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进



余光中咏杜甫诗作内涵探析

张忠进

（原台湾文学馆，台湾台北 84041）

国内分别研究杜甫或余光中的相关文献颇多，但尚无同时研究这两位诗人之专论。文章拟聚焦余光中咏杜甫五首诗作思想内涵，首先说明余光中回归古典、融会古今的诗风，其次探讨余光中咏杜甫五首诗作内容，最后归纳说明余光中如何受到杜甫的影响。

杜甫；余光中；余光中诗作

一、前 言

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延续也开拓了中国的古典文学。在文学史上，曾经有两次反传统的声浪。以诗来说，第一次是胡适提倡“新诗”，在1917年1月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序幕；后来在1919年10月发表了《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一文中说：“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1]35新诗和古典诗最大的不同在于形式，形式则关系着内容的表达。新诗以白话文写作，颠覆了古典诗的格律、文言传统。台湾显然受到五四的影响，1920年代乃有新文学运动的兴起。1949年以后，台湾新诗蓬勃发展，1952年纪弦成立“现代派”，附和者众，1956年“现代诗社”在台北正式成立，纪弦在当年2月出版的《现代诗》上发表《现代派信条释义》：“我们认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我的新诗，绝非唐诗、宋词之类的‘国粹’。”[2]387-388这是第二次的反传统声浪。所谓“横的移植”，就是西化，这在今天看来是过激之论。当时已有诗人反对，1954年成立的“蓝星诗社”便是如此，余光中身为蓝星诗社成员之一，他回忆说：“大致上，我们的结合是针对纪弦的一个‘反动’。纪弦要移植西洋的现代诗到中国的土壤上来，我们非常反对。”[3]262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的脐带岂能一刀剪断？不管是五四，抑或现代派的反传统，可视为革命期的过渡现象，唯其如此，现代文学继续吸取古典养分，始能有今日之成就。而在现代诗人中，能够镕古铸今的不乏其人，就唐诗而言，现代诗人中洛夫、杨牧、叶维廉、羊令野等人，均曾咏写唐代诗人，特别是杜甫，例如杨牧写《秋祭草堂》（1974）、叶维廉写《杜甫草堂》（2004）等。

然而，无论咏写别的唐代诗人或杜甫，质量俱丰，余光中无疑最有成就，从他最近出版的《太阳点名》[4]便可看出，诗集第二辑《唐诗神游》收录的23首诗（写于2013—2014年），均以唐诗为对象，古典新诠，或新其节奏、意象，或异其语言、观点[5]175，镕铸古典于现代诗之中。余光中是五四以来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咏杜甫最多的诗人，不仅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也丰富了现代诗的领域。余光中因为有漂泊的经历，乡愁一直是其创作的主题，曾被称为“乡愁诗人”。1974年赴香港任教于中文大学后，乡愁主题延伸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探索，咏写屈原、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苏东坡……等古代诗人，其中咏写杜甫的诗作多达五首，写作时间前后跨越35年，且在其散文、评论中亦屡次提到杜甫，对杜甫深表推崇，被称为是杜甫的嫡系传人。余光中在《太阳点名·后记》说：“我读唐诗大半生，老而更好。辑中这些小品，或是顺着某首名作之趣更深入探索，或是逆其意趣而作翻案文章，或抉发古人之诗艺竟暗通今人之技巧，或以画证诗，或贯通中外，总之以唐人为师，攀唐人为知己，其实都是抱着Homage的敬爱心情，不敢对那些天才无端唐突。”[4]253余光中对唐代诗人的推崇可见一斑，这些诗人包括李白、杜甫、王维、王之涣、张继、李端、白居易、柳宗元、贾岛、杜牧，李商隐……等；其中咏写杜甫的诗作有《岱宗夫如何》《读八阵图》两首。除了这两首诗作以外，杜诗的丰富多姿向为余光中所推崇，所以他早在1979年就写下《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1984年又写了《不忍开灯的缘故》、2006年写《草堂祭杜甫》。黄维梁说：“在以唐诗为主的中国传统诗歌基础上，余光中以其学养和睿智，以其才华和苦功，兼摄中外古今，以数十年的恒心和毅力，创作了丰富杰出的现代诗。他是李白、杜甫的嫡系传人，且开拓了中国诗歌的新世界。余光中为李白、杜甫的造像，象征了传统和现代的汇合，象征了现代诗对传统的发扬。”[6]

余光中咏写杜甫的五首诗作，深具历史与文化的意义，值得探究。国内分别研究杜甫或余光中的相关文献颇多，但较乏同时研究这两位诗人之专论。相关的学位论文有郑祯玉的《余光中与中国古典文学》、曾香绫的《余光中诗研究》；期刊论文有黄维梁的《为李白、杜甫造像——论余光中与唐诗》、蒋林欣的《从复活到丰收——杜甫在现代诗中的走向》、张放的《一个怀乡的种类的美——论余光中诗歌中的四川情结与李杜苏信息》。本文拟聚焦余光中咏写杜甫五首诗作思想内涵，进行深入诠释解析，借以了解余光中对唐诗的深情，对杜甫的崇拜以及如何受到杜甫的影响。

二、从西化回归古典

余光中21岁开始写诗，创作60余年来，出版现代诗、散文、评论、翻译凡50余种，其中现代诗20种，文学地位举足轻重。如今年近九十，依然创作不辍，近作《太阳点名》甫于2015年6月出版。论者谓他镕铸古今，学贯中西。就学贯中西言，余光中所学是外文，在大学教的也是外文，接触西洋文学是很自然的事；就镕铸古今言，是一段曲折的历程。

余光中12岁就接触古典诗，进了大学更是一股狂热，他曾说：“我还清晰地记得，当自己初入金陵大学外一时，有几位同班同学正一股劲儿在写所谓新诗，而我呢，还在七言五言的平平仄仄里和缪斯捉迷藏。他们笑我的落伍，我也看不惯他们那种新诗。”[7]余光中作为一个现代诗人，最初的诗之旅，原是古典诗在前，现代诗在后。

1950年余光中来到台湾，就读台大外文系，不久，遇上1950年代末、196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浪潮，因而受到西化的影响，诗中经常出现沙浮、莎士比亚、拜伦、济慈等西方诗人的名字，也写了一些较晦涩的作品，像《天谴》、《史前鱼》、《天狼星》组诗等。在1976年出版的《天狼星·后记》中回顾：“一九六一年，那正是台湾现代诗反传统的高潮。”[8]西化的成因有其时代背景、政治氛围、社会环境等因素，因而造成西化的文化现象。当时余光中在西化的路上踌躇，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全盘西化、走向晦涩与虚无的现代主义，是死路一条。因此，他在1961年12月6日写了《再见，虚无》一文，回应洛夫的《天狼星论》①余光中1961年发表《天狼星》组诗，洛夫写了《天狼星论》，余光中以《再见，虚无》一文答复。，正式向西化诗风告别：“台湾的大部分现代诗以其惊人的高速与生命力，已经冲入了一条死巷，面临非变不可的阶段了。”[7]131-137

他认为，如果必须承认人是虚无的才能写诗，他乐于向“现代诗”说再见。坚定的语气充分展露他回归中国传统的决心。1962年5月他写了《从古典诗到现代诗》，表示对传统的看法：“反叛传统不如利用传统。狭窄的现代诗人但见传统与现代之异，不见两者之同；但见两者之分，不见两者之合。对于传统，一位真正的现代诗人应该知道如何入而复出，出而复入，以至自由出入。”[7]余光中回归中国传统，是从创作中得到心得，随即以创作实践。在1964年出版的《莲的联想》提出“新古典主义”[9]，在诗集中提到多位古代诗人，包括白居易、杜牧、李商隐、李白、杜甫、姜白石等，在诗中大量用典，例如代表作《等你，在雨中》末三节：

诺，这只手应该采莲，在吴宫/这只手应该/摇一柄桂桨，在木兰舟中//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耳坠子一般地悬着/瑞士表说都七点了/忽然你走来//步雨后的红莲，翩翩，你走来/像一首小令/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9]12-13

吴宫、木兰舟、姜白石，都是用典，把古典融入现代，古今交融，这就是他所谓的“新古典主义”。古典的融入丰富了现代诗。他在诗集《后记》说：“有深厚‘古典’的‘现代’，和受过‘现代’洗礼的‘古典’一样，往往加倍地繁富而且具有弹性。”[9]32

余光中凭着深厚的中国古典基础，从1964年《莲的联想》“新古典主义”，到2015年《太阳点名》“唐诗神游”，半个世纪以来，融会古今一以贯之，既发扬传统，也开拓了现代诗的领域。

三、历史文化的探索：乡愁的延伸

余光中1950年来到台湾，写过大量怀乡诗作，曾被称为“乡愁诗人”。1974年赴港讲学，任教于中文大学中文系后，诗作遂延伸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探索。在《隔水观音》的《后记》中说：“在主题上，直抒乡愁国难的作品减少了许多，取代它的，是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探索，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作者对中国的执着趋于沉潜，另一方面也许是六年来身在中文系的缘故。无论如何，《白玉苦瓜》的时代恐怕写不出《湘逝》这样的诗来……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一种技巧，不如说是一种心境，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一种历史归属感……这当然还是一种婉转的怀乡。”[5]177

历史文化的探索，是文化孺慕和历史归属感，可视为乡愁的延伸与深化，所以余光中说“是一种婉转的怀乡”。他在台湾的大学教书，教的是外文系，讲授英美文学，1974年他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中文系，讲的是中国文学，接触中国古典文学的机会多了，因此任教期间（1974—1985年）出版诗集《与永恒拔河》（收录1974—1979年作品）和《隔水观音》（收录1979—1981年作品），就有多首与古典诗有关的诗作，例如《与永恒拔河》中的《公无渡河》《秋兴》《菊颂》《唐马》《漂给屈原》《北望》等诗及收录《隔水观音》里的《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等。

其中写于1979年的《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是余光中咏写杜甫的开始。其实，他最早提到杜甫是在1964年春天，在《象牙塔到白玉楼》文中说：“他有宽度，也有深度；有知性，也有感性；有高度的严肃，也有高度的幽默；能平易，亦能矜持；能工整，亦能变化。”[10]写《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是15年后的事了。余光中在《隔水观音》的《后记》说：“我在处理古典题材时，常有一个原则，便是古今对照或古今互证，求其立体，不是新其节奏，便是新其意象，不是异其语言，便是异其观点，总之，不甘落于平面，更不甘止于古典作品的白话版。例如《湘逝》最后的五六句，写的虽然是杜甫，其中却也有自己的心愿，而且暗寓了艺术比政局耐久的信念。”[5]175诗人到底如何看待诗人，如何咏写诗人，值得探究。

（一）《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

初写杜甫的这首诗于1979年，余光中到香港后的第6年。这时诗人年过半百，虚拟诗圣殁前在湘江舟中的所思所感，对杜甫充满同情和崇敬。这首诗长达80行，分7节，诗末有“附注”，附注末段说：“右《湘逝》一首，虚拟诗圣殁前在湘江舟中的所思所感，时序在那年秋天，地理则在潭（长沙）岳（岳阳）之间。”杜甫在大历三年（768）正月出峡，在其后的两年，也是他生活的最后两年，居无定所，穷病缠身，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许多时间在船上度过，却仍时时以国家为念。大历五年（770）冬，诗人溘然长逝，享年59岁。这是余光中写下这首诗的背景。首写暮年漂泊的杜甫在湘江的孤舟中，仍盼望可以回到长安；其次怀想在成都草堂并述及几位故人亡友和杜甫所激赏的艺术家，包括严武、高适、李白、岑参、李龟年、曹霸、屈原、贾谊等；末写杜甫从想象中回到现实，意识到此生已无法回到长安，于是想象着他的诗有一天会回到长安，这是余光中虚拟杜甫所思所感，其实也是余光中的自我期许。余光中说：“《湘逝》最后的五六句，写的虽然是杜甫，其中却也有自己的心愿，而且暗寓了艺术比政局耐久的信念。”[5]175正是传达了余光中以诗为职志的意念，希望诗能永恒，诗人惜诗人，传承的意味甚浓。

细读此诗，当知受到杜诗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首：《秋兴八首》《兵车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登岳阳楼》《江南逢李龟年》《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等。杜甫诗篇表现在暮年贫病交迫时仍以社稷为念，正是儒家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杜诗如此，余诗也是如此。

（二）《不忍开灯的缘故》

这首诗1984年3月10日写于香港，此时余光中已57岁，面对着吐露港，回到古典中国，写下暮年的杜甫，也写向晚的自己：

高斋临海，读老杜暮年的诗篇/不觉暮色正涉水而来/苍茫，已侵入字里和行间/一抬头吐露港上的暮色/已接上瞿塘渡头的晚景/浅浅的一盏竹叶青/炙暖此时向北的心情/想雉堞陡峭，凭眺的远客/砧杵声裹，已经五旬过半了/正如此际我惊心的年龄/不信他今年竟一千多岁了/只觉他还在回音的江峡/后顾成都，前望荆楚/亦如我悬宕于潮来的海峡/天地悠悠只一头白发/凛对千古的风霜，而这便是/当薄薄的灰色渐稠渐密/在变色的暮色里我迟迟/不忍一下子就开灯的缘故[11]

年过五旬的余光中在沙田高斋书房，“读老杜暮年的诗篇”，暮色、苍茫是视觉也是心境，因为“吐露港上的暮色”已经接上“瞿唐渡头的晚景”，竹叶青果真能炙暖“向北的心情”么？怕诗人也一样不得归的无奈！妙的是，这时杜甫竟然活了过来：“不信他今年竟一千多岁了”，原来杜诗不死，杜甫的精神不死。“只觉他还在回音的江峡／后顾成都，前望荆楚”，表示这时杜甫在夔州，老病漂泊，“亦如我悬宕于潮来的海峡”，“海峡”对“江峡”，自己比拟杜甫心境，千古心音相通。唯对“天地悠悠只一头白发/凛对千古的风霜”，想着自己一头白发，凛对杜甫千古的风霜，如此沉郁顿挫，在“变色的暮色”里怎忍开灯？显示临老的余光中一边对暮年的杜甫寄予同情，一边也惊觉“暮色正涉水而来”。“不忍一下子开灯”，不希望夜这么快来临。诚如古远清所说：“余光中那时还不到花甲之年，他就敏感到‘暮年’正和‘暮色’一起涉水而来。诗中所表现的迟暮伤感，体现了人性的真实。”[12]

至于诗人读了什么“老杜暮年的诗篇”呢？余光中说过他用典常“古今对照或古今互证”，既然是在夔州“凭眺的远客”，可知是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13]842全诗通过登高所见秋江景色，倾诉诗人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前半写登高所见情景，后半写登高时的感触。首联着重刻画眼前景物，颔联渲染秋天气氛，颈联抒发感情，由异乡漂泊写到多病残生，末联写白发日多，因病断酒，艰难潦倒。《不忍开灯的缘故》与此诗“古今对照或古今互证”：登高对远眺、江峡对海峡、作客对远客、百年对五旬过半、霜鬓对白发、酒杯对竹叶青。《不忍开灯的缘故》显然是读了《登高》有感而作。

（三）《草堂祭杜甫》

《草堂祭杜甫》是组诗，分《见证》《草堂》《秋祭杜甫》三篇，写于2006年。诗末附注：“九月八日上午，应成都文化局之邀，专程去草堂祭拜杜甫，仪式单纯而有意义。先在‘诗史堂’向诗圣铜像行三鞠躬，献上百合与白菊。再到‘唐风遗址’，为林荫下面新刻的《乡愁》石碑揭开红绸，并在碑旁领受了一棵枝繁叶茂已历七十春秋的黑壳楠，草堂馆方谓之‘诗人树’。最后又为草堂题诗。”[14]164-169对草堂祭拜杜甫始末做了交代。

第一篇《见证》只有3行：“一千三百年足以见证／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成就历史最辉煌的诗圣。”为诗圣造像：难民与诗圣。安史之乱让杜甫成了“最憔悴的难民”，以其“史笔”，反映社会现实，成就了历史上“最辉煌的诗圣”。“最憔悴的难民”是杜甫一生的缩影；“最辉煌的诗圣”是一生成就的志业。简单而鲜明勾勒出诗圣的不朽形象。

第二篇《草堂》为7行短诗：“漂泊在西南的天地间/草堂怎能比得上宫殿/草堂不能为你蔽风雨/宫殿又岂能挡住胡骑/当所有的宫殿都倒下/唯有草堂巍立在眼前/草堂，才是朝圣的宫殿”。首先以草堂写诗圣杜甫，末以“草堂，才是朝圣的宫殿”写杜诗的永恒，此印证了诗人所说“艺术比政局耐久”的信念。

第三篇《秋祭草堂》，有8节。首写蜀道之难，安史之乱杜甫逃难到四川的形象。第二节写破碎的山河要用杜诗去修补。第三节写安史之乱家人、饮中八仙、人民都成了难民。第四节引杜甫一首七律《蜀相》，说杜甫可以和诸葛丞相相媲美。第五节草堂虽简陋可供歇脚，离开草堂好比屈原在召唤。第六节写晚年去了夔州。第七节夔州之后老病漂泊江陵，无法回到长安，而自己和诗都能还乡，比杜甫幸运。末尾祈示杜甫在无所不化的洪炉里，让诗人能炼一丸新丹。全诗表达诗人对“难民”的同情与不舍，对“诗圣”的崇敬与景仰。而这份同情与不舍，都来自于杜甫对家国的深深情怀，也就是儒家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四、老来唐诗神游

近年发表的组诗《唐诗神游》23首，写于2013到2014年，此时余光中已80多岁。这些作品一改以往写“诗人”，而是以诗人“某首名作”来写。其中写杜甫的有《岱宗夫如何》《读八阵图》二首。

（一）岱宗夫如何

齐国加鲁国都放不下/你青绿无际的大排场/（这抽象画简直放肆）/是谁将造化的神秘/高高私藏在此中/阴阳共一脊,互成朝夕/（立体主义晚一千年）/云海鼓动满腔的元气/缩地仙术在寸心/贪看暮色如何把归鸟/赶入最远那树丛/（镜头只移了一下）/就害人把眼眶张痛/总有一天我索性从岳顶/把这一切峰岭岗峦/俯瞰成脚底的盆景[4]

这首诗是诗人读了杜甫《望岳》所写。《望岳》诗云：“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是现存杜诗中年代较早的一首。诗人到了泰山脚下，但并未登山，故题为“望岳”。诗篇描绘泰山雄伟磅薄的气象，抒发诗人向往登上绝顶的壮志，表现一种敢于进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极富哲理。诗篇气魄宏伟，笔力囊括，造语挺拔，充分显示青年杜甫卓越的创作才华。清人浦起龙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可见年轻杜甫的豪情壮志。

余光中这首《岱宗夫如何》命题取自《望岳》首句，岱宗（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故“齐鲁青未了”，余光中便说“阴阳共一脊，互成朝夕”。末二句“把这一切峰岭岗峦，俯瞰成脚底的盆景”，已把《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凌云壮志、恢宏气魄表露无遗。余光中学无止境、博大精深的造诣追求与生命体认，使他的诗歌肌理坚实丰满，更能于细微处见精神。古今两首诗的阳刚、坚毅风格，正体验了余光中与杜甫相同的人格精神。

（二）读八阵图

大斧劈劈出的/二十个方块汉字/给你削成了四行/平仄有呼应/虚实更互补/我一入就不再能出/岂不也是/另一种八阵图/撒豆成兵/布字为阵/大江滔滔/淘不空一首五绝/只留下这些顽石/岁月徒绕着空转/再挽也不回的石磨/把历史磨成传说[4]174-175

这首诗如题目所言，是诗人读了杜甫《八阵图》所写。《八阵图》诗云：“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遣恨失吞吴。”《八阵图》是杜甫初到夔州时所作，时为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操练和作战阵图，以石头布成，是诸葛亮的一项非凡创造，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杜甫咏怀诸葛亮，赞颂他的功绩，歌颂他的八阵图卓越的军事价值，也对诸葛亮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寄以惋惜。在战乱的时代，需要像诸葛亮这样的军事长才来挽救国家，可见杜甫的心怀一直是在国家人民身上。

《读八阵图》前面说他进入这首《八阵图》诗，好比进入八阵图“不再能出”，后面说诸葛亮的八阵图“江流石不转”，军事才能流传千古。这首诗同样说明了余光中与杜甫相同的家国情怀。

五、结 语

一千多年来杜甫诗备受推崇。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甫诗在现代诗的发展中，虽然遇到二次的反传统：五四新诗运动及20世纪五六十年现代诗运动，但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的脐带不能一刀剪断。反传统只是极短暂过渡时期，余光中等人在1960年代很快就回归传统，融铸古典于现代诗之中。余光中对唐诗情有独钟，尤其博大深邃的杜甫诗，更是余光中推崇和学习对象，杜甫的思想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余光中。

余光中在写杜甫的五首诗作中，充分表现对杜甫的尊崇与同情，也是余光中儒家精神的体现。前后跨越35年，三首诗作对“诗圣”的推崇始终如一，体会则随着岁月的增长而见深，“最憔悴的难民”成就了历史“最辉煌的诗圣”，是对杜甫最好的写照。至于余光中晚年作的《唐诗神游》组诗中的《岱宗夫如何》及《读八阵图》，前者赞美杜甫年壮时的宏伟壮志，后者歌颂杜甫在战乱的时代，期盼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才救国，可见杜甫的少怀大志及心中时时以国家为念。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历代儒者在人心败坏、国家局势难以挽救之时，均思扶倾持危，做中流砥柱，有时明知不可而为，甚至成仁取义，这就是儒家精神。余光中作为一个现代诗人，能兼顾现代与传统，既发扬中国传统，也开拓了现代诗的领域。而从他咏写杜甫的五首诗作中，可见他深受杜甫儒家精神的影响。

[1] 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集[G].上海：良友，1935.

[2] 张汉良，萧潇.现代诗导读：第4册[G].台北：故乡出版社，1977.

[3] 周凤五.现代文学欣赏与创作：中册[G].台北：国立空中大学出版社，1988.

[4] 余光中.太阳点名[M].台北：九歌出版社，2015.

[5] 余光中.隔水观音[M].台北：洪范书店，1983.

[6] 黄维梁.为李白、杜甫造像[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4）：35-42.

[7] 余光中.掌上雨[M].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4.

[8] 余光中.天狼星[M].台北：洪范书店，1981.

[9] 余光中.莲的联想[M].台北：大林书店，1972.

[10] 余光中.逍遥游[M].台北：文星书店，1965.

[11] 余光中.紫荆赋[M].台北：九歌出版社，1986.

[12] 古远清.余光中诗书人生[M].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8.

[13] 杜甫.杜诗镜铨[M].杨伦，笺注.台北：华正书局，2003.

[14] 余光中.藕神[M].台北：九歌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李朝平）

An Analysis of Yu Kwang-chung’s Poems on Tu Fu

CHANG Chungchin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research papers on each of the poets Tu Fu and Yu Kwang-chung; yet, we have not seen any monograph on both of them as of today. This essay puts its focus on the thought of Yu Kwang-chung’s five poems on Tu Fu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an introduction to Yu Kwang-chung’s return to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by synthesizing ancient and modern poetical styles; second, an explication of the various contents of Yu Kwang-chung’s five poems on Tu Fu; third, a synopsis of how Yu Kwang-chung ca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u Fu.

Tu Fu, Yu Kwang-chung, poetry of Yu Kwang-chung

I207.2

A

1009-8135（2017）01-0060-06

2016-11-08

张忠进（1949—），男，台湾嘉义人，原台湾文学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