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文 何少颖

运动员应激应对与其相关因素的分析

王 文 何少颖

（福州大学，福建福州，350116）

采用文献分析法回顾运动员应激应对的相关研究，根据应激-应对交互理论对应激应对的概念、分类及相关因素进行探讨发现：应对是指个体为了适应由特殊的负担过重或者超越个体资源所产生的内外部需求而不断改变的认知和行为努力；应激应对方式包括集中解决问题的应对、集中处理情绪的应对、回避应对和超越应对；个体的内在因素，如：性别、年龄、人格、自我效能、压力评价，形成运动员选择何种应对方式的内在机制；外部环境，如：运动项目、技术水平、社会支持，影响运动员的应激反应和应对方式。

应激应对；应对方式；相关因素；应对效能

在竞技体育领域，严酷的训练环境和激烈的赛场竞争使得运动员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应激事件。应激，也称压力，是指行动者遇到干扰自己平衡状态或者超越自己应对能力的刺激性事件时，表现出的特定或者非特定的反应过程，一般包括应激源、应激评价和应对方式这三部分。应激应对是最为关键的部分，不仅影响着应激效能的如何，更影响着运动员心理是否健康形塑着运动员的人格。因此，对运动员应激应对方式的研究显得格外的重要，学界一直较为认可的应对主要为集中解决问题的应对、集中处理情绪的应对、回避应对和超越应对四种应对方式。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学者们对运动领域的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及应对效能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将应对方式视为自变量、应对效能视为因变量，细致地分析了一系列第三变量的关系，下文将从个体内在变量和外在情景变量这两大维度去探讨这些第三变量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一、理论背景

为了解释个体如何应对压力，Lazarus 和Folk-man(1984)提出了压力 － 应对的交互模型。压力和应对，两者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作用、交互影响的关系。个体结合环境、自我评价和应对方式去缓解直至解决压力带来的困扰，因此二者处于一种动态循环的过程之中。认知交互理论认为压力不是简单的环境刺激，更不能纯粹地归纳为个体的心理状态或者行为反应。压力，实质上是个体自身能力同环境之间的较量，二者出现不平衡状态时，如个体的能力并不能解决环境刺激，压力便随之而生。压力的产生和处理是一系列因素的总和，包括个体特征、环境刺激、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和处理结果，这一系列因素使压力处于不断地动态循环的状态下。首先，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压力形成的基础，当环境刺激出现，个体会评价此刺激是否能对自我构成威胁，形成压力。若出现认知焦虑，个体意识到压力的存在，随之会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举措去缓解或解决压力，最终产生长久或短暂的压力处理结果，这一结果会影响个体的认知系统，改变其压力评价。这一系列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压力的形成和发展变化。对运动员压力应对的分析，交互理论为研究者们支持和沿用。

二、应对的概念和分类

（一）应对的概念

根据以往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三大理论视角来界定应对的涵义。其一，特质论认为行动者应对方式的不同源于行动者自身的人格差异，人格的稳定性导致行动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事件中的应对具有一致性，应根据行动者的人格特质追溯应激事件的缘由并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其二，情景论将行动者应激和应对方式的不同归结于环境因素，训练环境和竞赛环境是运动员选择如何应对的关键。

个体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也是复杂的行动者，其行为是环境和自身共同作用的结果。特质论和情景论，前者强调个体人格的作用，后者认为环境最为关键，两大理论都过于片面，前者忽视了环境的影响因素，后者忽略了人格的作用力度。结合这两大理论观点，Lazarus 和Folkman提出了交互理论，个体和环境两者决定运动员所采用的应对方式。研究者应当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去分析应激应对的差异。他们1984年对应对所做的定义:个体为了适应由特殊的负担过重或超越个体资源所产生的内外部需求而不断改变的认知和行为努力。[1]其定义为研究者们广为沿用。

（二）应对的分类

Lazarus最早将应对方式分为集中解决问题的应对和集中处理情绪的应对，前者是指运动员企图解决应激问题或者积极面对挑战的一系列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后者是指致力于处理应激带来的消极情绪，如：悲观、沮丧。肖计划等人把应对分为6个方面：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回避及合理化。[2]仅用两个维度来概括应对方式过于简单而不全面，六个层面相互之间又存在交融，幻想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回避的范畴。

钟伯光从集中解决问题的应对、集中处理情绪的应对、回避应对和超越应对四个分量表来编制中国运动员的应激应对量表，[3]较之之前的研究而言，该量表内容较为全面，分类较为清晰，后续研究者大多使用此分类标准。回避应对是指行动者从认知和行为上特意避开应激事件，可以理解为逃避，如：运动员对运动受伤的事实避而不谈。超越应对是一种研究较少的应对方式，它的提出，来自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应激是生活中必然存在的事件，应当接受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一味地回避，通过自我磨练和自我超脱的方式来获得应激问题的解决。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体系的不同，在研究超越应对时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症下药。

三、应对的影响因素

（一）应对的内在因素

1.性别

性别一直被我们所关注，研究发现，男女两性在应对方式上有着一定的差别。一是先天的生理结构所致人格特质的不同，二是社会化过程中不同的社会期待形成了不同的角色扮演。Goyen 和Anshel(1998)研究指出，[4]虽然男女运动员在面对环境刺激时大多会采取问题指向或情绪指向的应对方式，但是在面临具体的应激情景时，便能显现出差异。面对于疼痛、伤病的应激刺激，男性抵抗病痛的能力较之女性要为强烈，所以男运动员常常会选择解决问题或者直接忽略，而女运动员则较为敏感，负面情绪更为浓烈。这一结论得到后续研究者的证实。谭显明认为，男运动员大多倾向于选择“集中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女运动员多采用“自责、幻想、抱怨或者回避的应对方式”。[5]杨杰强调从外在的因素去分析运动员的性别差异，[6]他发现，压力形成后，女运动员在寻求教练、朋友或者家人的支持和宗教支撑方面的几率要高于男运动员。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男女运动员在这两方面的选择上并没多大差异。

男女两性在应激事件应对方式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差异性到底如何及其作用形式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原因有两点：其一，应对方式类别的划分并没有统一的维度，学者可以根据自身偏好分为两大维度、四大维度甚至更多；其二，不同维度可进行更仔细的划分，问题应对策略和情绪应对策略又可区分为是否积极或者消极。同时，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在面临同一应激事件时，其应对方式、应激源是否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受到质疑，有待进一步研究。

2.年龄

运动领域对年龄的研究屈指可数，多为青年运动者的研究。Goyen 和 Anshel研究发现，在面对压力情境时，年老运动员比年轻运动员能够更好的控制负面情绪。[4]Bebetsos 和Antoniou研究发现，在羽毛球应对情境中，年老运动员对逆境应对能够做更好的准备，并且比年轻运动员能够更好的控制自我情绪。[7]由于年长者具有一定的阅历，经历过各种应激事件并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所以在面临应激时可以保持淡定状态并从容解决应激问题。

年龄效应一直是健康心理学和普通心理学关注的重点，但在运动领域却少之又少，可能是因为运动员这一特殊群体对身体状态的要求，未能扩大年龄的研究范围。同时，过程论者认为，个体的应对方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一，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经验的增加，个体的应对资源也在不断变化着。我们可以将此过程称之为年龄效应，探索年龄效应产生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应对资源。另外，Tamminen 和Holt认为，获取应对资源与应对策略是一项技能，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提升的。[8]因此，教练员可以通过讲解多方面的应激情景，教授青少年运动员更多的应对技能，以提高他们的抗压水平。

3.人格

人格是心理学研究的关键，是我们了解个体的基础。“人格”一词，概念层面较为抽象，一般被理解为人的性格、气质、体质等元素的总和，不仅包括行为，同时也包含思维、意识、情绪等。由于成长历程的不同，个体的人格不尽相同。大量研究显示，研究者们试图精准地分析运动员地人格特征，论证运动员的人格特征和运动水平、比赛成绩之间形成相关关系，进而准确地揭露人格因子影响运动员的运动活动，为运动员训练水平的提高，奠定了有利的理论基础。

有学者认为人格和应对并没有多大关系。Connor-Smith 和 Flachsbart对一般心理学领域中应对与五大人格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9]人格因子和运动员的应对方式的选取相关度较低，但根据数据可以发现，人格趋同的运动员所选择的应对方式大致相同，即人格具有一定的预测功能。后续的研究大多证明了人格和应对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Kaiseler发现运动员的人格作用于应激应对的策略。[10]例如，性格较外向的运动员遇到应激刺激，倾向于集中精力解决问题，而神经较敏感的运动员逃避问题的为多数。由此可见，运动员的独特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比赛成绩，这一现象在优秀运动员和一般运动员之间体现地更为明显。Yeatts 和 Lochbaum利用埃利奥特趋近与回避动机分层模型研究了人格与成就动机对运动员应对方式的影响，[11]发现人格和应对方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面临应激刺激，成就动机程度高的运动员往往主动解决，动机程度低的则采取回避的态度。结论是埃利奥特分层模型能够一定程度地预测竞技中运动员的应对策略。可见，人格特征的不同表现，应对策略的不同选择。以上内容都向我们展示了人格的重要性，无论是教练对运动员的训练，还是队医对受伤运动员的治疗，都应重点考虑人格因素，帮助运动员取得优异的竞赛成绩。

4.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指人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它与自我能力感是同义的。它可以通过不断的经验来获得，一般来说，成功经验会增强自我效能，反复的失败会降低自我效能。

查阅运动员自我效能感的相关资料可以发现，自我效能感较高的运动员，运动成绩和赛后的报告较为理想，从运动员自信心的相关资料中，也可以发现此结论。郭玉江研究应对效能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发现应对效能总分与主动应对、正面认识、抑制干扰性活动、忍受等应对因子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与求助宗教呈显著性负相关。即应对效能可以正向预测运动员面临环境刺激时应对方式的选择。国外学者Nicholls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心态是个体行事的关键，心态积极，是良好结果的开端。运动员对竞赛能否成功的主观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最后的成绩。运动员若将项目竞赛评价为能取胜，在训练过程中，往往采取积极的心态去应对，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若运动员没有信心，在训练和比赛中，态度可能较为懒散，倾向于逃避压力或者求助于宗教。

5.压力评价

个体的认知评价是应激刺激与应激反应的中介因素，它对个体的应激反应具有决定性作用。个体对应激刺激的评价直接决定了运动方式的选择，应激刺激被评价为通过努力可以得到解决及努力了也得不到解决，这两种评价方式对应的应对方式是不同的。王清菊和迟立忠分析认为，应激刺激被评价为可控制的或能解决的，应对方式多为集中问题解决或者任务导向应对，应激刺激被评价为不可控制的或者力不能及的，应对方式多为逃避或者超越应对。Cavanaugh等人发现，压力的是否可控性，影响运动员应对方式的选择。个体的行为动力来自于对行为后果的期望，个体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时，认为挑战可以带来自我能力的提升，身心投入度高，往往积极去解决压力事件，以期达到预期的效果。威胁性事件，个体意识到通过自身努力得不到解决，且结果不为理想，是自身能力提升的一大阻碍，当面对威胁性事件时，个体的投入度不高，倾向于选取逃避的应对策略。Bos－well和 Jeremy的实证研究结果均支持这一观点，在竞技体育中，挑战性压力与集中问题解决呈显著相关，威胁性压力与回避策略呈相关。

（二）应对的外在因素

1.运动项目

由于运动项目的特殊性，不同的应对项目对应不同的应对需求。有研究数据显示，参加个人赛的运动员较之团体赛而言，更倾向于使用压力应对策略。Nicholls等人[12]研究发现，面对应激情景的刺激，参加个人项目的运动员常常是情绪的体现，如通过深呼吸来放松情绪、在意识层面安慰自己、因表现不佳而懊悔责怪自己等等；而集体项目的运动员则是积极与队友或者教练沟通，降低刺激的影响，这或许是因为团队协作中要求队员具有团队精神。前者是情绪关注性压力应对方式，后者是集中问题解决的压力应对方式。最后，Nicholls得出运动员的应对方式与项目类别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的结论。

同时，有研究对运动员在对抗性项目和非对抗性项目的表现进行了分析，[13]研究发现，对抗性项目的运动员表现出易攻击性，在比赛受挫后，攻击他人的动机较为强烈，而非对抗性项目的运动员则更多的使用逃避、情绪体现或者问题解决的策略，具体的区分需结合运动员的性别、人格、应激情景等因素去分析。由此，教练和队医应根据运动员所从事的运动项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争对性地训练和治疗，为他们提高更为科学、更为适宜的应对技能和康复方案。

2.运动水平

运动水平是运动应对领域中独特的变量，是区分运动员的重要指标。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区分维度，研究者常常运用运动水平的高低来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对运动员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预测其比赛成绩。李建设分等级地分析了不同运动水平下的运动员，研究发现健将级别的运动员和一级运动员遇到应激刺激会主动去解决，包括现状分析，构思出解决对策和执行等程序；而二级运动员更多的体现为情绪反应或者寻求儒家道家思想的慰藉。Nicholls 等研究发现，国际级或国家级水平的运动员较之其他水平运动员，向教练反应更多的是自身在日常训练中发生的应激源，倾向于采取计划性和具体化的应对策略，且国际级和国家级运动员采用集中问题解决应对策略的效果要好于一般水平的运动员。

不同水平的运动员，应对方式存在可见的差异，除了个体自身内在因素驱使外，还可能与教练平日的训练有关。水平较高的运动员得到的关注多于一般运动员，教练期待其赛出好成绩，在训练中会倾注更多的技术性方法，包括提升运动水平的技巧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等，一般的运动员在这块的训练可能会少些。对于运动水平变量的研究，不仅需要问卷去操作，更需要运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分析运动水平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度，以利于探讨水平差异对应对效能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教练应收集整理高水平运动员的应激应对经历的相关信息，为日后科学合理的指导提供可靠的依据。

3.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指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行为的总和。一般是指来自个人之外的各种支持的总称，是与弱势群体相伴随的社会行为。具体是指来自家庭、亲友和社会其他方面(同学、组织、团体和社区等)对个体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慰籍、关怀、尊重和帮助。

作为一种客观资源，社会支持有利于缓解运动员这一高压群体的训练和竞赛压力，帮助运动员伤病的康复和重获自信等等。运动员取得成功，不单单需要自身的实力，更依靠于教练、队友和家人的支持。张颖等人认为，社会支持和运动员的竞赛成绩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运动员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其心理会愈发坚硬，抗压能力会得到提升。社会支持和运动员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也是一致的结论。申甫通过研究篮球运动员心理疲劳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也证实了此结论。Cohen发现社会支持能显著正向预测运动员的主观幸福感、自尊、自我效能，促使其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解决应激刺激问题，并能有效缓解压力源对自信、成绩、倦怠的负面影响。王斌等人认为社会支持水平高的运动员会更多地采用任务导向应对，[21，22]从而在训练、比赛中处于高投入状态。

四、结语

运动领域中，影响应对方式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自尊、焦虑、目标定向等等因素，如有研究表明自尊和应对方式之间有一定的相关度，自尊心驱使个体行为决定，自尊心强的个体具有不服输的精神，处理应激事件有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积极地解决问题；而低自尊与诸如否认等情绪指向应对策略关系更为紧密。Dias 等检验了多维竞赛特质焦虑、特质认知威胁评估与应对风格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运动员将应激刺激评价为威胁性事件，意识到事件会影响身心健康发展或者带来不好的竞赛成绩，心理会呈现相应的焦虑状况，因此在应对方式的选择上多为情绪指向或者回避的方式；而应激事件被评价为挑战性事件，运动员认识到事件将会促进自身能力的提升，焦虑程度较低，更乐意直接面对应激事件并努力解决问题。但两者并不分离，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共同作用于运动员的应对选择，运动员评价焦虑方向为促进性，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自我的焦虑强度，倾向于选择集中问题指向的应对方式；运动员评价焦虑方向为威胁性，焦虑程度会得到相应的提升，倾向于选择情绪处理或者回避的应对方式。

同时，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可能改变单因素对应对方式选择的结果。社会支持可通过心理坚韧性正向预测运动员的应对方式和运动投入。按照积极心理学的观点，人格虽具有先天性，但也不是一再不变的，它会因后天的社会环境的锻造而发生改变。就心理坚韧性而言，学者们同样认为它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亲人、朋友以及教练的支持下，运动员得到财力物力的帮助，精神上受到鼓动，有利于其心理坚韧性的锻造，同时也拥有了更多的应对资源，在处理应激刺激时，更愿积极地去面对，致力于问题的解决，从而坚定理想信念、维持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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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aiseler，M.H.，Polman，R.C.J.，Nicholls.A.R.Effects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on

R87

A

1008-7346（2017）03-0023-06

2017-04-28

王文，女，湖北钟祥人，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何少颖，男，福建福州人，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