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唐书》是北宋中叶官方修史的重要成果，既有不屑五代衰世而借重修唐史以争正统的政治色彩，又有取法后王、以唐为鉴而巩固当朝统治的现实诉求，故其在“述往”之余，更着眼于“思来”；不沾沾于史料保存，更注重历史思想层面的思索，具体反映在历史编纂方面，便是极为重视有唐一代的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在总结唐朝历史治乱问题上得出了许多深刻认识。同时，由于北宋与五代修史环境截然有别，文治大兴，所据文献见闻益广，故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补《旧唐书》之阙。

关键词：《新唐书》；《旧唐书》；欧阳修；历史编纂学

作者简介：屈宁，男，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当代价值”，项目编号：09AZS001；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团队项目“中国古代王朝盛衰规律综合研究”，项目编号：IFYT1206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2-0155-08

由于北宋官修之故，《新唐书》自成书以来一度超越《旧唐书》而长期占据正统地位。然而，从学术层面来讲，两书各有优劣。而关于两唐书的比较研究实已成为晚近以来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相关成果来看，主要以历史文献学层面的订讹规过为主。由于新书过于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现实诉求以及本身存在的成书仓促、义例不一、滥用《春秋》笔法等问题，所招致批评之声颇多。不可否认，这种史料学上的考辨工作确有其价值，但还需深入思考的是，作为“二十四史”之一，其在历史编纂学上尤其是在认识和总结唐代历史方面，究竟有何突出的时代价值？其中，有三个问题不容回避：一是宋人重修唐史的缘起问题，是简单地掩旧史而上以争正统，还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学术背景；二是作为两部前后迭出的著作，新书如何补旧书之阙？应如何客观地看待修史者所强调的“其事则增于前”的编纂原则？三是新书既有鲜明的资治宗旨，其在梳理唐代理乱兴衰、典章经制方面，又取得了哪些超越旧书的重要看法？

一、争正统，法后王：重修唐史之缘起

关于《新唐書》的编纂缘起，有一关键问题需要注意：此次重修唐史，表面上为北宋中期官修史书之侧影，实则集中彰显出官方的政治理念和当时的时代背景。而嘉祐五年（1060）七月，曾公亮所上《进新修唐书表》，则是透视这一问题的关键史料，其大要云：

窃惟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昧，补缉阙亡，黜正伪谬，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代之传。成之至难，理若有待。……商、周以来，为国长久，惟汉与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乃因迩臣之有言，适契上心之所闵。……并膺儒学之选，悉发秘府之藏，俾之讨论，共加删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1]（卷91《进新修唐书表》，P1340-1341）

此文虽为提举（监修）曾公亮奏上，实出刊修欧阳修之手，既为欧氏史学思想之体现，又折射出官方于唐史纂修之态度。主要观点有二：

其一，批评旧书缺失，突显本朝官修唐史的正统性。所谓“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并非无的放矢，然不免言辞过激，即如岑仲勉所言，“固有道中处，而未必全书如是”[2]（卷4《杂述·总论新唐书》，P240）。至于贬抑五代史家为“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则理由牵强，难称平情之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宋人之所以如此“苛责”前人，意在“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代之传”，故“欲事改修，自不能不痛加指斥”[3]（卷69“二书不分优劣”条，P731），其政治和现实上的诉求更胜于学术上的商榷。故其编纂主旨，名为“补缉阙亡，黜正伪谬”，实为“暴其善恶”，“以垂劝戒”。一方面，强化名教思想和伦理纲常，避免重蹈五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4]（卷16《唐废帝家人传》赞，P173）的悲剧，以唐为戒；另一方面，承继唐朝“典章制度之英”，以唐为师。诚如时人刘敞所言：“古之为国者，法后王，为其近于己，制度文物可观故也。”[5]（卷4“正史类·新唐书”条，P103）

更为重要的是，仁宗一朝，表面上号称“天下平和，民物安乐”[1]（卷91《进新修唐书表》，P1340），实则问题丛生，外有夷狄之扰，内有民生之困，即如欧阳修所论：“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1]（卷46《准诏言事上书》，P646）这段上于庆历二年（1042）的奏疏，可谓当时士人群体忧世之思的一个缩影。而距此尚不及一年，好水川一役宋军之溃败尤使统治集团大受震动，张方平奏言：“唐室治乱，于今最近，请节略《唐书》纪传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时政者，日录一两条上进。善者可以为准的，恶者可以为鉴戒。”仁宗准其请，“命取所录《唐书》奏御者，编次为一集，留中焉”。[6]（附录《行状》，P520）此事堪称重修唐史的前兆，一种取法于唐而戒于唐的观念已然成为官方主流的政治思想。与此同时，一批重要的私修唐史著作也相继问世，如王沿的《唐志》、石介的《唐鉴》、梅尧臣的《唐载》、孙甫的《唐史记》等，率以编年体记载前史，尤重《春秋》褒贬书法。1这一私家修史热潮，与官修唐史一同构成了北宋中期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其二，遵从“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的编纂原则，这与欧阳修等主纂者提倡简洁平易的文风有一定关系，也反映出唐宋史家对“文约而事丰”[7]（卷6《叙事》，P168）的修史传统的重视。新书晚出，所据史料范围更广，剪裁亦趋精审，故在事实、文采方面确有胜于旧书之处，但也明显存在删削失节的问题。

关于新书的成书始末，李焘《续通鉴长编》、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王偁《东都事略》诸书皆有记载，其中以宋氏所载为详，据其所述可知，全书自庆历四年（1044）由贾昌朝议修，次年，仁宗诏令刊修，至嘉祐五年（1060）六月成书，历时十七年。计《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合为二百二十五卷。其间，贾昌朝、丁度、刘沆、王尧臣、曾公亮相继为提举，监领此事。初拟王尧臣、宋祁、杨察、赵概、张方平、余襄六人为修撰，曾公亮、赵师民、何中立、范镇、邵必、宋敏求六人为编修。因时方多故，职掌调换、人事流动频繁，其中，赵请外守苏州；王因丁忧去职；余因罪出知吉州；张、杨皆系外补；曾因担负《庆历编敕》编纂事，未暇到局；赵以他官兼掌史务，亦未入局，后辞史务；何旋即改任他官；邵则始终反对合修，后借目疾辞去；仅剩宋、范二人值其事。至于王畴、吕夏卿、刘羲叟、梅尧臣等人，均系后补入局。欧阳修因交恶于贾昌朝，又因新政失败贬谪滁州，初与修史无缘，至和元年（1054）八月，始在刘沆等人举荐下领刊修职。[8]（卷下，P44-45）可见，此次重修唐史，史官屡有更易，史馆群体合修之弊显而易见，但实际与修者尚称得上人尽其才，欧、宋为一代文章大家，总领其事，欧主修纪、表、志，宋分掌列传。其余诸人，范镇长于文章，熟知史事，后世流传“三范修史”的佳话，表彰其与同郡范祖禹、范冲在史学上的成就。王畴“吏治审密，文辞严丽”[9]（卷291《王畴传》，P9749），时人称其“纳史似吴兢”，分掌礼仪、兵志。吕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9]（卷331《吕夏卿传》，P10658-10659）。宋敏求出身儒学世家，“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议，必就正焉。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八卷”[9]（卷291《宋敏求传》，P9737）。刘羲叟“博涉经史，明于治乱”[1]（卷116《举刘羲叟札子》，P1767），“国朝典故、财赋、刑名、兵械、钟律，皆知其要，其乐事、星历、数术尤过人”[10]（卷65《刘羲叟传》，P420），掌修律历、天文、五行诸志。梅尧臣谙熟唐史，所撰《唐载》二十六卷，“多补正旧史阙谬”[10]（卷115《梅尧臣传》，P756）。不过，由于众人“不相通知，各从所好”[11]（原序，P622），主修二人亦不相与谋，又无统一商定之义例，以致疏漏舛讹之處在所难免。

二、其事则增于前：补旧书之阙

尽管新书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强调褒贬书法，不免以辞害意、抵牾疏漏之弊，但在记述史实方面，较之旧书确有明显增补。纂修者所称“悉发秘府之藏”，“其事则增于前”[1]（卷91《进新修唐书表》，P1341），并非虚夸之言。

新书补旧书之阙者，多集中于列传部分。陈振孙称“（新书）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5]（卷4“正史类·新唐书”条，P103）；赵翼亦云“《新唐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书多二千余条”[12]（卷12，P209）。盖因旧书成书仓促，又值历史变动之际，史料难征，而新书晚出，所据史料更广，故能补其疏漏。其中，对旧传人物事迹之增补，尤能体现新书史料范围的扩大，这与开局之初官方所拟令在馆学士“供《唐书》外故事”[8]（卷下，P44）的政策有直接关系，同时也折射出北宋与五代修史环境的差异。1

如关于武则天之事迹，新书既循旧书之例，“列武后于本纪”，不没其称帝改元之实，又于后妃传中增立《高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其中所补重要史实有二。一是上元元年（674），武后“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帝皆下诏略施行之。”[13]（卷76《后妃传上》，P3477）这些政治主张，有不少成为其亲政后的重要施政纲领，对于绵延唐朝国祚不无积极意义，而在当时则起到了笼络下层官员和庶族地主人心的作用。参照《旧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诸书，均有相似记载，足证确有其事。2而旧书之所以语焉不详，概囿于史源问题，其时武氏虽已尊为“天后”，然仍系臣子之列，依照实录一般仅述臣下行事而不载其言论之义例，《高宗实录》不可能载录其原文；而《则天实录》和国史《则天本纪》纪事又均始于嗣圣元年（684），亦不可能追叙其称帝前之事迹。而新书之所以能概述其大要，“极有可能是宋仁宗至和二年吕夏卿赴西京‘检讨尚存的‘唐朝至五代以来奏牍案簿时所得，遂补入皇后传中”[14]（P457），体现出修史者为达到“其事则增于前”的目的而在史料搜采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

二是武后废中宗临朝称制后，为稳固统治而采取笼络四方人才、钳制言论、严防叛乱等一系列非常措施，对此，新传作有集中记载：“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又畏天下有谋反逆者，诏许上变，在所给轻传，供五品食，送京师，即日召见，厚饵爵赏歆动之。凡言变，吏不得何诘，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变者遍天下，人人屏息，无敢议。”[13]（卷76《后妃传上》，P3479）既写出了其一贯重视人才的作风，又彰显出专断擅权的一面。

再如旧书《吴兢传》，篇幅甚短，只是概述其史学活动而已，对于其政治思想几无涉及。而新传篇幅则几近旧传五倍，并少见地通过载录奏疏的形式来展现吴兢的政治见解，从而彰显出其既为优秀史家又不失有识士人的完整形象。尤其是他面对“玄宗初立，收还权纲，锐于决事，群臣畏伏”的局面，所上“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的奏论，尤其值得关注，其言曰：

自古人臣不谏则国危，谏则身危。臣愚食陛下禄，不敢避身危之祸。比见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赐束帛而已，未尝蒙召见，被拔擢。其忤旨，则朝堂决杖，传送本州，或死于流贬。由是臣下不敢进谏。古者设诽谤木，欲闻己过。今封事，谤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于国；使所言非，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传，相视怪愕。……夫人主居尊极之位，颛生杀之权，其为威严峻矣。开情抱，纳谏诤，下犹惧不敢尽，奈何以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陛下初即位，犹有褚无量、张廷珪、韩思复、辛替否、柳泽、袁楚客等数上疏争时政得失。自顷上封事，往往得罪，谏者顿少。是鹊巢覆而凤不至，理之然也。臣诚恐天下骨鲠士以谠言为戒，桡直就曲，斗方为刓，偷合苟容，不复能尽节忘身，纳君于道矣。[13]（卷132《吴兢传》，P4526）

此段记载尤能凸显出吴兢直言敢谏的“直臣”形象，内中所含观点亦是其所撰《贞观政要》的核心要义之一，而文末所流露出的“恐天下骨鲠士以谠言为戒，桡直就曲，斗方为刓，偷合苟容，不复能尽节忘身，纳君于道”的忧虑，更是北宋中期君臣上下倍加关注的问题，进一步说，明曲直，别方刓，善善恶恶，呼吁臣子“尽节忘身，纳君于道”，恰恰契合当朝官方所倡导的忠义大道和重修唐史的指导思想，故修史者不遗余力地加以搜采，完整附于传中。

关于吴兢的史学活动，新传亦增补数条重要史实。一是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吴兢“出为荆州司马”一事，旧传未言及原因，新传则补以“坐书事不当”[13]（卷132《吴兢传》，P4529）之由，联系到吴兢一贯的史笔，概是因为直书无隐而触犯忌讳，遭到贬斥。二是完整记述了吴兢不惧权贵，不徇私情，严词拒绝当朝宰相张说为其早年受二张之迫诬陷魏元忠谋反一事作讳之请，尽显其“当朝董狐”的良史风范。这些言论和事迹，多本之《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对于后人全面了解吴兢的思想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又如唐玄宗时期另一位史学家韦述，一生勤于著述，不仅与修本朝国史、实录，且撰有《唐春秋》《開元谱》《唐职仪》等书，总计二百余卷，皆行于世。凡此，旧传言之颇详。然而，对于韦述与修《唐六典》的情况，旧传却只字未提。新传则补叙曰：“先是，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13]（卷132《韦述传》，P4530）文字不长，却凝练地概括出其在裁定该书体例方面所做重要贡献。

从新书所增史料来看，不少内容关乎现实，有述往训今的意义，以此重新审视欧阳修在进书表中所言“其事则增于前”，可知并非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一概补入，而是有其具体所指。是否可理解为欧阳修所一直强调的“存其大要”的修史理念？即凡是关乎历史盛衰的大事、要事、亟事，可不遗余力地加以搜采，至于“非干大体”的“细小之事”，可以“尽宜删削”。[1]（卷69《与尹师鲁第二书》，P1000）这也是为何新传既不乏增补旧传之疏漏处，同时删削失节处亦复不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旧书《刘子玄传》所载刘氏史才“三长”说，《令狐德棻传》所载高祖颁布之《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杜佑传》所载杜氏《上〈通典〉表》等，均系反映唐代史学思想和成就的重要史料，修史者或者以为“非干大体”，又或过于恪守“其文则省于旧”的编纂原则，刻意强调文辞简约，或刊落甚多，或削而不录，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1另有“旧书不应废而新书反去之”的情况，同样与修史者的政治理念和学术旨趣有关，如玄奘、神秀、慧能、一行诸传，新书皆删削不存，概受当时崇儒卫道、排佛抑释的思想影响所致，是时代特点在史书中的彰显，但就历史记载和文献保存而言，又有其局限性。

三、明治乱，重典制：历史思想上的卓识

上文谈到，新书旨在取法后王，以唐为鉴，力戒五代乱世局面之重演，与《唐鉴》《资治通鉴》诸书旨趣相通。在此思想指导下，新书作者尤为关注唐代的历史治乱问题，兼重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总结晚唐各种重大社会问题，二是梳理唐代典制沿革之得失。以下分别以《藩镇列传》和《食货志》为例予以重点分析。

关于藩镇割据问题，旧书“按照地域和历史时期编排在6个篇卷中”[14]（P412），新书则以类相从。就所载史实而言，两书差别不大，唯在立论方面，新书更显深度。旧书关于藩镇割据问题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各卷卷末之论赞，其中以论朱克融、杨志诚、史元忠、张公素、李可举、李全忠诸人事迹最为显著，其论曰：“大都偶国，乱之本也。故古先哲王建国，公侯之封，不过千乘，所以强干弱枝，防其悖慢。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卿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二百余年，自相崇树，虽朝廷有时命帅，而土人多务逐君。习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15]（卷180篇末史论，P4683）将藩镇割据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固有的中央与地方势力失衡的历史现象予以论述，并视之为国家衰乱之源，不乏识见，但失之笼统。综览他处有关藩镇之论，多就事言事，只言片语，难以窥见撰者思想全貌，甚至有些看法不免短识。如关于田承嗣、田弘正、张孝忠诸人，书中论曰：“观开元之政举，坐制百蛮；天宝之法衰，遂沦四海。玄宗一失其势，横流莫救，地分于群盗，身播于九夷。河朔二十余州，竟为盗穴，诸田凶险，不近物情。而弘正、孝忠，颇达人臣之节，沂国力善无报，殆天意之好乱恶治欤！”[15]（卷141篇末史论，P3863）将安史之乱后藩镇为患局面的形成过多地归结于君王个人为政策略的变化，而“殆天意之好乱恶治欤”一句，则似乎更多地表露出撰者对此乱世危局的困惑与不解，以至索性以“天命论”简单加以解释了。

再观新书，则始终将藩镇割据视为既与唐朝国运相终始又永为后世所鉴戒的近世之亟来严肃对待，其开篇小序，更像是一篇提纲挈领、统领全传的总论，深刻地彰显出撰者的历史见识和编纂旨趣。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三层观点：

一是概述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就中央政权而言，因惧于安史之乱几于篡权亡国的危险，不得已“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就地方节度使而言，则趁皇权失驭、官方妥协之机，“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权势日张，又“效战国，肱髀相依”，终成尾大不掉之势。[13]（卷210《藩镇列传》序，P5921）此论颇具见识，切中了藩镇割据局面赖以形成的关键问题，即财政和人事大权的独立。旧书在论及藩镇诸传时，亦提及地方擅权越节问题，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15]（卷141《田承嗣传》，P3838）；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以七州自给，军用殷积……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15]（卷142《李宝臣传》，P3866）等，但仅是分述部分节度使专权之情状而已，新书则将其作为藩镇自立并得以与中央相抗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整体共性因素来认识。

二是深入分析了安史之乱后朝廷在处理藩镇割据问题上的失策，尤其批评了代宗、德宗两朝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的策略，不过是“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无异于姑息养奸，养虎为患。而面对藩镇“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等种种越级失节行径，“天子不问，有司不呵”，其结果必然是“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13]（卷210《藩镇列传》序，P5922-5923）

三是从整治人心风俗的高度总结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将封建社会犯上作乱的根源最终归结为人心不古，欲望所驱：“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裁其欲而塞其争也。”[13]（卷210《藩镇列传》序，P5922-5923）强调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存天理，灭人欲”，这可以说是宋人在总结唐朝衰亡问题上得出的最主要的认识，理学的产生和官方化，名教观念的强化，均与此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作为全书的核心旨趣之一，这种鲜明的“卫道”思想，固然有其过于强调史学的现实功用而戕害史学求真价值的消极一面，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宋代以后官方史学的发展趋势。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宋代以后，史学功用日渐卫道，‘正史思想趋向理学，史学形式越加规范，都是以《新唐书》为起点的，这是认识中国传统史学时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16]（P183）

他如论唐代外戚乱政问题，总结出“凡外戚成败，视主德何如。主贤则共其荣，主否则先受其祸”[13]（卷206《外戚列传》序，P5833）的道理；论武后及晚唐酷吏丛生问题，则得出“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13]（卷209《酷吏列传》序，P5904）的教训；论宦官专权问题，将宦者形象地比作蠹虫，长期栖身于晚唐朝廷这一朽木之上，二者互相依附，其结果必然是“蠹尽木焚”[13]（卷207《宦者列传》序，P5856）。所论皆不乏识见，流露出鲜明的忧患意识和历史鉴戒思想，述往思来、鉴往训今之意显而易见，这也是北宋一朝官修史书的一个显著特色。

至于新书诸志，历来为史家所称道，王鸣盛有言：“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3]（卷69“二书不分优劣”条，P732）此论主要就全书各部分之详略而言。专就志篇而言，较之旧志，新志在总结唐朝典制因革损益与国家兴亡、历史治乱之关系层面，所论更为深刻。

《食货志》是新书诸志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篇，王鸣盛称：“新食货志较旧志加详，约几倍之有余，似胜于旧。”[3]（卷82“新食货加详”条，P896）对于二者之优劣，王氏仅据篇幅加以推测，并未展开详论。实际上，新志不仅在内容上有明显增补，如书中所立屯田、给禄、和籴等类目，均系旧志所阙；所论均田、租庸调、两税法诸制，更趋详审，而且在思想认识上亦胜于旧志。总体来看，旧志着意突出君主和理财者对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如论隋文帝“庶事节俭，未尝虚费”而“府库充实”，“有粟陈贯朽之积”；唐高祖起兵之初，“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未及逾年，遂成帝业”；而隋炀帝则“大纵奢靡”，“数年之间，公私罄竭，财力既殚，国遂亡矣”。开篇即以鲜明的对比来强调君主之“节制”“宽简”于国家财用的重要性。至于各级具体“掌财赋者”，贵在“设官分职，选贤任能，得其人则有益于国家，非其才则贻患于黎庶”。[15]（卷48《食货志上》，P2085-2086）这种鲜明的“以人为治”的思想，在旧志其他篇第中也有明显体现。

再看新志，在揭示“暴君庸主，纵其佚欲，而苟且之吏从之，变制合时以取宠于其上”[13]（卷51《食货志一》，P1341）等个人行为对社会经济危害之余，还着眼于财赋制度本身的因革损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指出：“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唐初制度简易，官府用之有节，故“兵虽多而无所损”，“官不滥而易禄”，社会相对安定。后期之所以由盛而衰，主要源于社会危机的凸显，尤其是“兵冗官滥，为之大蠹”，以致“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致使“经常之法，荡然尽矣”，其连锁反应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与民争利者大行其道，百姓不堪重负，“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最终“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13]（卷五十一《食货志一》，P1341-1342）其中，“兵冗官滥，为之大蠹”一句，不仅体现出对唐代典制致乱之源的清醒认识，也饱含着对本朝相似弊政的深沉省思。而这种重视国家根本大法，主张政令清简，一以贯之，反对动辄改弦更张，“取济一时”，或以繁文缛节的科令条文使民以烦的思想，同样贯穿于新志其他篇第中。如《刑法志》中集中批评肃宗以后，面对“兵革遂兴，国家多故”的变局，或“人主规规”，安于守成，“而高祖、太宗之法，仅守而存”，或“凡所更革，一切臨时苟且，或重或轻，徒为繁文，不足以示后世”等守变无常，损益失度的情况[13]（卷56《刑法志》，P1419），即与《食货志》中的思想相映衬，均体现出修史者对制度损益更迭问题的审慎思考和长远目光。现以两税法的实施为例予以分析。

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是唐代赋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也是唐代中后期党争日趋激烈、财政危机空前严峻、社会矛盾愈加激化等问题在财赋政策上的凸显，对此，新志作者有清醒的认识，其言曰：“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13]（卷52《食货志二》，P1351）集中讲出了两税法产生的时代背景：即“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致使旧制无法有效做到公平课税；“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则导致旧制既无实施之基础，又极不合理；而“财用益屈”的困局则直接刺激了统治者改革税制的决心。

两税法“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征收原则，较之“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确有其进步之处，即如新志所言：“天下之民，不土断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实。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足见初效显著。然而，新法初立，又适逢朱滔、王武俊、田悦等藩镇作乱，兵连祸结，不仅“民力未及宽”，而且“用益不给”。更为严重的是，在新法推行过程中，各种流弊丛生：一是户税概以钱计，而市面钱币流通不足，久而久之，“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二是为缓解军费开支所带来的财政紧张局面，“复有‘进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历之数再倍”，进一步加剧了百姓负担；三是，下层官员不顾“疠疫水旱，户口减耗”等实际情况，“张虚数以宽责，逃死阙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13]（卷52《食货志二》，P1351-1353）凡此种种，新志均有深刻揭露。

不僅如此，《新志》在阐述两税法实施问题时，还少见地通过载录时人奏议的方式，在展现其流弊的同时，又适时凸显出新法所面临的各方阻力。特别是所引宰相陆贽语，系其于贞元十年（794）所写重要奏疏《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之节文。其或批评官方“据旧征税数”的决策是“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或直言“以资定税”过程中种种财产隐匿之举和估算标准尺度不一之弊。“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税轻，多者税重。不知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窥者。有场圃、囷仓，直轻而众以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寡而日收其赢者；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利寡者。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敦本业者困敛求。”或痛斥缴税者“督收迫促”之危害：“蚕事方兴而输缣，农功未艾而敛谷。有者急卖而耗半直，无者求假费倍”。[13]（卷52《食货志二》，P1354、1356）所论皆颇具识见。新志一一节录其大要，足见对此疏之重视及对陆贽思想之肯定。而第四条中“明君不厚所资而害所养，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给然后敛余财”[13]（卷52《食货志二》，P1356）诸句所蕴含的以民为先、家足而后国足的观点，既是陆贽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亦可视为新志所要表达的要义之一。

概言之，新志观点突出而体例谨严，注意将赋役制度的演变同国家财政收入、百姓负担等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予以考察，从而切中了许多关乎晚唐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相比之下，旧志开篇虽然也开宗明义地提出了“量入而为出，节用而爱人”[15]（卷48《食货志上》，P2085）的重要思想，但志文多袭录国史、实录旧文，编次松散，疏于剪裁，不少段落甚至不相连贯，不便综览。这一差异，既体现出新志在编纂方法上的进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书编纂旨趣的不同：旧书主于史料辑采，而新书胜于史识裁断；旧志主要将制度、政策的推行寄望于君主一人或少数决策者身上，新志则进一步思考时代变动和外在因素对于制度损益和政令变化的影响问题，更集中地体现出史家面对时代之亟所流露出的深沉的忧世之思。

结 语

诚然，新书在编纂上也存在明显缺失，如过于强调“存其大要”而尽削旧书骈体旧文，过于尊奉《春秋》笔法而致文涩义晦，凡此之类，皆不免以文害意，致使不少原始史料“简而不核”乃至湮没无闻。对此古今学者皆有论定。1然而，评价一部史书历史编纂学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于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学术旨趣出发，平心体察其编纂得失，总结其时代价值。就此而言，新、旧唐书可谓各自特点鲜明：旧书多采录唐朝国史、实录旧文，保存不少重要原始史料；新书鉴于唐亡及五代纷乱之教训，尤其关注历史治乱和典制因革。前者重在“往事之不忘”，前者着意“来者之兴起”[17]（卷1《书教下》，P49），因时而生，各有侧重。王鸣盛称：“二书不分优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长。”[3]（卷69“二书不分优劣”条，P731）沈德潜亦云：“二书之成，互有短长，《新书》语多僻涩，而义存笔削，具有裁断；《旧书》辞近繁芜，而首尾该赡，叙次详明，故应并行于世。”[18]（卷10《旧唐书考证后序》，P1277） “《旧书》以完善胜，故司马氏作《通鉴》，往往取之。《新书》以识见胜，故朱子作《纲目》，往往取之。”[18]（卷10《新唐书考证后序》，P1278）二人所言，均堪称平情之论，也代表了学界对两书价值的总体认识。

参 考 文 献

[1]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2] 岑仲勉：《唐史余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4] 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 张方平：《乐全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刘知幾：《史通通释》，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

[9]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 王偁：《东都事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吴缜：《新唐书纠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赵翼：《陔余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1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5]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 谢保成：《关于〈新唐书〉思想倾向的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

[17]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 沈德潜：《归愚文钞》，载《沈德潜诗文集》（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王雪萍]

Abstract： New Tangshu is 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formal historical compilation in middle Song Dynasty and has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promote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and ignore the decline in Five Dynasties. It also aims at learning from the lessons of Tang Dynasty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contemporary governing. It aims more at future than past； it weighs historical thinking over historical record， specifically in historical compilation， which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ups and downs of Tang Dynasty and its regulations and summary of administration over chaos.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different compilation environment between North So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great amount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it can contribute to the lack of Old Tangshu.

Key words： New Tangshu， Old Tangshu， OUYANG Xiu， Study of Historical compi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