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安

吉隆坡的华人朋友特意打电话给我：“近年永乐多斯太火了！你知道吗？”

“她又有新书发行了吧？”作家最值得关注的是新著。本来她的作品在华人圈就受欢迎，我并不感到奇怪。

朋友有点急了。“你真out！”蹦出来的是我似懂非懂的英文。

“看来你近来不关注我们马来西亚华人作家了吧！”

的确，已经两年多没有去。原本结识的华人书友们，只偶尔做些礼节性的问候。

“永乐多斯近几年在马来西亚国家电台开设了一档演讲节目，每天五分钟，东南亚的华人粉丝无数，成为文化界的一道风景线。她主讲你们回教的题材。”一边说着，他高兴得笑不停。

多年前我们相识时，他就是永乐多斯的铁杆粉丝，特喜欢她的散文、游记。

我当然为之兴奋、高兴。作家在广播电台演讲，民国曾经流行，当下实属罕见。

马上拨通越洋电话求证。

“大姐！听说您最近的电台演讲特别火？”我知道她喜欢直来直去。

她平静如水。“称不上火。只是符合一部分人的口味而已。不知不觉已经这么多年了，依然在探索中。”

“每天都要讲？你能坚持下来？”我开始杞人忧天。

“是集中录制，每天放一段。否则我不是要累死？”话筒里的笑声，比阿里山脚下流淌的溪水还清脆。

初识永乐大姐是2008年晚秋。

她带着从台北刚到吉隆坡的父母，到我们开设的苏邦东伊顺餐厅用餐，那时候餐厅颇有知名度，毕竟是第一家像模像样的中餐馆。她父亲肃严的面孔上，刻满维吾尔族的神秘。她回族出身的母亲微笑着称我是她的同乡，谈吐间，偶尔蹦出几句金子般亲切的信阳调。看不出永乐是作家，陪伴在二老身边，她走回了童年。大姐的名字好玩，有韵味，读一遍终生难忘。

后来再会面，送了我一本她的游记散文《美丽的马来西亚》。封面简洁，薄薄的，只有一百多页。回宾馆一读就刹不住车了。

我喜欢她这样的文字：

船在沙捞越河上划波而行，舱内笑语人声，舱外天光山色。静静的河道无垠伸展。苏轼曾有“船上看山如走马”之句。斜倚船栏，瞻望、回顾，都能捕捉“前山槎牙，后岭杂沓”的姿态。我深吸口气，将迎面施施而来的山山水水纳入胸怀，兴奋地等待着目的地的到来。

那是第一次领略东南亚华人的写作风格，蓦然一股和风习习、娓娓道来的细腻，害得我当夜无眠。

记得一次，婉转请教她写作技巧，她严谨了，如同一尊雕塑，惜字如金：“想写出佳作，需要真正地走进生活，宝藏取之不尽。”寥寥一笔，分外珍贵！

让我真正领教了海外文人的气度的是，她夫妇专程陪我聆听她的老师余光中在吉隆坡一座学校礼堂的演讲。余先生气场不凡，声色一副清末遗老的范儿，脱口而出的古典汉文知识及流行新诗，彻底征服了大马老中青观众。大师果然名不虚传。演讲结束后，有幸得到余先生题字，还面对面作了简短交流。

从此，我开始关注海外华人作家，他们的胸怀与大海的宽阔似乎有点关系，旷达不羁，毫无官腔。文人本该如此。

那天分别时，她微微一笑，“有本旧作《永乐家书》要送你。”第二天我有事匆匆回国。

“无巧不成书”有道理。

今春4月到台北，本想电话中向大姐询问地址，看望她近百岁的父亲。那次与老人家的一面之交，他眼神中隐藏的无数民国掌故，早就诱惑着我。“呵！我在台北家中，你马上过來吧！”命令中流露出欣喜。

太好了！那天，阿卜杜拉老人格外高兴，破例在客厅聊了半天。八年后的重逢，这位维吾尔族民国国会议员泰然低调。不过，一旦开启他回忆的闸口，笑声伴随着维吾尔语腔调的普通话，宽敞的客厅里顿时弥漫着温情，评书一样的韵味逼着我速记、录音。从世纪老人那里，我翻阅着国民党中晚期的星点历史，收获异常丰富。每段经历都是珍贵史料，均能写就篇章。不能不惊讶，默默无名的阿卜杜拉曾经是新潮诗人，民国时常在《天山》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台北清真寺是他与白崇禧、时子周等人共同筹款建造。

大姐送我出门时略有歉意：

“对不起！台湾家中几乎没有书了，回吉隆坡想办法带给你吧！”她竟然还记着答应过的小事。

来到吉隆坡的当天中午，就用微信向永乐报到：

“大姐您好！不速之客来吉隆坡追债了！您的著作、题字、录音带准备好，我这一次要带走。”

“今晚有约。明天早上如果有空欢迎到我家坐坐。”她很快发来了详细地址。

位于近郊的一座独立别墅门口，夫妇俩早迎了出来。大哥精神抖擞，成功商人的气质从骨子里弥漫周身。大姐丝毫没有花甲之年的迹象，依然风采照人。没办法！谁让她拥有维吾尔族的血统，不需化妆，端庄中的恬静淡泊便一览无余。

迈进客厅，一帧书法映入眼底：“学而后知不足。永乐多斯小姐属书。癸亥初夏八十六老人黄君壁。”这是宋美龄绘画老师的题字。

向里走，楼梯左侧是于右任为阿卜杜拉题写的七言绝句书法，稳健遒劲，令髯公浮现。右首悬挂丰子恺淡墨小品。我喜欢。走近，图中一少妇持扇倚栏，远望门外双燕飞花，春景盎然。丰子恺题写得有趣：“梁上燕，轻罗扇，好风又落桃花片。”一幅画，一篇散文。

落座在红木椅上，主人没有把我当客人，难得。一壶高山茶，我们聊得痛快淋漓，忘记了日影西斜。

我们从日常琐事谈到文学。她不但在东南亚、台湾的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还时常关注中国内地的《回族文学》等民族刊物。从社会现状聊到宗教，她对不同宗教的宽容、尊重，体现了她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一听到我爱好古物，是知音，夫妇马上引我上二楼，欣赏先生收藏的宝贝。这古今不同材质的一百多件筷子筒，是偏门文化，称得上良师益友，内涵当然深不可窥。站在女主人整面墙壁的书架前合影，心里暗暗嘀咕着“书籍铺垫着成功路基”的寓意。

婉拒了主人盛情的饭局，坐回宾馆临窗处，一杯龙井为伴，平心静气地捧起这本来之不易的书册，步入宽敞的爱心通道。

亲爱的儿子：公公从台湾带回的“联合报”，妈妈看到上面有一篇怎么考好托福的文章，剪下来随信附上，希望对你有益。

妈妈在你读小学时就规定你用中文写日记，现在鼓励你用英文写日记。日记训练你整理思绪，也强迫你每天真实地对自己，给自己一个反省过去、瞻望未来的机会……

另一封是这样的开头：

亲爱的儿子：这个星期一妈妈去马大参加“回儒思想研讨会”。回是回教，儒指的是儒家。研讨会请了本地及外国许多对两种思想、宗教有研究的学者演讲，希望大家对这影响两大种族的回儒思想有更深的了解，从而更尊重彼此，融洽地生活在一起。

妈妈读过孔孟思想，也读过《可兰经》。虽然只是了解皮毛，但是，妈妈发现两种思想都是宽容、仁爱、忠义有礼的精神。这也是公公婆婆教导妈妈，妈妈一再向你们兄弟姐妹提及的做人道理。

一个人不论信仰什么宗教，只要他能修身养性，做好自己的本分，推己及人，博爱众人，那么世界就能更完美，人类也能过得更幸福……

这种潜移默化的信仰教育，可谓细雨润物。

读着，我猛然联想起传世不朽的《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不过，在我眼中，这本书则更实用，更有现实的价值。

回国后，将永乐大姐的演讲稿与朋友分享，大家赞叹不已。

捞面的情感

江南，常以柔性的儒家文化气息，潜移默化地改变来自北方的回族人。时光消磨着棱角，一些人逐渐地融合，并暗暗标榜着自己那份享受的窃喜。

我则不然。

并非是庆幸。

尽管迁徙浙江二十多年，信仰的根须已然伸展在这片土壤中。不过，故乡、祖母，还有她令人永难忘怀的捞面，时常浮现。

孩提时的记忆犹如刀刻石板。

1966年斋月的那段经历，成为我永久的记忆和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寒冬格外阴森。父母因逃避批斗远走外地，祖母兼顾着爹、娘的角色，带领我们姐弟五人，胆战心驚地维系着这个家。

矮小单薄的身体，白天要应对生产队的农活，晚上则要收拾家务、缝洗衣服，六十岁的她好像永远闲不住。

生活一定是清贫的。

斋月到来的现实，给寡母幼孙多了一份负担。政治气候使常人惊恐失色，老人却有意地独守着那份别人看不到的坚韧。

亲临的往事格外深刻。

记得每晚睡觉前，害怕起斋时生火烧饭被巡逻的“红卫兵”发现，她总是提前把生麦仁或玉米粒，分别装进两个半旧的竹篓暖瓶里。然后倚在床头，只有昏暗的煤油灯，陪伴她缝补衣裳。挨到凌晨鸡叫，她便一个个推醒我们。一碗闷熟的粥、两块烧红薯，算是一天的斋饭。

太阳偏西，肚子准时“咕咕”叫。我从小就体验着考验的实质。

生存最现实，可祖母总说：“信仰的种子埋得愈深愈好。”

直到开斋节的前两天，祖母的胆子似乎一下子大了许多，半夜就张罗生火做饭。我们也没有了睡意，眼馋地围坐在她的四周。柔韧的面团在她架起的案板上迅速伸展变化，擀面杖有节奏地舞动着，眼前逐渐呈现出均匀的薄饼。随着她有节奏的刀切声，我眼中的艺术品——韭叶宽窄的面条，舞动在她手中。

薄薄的面条不需煮太久。粗瓷青碗里只需一大勺蒜泥和几片白菜叶，此时的捞面被我评价为一生中最香最美的封斋饭。

顾不上环视彼此风卷残云般的吃相，两碗冒尖的面条进肚了。没有油水的年代，总觉得吃多少都不饱，我抹着嘴，仍贪婪地向灶台望去：熟悉的铁锅里，只剩浑浊的面汤。

祖母淌着汗水的微笑一直写在脸颊上，眸子里射出的慈祥光芒，电击般地触及我的神经。大姐似乎反应快，“咱奶没有吃到面条。”祖母手中端的那碗面汤，只不过是一个道具。眼神的聚焦，逼着诚实的祖母破例说了谎：“我提前吃过馍了。”

懂事往往就在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善意谎言的伟大，惭愧的泪水在眼中清晰而滚烫地涌动着。

祖母并没有上过一天学，她从不会像父亲那样，武断地教授我们艰涩而难懂的“索勒”。忙里偷闲的她，始终用微笑和真实感染着我们。

她不会讲大道理。那原汁原味的家乡话直到今天，依然时常回响在我耳边：“永远别随便说瞎话（说谎），说了有罪。”“遇见困难的人，就该尽力去帮。”“没有‘口唤的东西，就是金山也不能动。”

祖母八十高龄那一年，接她到我省城的家居住。斋月里，她坚持带妻子为全家做手工捞面。诱人的鸡蛋炒西红柿臊子，黄瓜丝又薄又细，面条厚薄均匀，蒜泥飘着醇香。顿时，家中小餐厅沸腾了，溢满了春的暖情，祖母也绽开了脸上的皱纹。

算起来祖母归真已经二十五年，每当斋月到来，妻子都心有灵犀地做几次手工捞面。我一旦端起面条碗，就会情不自禁地向孩子们唠叨当年的那段经历，儿女们似乎对这普通家乡饭多了几分敬意。

我忽然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榜样，才是最实用的说教，最大的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