丝绸之路西端，商贸最盛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市场，不过只是几条百米街道，东罗马都城君士坦丁堡的大市场也不过上千平方米。因此，每当这些异域商人踏入西市，这里的人、物甚或声音都会使他们感到无比的激动，身处无边的商贸海洋，令他们似乎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来自欧洲、中亚的贸易和文化，通过漫长的丝路源源不断输入到中原，而那些分布在沙漠戈壁中的邦国，则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

二

距离西安3600公里，塔克拉玛干南端的沙漠绿洲小国于阗，相对比较特殊，它既是东西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佛教东传的重要启动地。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广泛传播，随即进入我国新疆，使于阗逐渐成为我国西北佛教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中西结合的“于阗画派”佛画。佛教传入我国新疆后，东传的速度和广度逐渐扩大，形成了立体化扩散传播。其扩散线路主要有三条：一是西北路；二是东南路；三是西南路。[1]这三条线路中以通过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北缘的丝路为主，而敦煌则是南北二道的汇聚点。

敦煌地区的胡汉杂居便利了佛教的发展传播，在此期间除了民间传播，佛教的壮大同时也有赖于政府的承认以及贵族集团的介入，使之成为佛画传入汉地的重要中转站。中原画风与西域画风在敦煌进行了长期交融和碰撞，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绘画“长安程式”的根基，因此，在中原唐墓壁画中无不显现着健陀罗的造型意识和西域画风的灵光。在这个漫长的传播过程中，一批批西域画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于阗画师尉迟父子即是这些西域画师的代表，他们将“凸凹画法”带入中原，对中原画风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贞观六年（公元633年），当随于阗商队跋涉近四千公里，终于见到长安城的尉迟乙僧，悲喜交加。除了感念一路艰辛之外，以“质子”的身份来到长安，他更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感到惶恐。以他的身份还不足以让太宗单独召见，大概经过了半年的等待，终于得到允许，同吐蕃、新罗等国使节一同觐见太宗皇帝。皇帝接见外臣的场面异常隆重，其中最为壮观的是包含胡人武士的皇帝仪卫队。这些胡人或是降将，或是东迁而来的粟特人，他们尚武且体格强健，使用胡人作为仪卫武士既是显示大国气象的需要，又是一种时尚。

在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的壁画中，为我们形象地展示了唐代胡卫列队的场景，画中9人，3人一组，他们留着浓密的络腮胡须，均着戎装，是标准的西域胡人模样。大唐帝国武力立国，胡人的加入功不可没，到了玄宗朝，建立在均田制上的府兵“不堪攻战”，蕃将统领的军队，已成为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控弦禁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即显示了唐代藩军的壮大。

唐代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前朝，自太宗朝开始，唐朝奉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2]的怀柔政策，并逐步淡化氏族势力。虽然如此，唐代社会仍然存在“贵”、“贱”之分。这些胡人士兵，虽说骁勇善战，但身份却非常低微，在唐朝社会中，基本属于底层社会。同时，和他们身份一样低微的，还有另外一些入华胡人，例如胡人驯兽师、歌舞伎、金银器工匠等。他们或为贵族训练宠禽，或以歌舞取悦食客。

这个东方帝国，早已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长安各处充斥着各种肤色的人，他们久居长安，已与长安融为一体。

阿史那忠的身份与其他外籍来华人员显然不同，他虽属突厥族，却以战功封爵。而实际上，在唐代朝廷中，还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官员，如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契苾何力、安禄山、史思明等。阿史那忠死后获赠“镇军大将军、荆州大都督、上柱国”在其墓葬中绘制了与其他汉族高级官员相同的、象征唐朝高级贵族身份的两架列戟。[3]开放的唐王朝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夷华之分，实际上这些外籍官员在唐朝的社会地位已与汉族官员没有分别了。

三

在那个时代，中原文化的扩张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顶点，即便是同时代强大的大食帝国，也要遵守穆罕默德至圣的教诲：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4]

盛世的唐朝，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了全球的一半，长安，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各国的国君、使臣、客商、僧侣、学生、工匠、医生、胡姬等纷至沓来，在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形象地记录了三名鸿胪寺官员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景。

当时中国的强盛十分显著，美洲和非洲基本上还属于“沉睡的大陆”；欧洲正处于法兰克王国的草创时期，蛮族入侵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创伤还无法修复。亚洲被视为富庶的东方，由于阿拉伯帝国迅速崛起，对拜占庭、波斯、印度等国的长期战争，导致西亚与南亚都无法平静。只有中国在这一时期得了空前的统一。

随着大量的外籍人员进入中原，唐政府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未入籍的“胡客”实行公文验证制度，入籍的“当县夷胡户”归住地府衙管理。作为入华的胡人，我们有理由相信，流寓汉地以后，在他们的世界中，长安城是他们理想的归宿。对于那些奔走在丝路上的使团、胡商、贩客、僧侣、行人、表演艺人，长安城一定是他们的理想家园。在他们心目中，这里有着大量的财富，这里可以逃避征募、洪水以及外敌的入侵，这里有着先进的文明与文化。各种方言、各种肤色的人们，穿过戈壁、荒漠，越过高山、海洋，揣着各自的信念和理想，汇聚于长安，去追寻他们的梦想。唐乾陵所立的“六十四藩王像”石雕，即为我们展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5]的盛世景象，隐喻着大唐对开疆拓土、四夷宾服、天下大治的歌颂。

穿过层层壁画，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在这里，汉人和胡人的文化交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唐朝画匠的笔下，不仅有外交使节匆忙的身影，还有无数商人在这条梦想之路上的艰辛，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西方文明和奇珍异宝，或许，更多的是人们对这条漫漫丝路的凝望与遐思。

[1]早期佛教传播线路，参见荣新江：《陆路还是海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与流行区域研究述评》,《北大史学》（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罗二虎：《论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佛像》，《考古》2005年第6期；吴廷璎、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张晓华:《对佛教初传中国内地的时间及路线的再考察》，《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

[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年。

[3]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礼泉县昭陵文管所：《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2期，第132-138页。

[4]邹磊：《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新丝绸之路”的兴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博士学位论文），2013。

[5]《全唐诗》，卷一二八。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 陕西西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美术考古学的体系构架研究”(16XKG005)；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美术考古学的风格谱系研究”(DLA150264)；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 “基于美术考古学本体分析下的陕西墓葬壁画风格谱系研究”(2016C047)；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的风格学研究”(15JK159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