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巍

（常熟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妓女弹词”与晚清时期上海娱乐文化的建构

周 巍

（常熟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晚清时期，苏州评弹与妓女群体结合而成“妓女弹词”。她们在上海租界的社会环境中勃兴与衰落，先后与传统文人、新兴商人阶层发生密切互动关系。她们的公众形象的确立与塑造过程，均有传统文人的积极参与，集中反映在品评色艺层次和开办“书仙花榜”之中。日常生活中，她们与传统文人的交往是昔日士大夫娱乐文化在上海租界的延续；她们与新兴商人阶层的结盟，又开启了以商业化为特色的娱乐文化。这在传统文人看来是一种文化的“背叛”，也体现了传统文人在上海租界变动环境中身份认同的矛盾和无奈。

妓女弹词；租界；娱乐文化；文人

性别史受新文化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影响，在关注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同时，更强调文化的作用和独立性，进而分析性别主体的多元建构性、流动性与复杂性。这对苏州评弹研究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晚清时期，苏州评弹（包括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传入上海，更与妓女①学术界对妓女群体的关注由来已久，取得的成果非常丰富。著作类如武舟：《中国妓女生活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严明：《中国名妓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单光鼐：《中国娼妓：过去与现在》，法律出版社，1995年；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燮铭、夏俊霞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等。文章还有很多，比如忻平：《20-30年代上海青楼业兴盛的特点及原因》，《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江沛：《20世纪上半叶天津娼业结构论述》，《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等等。结合，衍生出妓女史乃至文化史上的特有时代现象。本文将上海文化和消费市场中这类以“苏州弹词”为最新文化资本和号召的妓女群体，称之为“妓女弹词”②芳草的研究虽然开宗明义对“女弹词”一词的指涉进行了分类，不过研究的对象依然是妓女弹词。她把妓女弹词视为女艺人向妓女转化的特殊现象，认为应该排除在演唱弹词的女艺人之；文章过分强调妓女弹词是“被旧社会侵蚀的腐败现象”“历史教训”，抹煞了她们在上海开拓评弹市场以及艺术传承的作用。（芳草：《女弹词考》，《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周良也认为妓女弹词乃是“堕落”的体现，是“评弹艺术发展中的不健康趋向和腐化现象”“浊流”“旧社会对艺术的侵蚀”。周良分析了女弹词向书寓转化的原因，但完全归结于租界的骄奢淫逸和时人的荒淫堕落似有不妥。（周良：《苏州评弹史稿》，古吴轩出版社，2002年，第31、117-121页。）。这群妓女弹词操弦索，出入评弹演出场所，被冠以“女说书”“女弹词”“女先生”等名称。她们是当时高级妓女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上海的租界环境，游走于传统文人、新兴商人阶层之间，参与塑造了一种极具时代痕迹和弹词特色的娱乐文化，亦丰富了我们对晚清时期青楼情艺生活的认识和了解。

一、妓女弹词的勃兴与衰落

清乾隆至道光年间，苏州评弹逐渐趋向成熟，出现了第一个兴盛时期。道光、咸丰年间，随着苏州评弹影响的日益强烈，苏州出现了妓女从事弹词演出的情况。金阊地区冶游极盛，“隶乐籍者满千家，有改妓为弹词，耳目为之新颖”［1］118。妓女改业弹词在王韬的笔记中也有记载：“道咸以来始尚女子，珠喉玉貌，脆管幺弦，能令听者魂消”［2］。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大量难民涌入上海租界。妓女弹词随着这股难民潮来到上海。为适应上海的消费特质和新兴消费群体的娱乐需要，她们的身份和角色发生了转变，自我标榜为“书寓”。

妓女弹词进入上海后，她们的演出地点前后经历了明显的变化。小刀会起义之前，妓女弹词主要集中在上海县城附近，“常于土地堂罗神殿”献艺［3］。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县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十里洋场成为上海繁华的象征。十里洋场的工商业异常发达，都市人口多，市民公共活动活络，地方当局鼓励民众进行消费，这一切为娱乐业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机会。

在租界社区的开发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三个闹市中心区，宝善街是最先繁荣起来的。茶馆、酒馆、烟馆、妓馆、说书场等各种消闲娱乐场所开始大量开设。［4］“宝善街头似海春，冶游个个抖精神。应称第一销金窝，辜负佳名愧楚人。”［5］73此时，进入租界的妓女弹词正式改称“书寓”。“书寓”起初指代她们的日常居所，门口挂牌子，书写姓名，后来就成为高级妓女的代称了。此类书寓“创自朱素兰”［6］4949，从业者“以常熟人为最”［6］4948。《淞滨琐话》曾记载：“前时词媛，以常熟为最，其音凄婉，令人神移魄荡，曲中百计仿之，终不能并驾齐驱也”［7］。籍贯是“社会、经济等级结构建构过程基本的东西，即我们/他们两类划分借以立足的基础；也是自然身份诉求和建构过程中最经常地求诸和摆弄的界标。”［8］111妓女弹词以苏州、常熟籍为主，或标榜为苏州、常熟籍，是摩登化的上海追慕明清妓女文化的延续。

1870-1880年代间，四马路逐渐崛起，并成功取代了宝善街的地位。四马路渐渐成为消闲娱乐场所数目繁多、有一定规模、集中常设的区域。妓女弹词的出现和勃兴，大大提升了四马路作为上海繁华街区的盛名。在它附近出现的女书场就是明证，“两旁书寓野鸡窠，戏院茶馆兼番菜，游客忘归半入魔”［9］107。王韬《淞滨琐话》卷十二《沪上词场竹枝词》提到：“沪上词场，至今日而极盛矣，四马路中，几于鳞次栉比。”路上有“品泉楼、皆宜楼、小广寒（四马路西首）、也是楼、桃源馆、满庭春、品玉楼等”书场。［10］268很多市民流连女书场，痴迷于妓女弹词，“簇簇三层歌舞楼，娇娃强半是苏州。檀郎偏爱南京调，一曲终时一饼投。”［11］10在此背景下，书场成了外地游客必至、本地士商常往的人文景观。当时，有文人墨士编制享乐消闲项目“沪北十景”，其中之一即为“层台听书”：“灯火齐明十二楼，美人高座说风流。听来不是生公法，顽石如何尽点头。”［12］114

在上海租界站稳脚跟的妓女弹词，有着较强的群体认同和群体意识。她们不与低级妓女同席而坐，“凡酒座有校书，先生则离席远坐，所以示别也”；她们只卖艺不卖身，“但能侑酒主觞政”，“从不肯示以色身”。［13］37不仅如此，这一群体还建有准入机制，比如定期“会书”以较技艺，进而提升知名度，否则不能对外自称“先生”。王韬《淞滨琐话》中记载，每当会书时，“须各说传奇一段”，否则“不能与不往者，皆不得称先生”。限于当时“男女合演”的禁令，她们同性合作演出，男性艺人只能担任乐队。

19世纪80-90年代，传统士大夫文化崩溃，妓女弹词渐渐被普通妓女所取代也在意料之中了。而时人对普通妓女所要求的赤裸裸的性，则又塑造了以商业化为特征的性别文化。妓女弹词改变演出方式，“争废书而专用唱”［14］157，集合若干女艺人，或三四人，或七八人，或更多一些。演出以唱为主，开始时还先说一段书，而后若干人轮流唱，所以称为“女唱书”或者“群芳会唱”。后来，弹词渐不为“时髦公子”及“风流名士”所喜，她们为适应客观需要，不得不改唱皮簧。有竹枝词为证：“俏眼斜睃不自禁，先生也许订知音。为郎爱听京腔调，不弄琵琶换月琴。”［15］257关于此时情形，王廷鼎的记载更加详细：“近则沿街两岸，尽建洋台，为女妓说书之场。……每处延女妓十余人，各唱京腔一曲，日夜两回，听者满座。”［16］267如此而言，妓女弹词的黄金时期就算过去了。不能忽略的是，妓女弹词身份和角色的改变，与当时以男性为主的娱乐消闲市场密切相关。妓女弹词凭借着天然的性别优势，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响应商家策略的改变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妓女弹词”渐趋没落或与普通妓女合流，她们的弹词技艺水平越来越差，而“这种作用最后变成是对性需求的直接满足”［17］38。《游沪笔记》中所记载：“然名曰书寓，实不能讲说诸说，且于昆曲亦无谙晓，惟京调数阙、俞调一篇而已。”［18］270

二、妓女弹词形象的确立与塑造

王鸿泰曾撰文研究明代后期传统文人如何涉入、参与妓女的活动［19］。他研究了妓女与传统文人的交往模式，认为传统文人以其在文化上及社会资源上的优势，将妓女的活动收编于传统士大夫文化中。晚清时期的妓女弹词恰恰延续了明代以来文人与名妓的交往模式，又浸染了开埠后上海租界的重商特点，以及呈现出弹词艺术形式的时代影响。就本文的研究对象妓女弹词而言，她们诗词歌赋无一不通，堪称“才妓”，符合传统文人的“风雅”趣味和“冶游”需求。她们在与当时的文人交往过程中，并非仅仅是陪衬者和被改编者，有时甚至是交往中的主角，以极大的主观能动性满足了文人的精神和文化期待，给人留下了“风雅而有才艺”的形象特征。

在王韬等人的笔下，妓女弹词承继了类似于明末名妓的诗歌和艺术造诣。有些“能略通文墨，与时下士相周旋”；有些成为文人的“诗弟子”，“花晨月夕，恒相过从，谈艺外，绝不言它”。［20］朱素卿多与传统文人交往，“江东逸史髯叔氏，梁溪名下士也，最与相契。”［21］281文人更乐与其诗文往还，标榜风雅，“一日不见，便赋《采箫》之诗。尝谓胸中虽有万斛牢愁，得词史一言，即可冰消瓦解，殆一服欢喜丸欤。”陆秀卿能诗，且自高位置，一时名士皆愿与之往来。她所写的诗词在文人学士之间广为流传，正所谓：“绛仙才调自翩翩，香径蘼芜写玉笺。吟罢小鬟偷按拍，回文锦字早流传。”［22］251胡兰芳不仅天性喜爱文士，且羞于与俗贾富商为伍，王韬曾对她多加褒扬，认为她“不屑为丁娘之十索，而于俗贾富商，虽多得其缠头赀，亦不甚为礼。”［23］284更有些妓女弹词，诗文唱和，无一不精，有人自诩黛玉、香君［24］。而文人墨客则通过复制晚明时期“才子佳人”的交往模式，来描写他们与妓女弹词的关系，了却他们的青楼情结。［25］

在此收编与被收编、主动与被动的复杂过程中，一些文人同情、欣赏妓女弹词，享受着她们破坏性别秩序的“危险”背后的那份愉悦。他们对妓女弹词进行品评，第一要务为品次，其次为才次、色艺。“品次”指女弹词重文人、重节操。“才次”主要指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色艺”指长相和弹词技艺的高低，女性性别特征和书艺好坏兼而有之。［25］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书艺”好坏，在时人的眼中似乎是对妓女弹词最低的衡量标准，或可视为书寓群体的“准入机制”。吴郡醉月馆主评说了数十位女弹词的妙处，或赞“宛转歌喉一曲新”，或赞“呖呖莺声绕画梁”。［26］还有吴淞江上洗耳人对上海四马路上比较知名的女弹词指名道姓逐一品评。［27］《海陬冶游附录》曾记载：“吴淞江上洗耳人，集申江弹词女子二十八人，加以品评，一时传遍北里，抄襄阳播掿之词者，几为纸贵。”［28］273

如果说醉月馆主等对妓女弹词的品评是个人喜好的表现，那么“书仙花榜”的开办无疑可以视为上海文人群体针对妓女弹词建立的社会评价体系和标准，充斥着男性文人的文化特权和身份认同。上海一地的“书仙花榜”大约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传统文人雅士对妓女弹词的书艺进行分类、定性、品评，营造出某种感官的气氛，似乎浸淫在“花”的文化中。在这种书仙花榜中，妓女弹词的位置按照文人的兴趣加以操控。不过，妓女弹词不太看重自身与哪种具体的花进行类比，似乎更在意有无选入“花榜”。进入“花榜”是妓女弹词的进身之阶，以及提高名声的手段［29］68。免痴道人曾摘《红雪词》题《二十四女花品图》于沪上，《花品》中“以李佩兰为群芳之冠，每姝名下，各缀评语”［28］278。而后又有画眉楼主的《续花品》出现，所列举妓女弹词大抵相同。又有公之放所定的《丁丑上海书仙花榜》，“所定丁丑花品二十八则，……各比名花一种，应点顽石之头，并加评字八言，如吐青莲之舌。”［28］278公之放之后，又有曼陀罗词客的《沪北词史金钗册》，所定36人，仿《红楼梦》正册、副册、又副册之例，依然以“花名”来评定。［28］279吴兴纫秋居士用《红楼梦》里的人名，比近日各位女弹词家。更有梅花香里听琴客的《沪北名花十咏》，西冷梦翠生的《海上名花十友词》，苕上芦林生的《花筵十咏》，某茂才与漱玉同编的《申江十美赞》等等。［28］279

影响更大的“书仙花榜”选举当是李伯元所创办。1896年，李伯元创设了《游戏报》等娱乐休闲小报，刊载了大量有关妓女弹词的内容。李伯元所选的“花榜状元”，“有了色艺，还要考证她的资格，有了资格，还要察看她的品行；直要色艺、资格、品行件件当行，桩桩出色，方可以把她置诸榜首，独冠群芳。”［30］1134随着妓女弹词向普通妓女的转化，“花榜”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落入了商业性的操作轨道。花榜选举逐渐失去了它原本的雅意，逐步世俗化、庸俗化乃至大众化了。

三、闲步寻书寓：娱乐文化的建构与变迁

周巍曾撰文指出：妓女弹词身具高级妓女的身份特征，其居所（书寓）及演出的书场，是传统文人“冶游”的重要目的地。而妓女弹词赋予了避居上海的传统文人的“冶游”一种崭新的意义，即不仅停留于感官的需求和满足的生理层次上，而是上升到某种文化、精神的需求上。这种双重需求的满足，建构了传统文人共享的男性愉悦体系，而妓女弹词则扮演着传统文人“精神伴侣”的角色。就消费层面而言，传统文人对于妓女弹词的消费不只是身体，更消费一种有她们参与的文化①消费文化视野下的女弹词研究，可参考周巍：《消费文化视野下的江南女性群体研究——以近世以来的女弹词为例》，《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而所有这些，都在满足着传统文人的性灵需求，是他们基本的社会生活，体现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借助王韬的著作，我们可以基本复原当时传统文人的“冶游”生活，进而反观妓女弹词对于他们“风雅”生活品味的建构作用。

王韬撰写的《海陬冶游录》《海陬冶游附录》《海陬冶游余录》《花国剧谈》《淞滨琐话》等书中有不少内容提及了妓女弹词，内容多是她们与传统文人“才子佳人”式的交往。这些风雅故事集中描写女性的身体，无一例外把妓女弹词作为传统文人的欲望对象加以想象。［31］14王韬的“冶游”恰是此类交往模式在晚清时期的生动再现：“余自道光末季，以迄于今，身历花丛凡四十年，其间岂无盛衰之感？而以今证昔，觉欢场之非故，花样之重新，殊令人望古遥集，慨想低徊而不能置焉。顾曲无人，红牙绝响，知音谁是，蓝本已亡。嗟乎，此曲已成广陵散矣。至于人材之升降，似可勿计。美人同于名士，必代有英绝领袖之者。”［32］281

当时还广泛流传着一首竹枝词：“女号先生名最著，爱听弹词，闲步寻书寓。引上高楼多雅趣，故高声价教人慕。一种温柔饶态度，抱起琵琶，半晌调弦柱。唱得开篇才几句，客来又要周旋去。”［33］64“闲步寻书寓”已成为当时传统文人冶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4］136有时，甚至把个人的“冶游”活动变成了集体的“社交”活动。可以说，在上海这个五方杂处的城市里，女书场、书寓也使得传统文人联络同道，寻觅知音，排遣孤独，重建文人网络有了场所依托。女书场和书寓等就成为传统文人的社交场所，也参与了“塑造男人的自我表现意识”和身份认同［34］。在女书场、书寓里，文人学士感受到了一种远离其他平民并适合讨论和聆听音乐的友好氛围，［17］40满足了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欲望。正如当时的一首竹枝词写的那样，“酒兴方阑戏馆招，才听弦索又笙箫”［35］12。作者与友人之间社交式的冶游消费并未太多渲染商业色彩，而是极富感情。仓山旧主《沪上新正词》中写道：“看戏听书与品茶，呼朋召友乱如麻”。而他们经常光顾的漱芳书馆、丽水台都是当时有名的女书场，是时人乐于光顾的所在。有竹枝词为证：“丽水台同万仙台，两家茶社最称魁。分明咫尺巫山里，莫约朋侪此处来。”［36］“茶馆先推丽水台，三层楼阁面河开。日逢两点钟声后，男女纷纷杂坐来。”［37］

19世纪90年代，书寓、女书场消失无形，“曾几何时，世变沧桑而丽水台则已为平屋矣！”［24］159作为当时上海最有权势的商人群体僭越了传统文人引以为傲的“风雅”，“金银气旺，诗酒情疏，求如昔之月地花天，唱酬风雅者，盖已可望而不可即矣。”［24］141王韬也有类似观感：“海滨纷丽之乡，习尚侈肆，以财为雄，豪横公子，游侠贾人，惟知挥金，不解文字。……四方名彦，来遨来游，诗词点缀，居然旖旎，安见谱申浦之新声，不及续板桥之旧艳也？”［3］袁祖志亦有同感，《望江南》诗曰：“申江好，书馆姓名标。屏却须眉重巾帼，只谈弦索不笙箫，暮暮又朝朝。”［24］142不仅如此，商人阶层更将书寓、女书场转变为奢侈性消费场所。时人将其列入“七耻”中的第三耻，即“狎身份较低的妓女”［38］。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妓女弹词入乡随俗，以经济利益为中心，演出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竹枝词写道：“唱得开篇才几句，客来又要周旋去”［33］64。点唱成为妓女弹词赚取钱财最便捷的途径。旅居上海的池志徵看到女书场总是人满为患，妓女弹词们更是有求必应，随意点唱，“虞俞昆马凭君点，一曲终时一鸟投”［24］157。可以说，妓女弹词适应了当时奉行的金钱至上的商业规则，逃离了文人编织的文化版图。此后，失落、无奈、感伤、叹息成为文人笔下的主要情感诉求：“来恨姗迟歌早歇，茶多莫解文园渴”。［33］62他们的著述多了份劝阻意味，希望初入上海的年轻男性“不至于迷于所往”［33］7，以致害人伤财。黄式权更把女书场视为“荡心惑志”的娱乐场所，留恋不得。［33］65香鹫生认为过分的娱乐到头来都是空，把妓女弹词列为海上十空曲之一。［33］65史料中清晰可辨的是传统文人士大夫以过来人的身份所表达的错愕和沮丧。正如贺萧所写的那样：“过去只有饱学优雅之士方可享用的无以言语的欢乐，现在已变成粗俗的商业买卖，变成任何人只要有钱就可买到的性。文中不只哀悼独特的书寓之退隐，而且还为传统文人曾共享的男性愉悦体系之消逝而扼腕长叹”［39］43。

结论

晚清时期，上海的高级妓女与苏州弹词结合而成的妓女弹词，既是传统士大夫文化的延续，又浸染了上海租界的重商观念的影响。她们的出现让传统文人找到了精神的归宿和娱乐满足的途径；她们的变质又让传统文人感到了“背叛”和无奈。这种心态的改变恰是传统文人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身份认同的切实反映。另外，妓女弹词参与建构的上海娱乐文化，早期具备“才子佳人”的呈现方式，而后也为上海租界的社会环境所影响，呈现出过分商业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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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titute Storyteller and Shanghai’s Entertainment 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OU Wei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215500,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Suzhou Pingtan was combined with prostitutes, who became prostitute storytellers.Their growth and decline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Shanghai concession had a close interac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 and the emerging merchant class.The establishment and shaping process of their public image ha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art level and the founding of “Shu Xian Hua Bang”.In their daily life,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 wa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former literati culture of entertainment in Shanghai.They not only formed an alliance with the emerging merchant class, but also opened up a distinctive commercial entertainment culture.This is a betrayal of culture in the view of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It also reflects the contradiction and helplessness of their identity in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of the Shanghai concession.

prostitute storyteller; concession; entertainment culture; literati

J81

A

1008-2794（2017）06-0016-06

2017-09-23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艺术社会学视野下苏州评弹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6YSC002）；常熟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学科建设项目（KYX201613）

周 巍（1981—），男，山东泰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江南社会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