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春祥

有人统计过，苏轼一生担任过30余个官职，遭贬17次，还坐过130天的牢。每当宋神宗举箸不食时，他一定是在读苏轼的文章，每当苏轼有新作出版，神宗必定当着大臣的面大加赞赏。可是，喜欢归喜欢，神宗在位期间，苏轼一直流放在外。

连皇帝都是他的粉丝，苏轼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千古名人，宋朝是，元明清朝是，现在也一直是。

除正史外，同时代作家，后代的作家，多在自己的笔记中，对苏轼有所描写，或者实有其事，或者添油加醋，或者道听途说，如此多角度全方位观察，一个立体感的真实苏轼，就丰满地站在我们眼前。

笔记中的苏轼，他不完全是个普通文人、普通官员，他的一举一动，他的一言一行，他的喜怒哀乐，都留在了历史的印记中，许多都成了后人的精神财富。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形象也淋漓任性展示。

拣选历代笔记中十五则关于苏轼的记叙，画出的照样是他一肚子不合时宜。

1、挑耳图

东坡说：王晋卿的耳朵，突然得了很厉害的毛病，不堪忍受痛苦，他问仆人，有没有方子可以医治。

仆人答：您是将领，断头破胸都不害怕，两只耳朵有什么好割舍不得的？三天之内，您耳朵的毛病一定会好，如果不好，请割我的耳朵！

王晋卿听了仆人的话，似乎一下子懂了什么。

三天后，王耳朵的毛病，果然好了。王晋卿就写了一首诗给仆人看：

老婆心急频相劝，令严只得三日限。

我耳已聪君不割，且喜两家皆平善。

今天，定国所藏的《挑耳图》，就是取材于王晋卿的故事。

苏轼讲这个故事的用意，似乎很明显，一个大男人，职位还不低的大男人，却经不住小病痛，识见和胆量，远不如仆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不过，耳朵暴疾，确实痛苦。有一回，一同事耳朵暴聋，只有住院。

晚上睡不着，耳朵里会出现虫子鸣叫的声音，唧唧唧，嗡嗡嗡，医生说，那是耳鸣，体质虚弱，免疫力低下，是病，很多人都有。

王晋卿的耳疾，从诗的第三句看，应该是暴聋，听惯了世俗的各种声音，突然处于无声世界，极度不适应。以为是小病，痛急才乱投医。

王的仆人，有大智。他不会医耳病，但是心理大师。对于您这样的将军来说，这点小病痛，算什么呢？根本不值一提，谁提谁不好意思。

这就像一剂强心针，王从心理上先战胜耳病，然后，适当用药，耳病就不在话下了。

人进病退。

王诗是首谐诗，哈哈，我的耳病好了，你的耳朵也安全了，两家都没事！

事实上，很多病都是自己吓自己，或者说，是过度治疗而死，现代癌症的化疗，就被不少人诟病。

（宋 赵令畤《侯鲭录》卷第二）

2、贬茶

苏东坡这样论茶：世上固然不可无茶，茶能除烦去腻，但也暗中损人不少。

我有一个法子可以解除这个毛病：每吃完饭，就用浓茶漱口，油腻马上去掉，而脾胃还不知道呢。那些夹在牙齿之间的碎肉末，一碰到浓茶就会脱去，剔牙都不用。

当然，如果几天喝一次茶，也没什么大碍。

《大唐新语》记载：右补阙毋炯，博学有著述才。性不饮茶，著《茶饮序》云：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则大。

看样子，东坡不太喜欢茶。

茶自来就有利弊两说，武则天生性讨厌茶，从来不喝。即便如苏轼，也认为弊大于利。

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够悠久了，从整个茶产业的发展过程看，应该是利大于弊。

认为茶弊的，主要是茶性凉，不宜多喝。特别是有些肠胃不好的人，更加要注意喝茶的节奏，否则，得不偿失。

但茶弊者的许多观点，并不完全能站得住脚。

明代，顾元庆在《茶谱》中，引《梦余录》的一段话，用来反击苏东坡的“损人不少”：

东坡以茶性寒，惟饭后饮浓茶，涤齿而已。然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东都（今洛阳）一僧，一百三十岁，唐宣宗问他：您老人家吃什么长生药啊？老僧答：性唯好茶。

茶有多种制作方法，也因各地土壤气候水质等不同，品性也大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东坡贬茶，自然不能从茶中喝出思想了，纯粹个人观点。

（宋 赵令畤《侯鲭录》卷第四）

3、常州百姓追星

建中靖国元年，苏轼从被贬的海南往北走。

他身体不好，头戴小帽，身披厚衣，坐在船中，一直北行。六月十五日，回到常州。

常州百姓得到消息，都挤到运河两岸看苏轼，有数万人之多。东坡回头对同船的人笑笑说：这是要看煞我老夫啊！

郁闷中的苏东坡，见到这样万民齐呼的场景，一定心情大好。

常州人民非常喜欢苏东坡，东坡也一直将常州当作他的第二故乡。

名人效应，哪个时代都有。不过，要让百姓发自内心地追星，那也是有条件的，人品好，有才能，可信度高。

虽然，苏是文人，但在娱乐明星还没有社会地位的时代，像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一定被万民敬仰。

南宋曾敏行的《独醒杂志·卷第六》，有《东坡书惠政桥额》，苏东坡的出现也是万人欢呼：东坡被贬岭南，元符末年才开始北还。他的船经过新滏时，人们恰好造了一座石桥，听说东坡经过，父老儿童二三千人齐站在东坡船的边上，请求他给新桥命名。东坡将要登岸去拜访县长，众人挤在船边，出也出不來，他只好在船上写了“惠政桥”三个字，老百姓见字后才慢慢退去。

常州百姓追星，追得正是时候。一个多月后，东坡就与世长辞了，只留下诗文永远陪伴人们。常州满城上下，悲痛至极，各商铺都自动停业三天，他们都想去见大文豪最后一面。

（宋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卷第二十）

4、杭州副职陪酒

杭州繁华，国家部委多在这里设置机构，当然都有各自的经费可以开支。

州里的主要官员是正副职两人。正职主持全面工作，而下面呢，又有各部委办局的领导在负责工作，所以，副职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每天陪正职出席各式各样的宴会。

苏轼第一次到杭州做官，做的就是副职（通判）。当然，他也跑不掉，必须陪酒。而苏轼呢，酒量实在不好，喝两小杯就醉倒了，但是，大家都仰慕他的才华，他可是大宋朝的文化名人啊，朝夕相聚，苏轼只能疲于应付，于是，苏轼将杭州副职形容为“酒食地狱”。

觥筹交错，有人喜欢，有人却是负担。

喝公务酒的好处不说，坏处官员也自明，但是，人在江湖，确实身不由已。有酒喝的前提是，有钱可以消费。公费放开喝，还有专项经费保证，那么，私费也会附和，并且蜂涌而至。

酒食成地狱，官员有苦衷。不在陪酒，就在去陪酒的路上。

苏轼不是李太白，苏轼也是怕陪酒的。李白斗酒可以诗百篇，他酒量不行，文人怕失面子，也就是喝点米酒什么的量。

（宋 朱彧《萍洲可谈》卷三，《酒食地狱》）

5、考试也作弊

苏轼，曾和他弟弟苏辙一起参加考试。

有一道题，苏轼始终理不出个头绪，怎么忘记了出处呢？实在想不起来。他对着考试桌长叹，并且老是朝苏辙看。苏辙知道哥哥的意思，把毛笔管横过来，东看看，西看看，若无其事的样子，然后用嘴巴对着笔管吹吹气。

苏辙这个小动作做过之后，苏轼马上悟出来了：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这句话不是《管子》里的吗？

名气再大的文人，也有糗事，这也算是苏轼人生不光彩轶事中之一桩吧。

其實，这样的作弊也算天衣无缝，只打了下哑谜而已。而古代考场上，也还有许多离谱的作弊案例，将例文抄在衣服里子中，穿在身上，或者用细楷抄好塞在衣袖里，形形式式，有趣得很，就如现代，考试上不用心，就会在作弊上用心，必然的。

八股文考试，其实就是死抠经典，什么都要引经据典，假大空的居多。唐代的元稹，就将时文准备起来，集成册，那些屡败屡战的考生奉为经典，如果运气好，背流利了，有可能会改变命运的。

所以，苏轼的作弊，也挺有趣，无奈中透着机智。

（宋 蔡绦《铁围山丛谈》卷第二）

6、也喜欢拍马

东坡先生南迁北归，到达毗陵时，久旱得雨，有个叫袁点思的乡人，写了一首绝句吹捧：青盖美人回凤带，绣衣男子返云车。上天一笑浑无事，从此人间乐有余。

袁点思还将诗写在条幅上，送给苏东坡指正。东坡非常高兴，为之重抄了一遍，并写了亲笔信送给袁。

东坡为袁点思抄的诗和信，至今刻石收藏在袁家。

说实话，这首诗写得不怎么样，美人啦，绣衣男子啦，俗，也没什么诗意，却是专门为东坡写的，东坡为久旱的毗陵带来了喜雨。

东坡肯定知道，他不可能带来雨，他又不是龙王，即便是龙王，也不一定会带来雨的，只是巧合嘛。

东坡肯定还知道，袁点思的诗，实在太一般了，但是，这可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哎，作为自己的忠实粉丝，这样的人还是以鼓励为主。

多少拍马阿谀的文字，都随历史灰飞烟灭了，但仍然有人要写，因为有人喜欢，而且，这样的文字，会以各种形式巧妙出现，并代代相传。

袁点思的诗，果真随东坡一起永垂不朽，就如李白那“赠汪伦”一样，即便汪伦只是偶然的一个酒客而已。

（宋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第五）

7、计划用钱

苏轼说，刚刚被贬黄州，薪俸就断了，吃的都供应不上，但家中人口不少，私下里就很担忧，只有节俭再节俭了。他自己规定，每天用的钱，不能超一百五十文。

每月初，取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包，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包，就将画叉藏好。没用完的钱，用另外的大竹筒装好，用来接待客人。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

这五年，有点难熬。

这封给秦太虚的信，写得有点凄凉。弟弟女儿去世，老奶妈去世，家中一堂兄去世，自己身体又有病，年纪也大了，一被贬，什么都不如意。

毕竟是心胸豁达的诗人，他看得开，他刚刚写完这个节俭计划，就说了些开心的事：

我住处的对岸就是武昌，山水美妙。有位老家在蜀地的王生住在城里，我过江后常因为风涛阻隔，王生他就为我杀鸡煮饭，一连几天都不厌烦。又有一位潘生，在樊口开酒店，可以划船直接到他店旁，虽是乡村土酒，也是味醇汁酽。

这些事都难不倒他。

通过自已的劳动，他将东坡的生地变成了熟地，虽然皮肤黑了，身体瘦了，但意志更加得到了磨炼，“东坡”那块地，还成了永远的“东坡居士”。

在黄州，除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名作外，自然，我们也忘不了他的《猪头颂》：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不会计划永远受穷，人生也需要计划，否则便没有伟大的文学家了。

其实，苏轼和范仲淹比，境遇仍然好了不少。

范仲淹年轻时读书，生活拮据，每天晚上用糙米煮一盆稀饭，第二天早上，将凝结冻后的粥，划成四块，早上吃两块，晚上吃两块。没有菜，就弄一些腌菜下饭，不，下粥。这样划粥吃块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三年。

范仲淹曾经在《齑赋》中这样描写当时的艰苦日子：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

咬得菜根，则百事可为，果然，范仲淹成了一代栋梁。

（明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

8、讲“鬼穷”

苏辙在政府部门工作，有老朋友求他办事，没有成功，就来找哥哥苏轼。这个时候，苏轼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没什么实权，也办不了什么大事。

苏轼就给老朋友讲了个挖坟的故事：

我听说，有个人，很穷困，他就以挖坟为生。

一天，他挖开一座坟，见一人，光着身子坐在那儿，对他说：我是杨王孙，是裸葬的，哪还有什么东西接济你呢？

一天，他又去挖开一座坟，还是个皇帝，看见王坐在那儿对他说：我是汉文帝，我曾下命令薄葬，我也没有东西可以接济你哎！

挖坟人，不甘心，于是跑到首阳山。看到两座相连的坟，他就将左边的坟挖开了，见一人骨瘦如柴，对他抱怨：我是伯夷，我是饿死在首阳山中的，哪还有什么东西啊！挖坟人只好自叹倒霉：我挖了这么久的坟，都没有挖到东西，索性挖开右边这个坟再看看，伯夷赶紧对他拱手：我劝你还是到别处去挖吧，你看看我的嘴脸就知道了，那边葬的是我弟弟叔齐，也是饿死的。

挖坟故事，生动有趣，苏轼讲完，老朋友听完，大笑一番，然后知趣走了。

太多正直的人，都很贫穷。君子固穷。

苏轼的挖坟故事，深刻而味长。这其实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给人以无限的想像空间，每一座坟里的每一个死人，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好教材。特别是伯夷和叔齐，他们的节气正是人们要学习的。

没什么大事，最好别求人，千万别求人，不要以为当官的朋友就一定会给你办什么好事，这规则，那规定，这理由，那理由，还是自己努力吧。

那些坟里的穷鬼，真是可爱之极。

苏轼也可爱，没钱，有的是趣味和文化，那就将文化借给你吧。

（明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六，事部四）

9、有文化的和尚

1、智覺禅师住在雪窦山的中岩寺，尝经做诗一首：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残半夜灯。此境此时谁得意，白云深处坐禅僧。

我（作者）曾经到过新吴的车轮峰下，凌晨起来，爬上高高的阁楼，窥见残月，听到猿啼，朗诵此句，大笑，栖鸟惊飞。我又曾从朱崖下琼山，渡藤桥，千万峰之间，听到的声音，类似车轮峰听到的一样，但再也笑不出来，只觉得字字是愁了。

2、东吴僧人惠诠，颠狂污垢，但诗句清婉。他曾经在西湖边一山寺壁上题诗：“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屦。唯闻犬吠声，又入青萝去”。东坡一见，在他的诗后和诗：唯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幽人夜未寝，草露湿芒屦。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惠诠的诗，随着东坡的名气，也在史上留名了。

3、无可上人的诗：“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

4、西湖僧清顺，怡然清苦，写诗多有佳句。他曾赋《十竹》诗云：“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轩种竹只十个。春风慎勿长儿孙，穿我阶前绿苔破”。苏东坡晚年也曾与他游玩，多有酬唱。王安石对他的诗，称赞不绝。

5、东吴僧道潜，是个美男子。他曾从苏州回杭州，经临平，写下一首诗：“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出。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东坡一见如故。

后来，东坡到东徐做太守，道潜去拜访他，住在逍遥堂，士大夫争着去见他。东坡请客结束，和道潜一起，左右都有粉丝跟着。东坡让一妓前来讨诗，道潜拿过笔就写：“寄语巫山窈窕娘，好将魂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一座大惊，自此，道潜名闻海内。

有文化的和尚，历朝历代，太多了，对有文化的和尚来说，和尚只是他们所选择的一种信仰职业，而内心的追求，似乎除了佛以外，更多的是诗文。

或者说，他们内心的不羁追求，通过诗，表达得更为纯粹，心无旁鹜，诗才喷涌，往往也会有好诗出现。

历代的名人，好多与文化僧有交往，有的感情还非常深厚。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苏以诗会友，他才不管那么多呢，从和尚处或许能学到更多的东西，笔记中留传着他与许多和尚的有趣故事。

清顺的《十竹》，不仅调皮，更写出了当时杭州城的繁荣，这座城市，数千年前，早就是寸土寸金了。

道潜写的临平，藕花洲，至今成为余杭的著名大道。

中年李叔同，有天突然出家了。也许，在他心中，诗和文已经不足以抚慰他那空旷的心灵，他须要用佛法来填充内心，但这种结合，迅速让他成为行业领袖。

本书的作者，惠洪，也是见多识广，与不少名诗人，关系也相当不错，他的书中，有十分之七八，都写到了诗。

有文化一定比没有文化好，如果能知行合一，那一定更好。

（宋 惠洪《冷斋夜话》卷六《诵智觉禅师诗》等）

10、荼毗一个僧

苏东坡夜宿曹溪，读《传灯录》，灯花掉书卷上，烧掉一个“僧”字。看到这样的情景，他立即在窗子的空棂上写了几句诗：山堂夜岑寂，灯下读《传灯》。不觉灯花落，荼毗一个僧。

梵志诗曰：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苏轼的才气，灵光随时乍现。

荼毗，是梵语，就是焚烧，但这里的焚烧，指的是僧人死后的火葬。

如果是读别的书，灯花烧掉一个僧字，也算好诗，但不够奇，奇的是，苏轼读的正是佛教的《传灯录》。唉，僧字烧掉，就如同僧人去世，火葬了。

说到死，还有很多的说法。

城外那些土馒头，就是土坟，你可知道，馒头的馅在哪里呢？就在城里，人人都是馒头馅，人人都要死的。不要嫌这个馒头没滋味噢，馅在城里呢！

由此死，到彼死，实在让人思想连连。

另外，从阅读角度看，苏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读书方法，有感而记，随感随记，他的《东坡志林》，就是随手记下传世产品。

这几年，我也随手记。

2016年6月7日夜十点四十，我正读一本《元代衣食住行》，恰好看到元朝皇帝贪杯，为历代帝王望尘莫及。看到这里，抬头望夜空，突然听到对面一幢楼里，有间厨房，高压锅嗤嗤响，一直响，半夜三更，不知炖什么，难道这家人这么贪吃？后来猜：今日高考，极可能的是，这家有考生，在炖补脑汤什么的。

（宋 惠洪《冷斋夜话》卷十《读传灯录》）

11、屋下面有宝

东坡说，他家以前租住在眉山。有一天，两个婢女在熨帛巾，两只脚突然陷进地里，一看，深数尺，有个大瓮，上面用黑木板盖着。苏妈妈急忙让人用土填进，并整理平坦。

后来，苏家要搬房，有人想掘地挖出那个大瓮，崇德君说：假如您妈妈还健在，一定不会去挖的。苏一听，就不去挖瓮。

唐朝，浙西观察使，李景逊，他母亲郑夫人早年守寡，家贫子幼，租住在洛阳城，因为古墙塌坏，发现了差不多有一船的铜钱。郑夫人焚香向天祝祷：我听说，没有功劳而获得财物，就是灾难，上天一定是嘉奖我的先夫而赐给我们这些钱的，我只希望两个孩子能学问有成，实现自己的志向，这些钱，我们不敢要。祷告完毕，郑夫人让人将那些钱又全部埋好，并修理好倒塌的墙面。

屋里有个洞，要不要继续挖？不挖，一定不是你的，挖了，就有可能是你的。但是，这些钱财，确实不是你的，它们是房屋的原主人留下的。甚至可能是更早的人留下的。

而且，苏妈妈对待别人的东西，看也不看，那黑木板下藏着的，十有八九是钱财，否则不会这么费心机，管他什么东西，不是咱的，坚决不要，看也不看。如果意志不坚定，说不定看了一眼后，就有可能转念。

苏妈妈和郑夫人，是中国传统美德妇女的代表，在她们的教育下，孩子都健康成长。

不义之财，很多人不会要，是因为，财里有义，钱财上附着隐性的道德。古人很多的财富观，都建立在义的基础上，为此，还延伸出许多的条条框框，试图对人约束。如报应说，如恒定的财富观，这些都和人的道德緊密相联。

那些背着各种精密仪器，整天想盗墓盗洞的，都是不劳而获的典型，吃夜草，发横财，一不小心，就掉进钱眼里，挤个半死。

（宋 周煇《清波杂志》卷十《东坡僦宅》）

12、诗意办公

苏轼镇守杭州。他游西湖，多命令掌旗的从钱塘门出发，自己则带一两个老兵，从涌金门，坐条小船，泛湖而来。在普安院吃完饭，在灵隐和天竺一带徜徉。

苏轼的公务人员，随身带着办公用具，到了冷泉亭，苏则坐下来办公，他批文速度很快，如果恰好有进呈状案的，分争辩讼，他则谈笑而办。

一切工作都结束，苏就和同僚一起痛快喝酒，到了傍晚才回。回程时，街道两边都已上灯，许多百姓站着看这个苏太守。

上面这些情节，是一个老僧说给我听的，绍兴末年，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小时候就在普安院当差，听到很多苏轼的事。

苏轼的个性在这里充分显现。既不耽误公事，也时刻不忘杭州的山水。

作为杭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一定有很多的事情要办理，他的能力摆在那儿，做起事情来，三下五除二，既快又好。且，苏轼已经是名人，名人办案，自然也有名人效应，如果不是十分特别的案子，控辩双方，应该很快能找到和解的办法。

作为著名文人，宣传推广杭州，自然也责无旁贷。所以，他纵情杭州山水，其实是在体验，既了解民风民情，又身心舒畅。

苏轼的诗文中，几十次写到喝酒，似乎是个酒徒。把酒问青天，喝得想乘风归去，到高处不胜寒的月宫中去。其实，他的酒量，一点也不好，他也烦酒，拿现今的话说，只能喝一瓶啤酒，或者几两黄酒的量，但是，在他的笔下，往往显得醉醺醺的样子。他在《和渊明饮酒诗序》这样说：“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其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礡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

所以，苏轼的每次喝酒，基本上都是点到为止，那些带着醉意的诗词，只是文学创作。他虽不能多喝，但深识酒中之妙！

一天的公务顺利完成，还解决了不少疑难案子，又喝了些酒，还看了不少美景，这一天真是充实，走走走，回府去，杭州的百姓，看着眼前这个父母官，打心眼里喜欢。

（宋 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西湖了官事》）

13、文章立意如金钱

葛延之在儋耳，跟苏轼一起游玩。他和苏很熟悉了，苏曾经这样教他写作：

比如集市上的店铺，各种东西无所不有，却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去换它，那就是钱。容易得到的是物，难得到的是钱。就文章来说，那些词藻、事实，就是店铺里的东西，文章的立意，就是金钱。做文章，如能有立意，那么古今所有东西都能一并收纳，都能为我所用。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就会做文章啦。

苏轼又教葛延之书法：世人写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则不然，胸中有个天来大字，世间纵有极大字，怎么能超过我呢？我胸中天大的字流出，要它大就大，要它小就小，随时而变。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就会写字啦！

关于做文，有方法也没有方法。

古今名作家，常告诉我们，写文章没有方法可言，只有自己体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半部论语治天下。熟读唐诗三百首。

苏轼就近比喻，极通俗，道理也浅显，只有文章的立意，才可以调动起文字部队，并使它有强大的战斗力，好立意就是好文章，犹如精锐部队。

宋代周煇的笔记，《清波杂志》卷七有《坡教作文》，也谈到了钱如文章的意，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

至于立意从何来，则是另外一个大话题了。

我对书法没有研究，但感觉苏轼胸中的大字，绝非天来，他也是在临摹学习的基础上生成的，他说的是要灵活，而不应拘泥于一字一帖。

听老苏说作文写字，似乎轻松得很，其实不然，他是用轻松掩盖了背后的勤学苦练呢！

（宋 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教人作文写字》）

14、无条件退房

建中靖国元年，苏轼自儋耳归北，选择居住在阳羡。阳羡士大夫还是不敢和他一起游玩，只有邵民瞻向苏学习，苏也喜欢他。苏拄着杖，两人经常过长桥，以访山水为乐。

邵替苏轼买了一处房子，花了五百缗钱，苏轼将全部的家底都用上了。他们选了好日子，将家安顿好。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苏轼和邵一起散步，偶然走到一个村落，听到老妇人哭声极悲伤，苏轼侧着身子听了一会，和邵说：真奇怪，怎么这么悲痛呢，这种悲痛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她一定是遇到大难了，我得去问一下什么情况。

苏与邵推门进入，见一老婆婆。她看见有人来，哭泣也不停下，苏问老人，为什么这么悲伤。老妇人说：我家有一座房子，相传百年了，我们一直保护得很好，这才传到了我手里。而我的不孝兒子，却将房子卖给了别人，我今天刚刚迁来此地，我的百年旧居啊，和它分离了，怎么不痛心呢？这就是我哭的原因。

苏轼听到这里，也和老妇人一起悲伤。他问妇人，房子在何处。一问，就是邵替苏轼刚刚买下的那座。苏轼于是又一次安慰老妇人，慢慢和老妇人说：您的旧居，恰巧是我买下的，您不要悲伤了，我将房子还给您。

苏轼让人取来房契，当着老妇人的面烧掉。他还叫来老妇人的儿子，让他明天就将老妇人迎回旧居，他也没要回买房子的钱。

自此后，苏轼回到毗陵，不再买房，而是借居在顾塘桥孙氏的家里。这一年的七月，苏轼死在借居地。

苏轼退房的事，大多数人不知道，只有我的家乡流传这样的故事。

苏轼从儋耳被贬回到阳羡（宜兴），还是个问题官员，虽是名人，当地士人也不敢多接触，怕有牵连。同卷有《石屋洞题名》：杭州石屋洞崖石上，有题名二十五字，云：“陈襄、苏颂、孙奕、黄灏、曾孝章、苏轼同游。熙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内东坡姓名磨去，只隐约可见。这都是崇宁党祸的原因啊！

苏轼是喜欢阳羡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这里的山水酷似蜀地，和他的家乡很像。他的《菩萨蛮·阳羡作》有这样的句子：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造物游。有书仍懒著，且漫歌归去。

有这个前提，他买房的事情，应该真实。

房子是朋友所寻，当他知道内情后，毫不犹豫地退了房。如果是一个漠不关心民生的官员，他根本不会去访妇，这世上，悲苦的事情多了去，同情没有尽头。但是，他的职业良心及文人的悲悯情怀，促使他的脚步向悲苦声靠近。

退了房，拿回钱，名正言顺，但他竟然没有拿回。个中原因多多，那不争气的儿子，也许早将房款用作他处，不可能拿出钱来，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老妇人可能更加伤心。

作者费衮的家在无锡，毗陵就在常州，阳羡是常州下属的宜兴，那里流传着苏轼的许多故事。

苏轼退房，于情于理，皆合。

（宋 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卜居阳羡》）

15、抄书的好处

苏长公（苏轼）曾经问苏子容：您记史事，如何这般熟？

答曰：某年某月，我曾经将事记下，编辑过一次。后来，某年某月，又将事编辑了一次。编来编去，时间久了，就记得了。

长公说：您这种方法，我何尝不是如此呀，毕竟还是您记得熟。

两苏的对话中，讲了一个基本道理：古人读书著书，没有不抄书的。

作者随即举了两例：

宋景文（宋祁）尝自言，手抄《文选》三遍，才开始知道它的好处。

洪景卢（洪迈）自已也说，手抄《资治通鉴》三遍，才开始研究它的得失。

因为读得多，读得细，所以，哪一部经书，有多少字，都一一标注出来了，本书《卷十》，有《九经字数》：

《毛诗》，三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春秋左传》，二十万一千三百五十字。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四千四百九十五字。

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时间；日诵一百五十字，亦九年可以读完。

读改成背，改成抄，应该都不难。

读细背熟，连书中写到多少人数都一清二楚，本书卷十，有《五经人物数》：

五经中所载人物，《易经》十三人，《诗经》一百四十八人，《礼记》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剔去重合的，约有二千六七百人。

我读大量的笔记，一直有古人抄的痕迹，有的整本抄，有的整段抄，有的抄几句，总之，一部好书，会在很多书里留下印记。古代传播技术不发达，大约，这是最好的传播方式了。当然，不时有抄错，那也很正常，只是，逼得校勘要再博学一点。

即便是苏轼这样的名人，也要花苦功抄书才行。

寒冬腊月，炎炎暑月，脚冰凉，手流汗，终不能阻止古人抄书，抄出秀才，抄出举人，抄出状元，直至抄出大学问家！

（清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抄书之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