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辽代词坛创作沉寂”这一判断不惟是文献稀缺现实下的一种假设，实则亦与历史的真相相差无几。而相较于词在高丽以及金的接受与创作，辽代这种词坛沉寂现象的产生既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息息相关，也与这一时期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所表现出的传播特点密不可分。尽管辽词创作不兴于世，但辽人之于词的发展，尤其对于金词风格的塑造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对此现象的探讨，是我们理解整个十至十三世纪词史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辽词；词坛沉寂；词史价值

作者简介：孙科镂，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从事宋金元词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2-0123-08

时至今日，学界之于十至十三世纪词学的研究已然由最初局限于赵宋一朝，转而放眼于整个宋金元词坛，并由此对词之发展有了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然而即便如此，对这一时期辽代词坛面貌的探讨却仿佛始终是治词者研究的禁区，鲜为人所涉足。这一方面自然与长期以来华夷观、正统论的影响密不可分，但更为紧要的，辽代本身相对保守的文化政策1，以及其后所遭罹的兵燹之祸，导致辽词研究从一开始便陷入了文献不足征的窘境，而这事实上也是整个辽代文学研究所遭遇的共同问题。

只不过，论及诗文，毕竟还有《全辽诗话》《全辽文》这样的辑佚之作可以凭借，尚且能勾勒出类似“圣、兴、道三宗，雅好词翰……东丹王倍聚书万卷，平王隆先著有《阆苑集》。文学之臣若萧韩家奴、耶律昭、刘晖、耶律孟简，皆淹通风雅”[1]（P2）这样的文坛轮廓，而同一时期涉及词与辽人关系的史料，就笔者目之所及，却仅存寥寥两则而已。由是，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今天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辽代词坛沉寂的面貌，究竟仅仅是文献亡佚所产生的假象，抑或与历史的真相相差無几？

要回答这一疑问，首先自然离不开对现存两则相关史料的解读。其一乃出于五代北宋之际，孙光宪所作《北梦琐言》一书。是书卷六“以歌词自娱”条有云：

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2]（P135）

据《汴京遗迹志》载，“大梁城门，东曰夷门……后人遂直指汴京为夷门”[3]（P118-119），则文中所谓“契丹入夷门”，即指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中原，攻陷汴京，灭亡后晋之事。尽管这一事件最终以耶律德光迫于“蕃汉有别”的传统意识与“国人厌苦”[4]（P35）的严峻现实，不得不舍中原北归而告一段落，但入主中原这一经历本身却无疑在其内心造成了巨大触动。在攻取汴京之后，耶律德光便迫不及待地效法汉人典章，服中原皇帝衣冠，称帝于汴京皇宫，摒弃契丹旧名，改国号为辽。史载，其“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阁”后，甚至顾左右而叹：“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5]（P898）这深深地传达出在与汉文化接触过程中，其人明显的推崇心态与强烈的自卑情结。

不过，所谓的“汉文化”并不仅仅狭隘地停留在君为臣纲、天子仪礼的层面。辽人在南侵过程中显然同时获得了大量接触中原文士、汉地风俗、典章文字的机会。而恰如上述史料所揭示的，晋相和凝的词作与词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为辽人所知晓。只是需要说明的是：首先，仅就五代词的创作而言，其主要还是围绕南唐与西蜀两个中心展开，相比于这二者，尽管中原也不乏一二词人的出现，但受制于频繁的政权更替、连绵的战火纷争，始终缺少词这样一种与生活娱乐紧密相连的文学样式生成的稳定环境；其次，由于疆域的阻隔，无论是战是和，辽与汉文化的接触都只能以中原地区为窗口，无法直达南方腹地。故而由和凝词的北传能否推导出当时其他词人词作亦一并传入辽地的结论，恐怕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当然，如果说《北梦琐言》所反映的还只是词于辽人间传播与接收层面的问题，那么辽大安年间（1085—1094）王鼎所作的《焚椒录》则无疑真实而完整地记载下了现今仅存的一组辽词作品及其创作的前因后果：

后常慕唐徐贤妃行事，每于当御之夕，进谏得失。……上虽嘉纳，心颇厌远。故咸雍之末，遂稀幸御。后因作词曰《回心院》，被之管弦，以寓望幸之意，曰：

扫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扫深殿，待君宴。

拂象床，凭梦借高唐。敲坏半边知妾卧，恰当天处少辉光。拂象床，待君王。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

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

装绣帐，金钩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装绣帐，待君贶。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

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一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

剔银灯，须知一样明。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剔银灯，待君行。

爇熏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爇熏炉，待君娱。

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6]（P2-3）

这组词的作者即辽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1040—1075），《辽史》谓之“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好音乐”[7]（P1205），暗示其所受汉文化影响之深。事实上，除《回心院》词外，《焚椒录》同时亦载录其诗四首、《谏猎疏》一篇，所作皆有可观，足见《辽史》所云殆非虚言。

再就《回心院》而论，其大抵采用了以单阕小令为单位、以联章体为结构的基本形式；且每首小令开篇所谓“扫深殿”“拂象床”“换香枕”“铺翠被”“装绣帐”“叠锦茵”“展瑶席”“剔银灯”“爇熏炉”“张鸣筝”，既表明了彼此间不同的内容侧重，又暗示了共同的主题指向，亦即通过对深闺种种情境的前后比照，婉转地传达出自身失宠后的深切苦闷以及对重获君恩的殷切渴望。

上述创作特征无疑与同一时期（大约对应宋神宗熙宁年间）北宋词所呈现出的新貌大相径庭，反倒与百年前唐五代词之风格颇多仿佛。这一点清人已有所察觉，如徐釚谓萧词“大有唐人遗意也”[8]（P160），况周颐则更进一步指出其“音节入古，香艳入骨，自是《花间》之遗，北宋人未易克办”[9]（《蕙风词话》卷3，P4455）。对此，我们不妨以上文所提及的和凝词为参照，其词今散见于《花间集》《尊前集》中，凡二十八首，无一例外乃令词之作，近三分之二为单阕结构，且题材多以艳情为主，其中如《江城子》五首这样由单阕小令构成、以男女情爱为主题的联章体作品，更是与萧词有异曲同工之妙。就这层意义上来说，唐五代词之于《回心院》创作的影响显然不能轻易回避，只不过更进一步看，其中大多数的普泛化特征，实质上亦是民间曲词、市井文化等因子在早期文人词创作上的必然反映，故而倘若我们将萧词的出现直接归结于当时北方民间文化的影响，或许也并不为过。

事实上，作为现今仅存的辽词作品，《回心院》与唐五代词虽多有相似，却又不尽相同。具体而言，首先，作为一名女性作者，萧观音在书写深闺情怨时所体现出的直抒己意，显然与前代文人词所承继的代言传统截然相异。其次，也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回心院》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此调并不见于唐五代的任何词曲作品中，且调名与内容呼应，与词调初创期“词多缘题”的特点正相吻合，再据《焚椒录》所云，萧词成而“被之管弦”，则其为自度之曲无疑；且其曲调极可能深受北方民间歌谣影响，只要将其与辽末燕地俗曲《臻蓬蓬歌》“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翁，（臻蓬蓬，臻蓬蓬）”[10]（P1）1的句式相类比，恐怕很难轻易否认彼此间存在关联的可能。当然，这种舍弃前代词调不用，自制新曲的行为，是单纯出于萧观音主观上的不愿，还是客观上的不能，由于文献的缺失，已难确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词调于诞生之初便陷入了“曲高和寡”的窘境，据载“时诸伶无能奏演此曲者，独伶官赵惟一能之”[6]（P3），而在后世词的流传与创作中，其更可以说是湮没无闻，难觅踪影。

总之，基于上述史料分析，我们显然不能仅凭和凝词名的远播，便随意放大唐五代词在辽地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也不能仅仅因为《回心院》组词的出现，随意确认辽代词坛的兴起与繁盛。事实上，这一判断在金词生成的问题上也同样得到了有力的佐证。

关于金代文学的形成，金人萧贡有云：

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11]（P33）

元好问援引这一观点，直言“天下迄今无异议”[11]（P33），足见此说一经提出，便广为文士所认同。而至清代，庄仲方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指出：

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 兴，然犹借才异代也。[12]（《金文雅序》，P107）

亦即尽管金在自我文化的形成与塑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深受前代辽、宋文化的双重影响，但就文学而言，其早期成果却主要还是出自入金的宋人之手。

我们且不妨以元好问所编《中州集》（附《中州乐府》）为对象略做考察。是书“主于借诗以存史”[13]（P1706），故其所收颇为广博细致，金源一代的诗、词作品也的确多赖此得以留存。倘若对这其中所载金初作品稍加区分，不难发现，如果说诗集部分，还尚且载录如张斛这样屈指可数的故辽诗人作品（十八首），那么在“乐府”卷中，则可以说完全被吴激（五首）、高士谈（三首）、蔡松年（十二首）、刘著（一首）这些故宋词人的作品所占据。即便我们将视野由《中州集》扩展到整个金代文献，这一状况也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早期的金词创作似乎从一开始便与由辽入金的文士群体绝缘。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一句文献的缺失已然无法掩饰辽词创作寂寥这一不争的事实。

由此，我们大抵可得出這样的结论：有辽一代，文士之于词的尝试即使存在，亦基本处于一种零星的创作状态，并不为主流所重视与热衷；且就来源而言，其极可能深受北方俗乐影响，一定程度地受唐五代文人词的熏陶，而与同期的宋词创作则几乎没有交集。

尽管彼此疆域有广狭之分，立国有先后之别，不过作为与赵宋南北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辽、金二朝在对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方面无疑具有着相似的需求，而金人在对宋交往过程中实际上也几乎承袭了宋辽的固有模式。故而当我们面对金代词坛相对繁荣的景致时，不免会疑惑于辽词创作的寂寥场面。要理解这一现象的产生，首先自然离不开对二者不同文化立场的体认。

金人梁襄于《上世宗疏》中，论及辽、金之异同，有云：

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臣知其所游不过临潢之旁，亦无重山之隔，冬犹处于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为业，穹庐为居，迁徙无常，又壤地褊小，仪物殊简，辎重不多，然隔三五岁方能一行，非岁岁皆如此也。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14]（P2136）

这一看法可以说一针见血地指出，二者虽同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然其之于汉化的态度，以及所受汉化的程度却截然迥异。1

就金而言，首先，通过最初的对宋战争，王朝势力得以在原有辽地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至整个中原地区，同时大批文士乐工、大量文化典籍亦随之北上，由此造就的所谓“借才异代”之势无疑为王朝文化的塑造提供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汉化平台。其次，自天会五年（1127），金人攻陷宋都汴京，并先后于占领区建立楚、齐傀儡政权，到十五年（1137）诏废齐国，“置行台尚书省于汴”[14]（P1761），次年，“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14]（P73），将淮北地区汉人统一收归中央尚书省管辖，再到天德五年（1153），由会宁迁都燕京，短短二十余年间，金人便完成了由边塞少数民族政权到传统中原王朝的政治转型，足见其接受汉化速度之快。

反观辽人，尽管其立国之初亦不乏如收取燕云十六州（936），如南下灭晋、短暂据汴（947）这样与汉文化接触的重要经历，然而相比于金人的大开大合，其所带来的冲击多少显得微不足道。事实上，这种与汉文化的初步接触对于辽人的影响在一开始也的确显得极为有限。如现存天显十三年（938）所作《房山辽塔出土砖文》，其年号前即自冠“大蕃”[15]（P67）字样；再如太宗入汴，述律太后亦不禁发出“使汉人为胡主，可乎”，“然则汝何故欲为汉帝”[4]（P35）的质问；而同一时期，作为近邻的高丽太祖王建，在其晚年（943）所授《训要》中，更是有“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16]（P43）的告诫。足见在当时，无论是辽人自身，抑或旁人，都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与中原汉文化区分开来。也正是这种之于汉化的谨慎态度，使得尽管自檀渊之盟（1004）南北相持格局确立以来，宋、辽间通过设立榷场、往来交聘等方式保证了和平时期彼此交流的一定热度，避免了双方陷入各自封闭的状态，为中原文化的北传提供了必要渠道，但辽人却并未借此如金人一般实现迅速的汉化。而这样一种保守的文化立场显然也极大妨害了包括词在内的整个汉地文学既有成果在辽的传播与接受，并进而阻碍了辽自身文学的形成与创造。相比于主动承继前代创作传统的金词，有辽一代词体发展所体现出的无力感恐怕很大程度上正缘于此。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南北交流的持续存在毕竟为辽人所秉持的“文化抵抗”态度保留了一丝改变的可能。而纵观整个辽代历史，其之于汉文化的态度也的确并非一成不变。具体来说，大抵经历了由太祖至景宗（927—981）的初步了解，到圣、兴二朝（982—1054）的逐渐认同，再到道宗以后（1055—1125）的高度吸收这样尽管缓慢，但终归与汉文化渐趋靠拢的过程。2

以圣宗朝为例，史载，辽圣宗本人即尝“以契丹大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番臣读之”[4]（P80）。且当时，对于以冲淡朴实著称的宋初诗人魏野的作品，辽人同样报以了极大热情（讽刺的是，魏野本人在这一时期的宋代文坛却诗名不彰）。开泰二年（1013），辽使至宋，谈及魏野诗集，甚至直言：“本国得其上帙，愿求全部。”[17]（P13430）再以兴、道二朝为例，重熙二十三年（1054），王拱辰使辽，兴宗因其“南朝少年状元，入翰林十五年矣”，遂“亲酌劝拱辰，又亲鼓琵琶侑之”[18]（P4281），待之甚厚；而清宁元年（1055），欧阳修来聘，道宗因其“名重今代”，更是打破惯例，“择贵臣有学者押宴”[19]（P15）。这些不仅表明了当时辽人对同一时期北宋重要文士的熟识与推崇，且透露出其之于文士成就的判断已与宋人的观念渐趋一致。

而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道宗末年辽地苏轼热的兴起。史载，元祐初，“契丹使耶律永昌、刘霄来聘”[17]（P10263），苏轼作为馆伴宴请北使，席间，刘霄引苏诗有云：“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不饮者耶？”令苏轼本人大为惊愕，以至于其在此后的诗文中多次提及此事，如《记虏使诵诗》直言：“虏亦喜吾诗，可怪也。”[20]（P2154）《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其三自注：“余馆伴，北使屡诵三苏文。”[21]（P1671）不过，苏轼的这种惊异与困惑很快便得到了时人的回应与解答。元祐四年（1089），蘇辙使辽，途中赋《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述其见闻，即告以家兄“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及归，上《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亦言：“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22]（P358-359）而元祐九年（1094），同样奉使北上的张舜民，不仅于幽州馆中见“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更“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19]（P89）可见，刘霄诵诗本身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其背后所反映的乃是苏轼作品在当时辽代文人中广为流传与接受的现实。

由此看来，仅仅以文化立场来解释辽词创作的寂寥，显然并不周全。事实上，词在辽代所遭遇的窘况，也与这一时期词的整体发展以及传播特点密不可分。

就词之发展而言，自北宋仁宗朝始，词体地位逐渐上扬，词体风格愈发多样，整个词坛可谓大家辈出，名作不断。十二世纪初，金人南下入主中原，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派繁盛景致，所继承的正是这样一笔丰厚遗产。此后，尽管在南北对峙的背景下，金词逐渐走上了与南宋词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但彼此间词之交流却并未完全阻隔。一方面，如南宋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赵闻礼《阳春白雪》中对金初蔡松年、吴激之词即多有选录，而成书于理宗朝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卷二十一更是载录蔡松年《萧闲集》六卷、吴激《吴彦高词》一卷，可见二人词集早已流入江南。另一方面，尽管现存文献对于稼轩词集北传入金缺乏明确的记载，不过在元好问早期作品中，我们却已能依稀见及稼轩词的零星痕迹。如金泰和五年（1205）其所作《摸鱼儿·恨人间》，“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一句明显借鉴了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的笔法；再如正大元年（1224）其所作《满江红·画戟清香》，“万里功名知未免，中年离别尤堪惜”一语，无疑亦化用了辛弃疾《水调歌头·折尽武昌柳》中“富贵何时休问，离别中年堪恨，憔悴鬓成霜”的词句。1故而某种程度上，金词之于宋词，可以说呈现了一种脱胎于其中又不断相互促进的发展状态。

相比之下，十至十一世纪中叶，辽在与中原王朝的交流过程中所面对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其时不仅词之风格带有明显的南方烙印，词之创作也往往集中于南方一隅。五代时期词坛之分布自不必多言，即便至宋太祖灭后蜀（965）、南唐（975），统一南北，赋词之风也并未因此流播开来。相反，正如宋太祖所云：“孟昶君臣溺于声乐……故为我擒。”[18]（P157）“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23]（P406）在宋代统治者眼中，词戏剧性地成为南方颓靡文风与士风的标志，成为后蜀、南唐亡国的主要根源，并由此几遭禁绝。今天我们对这一时期所存北宋词作略加梳理，不难发现，从公元960年宋太祖黄袍加身，到公元1034年宋仁宗景祐亲政，近八十年间，有作品存世的词人仅二十余位，逾三分之二为南方文士，且各自所存作品往往不过二三首而已1，无怪乎南宋初，王灼撰《碧鸡漫志》亦不禁感叹：“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浸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9]（P82）这种词体创作于中原地区长期沉寂的现象，无疑从一开始便影响了词在辽地的传播与接收。

另一方面，早期文士基于“词为艳科”“词为小道”的认知所表现出的创作态度的随意性，以及其时词作为纯粹的音乐文学所造成的传播方式的单一性，又使得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词体创作在整个宋王朝内部渐趋复兴，但依然无法短时间内迅速改变词于辽地的命运。

具体言之，首先，对于词的贬斥态度不仅是北宋前期北方文士群体的专利，即便如钱惟演这样的南国子弟，亦不乏“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词）”[24]（P24）这样功用明确、等第清晰的文类观念。换句话说，以儒家文以载道的标准衡量，在当时文人眼中，词不仅不能与经史诗文相提并论，甚至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野史小说亦远不能及。也正因此，相比于以言志载道为己任的诗文创作，作为莺歌燕舞间侑尊娱情的别样存在，早期词的问世往往更带着一份随意，也更容易“散落青帘红袖间”[25]（毛晋《淮海词跋》，P306），陷入一种零乱、无序的流播状态，并随着风尚的转移而湮没无闻。北宋中后期，尽管以张先、苏轼为代表的文士群体通过对词体发源的重新解构、对词体创作的诗化改造，不断提升词的文体地位，但正如南宋初胡寅回顾前辈词曲创作所指出的，“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26]（P358-359），这种不自珍的态度却并未从整体上发生改变。且以苏轼为例，其生前编印流行的作品集，有学者考证，大致包括《眉山集》《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大苏小集》等数种，然无一例外为诗文集2；至于东坡词的搜罗刊刻，就文献可考，则要晚至绍兴初，傅幹《注坡词》十二卷成书。这一现象与北宋词的整体传播情况可以说大体一致，今天我们所能见及的两宋词人词集，除了个别燕集唱本以及自编小集，也的确更多地编刻于词逐渐被赋予案头文学特质、整体地位进一步上升的南宋时期。这也部分解释了尽管辽代晚期北宋文士的著作被大量引进与刊刻，但就史料来看，我们几乎寻觅不到一点与词集流传相关的蛛丝马迹，辽人之于诗、文的兴趣似乎远甚于词的可怪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词以音乐而非文集为主要传播媒介的事实，在北宋与高丽间的词曲交流中同样得到了有力印证。作为与辽并存的异族政权，高丽历来以“夙慕华风”[16]（P445），“通于文学，颇有知识”[27]（曾巩《明州拟辞高丽送遗状》，P219）著称于世。据现存史料来看，其与宋的接触大抵始于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是时历经仁、英二朝的词体复兴，宋词创作已渐趋繁盛，故二者间词曲的交流亦始于其时，且最终在政和三年（1113）、五年（1115），宋徽宗两度诏赐大晟府乐中达到高潮。对此，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十尝作有精彩概述：

熙宁中，王徽（高丽文宗）尝奏请乐工，诏往其国，数年乃还。后人使来，必赍货奉工技为师。每遣就馆教之。比年入贡，又请赐大晟雅乐及请赐燕乐，诏皆从之。故乐舞益盛，可以观听。今其乐有两部，左曰唐乐，中国之音；右曰乡乐，盖夷音也。[28]（P140）

尽管我们不能回避宋、丽词曲交流过程中其他零散的傳播渠道与传播方式，如吴熊和《高丽唐乐与北宋词曲》一文即指出：“《高丽史·乐志》中有些词，如《解佩令》至俚至俗，《游月宫》文句不通，缺韵误韵，断非出自文人之手，不可能由官方交流。”[29]（P53）但上述记载无疑表明，这种官方的以乐工女妓口耳相授为主要手段的交流方式在其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

至于这种交流兴于宋、丽，而不行于宋、辽，则不仅与辽、丽自身不同的文化立场有关，其实亦是宋人对二者不同定位的正常反应。亦即从政治上考量，高丽往往被宋人视作牵制与削弱辽的重要力量，故而在交流层面，较之辽人，高丽所受到的限制自然要宽松得多。元祐八年（1093），苏轼上《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其一云，“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若高丽可与，即榷场之法亦可废”[20]（P995-996），即已从侧面反映出书禁问题上辽与高丽所受到的不同待遇；而据苏辙《乞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载神宗朝接待辽、西夏、高丽来使的不同条约，其中唯独高丽，有“诸进奉使乞差伎艺人教习三节，并关管勾同文馆所”[30]（P35）的优待，则更清晰地表明宋人的这种区别对待，在词曲交流的层面一以贯之。从这点上恐怕不难理解，作为与宋并存的异族政权，同一时期的高丽，仅就《高丽史》所载，如宣宗王运（1049—1094）、睿宗王俣（1079—1122）已先后有词作流传1，而辽词创作却终归不兴于世。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也即随着词由纯粹的音乐文学向诗化的案头文学转化，随着词体地位的不断上扬、创作门槛的不断下降，随着词作传播方式的愈发多样、传播范围的愈发广泛，对汉文化渐趋认同的辽代文人最终是否亦会自然地接触与接受宋词的发展成果，逐渐融入到这场词体创作的盛宴中去。只可惜这种假想在十二世纪初被金这样一个来自北方的搅局者硬生生地打破。不过置身于这场世纪之交的词坛大变局中，辽人却并非一无是处，湮没无闻。

当前，学界对于金词生成的认识，几乎无一例外强调故宋文士的至要作用，而忽略入金辽人的存在。这自然是基于现有词学文献所反映的史实做出的正常判断。不过倘若将视野放宽到整个文学领域，不难发现，包括词在内的整个金代文坛所表现出的“苏学行于北”的风尚，其实自辽代晚期便已开先河。尽管彼时这种接受与推崇由于条件所限，还仅仅局限于诗文层面，但辽地这种崇苏的文化氛围必然会先于宋人影响到金人的文化倾向，为金初东坡词于北地的兴盛、金词风格的塑造打下先行的基础。

另一方面，金人的南侵直截了当地打破了和平时期交流的条条框框，入金辽人也借此获得了与宋代文化更为充分的接触机会，加速了其之于词的接受进程。今天，这一文士群体入金后是否尝试词体创作，已无从可考，不过在邢具瞻、郑子聃、耶律履、王庭筠这些成长于金初的“辽二代”“辽三代”笔下，我们却得以清楚看到这一接受的最终完成。2就这点而言，邢具瞻们的词体创作不仅是金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也被赋予了“辽”词告别沉寂、走向勃兴的特殊意义。

參 考 文 献

[1] 周春：《辽诗话》，《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2] 孙光宪：《北梦琐言》，北京：中华书局，2002.

[3] 李濂：《汴京遗迹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

[4] 叶隆礼：《契丹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14.

[5] 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王鼎：《焚椒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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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釚：《词苑丛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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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江万里：《宣政杂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11] 元好问：《中州集》，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

[12] 缪荃孙、庄仲方、苏天爵：《辽文存 金文雅 元文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1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14] 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 陈述：《全辽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

[16] 郑麟趾等：《高丽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7]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19]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

[20] 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21] 苏轼：《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22]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94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3]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4] 欧阳修：《归田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

[25] 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6]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8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7]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5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8]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29] 吴熊和：《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30]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9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马丽敏]

Abstract： Ci-poetic circles in Liao Dynasty does not flourish. It is a judgment most likely close to the historical truth rather than an assumption based on the scarcity of relevant documents. And compared with good situation of Ci in Jin and Korea， the reasons why this phenomenon appears in Liao Dynasty include not only the cultural standpoint of Liao itself，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and the spreading characteristic of Ci during this period. Liao literati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tory of Ci， especially Jin Ci， although they do not devote themselves to Ci. This discussion of Liao Ci is a beneficial complement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ntire history of Ci during 10th to 13th century.

Key words： Liao Ci， decline of Ci-poetic circles， value in history of 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