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为

应该是2013年底或是2014年初，肯定是张传伦先生散文集出版之后，一次听他兴致勃勃地谈起又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我不禁脱口而出：有些文章多一篇少一篇关系不大，别人也可以写，只有“磬史”才是你能写而别人写不了的。你应该抓紧先把“磬史”写出来。二十年磬的收藏及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如果让别人抢了先，那就太遗憾了。张传伦莞尔一笑，非常自信：我一点不着急，别人写别人的，我要写的“磬史”，别人或许写不出，还是我写最合适。然后就没了音信。

按照《中国国家地理》执行主编单之蔷的说法，文集无系统，著作有中心。如此说来，著作比文集要难得多。文集像个筐，什么都可装，文集中多一篇少一篇差别不大；文集外多一部少一部无关宏旨。而著作要严谨得多，要尽可能面面俱到，何况著的是“史”呢？更何况是前无古人的“磬史”呢！

一晃就到了2015年3月，张传伦对我说：我准备动手写《中国磬史》了，但你们得跟我订个合同，这样对双方都是督促和约束。我说没问题。按照惯例，我们熟悉的作者只有写作意愿而一字未写，先签订一份约稿合同，待作者交了全部定稿后，再换签正式出版合同。但李勃洋社长听到《中国磬史》这个选题，一反常规，二话不说，直接就签订了出版合同。事实证明了出版者的睿目卓识，也证明了《中国磬史》的物超所值。书稿只完成了60%，就已经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专项扶持。

在认识张传伦之前，我是相信美国《独立宣言》的名言：“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现在，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警句：“所有动物都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张传伦就是上天特别眷顾之人，所谓“得天独厚”。他是散文家，出版了大散文专著《柳如是与绛云峰》（把真实人物与著名奇石糅合在一起）、散文集《铁如意》，季羡林先生主编、我社出版的《百年美文·谈艺卷》大轴之作，就是张传伦的《漫话中国历代奇石收藏》；他是收藏鉴赏家，已出版《张传伦说供石》《文玩架座欣赏》；他是书法家，日本艺文书院为他出版了《张传伦墨迹》；他是美食家，不光是纸上谈兵考证发表过《清代美食杂俎》《醉蟹》《拔丝葡萄》《炒豆芽》等文章，还屡屡指点大饭店的厨师提高技术。在熙熙攘攘的收藏爱好者中，他是擅长写作的收藏鉴赏家；在为数有限勤于动笔的收藏鉴赏家中，甚至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古音乐史学家中，也是他早早发现了唯有磬史还没人涉足，故而为此默默地准备了几十载，这如果还不算上天的厚爱，那什么才是呢？

与张传伦交往，不由自主地会有感慨：人与人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他在上述几个领域都很成功，我只是当个编辑还时时感到力不从心。对过分较真的作者，即使是朋友，也敬而远之，唯恐精力欠缺能力不足而被人埋怨落了包涵，所以退掉了钱钟书專家和郑板桥专家的两部专著。就算喜欢传主，爱读传主的著作，而且也理解作者追求完美之心，但还是不敢轻易接手稿件，就像老司机，见惯了道路上的血雨腥风，越开车胆子越小；责任心也好，恐惧感也罢，无过即为功。倘若不是张传伦先生的坚持，这部《中国磬史》我连责编都不想当：策划了，书稿到手了，可以交给其他编辑了。“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知难而退，知趣让贤。

张传伦异常勤奋，昨天厦门，今天北京，明天上海，后天杭州。因为听了朋友对甘肃天水人文地理风物民俗美食的介绍，第二天就订了机票奔赴陇上，走一路，学一路，结交朋友，满载而归。前几年他在香港报纸开有专栏，深受文化人的欢迎。二十多年前就经常在《收藏家》杂志上发论文、随笔，可以这么说，他在天津，不如在京、沪名气大；他在香港，可能比祖国大陆知音多，墙里开花墙外香。董桥先生就是先读了张传伦谈溥雪斋、王世襄等人的文字，多次写文章予以赞扬，辗转收购了张传伦出让的藏品，最后才由相知而相识。

张传伦生活习惯良好，黎明即起，不是写字，就是作文。不上歌厅，不下舞池，不进赌场，往来穿梭于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及日本的各种拍卖会，乐此不疲。以一己并不富裕的财力，做着国家应干的抢救某些文物免于流失的事业。恪尽孝道，每周为老娘烹调佳肴，帮老爹更衣洗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人有一技之长，必能尽其所能。张传伦结交的多是名士、专家。青少年时，受益于家族的渊源，得到了溥佐、启功、吴玉如等先生的教导和奖掖。及长，更是得到了范曾、董桥等大师及其他朋友的信任和关爱。《铁如意》付梓，董桥先生特意作序《山爱夕阳时》予以支持。《中国磬史》出版，董桥先生不但写了《题中国磬史》的文章，还用陆放翁诗句做了七言对联相赠：“寄怀楚水吴山外，得意唐诗晋帖间”。并写有边跋：“传伦仁棣巨著《中国磬史》付梓，欣逢花甲吉庆，聊书此联颂贺林下岁月静好。丙申芒种香岛董桥。”又书横幅“麟经磬史”。可见董桥先生对张传伦的赞赏和帮助，对《中国磬史》寄寓的期望之高。刻铜名家王少杰先生，不仅为张传伦专门镌刻“中国磬史”之印，还在铜印四周刻了百字跋文，以示衷心祝贺。

张传伦利用自己丰富的收藏，不仅出版了《张传伦说供石》，这部《中国磬史》更是填补空白之作，发三千年磬史之覆。筚路蓝缕，辛苦自知，作者既有山穷水尽探索的迷惘，亦有柳暗花明突破的喜悦。《中国磬史》，出经入史，兰台稗官，诗词笔记，皆能信手拈来，融为一炉，为我所用。写法灵活，没有把所有材料全都纳入磬史框架，而是分成磬史、古磬三十六品，磬架及磬饰赏析，磬与佛、道、民俗的关系等几部分，既有史的严谨，亦有散文小品的笔致，读来趣味横生，少有枯燥乏味之感。交稿之后，仍在不断补充、修订，精益求精，文字已经超过预期的三分之一，图片比原计划扩充了一倍以上。我打起精神，仔细审读，修改个别提法和笔误，规范标点符号的使用，芟重汰复，逐条核对引文（既依靠网络，择善而从；更信赖图书，文字、句读基本依通行版本调整），补充参考文献出处，将全稿分成“中国磬史”“中国磬史余编”两大部分，使著作体例更严谨。看稿编辑过程，既是学习，也是考试。缺乏专业知识，唯靠“认真”二字支持，身心俱疲，由此可以感知作者著述时殚精竭虑之艰辛于什一。只有等书出版并通过了质量检查，才能最后松一口气。

王欣先生从寻找电分厂家、把社外电分、社内扫描的两百多幅图片分门别类，到后期与作者联系、排版、誊写修订稿等做了大量繁琐细致的工作。张森主任对本书的著作体例、章节划分、字体、字号、引文的使用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徐姗女士提供了部分引文出处。郭亚红主任反复比较斟酌，综合各方意见，设计出了大家满意的版式和封面。王文博先生按照作者要求和编辑加工不惮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增删文字，替换图片。对上述同事对本书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这是我策划、组稿、责编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填补空白之专著。以后万一又碰上类似的著作，当然不会放弃，但不会再充当责任编辑。本书作者《自序》中涉及我的文字，多有溢美之词，令我严重不安羞惭。与张传伦先生商量删除那两段，但他执意不许改动，我也只好腆颜任其流传。

《中国磬史》杀青，著作人命我写跋。数辞不获已，勉为其难，聊诌数言。蝇附骥尾而致千里，与有荣焉。

后秦书

读朋友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引文提到“《后秦书》”。嗯？还有这书？既觉得新奇，又感到狐疑，赶忙翻开引文出处，证实朋友并没有抄错。林语堂英文原著、张振玉翻译的《苏东坡传》最后一章，也就是第二十八章，题目是《终了》，其中说：“苏东坡在二十四史中的《后秦书》中，读过他（鸠摩罗什）的传，还依然记得。”

竟然真有《后秦书》！我又少见多怪了。知耻而后勇，马上上网补课。输入“后秦书”仨字，出来的仍然是这句引文，可见这句话是《后秦书》的来源。如果仅仅提到了《后秦书》，可能真就把我震住了或者吓着了，以为天壤之间确实存在这部书。但这句话偏偏说《后秦书》位列二十四史，如此我就释然了：不是作者林语堂先生就是译者张振玉教授搞错了，因为二十四史中根本就没有《后秦书》，连《前秦书》都没有。

到底是作者的笔误，还是译者的错译？这只能根据原文来判断了。搜索到原文书名：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直译：《乐天知命的天才——苏东坡（的生平）及其时代》）内容却无法看到。“有事，弟子服其劳”。我没有弟子，有事只能劳动女儿，请她为我下载英文全书。很快我就收到了三个链接，却一个也打不开，老半天以后显示的是同一句话：“真不巧，网页走丢了。”似乎我打不开链接与他们没有关系，网页有脚自己能走，完全是客观原因。他们连句道歉的话都不屑说，我也习惯了这种服务，无法同他们较真也就懒得同他们计较，把那句中文拍照下来发给女儿，让她把对应的英语原文截图传给我，下面就是原文：“Su had read his life in the Chin history and still remembered it. ”看了原文，我恍然大悟，作者没写错，是译者的疏漏。原文只是“The Chin history”，译者却翻成了“二十四史中的《后秦书》”。

女兒担心一张截图说明不了问题，提出买一部英文原著寄给我。我立刻回复：千万别买！咱家屋子小，我的书都看不过来，再增加几本老妈就该抗议了。遵照老子“损之又损”的教诲，藏书维持在2000册，尽量别挑战老妈的忍耐底线。我又上网搜寻，得知国内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影印了林语堂的英文著作系列，其中就包括这部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苏东坡传》）。万一我确实要用英文原著，在国内买更方便。

“The Chin history”，怎么会整成了《后秦书》呢？查《威妥玛式拼音法》，与Chin对应的汉语拼音是jin，与Chin对应的才是qin；正如苏东坡的“东”，威妥玛拼音是tung，对应的是汉语拼音dong，威妥玛拼音tung，对应的汉语拼音是tong。“The Chin history”，按照威妥玛拼音法，应译为《晋书》，而《晋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其卷九十五正有鸠摩罗什传。

鸠摩罗什（344-413）是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人，与义净、唐玄奘被尊称为三大佛经翻译家。虽然在后秦逝世，但他出生时，别说后秦（384-417），连前秦（350-394）都还没有立国。假如世间真有《后秦书》和《龟兹史》，鸠摩罗什都会无可争辩地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威妥玛式拼音法又称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由英国人威妥玛创立，另一位英国人翟理斯完善，19世纪下半叶至1958年广泛用于人名、地名注音，影响巨大。1958年中国大陆推行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威妥玛式拼音法在中国大陆逐渐废止，但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清华大学（Tsing Hua University），中山大学（Sun-Yat-sen University），苏州大学（Soochow University），中华烟（Chunghwa），张裕葡萄酒（Changyu）等名牌，由于需要保持文化传统，仍然使用威妥玛式拼音法。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写于1947年，那时还没有《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他使用的当然是威妥玛式拼音法。董桥先生的名字（Tungchiao），使用的也是威妥玛式拼音法。

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名副其实学贯中西的大师。他的《苏东坡传》据说与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吴晗的《朱元璋传》并称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林著《苏东坡传》中国大陆通行的是两个译本，都是中国台湾人翻译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群言出版社、陕西师大出版社用的是张振玉译本；武汉出版社、江苏凤凰出版社、海南出版社用的是宋碧云女史的译本。张振玉译本虽然比宋碧云译本晚出现一年，在海峡两岸也已行销近四十年（1978—2017），中国大陆加入版权公约前就有出版社出版此书了，肯定早就有读者注意到“《后秦书》”并提出了质疑，只是我孤陋寡闻毫不知情而已。宋译本我没有见到，无法了解她是如何处理“Su had read his life in the Chin history and still remembered it. ”这句话的。但对于“《后秦书》”这种译法，我觉得可以“终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