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公平的理念、实践与革新探析

2017-04-11张传文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合肥230036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17年3期

文张传文（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合肥 230036）

社会主义公平的理念、实践与革新探析

文张传文（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合肥 230036）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古老的思想，其最基本的价值诉求是公平。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系统的公平理论，这些理念在前苏联与中国付诸了实践，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公平的理论与实践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但还有很多疑难问题有待探索。

公平社会主义公平改革开放

作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民来说，何为社会主义公平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它的成就与挫折，它的改革的必然性，向什么方向改革，社会主义公平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公平是何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迫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公平重新加以审视。

一、社会主义思想家对于公平的原初设想

社会主义是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不同社会主体心目中和口头上宣布的社会主义相差甚远，甚至一些罪大恶极的人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曾指出，“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1］如果我们把墨索里尼之类的欺世盗名的社会主义排除在外，删繁就简，以时间为序，可以大致把社会主义思想分为三类，一是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考茨基研究的‘社会主义前史’就是从柏拉图开始的”［2］，恩格斯对此则大为欣赏。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关注穷人，期望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思想，那么它的起源一定很古老，而且几乎所有的古老民族都存在过类似的思想。有研究称，“最早设计乌托邦的是六位希伯来的先知者，即阿莫斯、霍齐亚、艾赛亚、杰里迈亚、伊齐基尔和艾赛亚第二”［3］。最早之说，未必妥当。就中国来说，先秦墨家强调，“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要求人人相爱，并要求人人劳动，这是一种典型的古代社会主义思想。当然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则是古代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概括，激起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憧憬与追求。

二是资本主义产生后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被马克思、恩格斯冠之以空想社会主义之名。资本主义社会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重大区别在于，在科技、分工、市场等社会机制的推动下，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所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极速扩大。托马斯·莫尔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有感于当时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英国的穷人的不幸遭遇，斥责资本主义“圈地运动”是“羊吃人”的罪恶，并设想了一个类似于中国古人陶渊明所称“桃花源”的乌托邦岛，“乌托邦人……那儿一切是公有的”［5］，“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6］，“那儿，每一座城及其附近地区中凡年龄体力适合于劳动的男女都要参加劳动”［7］，“他们没有酒馆和烈性饮料店，没有妓院，没有腐化场所，没有藏垢纳污的暗洞，没有秘密集会的地方”［8］，“那儿金银无数，毫不值钱，被视同贱物…… 一个逃亡奴隶身上链铐所用的金银比他们三个使节全部打扮的金子还要多”［9］。此后，意大利人康帕内拉设想的“太阳城”，德国人闵采尔设想的“千年天国”都作了类似的描绘。欧洲后来出现的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人。上述众多的社会思想家提出平均财富、财产公有、人人劳动、计划生产等众多社会主义思想，希望以此救助资本主义之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代非洲、拉美、南亚、西亚等地区的许多政治家宣称信奉与实践社会主义，但又不认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从本质上说大致仍可归入空想社会主义一类。

三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基础上，提出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并以此为基础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对于苏联、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所谓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指的就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共同的、根本的价值取向就是公平。对于社会主义思想集大成者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他们的公平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涵，其一，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都应当得到维护，由此劳动人民的利益必须得到维护。洛克、卢梭、康德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人人平等的理念与学说，而无产阶级提出自己的权利，也是以此作为根据的。恩格斯说，“平等……这一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中和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在差不多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巨大的鼓动作用”［10］。其二，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必须反对剥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利益是冲突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必须打破剥削关系才能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其三，打破剥削关系最彻底的做法是消灭私有制。资产阶级是利用其占有的生产资料使无产者沦为雇佣劳动者，从而迫使其忍受剥削的。马克思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1］。其四，维护贫困劳动者的利益必须以计划取代市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市场的自发作用，一则必然造成贫富分化，二则引发经济危机，造成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另外，计划经济直接以劳动者的需要，而非有产者的利润作为生产的出发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也更为可取。其五，快速提高生产力，造就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2］。其六，政治上以劳动者的直接民主取代资本主义的间接民主，消灭统治阶级的存在。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是很好的样板，“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13］。

二、社会主义公平思想的实践检验

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但是直到1917年，列宁才在俄国成功地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诸国、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也陆续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苏联、中国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基本上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想，首先，通过剥夺资本家的财产（苏联）或和平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中国等），在全社会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其次，在全社会实现计划经济体制，以计划而非市场来配置资源，推动经济的运行。再次，政治上宣布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社会公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生产资料公有制较为彻底地禁止了剥削的产生。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消灭了一部分人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其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各国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大多采取的是平均分配的做法，但在每个社会组织的局部范围内确实不存在贫富悬殊现象。其次，计划经济体制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公平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前提。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具有极强的资源控制与动员能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感，也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劳动、报效国家的积极性。苏联十月革命后，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国，二战后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计划经济体制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实现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追求的自立与自强。

但是前苏联与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社会公平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其弊端日益暴露。其一，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严重伤害了效率，导致共同贫穷。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推动是有历史条件的，“在资源不太紧缺、有较大的粗放发展余地的经济发展初期，在面临战争威胁或在战时紧急状态下，或者在资源配置有旧章可循的经济恢复时期”［14］，计划经济才有其优势或必要性，否则它的优势就会逐渐丧失，而其弊端就会越来越严重。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俗称“大锅饭”，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其长远效果必然是鼓励懒惰打击勤奋，调动不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无法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计划经济常常流变为上级对下级的命令经济，下级只能被动地、机械地服从命令，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被严重抑制了。而命令经济造成的浪费又常常是惊人的，由于生产与需求的脱节，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并不能为国家与民众所用，所谓“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

从实际效果来看，前苏联虽然以举国之力保证了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持续发展，但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水平没能得到有效的提高。有关统计数字表明，前苏联“1933-1940年间粮食平均年产量还赶不上1913年的水平；1952年，苏联农业机械化率虽然已高达87%，但粮食总产量还达不到1913年的水平，人均占有粮食只有432公斤，而1913年人均占有540公斤”［15］。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邓小平坦承，“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16］。

其二，前苏联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但又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等级分配的现象。苏联自“十月革命”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官僚阶层，“通过‘职务名册’制度获得任命的这一部分干部担任一定的职务，享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和一定的特权，有着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垄断了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管理，代表了苏联的官僚集团，也就是整个党和国家权力阶层。由此，苏联也就产生了一帮封闭的特权阶层”［17］。“据苏联解体后俄国学者的估计，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人数约在50-70万人之间，算上他们的家属，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18］。中国则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不公平现象，一是城乡的巨大差别。以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身份差别，赋予其不同的权利与义务，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牺牲乡村发展城市，导致严重的城乡差别。二是各类社会组织的干部阶层存在等级分配制。仅就公务员来说，“1955年8月……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工资等级分为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两者工资差距达到30.11倍之多。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差达到了36.4倍”，而西方国家的公务员“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 8-10 倍，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 20 倍”［19］。计划经济年代所有公有性质的事业与企业单位自然也仿照国家机关，干部阶层实行森严的等级分配制。

严重的公平困境，以及其他复杂的社会问题，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社会主义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国则于1978年走上改革之路。

三、中国对社会主义公平的重新探索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历“大跃进”与“十年动乱”的长期动荡，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遭受重大损失，国民经济则到了崩溃的边缘。历次政治运动中，数以万计的公民蒙受不白之冤，部分公民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劫后余生的领导者如邓小平等毅然举起改革之旗。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单就公平来说，逐步取得了如下认识成果：

其一，发展生产力，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一是社会主义必须取得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二是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生产力发展不起来，其后果必然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二是中华民族遭遇“开除球籍”（毛泽东语）的危险。邓小平反复申述了这个道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0］。“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21］。“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22］。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也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23］。

其二，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允许适度贫富分化的存在。通俗的说法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党的十四大报告就此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24］必须承认社会个体获取利益的正当性，及其对社会生产发展的激励功能，邓小平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5］至于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做到的按需分配的美好蓝图，现在不需要想入非非，徒费脑力。江泽民说：“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26］“大跃进”时期的大食堂政策，是造成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饥荒的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共产主义空想危害性的最好注脚。

其三，必须给予社会主体在经济领域以充分的自由，以此推动个体的致富及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冠之以“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27］。其要求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允许非公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改革开放后，一开始逐步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的存在，但强调其经济地位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后来不再强调其补充地位，而是强调共同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宣布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宣布平等保护物权。二是发挥市场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方面也经历了漫长的变革过程，一开始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来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计划与市场是内在统一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资源配置方面“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哪一个作用更大，依然争论不休。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终于提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三是排除妨碍经济自由的一切束缚。一切创造财富的人力与物力因素都要调动起来，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手段与经济形式都可以使用。就此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与经验都足资借鉴，而不应囿于“姓资”、“姓社”的纠葛。

其四，经济自由需要政治及社会各领域的自由予以保证与促进。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8］。“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29］。除了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等领域的改革，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证与延伸。

其五，经济自由必须有道德约束与法制约束。经济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什么都可以做。致富的前提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对经济的违法犯罪必须予以打击，邓小平强调，“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30］。

其六，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必须高举，并作为不懈努力的方向。一是共同富裕应当作为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目标要件。邓小平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31］。二是采取切实的措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92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32］。党的分配政策，由改革初的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后来转变为“效率优先，维护公平”；由世纪初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到后来提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要重视公平”。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其重要内容是要求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八大则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消灭贫穷人群的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公平的重新探索，邓小平1992年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最重要的理论概括，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33］当然，此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又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领域不断予以完善与发展。但是正如社会主义之初级阶段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我们迄今为止所获得的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与理念也只是初步的，需要探索的道路还很遥远。

由以上简要梳理可知，公平与共享是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最基本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公平的理念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检验而不断得以修改与完善。探索更合乎目的性而又更合于规律性的社会主义公平的理念、原则与实践路径，是党和人民面临的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6-567.

［2］［3］［15］黄宗良，孔寒冰.世界社会主义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1，22，325.

［4］［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414，166.

［5］［6］［7］［8］［9］［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戴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2，44，58，42，66.

［10］［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80，98.

［14］［19］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M］.北京：三联书店，2013：32，289.

［16］［20］［21］［22］［23］［26］［27］［28］［29］［30］［31］［32］［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238，116，171，116，375，293，370，164，176，154，172，374， 373.

［17］戴隆斌.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及对苏联剧变的影响［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02）.

［18］李春生.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及影响［M］.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05）.

［24］江泽民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0.

［25］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