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外国语大学 孙 毅

1.国外隐喻研究历程及对隐喻翻译的启示

隐喻和翻译本来是两个被全球学者研究长达百年之久且相对独立的学科门类和探讨课题，两个领域每年各有新理论和新方法问世。隐喻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未被正式确立为一个值得深思和把玩的翻译问题。“传统的隐喻翻译受美学方法论和宏观表达的限制，在微观方面缺乏科学、系统的表达。”（Schäffner，2004：1258）。Kloepfer（1967）甚至声称，由于人类共有同样的意象，隐喻翻译对于译者不构成棘手难题。Kloepfer认为语言不能被视为一种与人体自身经验理解相分离的自发性工具，而是由一级级普遍的认知过程引导，语言的认知过程是解释隐喻表达的关键。与之相反，Dagut（1976）首次坦言翻译界对隐喻关注寥寥。紧接着，Broeck（1981）、Newmark（1980，1981，1988）和Hornby（1988）同样表达了学界对隐喻翻译缺乏兴趣的遗憾。直到最近几十年，两者结合起来的隐喻翻译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为语言学家和翻译工作者所承认，不断取得了学术硕果并备受瞩目。Schäffner＆ Shuttleworth（2013：93—106）探究了隐喻研究与翻译过程之间密切互动会带来的益处和发展方向。Halverson（1999：199—219）首先追溯了术语“翻译”及其相关词语的来源，然后使用Lakoff创建的“框架”来区分该术语用法，最后探寻了该用法的发展历程，推测其涉及的翻译类型。意象图式的发展能造成语义的分离以及传递性的流失，而“翻译”这个新的复杂图式能促成交际的“转移”。“翻译”及其相关概念一直为学者所关注，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翻译能表达多种事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