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书》编纂的成功与北魏政府长期重视本族史料的储备和魏收本人的史官生涯、修史经历、学术识见密切关联。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魏书》长期背负“秽史”的污名。实际上，魏收的著述旨趣在于编纂一部实录式的史学名著，这已为当代史家所阐明，同时亦被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所印证。魏收以恢宏的视野梳理一代历史发展大势，将北魏历史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其间体现了他对北魏历史盛衰的思考。《魏书》设置“十志”，弥补了自《汉书》撰成至唐初近六百年间正史无志或有志而缺食货、刑法等重要内容的缺陷；《魏书》的编纂又突破前史体例，新设《官氏志》《释老志》，反映了北魏重门阀、崇佛教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魏书》 ；历史编纂；实录精神；历史盛衰；典志；时代特点

作者简介：张峰，男，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当代价值”，项目编号：09AZS001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2-0148-07

北齐天保五年（554），魏收等史家著成《魏书》130卷。《魏书》是继前四史、《宋书》和《南齐书》之后的第七部正史，且在卷帙内容上较之同时代《宋书》《南齐书》的规模都要宏大。《魏书》的开创意义，还在于它是第一部系统记载中国范围内少数民族政权的正史。因而《魏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以往学者对《魏书》的研究多集中在《魏书》非“秽史”的论证上1，很少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考察其成就。故而，本文的立意在于阐释《魏书》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一、北魏的国史撰修与魏收编纂《魏书》

鲜卑族拓跋部最初以游牧射猎为业，“不为文字，刻木纪契”[1]（卷1《序纪》），至北齐时期，魏收为之撰成了反映一代历史全貌的《魏书》。何以拓跋部族从早期没有历史记载到具有翔实的本族史？这其中的缘由，实与北魏政府长期重视本族史料的储备和魏收本人的史官经历、学术识见密切关联。

北魏建国后，因受中原王朝设官修史的影响而先后置著作郎2人、佐著作郎4人，负责本族史事的记载，同时于秘书省内创办了正式的修史机构——著作局。普泰以来，北魏又别置修史局，并置史官6人。[2]（卷11《史官建置》）北魏史官的重要职责在于纂修本朝国史。从文献记载来看，北魏国史的撰修，先有邓渊受诏编次《国记》十余卷[1]（卷24《邓渊传》）；继而崔浩等人又“叙成《国书》三十卷”[1]（卷35《崔浩传》）。《国记》和《国书》均为编年体史书。至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1]（卷7《高祖纪下》）。由此，北魏国史编纂始用纪传体来书写。这一时期，北魏政府亦重视起居注的撰著，刘知幾指出：“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遵业补续，下讫孝明之世。温子昇复修《孝庄纪》，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2]（卷12《古今正史》）可知，魏收在编纂《魏书》之前，上自道武帝、下讫孝明帝时期的史料已初具规模。所以，北魏长期以来重视国史撰修的传统为魏收撰成《魏书》奠定了基础。

魏收的史官生涯、修史经历及才学识见同样对《魏书》的编纂起到了关键作用。魏收（507—572）生于北魏末年的官宦之家，少时“以文华显”，与济阴温子昇、河间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1]（卷104《自序》）。北魏永安三年（530），魏收因给当朝撰写封禅书而受到激赏，“寻敕典起居注，并修国史”[1]（卷104《自序》）。东魏时期，崔暹曾向高澄推荐魏收说：“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于是高澄起用魏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魏收“仍修史”。时权臣高欢谓魏收曰：“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这表明魏收在北魏和东魏时期因修史而引起了社会上层的关注，名重一时。北齐天保元年（550），魏收“仍兼著作郎”。翌年，受诏撰修《魏书》。对于魏收的修史工作，齐宣帝高洋不仅“优以禄力”，而且对其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3]（卷56《魏收传》）权臣高欢及齐宣帝高洋的言论及对魏收的任用，一方面反映了政治因素对魏收撰述《魏书》的干预与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高欢、高洋父子看重历史撰述”，看重他们身后的名声，“也说明魏收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4]（P263）。

《魏书》之撰，始于北齐天保二年（551）。其时，齐宣帝高洋令群臣各述己志，魏收说：“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1]（卷104《自序》）于是得以专任史职，修史于馆。由于北齐政府对修史事业极为重视，所以设置了史馆。据《唐六典》记载：“宋、齐、梁、陈、后魏并置著作，隶秘书省，北齐因之，代亦谓之史阁，亦谓之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5]（卷9《中书省·史馆》）史馆的设置为《魏书》的编纂提供了便利与保障。在魏收修史期间，齐宣帝“又诏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以“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幹”等人协助魏收编纂《魏书》。天保五年三月，魏收等人“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合一百一十卷”，同年十一月，“复奏十志……续于纪传，合一百三十卷”。[1]（卷104《自序》）

从表面上看，《魏书》的编纂属于官方集体修史，但实际起主导作用的则是魏收，尽管高隆之担任监修一职，但仅仅是“署名而已”[1]（卷104《自序》）；至于“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见知，全不堪编缉；高孝幹以左道求进”[3]（卷56《魏收传》）。所以杨翼骧指出，《魏书》之纂虽“经帝王敕命，甚而有官方大员曾略为参预”，但主要是由魏收撰成的，可谓“带有官方色彩，而实际上仍是私修”[6]（P348-349）。陈其泰亦言，魏收“在撰史四年之内专力以赴，博访百家谱状，搜采遗佚，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不惟‘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二启，皆独出于收，且《魏书》全书也实赖魏收独力完成。故此书虽成书于史馆，但历代仍视为魏收私撰之作”[7]（P56）。因此，《魏书》的编纂实为魏收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意存实录”的编纂旨趣

魏收精心撰著的《魏书》，在成书后却遭到“众口喧然，号为‘秽史”[8]（卷37《魏收传》）的不公正待遇。其后，唐代史家李百药与刘知幾均对魏收之史评价较低，实为《魏书》“秽史”说推波助澜。相较而言，李延寿对魏收及其史学的评价则较为中肯：“勒成魏籍，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但意存实录，好抵阴私，至于亲故之家，一无所说，不平之议，见于斯矣。”[3]（卷56《魏收传》）李延寿独具慧眼地指出魏收在著述中具有“意存实录”的旨趣，是对《魏书》信史价值以及魏收作为一代良史的肯定。惜乎从唐至清之间的学者并未采纳李延寿的说法，每谈及《魏书》，便拾取李百药与刘知幾的旧说，以致《魏书》成了“秽史”的代名词。清代以来，不少学者对《魏书》“秽史”说都有所质疑，特别是王鸣盛指出：“愚谓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谤独甚，乃其后改修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收书岿然特存。”[9]（卷65“魏收魏书”条）王氏之言说明了《魏书》的久远生命力与存世价值，对后人考察《魏书》的史学价值深具启示意义。

20世纪以来，研究《魏书》的学者多将视野聚焦在《魏书》非“秽史”的论证上。于此方面，周一良与瞿林东两位教授的观点颇具典型性。周一良的《魏收之史学》通过史实分析，指出魏收“虽华辨过人，实非阿谀取容者”；《魏书》修成后，之所以会出现“众口沸腾”的原因，在于列传中诸人子孙尚在，他们见“家世不载于《魏书》者，欲求载之；已载录者，更欲褒美”，“而逞一己之私见者也”。[10]瞿林东的《说〈魏书〉非“秽史”》一文也认为，“对《魏书》提出种种非议的人，都是《魏书》所记门阀士族的‘诸家子孙。只有他们，才如此敏感地把他们先人的家世、郡望跟自己的现实利益联系起来”；“所谓‘秽史，本是‘有家事者或家事‘不实者等‘诸家子孙对《魏书》的看法。这就是《魏书》为‘秽史之说的由来”。[11]周一良与瞿林东两位学者的研究，廓清了《魏书》“秽史”的污名。

近年来的考古成果也不断印证了魏收著史的实录精神。2002年在河南省郑州市出土了《北魏李晖仪墓志》，根据学者的考证，墓主人李晖仪为北魏郑伯猷之母，而从墓志所传递的信息可知此志铭辞部分出自魏收之手。魏收于《魏书·自传》中也曾两次提到“荥阳郑伯”，“郑伯”为名颇近不伦不类，“从李晖仪墓志所反映的魏收与郑伯猷的关系看……‘荥阳郑伯其实就是‘荥阳郑伯猷”[12]。据此可知魏收与郑伯猷关系亲近，但是他在《魏书》中为郑伯猷作传时，除述其生平之外，并不讳言其短，指其“在州贪婪，妻安丰王元延明女，专为聚敛，货贿公行，润及亲戚。户口逃散，邑落空虚。乃诬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资财，尽以入己，诛其丈夫，妇女配没。百姓怨苦，声闻四方”[1]（卷56《郑羲传附郑伯猷传》）。魏收对郑伯猷任职时期贪污受贿、危害百姓行为的如实直书，恰恰体现了他著史的实录精神。其他如20世纪60年代，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扎赉诺尔和完工两处所进行的遗址及墓群发掘，与《魏书·序纪》“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的记载正相印证[13]。1980年，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的嘎仙洞内发现的北魏李敞所刻祝文与《魏书·礼志一》的记载基本吻合1。这些考古成果均凸显了魏收历史编纂的实录精神与《魏书》所载史事的真实可信。

笔者以为，《魏书》编纂于北齐，而北齐又是承继北魏、东魏而来，魏收在著史过程中自然要为北魏和东魏统治者有所回护。知人论世，无可厚非。但是，魏收治史的鹄的在于撰成一部实录式的名著。李延寿在著述《北史》的时候，对北魏史事的记载大多全取《魏书》。周一良对此解释说：“苟收书芜秽太甚，延寿必大有改易。乃《北史》删《魏书》者十之一，袭《魏书》者十之九，于以知魏收之书详略得当，近于實录。”[10]从魏收对《魏书》取材所持态度亦可见其著史的实录精神，他说：“假复事播，四夷盗听，间有小道俗言，要奇好异，考之雅旧，咸乖实录。自永嘉丧圮，中原淆然，偏伪小书，殆无可取。”[1]（《前上十志启》）可知魏收对道听途说、小道俗语、猎奇好异等内容均不采择，认为此类史料与实录相悖。言外之意，《魏书》若取材于这些“咸乖实录”的史料，颇伤史体，难成实录。

三、总结一代历史盛衰

尽管后代诽议《魏书》者代不乏人，但是终未能撰成一部代替《魏书》的史著。这本身即说明了《魏书》的史学价值。魏收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他对北魏历史的发展有着总体的考察与宏观的把握，故而在撰述拓跋部族的历史时能够以宏阔的视野梳理一代历史的发展大势，再现北魏历史盛衰。魏收为北魏的先祖及历代帝王均设置了本纪，以求呈现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但在他看来，北魏历史的发展又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北魏先祖的累世开拓，为魏的建国奠定了基础。魏收打破《汉书》以来本纪首列开国皇帝的编纂传统，在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之前先列《序纪》一篇，用以叙述道武帝追尊的二十八帝。“《序纪》在目录中排列为‘本纪第一，《太祖道武帝纪》排列为‘本纪第二，可见《序纪》是自有系统的独立存在的一纪，在魏收书中地位重要，不是附带叙述性质。”[14]（P230）在《序纪》中，魏收重点书写了拓跋部族早期发展史上的几位关键人物。他指出，鲜卑部族始祖成皇帝毛时期，“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其后，历经多代发展，至诘汾开始南移，经过“九难八阻”，“始居匈奴之故地”。诘汾之子力微继其位，“迁于定襄之盛乐”。力微死后，拓跋部族内乱不止，首领什翼犍经过多年经营，使得拓跋部族初步建立了管理体制，疆域大大拓展，为拓跋珪建立魏国奠定了基础。因此，魏收评价说：“昭成以雄杰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威被荒遐，乃立号改都，恢隆大业。终于百六十载，光宅区中。其原固有由矣。”[1]（卷1《序纪》）肯定了什翼犍在拓跋部族早期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第二个阶段是道武帝摈弃晋的封号，建立魏国并发展强盛。在《魏书》中，魏收对道武帝拓跋珪的建国之功以及由此推动南北不同政权对立格局的形成予以了“深描”。他指出，登国元年（386）拓跋珪“改称魏王”，建立魏国。嗣后，拓跋珪进行了一系列的征讨战争，北伐库莫奚、蠕蠕，西讨解如部、黜弗部，南征薛干部，袭击高车诸部落，大破匈奴支系铁弗部，等等。至皇始二年（397），拓跋珪将都城迁至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又“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国家运作机制。于是，拓跋珪改元天兴，即皇帝位。纵观魏收笔下拓跋珪的生命历程，所形塑的是其戎马一生、励精图治、战功赫赫的形象，在他的带领下，拓跋部族从弱小走向强大，加速了封建化进程，以至雄霸北方，并渐趋形成与南朝对立的局面。所以魏收称其功绩说：“太祖显晦安危之中，屈伸潜跃之际，驱率遗黎，奋其灵武，克剪方难，遂启中原，朝拱人神，显登皇极。虽冠履不暇，栖遑外土，而制作经谟，咸存长世。”[1]（卷2《太祖纪》）魏收这段评论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拓跋珪剪除困难，开疆拓土，建立北魏，为统一北方做了准备；二是拓跋珪草创各项制度，为后代君主所承继，奠定了北魏国家运作的基本架构。

第三个阶段是太武帝拓跋焘将前世之功推向新的高度，魏国实力在达于鼎盛的同时又呈现出衰微的迹象。魏收指出，太武帝在位期间，大举向北攻伐蠕蠕并给予致命性打击，从此蠕蠕一蹶不振，“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1]（卷103《蠕蠕传》）；又先后举兵灭掉胡夏、北燕、仇池、北凉等北方政权，最终统一了黄河流域。太武帝自恃兵力强盛，决心攻打刘宋，冀图实现天下一统的局面，然此时的刘宋正值“元嘉之治”的盛世，尽管太武帝的南攻给刘宋国力造成巨大损耗，但北魏也因兵力、财力的巨大透支而由盛转衰，所以随着南攻刘宋的挫败，太武帝的统治在鲜卑族内引起极大不满，以致招来杀身之祸。故而魏收在肯定太武帝“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的同时，也指出他“初则东储不终，末乃衅成所忽。固本贻防，殆弗思乎”的不足[1]（卷4《世祖纪》），又说：“世祖经略四方，内颇虚耗。既而国衅时艰，朝野楚楚。”[1]（卷5《高宗纪》）表明北魏由强而弱，太武帝实难辞其咎。这种评价较为辩证、客观地解读了太武帝的功过得失。

第四个阶段是从魏文成帝开始至北魏分裂为东西魏，魏国由盛而衰，其间虽经孝文帝改革，但终究难以改写北魏衰乱的局面。太武帝的连年征战造成国库亏空，致使文成帝已无力对外开拓，唯有休养生息。献文帝在位短促，亦无统一中原之志，魏收称其“早怀厌世之心，终致宫闱之变”[1]（卷6《显祖纪》）。相较而言，孝文帝的执政给北魏的发展带来了一线希望。魏收尽写孝文帝的亲民、励志形象以及他推行均田制，迁都洛阳，全面汉化，改革吏治、税制、俸禄与官制等措施，并以“史臣曰”的形式称赞孝文帝“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1]（卷7《高祖纪》）由此看来，孝文帝的统治似乎完美无瑕。实际上，魏收由于为尊者讳而于史论中避谈孝文帝的不足，但在《高祖纪》中却间接透露了此时北魏国力的衰弱，突出表现在魏收记载孝文帝实施一系列改革与仁政之后，于太和二十一年（497）、二十二年亲自“车驾南讨”，但皆未攻克南齐，字里行间流露出魏收对北魏国势发展的看法。继而，魏收总评孝文帝之后的几代帝王说：“魏自宣武已后，政纲不张。肃宗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委用非人，赏罚乖舛。于是衅起四方，祸延畿甸，卒于享国不长。”[1]（卷9《肃宗纪》）

综观魏收对北魏一代历史的考察，其视野开阔，见解深刻，尤其是他将北魏发展的整体史与各帝王的个体生命历程相互结合，在宏觀的脉络中体现微观力量的作用，在微观历史的书写中彰显宏观历史的走向。可以说，他对北魏史的撰写，既兼顾了全面，又突出了重点，既反映了他对北魏历史发展的整体考量，又蕴含了他对北魏历史演进的阶段性看法和对北魏历史盛衰的思考。

四、创新典志：反映时代特点

《魏书》不仅设置本纪、列传以反映北魏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各类人物的面貌，而且重视典志与纪传相互配合，进而从不同维度构筑一代全史，表明魏收有意继承《汉书》的著述规模与体制。由于典志涵括的内容异常广泛，同时又要求史家记载的准确、全面、系统，所以典志的编纂对史家的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南朝史家“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15]（《通志总序》，P5），正切中了不少正史缺载典志的要害。魏收认为，典志具有纪传不可替代的作用：“窃谓志之为用，网罗遗逸，载纪不可，附传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应标著，搜猎上下，总括代终。”[1]（《前上十志启》）所以他在《魏书》中设置了《天象志》《地形志》《律历志》《礼志》《乐志》《食货志》《刑罚志》《灵征志》《官氏志》《释老志》等篇章。《魏书》“十志”既有对前史书志门类的承继，又有因时代特点而创设的新志，反映了魏收历史编纂的创新精神。

《魏书》“十志”的设置，弥补了自《汉书》之后至唐初撰成《五代史志》期间正史或根本无志，或缺载食货、刑法等重要内容的缺陷，因而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事实上，在《魏书》十志之中，魏收尤为看重的是《官氏志》与《释老志》，认为“《河沟》往时之切，《释老》当今之重，《艺文》前志可寻，《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1]（《前上十志启》）。联系当时北魏的历史来看，黄河并未出现“较大规模的决徙”，“基本上安流无事”[16]，所以魏收认为没有设置《河沟志》的必要；至于不设《艺文志》，实由北魏藏书有限所致，《隋书·经籍志》载：“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尒朱之乱，散落人间。”[17]（卷32《经籍志一》）所以在魏收看来，河沟、艺文显然不及职官、氏族、佛道二教对北魏社会发展的影响重大。

《官氏志》的設置，具有超出一般“正史”《百官志》的意义，即通过对北魏官志与氏志的条理爬梳，展现北魏由氏族走向国家、由野蛮走向文明、由浓厚的鲜卑特色走向不断汉化的历程。关于官志，魏收首先追溯了拓跋部族在建国之前的官职设置情况，继而考察了北魏建国后职官的设置、增减与演变。由于孝文帝之前存在“内外百官屡有减置，或事出当时，不为常目”[1]（卷113《官氏志》）的现象，而之后的职官却变动较小，所以魏收便以孝文帝时期“议定”的职官名称予以载录，并言及北魏职官与之前中原王朝的不同：“前世职次皆无从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别制也。”[1]（卷113《官氏志》）从魏收所载职官的名称、种类与品级来看，北魏的官制系统已较为成熟，为之后北齐乃至隋唐官制的创设奠定了基础。关于氏志，魏收从源头上梳理了拓跋部族姓氏的流变，创造性地将孝文帝改革后的汉人姓氏附于鲜卑姓氏之后，共载118个鲜卑族姓氏和所改汉人姓氏。同时，氏志中还收录了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制定门阀制度的诏书及敕，与魏收在列传中多为高门大姓立传的旨趣遥相呼应，共同反映了鲜卑贵族门阀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风貌。以往学术界在谈论门阀制度时，多认为南朝门阀制度很兴盛，而对北朝关注不多，通过魏收《官氏志》的记载，可以看出门阀制度在北朝同样盛行，这也反映了南朝与北朝在空间上虽有差异，但同一时期又具有相同的时代特点。

《释老志》的设置是魏收紧扣时代脉搏、创新历史编纂体系的又一卓识。所载内容关涉佛、道二教。佛教部分所占比重较大，主要包括佛教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史、佛教教义以及佛教在北魏的境遇；道教部分则聚焦于寇谦之对道教的改革，涉及早期道教发展的生态史。相较而言，魏收对佛教相关内容的记载着墨较多，也更为重要，因而其价值曾引起中外史家的关注与研究。据葛兆光介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较早注意到了《释老志》的价值；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的魏楷（James R.Ware）于欧洲学习的时候，在伯希和的指导和梅迪生的帮助下，进行《魏书·释老志》的研究，后来在《通报》上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Wei Shu on Buddism，对《魏书·释老志》的佛教部分做了注释和解说；1961年日本学者塚本善隆的《魏书释老志译注》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经过若干年的检验，这部译注已经普遍被学界承认是一部名著，不仅收在《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一卷里，而且还作为平凡社著名的《东洋文库》之一，出版了文库本，流行很广。[18]《释老志》所传递的信息更为中国研究魏晋南北朝宗教史的学者所重视。值得注意的是，中外学者对《魏书·释老志》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其所载内容来观照中国早期宗教的发展，换句话说，学术界所倚重的是《释老志》的史料价值。然从历史编纂的角度来看，《释老志》应是系统的宗教史载入“正史”的开始，它弥补了“正史”不载或作为附属品来记载宗教史的缺陷，因而是从更为深广的角度来反映社会历史的面相。

在魏收看来，佛教与北魏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北魏建国初年，无论是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还是太武帝拓跋焘，都曾“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1]（卷114《释老志》），只因拓跋焘改信道教而有灭佛之举。嗣后，北魏仍有不少帝王崇信佛教，其中尤以文成帝最为典型。他在位期间，继承拓跋珪以来设置道人统（后更名为沙门统）以统治僧徒的做法，耗费巨资建造佛像，于“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1]（卷114《释老志》）。故而，佛教在北魏得到扶持或遭到打击，无不彰显出它与政治之间的内在瓜葛。在经济上，魏收认为，佛教寺院不仅拥有大量土地和财产，而且拥有数量庞大的僧祇户和寺户。同时，佛教徒享有不纳租税和不受国家法律制裁的特权。[1]（卷114《释老志》）更有甚是，寺院将作为“济施”的僧祇粟变更为敛财的资本，导致北魏政府不得不对其加以限制。[1]（卷114《释老志》）可知佛教寺院分割了政府的一部分经济权力，从而与政府之间形成了内在张力。据此来看，魏收设立《释老志》有深远立意，“并没仅仅停留在客观的记述史实上，而是进一步从史鉴的高度总结北魏佛教发展的历史”[19]，他说：“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1]（卷114《释老志》）这种著史旨趣与识见，实高出于同时代的史家。

《魏书》的其他典志同样体现了魏收历史编纂的卓识。《地形志》虽因孝庄帝“永安末年，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1]（卷106《地形志上》），造成对北魏不少州郡沿革的失载，但该志对研究北朝地方行政规划及变迁仍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地形志》还记录了“176位神祇或祭祀单位”，“对了解当时地方社会宗教形态还是很有用的”[20]（P110、111）。《律历志》《礼志》和《乐志》则冀图反映北魏一代的律历沿革和礼乐制度文明。即便是过去学者非议较多的《天象志》和《灵征志》，其史料价值亦不容忽视。如《天象志》保存了不少当时日食、月食、彗星的记载；《灵征志》记录了当时雪霜冰雹、地震山崩等自然灾害现象等。综观《魏书》“十志”的记载，可以看出魏收是力求从多维历史视野呈现北魏社会的各方面情状，系统反映一代之史的复杂景象。

综上，作为一部史学名著，《魏书》能够长期存世并经受时间的考验，说明其本身自有独特的学术魅力。然而，魏收之后的一些史家将《魏书》本身的不足与缺陷无限放大、层累叠加，以至后世言《魏书》者，竟斥其非，罕言其是。时至今日，我们应摒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发掘魏收为撰述一代全史所做的艰辛探索与成功实践，还《魏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应有之地位。

参 考 文 献

[1]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劉知幾：《史通通释》，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5] 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

[6]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

[7] 陈其泰：《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8] 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9]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10] 周一良：《魏收之史学》，载《燕京学报》1935年第18期.

[11] 瞿林东：《说〈魏书〉非“秽史”》，载《江汉论坛》1985年第5期.

[12] 罗新：《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载《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

[13]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载《文物》1977年第5期.

[14] 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三联书店，2003.

[15] 郑樵：《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

[16]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载《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17] 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

[18] 葛兆光：《〈魏书·释老志〉与初期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方法》，载《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1期.

[19] 向燕南：《〈魏书·释老志〉的史学价值》，载《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

[20] 严耀中：《晋唐文史论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王雪萍]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the compilation of Weishu i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being an official， experience of recording history， and academic knowledge of WEI Shou as well as the focusing on the reservation of scholars by the government of North Wei Dynasty.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Weishu is slandered as obscene. In fact， works of WEI Shou aims at compiling a true record of history expounded by contemporary historians and proved b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WEI Shou with a great view sorts out historical trend and classifies history of North Wei Dynasty into four stages， which reflects his thinking on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dynasty. Weishu sets up “ten records”， complimenting the lack of record of consumption and criminal law during the 600 years from Hanshu to early Tang Dynasty； it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 of classification and sets up Guanshuzhi and Shilaozhi parts which reflect the respect for official and Buddhism tradition in North Wei Dynasty.

Key words： Weishu， historical compilation， spirit of true record，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dynasty， record， time 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