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才 熊健余



《“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结构吗》质疑

王兴才 熊健余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市 404020）

朱英贵《“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结构吗》一文主张，古汉语中的“所”字结构是动词性结构，本文提出质疑，并围绕其文章所论，逐一分析、讨论并做出客观评述。最后得出结论是，“所”字结构不具动词性特点，而是学界普遍认同的“‘所’字结构的语法性质是名词性的”。

“所”字结构；语法性质；问题讨论

学术界一般认为，“所”字结构的语法性质是名词性的，朱英贵《“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结构吗》一文主张，“所”字结构却是动词性结构，并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朱先生文章最后说：“将‘所’字结构不是名词性结构而是动词性结构的观点提出来，期待着同行学人的进一步探讨，以求对‘所’字结构的语法性质早日达成科学的共识。”[1]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结合朱先生的文章，围绕其所引材料及相关论证，逐一分析、讨论并做出客观评述，目的在于通过相关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弄清楚“所”字结构的语法性质，使人们在“所”字结构语法性质的问题上尽早达成共识，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和看法。

一、“所”字结构作谓语的问题

朱英贵先生一文[1]，将其引例中的“N所V”结构，一律分析成主谓短语，并认为“所”字结构是充当了主谓短语中的谓语，然后由“所”字结构可作谓语的这一特点，进而论证“所”字结构具有动词性。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与朱先生讨论和商榷。

第一，朱先生对句子结构所作的分析存有瑕疵。

朱先生举例分析说，例（1）《诗经·庸风·载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中的“所思”是作了主谓短语“百尔所思”的谓语，例（2）《三国志·华佗传注》“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中的“所招致”，例（3）《水经注·河水四》“上者皆所由陟，更无别路”中的“所由陟”，例（4）姚鼐《登泰山记》“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中的“所不至”，都是“所”字结构作了复句分句中的谓语[1]。果真是这样吗？

按照王力先生[2]365的说法，“所”字是特别的指示代词①有的把“所”称为“特殊代词”，有的称作“助词”或“结构助词”，有的叫做“辅助代词”，我们则依照朱德熙先生的叫法，后文称其为“转指代词”。，它通常放在及物动词的前面和动词组成一个名词性的词组，表示“所……的人”“所……的事物”。也就是说，例子中“所思”“所之”“所招致”“所由陟”“所不至”等“所”字短语，在各自所处的句法环境里，相当于一个名词的功用：“所思”意即所想的问题；“所之”意为要达到的目的；“所招致”表示所招募的人；“所由陟”意思是经由它向上攀登的路；“所不至”是指没有到过的地方。李佐丰先生[3]255说过，“在所字短语之前，还可以有体词性词语。一般把所字短语之前的这个体词性短语分析为定语，但从语义关系看，这个名词性词语，相当于‘所’之后那个谓词性词语的主语。”结合上面例子来说，例（1）“百尔”是“思”的主语，但“百尔”与“所思”却是修饰与被修饰关系，“百尔思”是主谓，并不等于说“百尔所思”就是主谓，“百尔所思”是偏正式短语，后面的“我所之”，其结构关系与此相同，不赘。这个句子中，“百尔所思”充当了主语，“不”修饰动词“如”，“我所之”是“如”的宾语。可见，“所”字结构并非朱先生所说“作充当了句子成分的主谓短语的谓语”。例（2）“吾王”与“所招致”之间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中间插入副词“悉”之后，“吾王悉所招致”这个偏正式短语，充当了判断句谓语（主语为“方士”）。例（3）“上者皆所由陟”同样充当判断句的谓语（主语是朱先生未曾引出的“微涓细水”）。例（4）“余所不至”也是作判断句谓语（主语是“东谷者”），“余”是修饰和限定“所不至”的，“余”与“所不至”不是施动关系，“所不至”更不作“余”的谓语。由此看来，例（2）~（4）的“所”字结构，虽然是作了判断句谓语，但并非朱先生所说是充当“复句分句的谓语”。

第二，朱先生对所引之例的句意理解和传译，也是值得讨论的。

朱先生通过句意的理解和传译，试图得出“所”字结构是动词性而非名词性成分的结论。那么，他是怎样疏通所引例子的句意又是如何做出相应的分析呢？他认为，例（1）“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可译成“你们想百样，不如我前往”，“尔所思”“我所之”都是主谓关系，“所思”即“思”，“所之”亦即“之”。同样，其将例（2）“悉所招致”译为“全都招来收罗”、例（3）“皆所由陟”译作“都由这里攀登”、例（4）“余所不至”理解成“我不曾到过”，并由此得出结论，“‘所’字结构不应该是名词性成分，而确实是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1]

朱先生以上的理解和分析，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方面，“N所V”中，“N”虽是“V”这个动作的施与者，但从结构上分析，“N”是“所V”的定语，其并非“所V”的主语。例（1）“百尔”与“所思”之间不是主谓关系，“思”虽然表示动作行为，但“所思”这个“所”字结构不表动作性；同样，动词“之”的施与者是“我”，但“我”与“所之”之间却是修饰、限定关系，“所之”也不表动作，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所有的想法，不如我要达到的目的（那样完美）。”例（4）“余所不至”中，“不至”的主语是“余”，但“所不至”也不具动作性，全句意为：“东谷，古人把它叫做天门溪水，（东谷）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由于对结构的分析有差异，因而对句意的理解存有分歧。

另一方面，先秦汉语中，判断句主谓之间是可以插入副词的，如：《礼记·檀弓上》“是非君子之言也”中，“是”与“君子之言”之间插入了副词“非”。所以，例（2）副词“悉”，并非就是限制“所”字结构所表动作的范围和频数，而是放在判断句主谓之间，对主语“方士”进行全指，“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意即：“世上有方士，（他们）全部是我父王招募的人。”“吾王悉所招致”中，“所招致”不具有动作性，“吾王”并不作“所招致”的主语。同样，例（3）也是判断句，我们看一看其所在的上下文。《水经注》卷四：“山上又有微涓细水，流入井中，亦不甚沾人。上者皆所由陟，更无别路，欲出井望空，视明如在室窥窗也。”其中，“所由陟”不具动作性，“上者”更不作“所由陟”的主语，“上者皆所由陟”是偏正式短语充当了判断句的谓语，主语是前面的“微涓细水”，若紧缩在一起，应是这样表达——“微涓细水……上者皆所由陟”，译为，“（那）涓涓细流，是上山人都要经由它向上攀登的”。这跟朱先生所理解的“上山人都由这里攀登”相比，意思相差不多，但所使用的句式却并不相同：前者用判断句表达，后者用陈述句传译。句中的副词“皆”，万不可理解为只修饰限定动词，判断句主谓之间也是可以插入的。不能因为“所”字结构之前使用了“皆”“悉”等副词，就类推“所”字结构具有动词性。

最后一方面，不能因为“所”之后的动词表相关动作，就认定“所”字结构具有动词性，更不能因为“所”字结构置于谓语位置，就可妄下结论说，“所”字结构是动词性的。众所周知，“所”字与动词一起构成“所”字结构，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在句中充当句法成分。前已指出，“所”字结构与名词的功能相同，“V”是动词，在“V”前添加“所”之后，“所V”就不再是动词而是名词性的了。可见，“V”≠“所V”。绝不能因为“V”表动作，就推断“所V”这个“所”字结构具有动词性。还有，判断句跟一般的陈述句不同，判断句的特征是，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作谓语。而这个名词性的谓语部分，往往是对主语的性质和属性做出是否同一或类属的判断。对于这样的判断句，人们多以陈述句的形式传译，如例（4）的意思是“（东谷）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朱先生则将其理解为“（东谷）我不曾到过”。这样的理解有失缜密，因为前者表示的是判断，后者是纯粹的陈述。虽然意思相差不多，但句子性质并不相同。如果用陈述句形式——“（东谷）我不曾到过”，去传译判断句中“余所不至”这一偏正式短语，并以此推断“所不至”这个“所”字结构具有动词性，那么这样的分析论证，令人难以置信。

第三，“所”字结构之前的“之”字，并非“放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而是表示修饰与被修饰关系。

在朱先生看来，“所”字结构在例（1）中充当了“不独立成句的主谓短语的谓语”[1]，所以便将“所”字结构看作是动词性的，继而也就认为，在例（5）~（7）“N+之+所VP”的结构中，“之”的作用是放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

其所举的句子中，“N+之+所VP”并非表主谓关系，“之”更不是放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而是插入“N”与“所VP”之间，使得两个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构成偏正式结构，在语义上形成修饰与被修饰关系。虽然人们将这种“之”称作助词，但由于表修饰与被修饰关系，这种“之”常常隐而不现。换句话说，“N+之+所VP”，完全可以被省作“N+所VP”的形式，这种形式有无“之”字，并不影响对其结构关系的理解。例（5）《左传·僖公三十年》“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中，“君之所知”是偏正式短语作判断句谓语，句子主语承前而省，意即“（这）是你所知道的。”如果说成是“君所知”，实际上也未尝不可；例（6）《荀子·劝学》“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中，“怨之所构”表达的意思是——（身体）是怨恨集结的地方；例（7）《孟子·滕文公下》“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中，“伯夷之所筑”“盗跖之所筑”分别是偏正短语作判断句谓语，主语是前面的“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树”“盗跖之所树”对前面“所食之粟”做出判断，使用的仍是判断句式。若按朱先生那样理解，例（5）“君之所知”=“君之知”，例（6）“怨之所构”=“怨之构”，例（7）“伯夷之所筑”=“伯夷之筑”，那么这些句子中使用的还是“所”字结构吗？“君知”是主谓关系，如果再在“知”动词前添加转指代词“所”，难道说“君所知”还是主谓结构？依照朱先生所说，人们在交际中“乐于使用简省的表达方式”[1]，那么“君知”的表达本就算得上简略了，请问，又何须在“君知”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个“所”字？又为何还要在“君所知”之间再用助词“之”呢？如果认为“君之所知”等于“君之知”，那么依照语言经济性原则，既不可在“知”之前加“所”而使用“所”字结构，更不用在“君所知”之中使用助词“之”字了。如此一来，主谓关系的“君知”，也就可以独立成句。这样的结构分析，与原文句法结构是否相吻合？是否尊重了客观的语言事实？

第四，朱先生所使用的论证方法，不能有效证明“所”字结构具有动词性。

“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的，这在学界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朱先生却要试图否定它②朱先生说：“以往，人们为了证明‘所’字结构的名词性而把这种谓语解释为名词性谓语，据我看来，这种谓语仍然是动词性的，因为‘所’字对谓语动词（或动词短语）起的是强调作用，所以上面各例中的‘所’字结构都体现了明显的动词性。”。另立新说并不是不可以，然而朱先生文章是怎么论证的呢？

“所”字结构充当了谓语，难道就可以说其不具名词性质而唯有动作性？是不是说作谓语的词语，非动词不可？或者说某个词语做了谓语，就一定意味着其表动作行为？众所周知，古汉语判断句的特征，是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充当句子的谓语。名词性短语放在谓语位置上，并不表示这个短语就一定具有动词性，例（2）~（4）“所”字结构，虽然被放在判断句谓语位置，但例（1）“所思”和“所之”，并不是放在了谓语位置上。即使其他“所”字结构作了谓语，并非就能说明处于主宾位置的“所思”“所之”也具有动词性。此其一。朱先生否认“所”在这些例子中的转指功能，而说“所”字是起强调作用的。我们认为，例（1）“所”放在动词“知”前，构成“所”字结构，“所”除了指代“知”这个动作行为所涉及的对象外，其还有使“所知”变成名词性的语法功能。“知”就是“知道”，“所知”就是表示“知道的事情”，但“知”并不等于“所知”，如果视“知”与“所知”无区别，并将“所知”仍看作是动词性的，那就否认了“所”的转指功能。一个简单的问题是，“知”是动词，难道“所知”还是动词吗？此其二。如果在朱先生看来，“所”是放在动词之前，对谓语动词（动词短语）起强调作用，那么请问，这“强调作用”是指什么呢？难道“所”放在动词之前，就强调了“这个动词表动作行为”？如果没有这个“所”字的话，光杆动词就意味着不表动作行为？或者说动词前没有“所”，这个动词所表动作就没有得到强调？对此，我们有些不太明白。此其三。例（7）“仲子所居之室”是名词性的偏正短语，“所居”这个“所”字结构是修饰后面“室”这个中心语的，并在其间插入了助词“之”；“所居之室”这个偏正短语的前面，又有“仲子”的修饰和限定。“仲子所居之室”既可以说成“仲子所居”，也可以表达为“仲子之所居”③“仲子所居之室”既可以说成“仲子所居”，也可以表达为“仲子之所居”，这就是朱先生所说的“偏正短语省略了中心词的用法”。如此看来，“仲子所居之室”如果说成“仲子所居”或者“仲子之所居”，也是有相关理据的。，文章的作者不这样表达，是其他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所”字结构就具有动词性！“仲子之所居”可不可以说与能不能说，与“‘所’字结构是动词性的”没有关联④朱先生分析例（7）说：“‘仲子所居之室’作者却不说成‘仲子之所居’，足以证明‘所’字结构的动词性还是明显的。”。王力《古代汉语》曾引“仲子所居之室”之例，谈及“所”字词组用法的问题，他说：“‘所’字词组虽然带有名词性，但是离开上下文，它本身一般不能明白表示是人还是事物，更不能具体表示是什么人、什么事物。因此还可以在动词后面再加名词，举出人或事物的名称。”很明显，说“仲子所居之室”而不说“仲子之所居”，完全是人们表达的需要，之所以引出“室”这一事物，是因为要让人明白“所”指代的内容。并不能因为有这样的表达，就可以证明“所”字结构具有动词性。此其四。黎锦熙先生说：“例不十，法不立。”王力先生亦云：“例外不十，法不破。”前已述及，对于“所”字结构，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朱先生却以极少用例的分析，来试图否定“所”字结构的名词性质。其分析论证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姑且不论，单就“例外不十”这种做法，能让人确信“所”字结构具有动词性的结论吗？此其五。以此观之，朱先生关于“所”字结构具有动词性的观点，是较难成立的。

二、“所”字结构后面可带宾语吗

由于忽略“所”字转指功能的存在，朱先生认为“所V”也就具有动词的语法性质，即：“V”==“所V”。朱先生[1]通过例（8）~（12）的分析，提出“所”字结构之后的部分是“所V”的宾语，即：例（8）“汉军”是“所杀”的宾语，例（9）“其母”是“所爱”的宾语，例（10）（11）“所谓”分别跟的宾语是“生死而肉骨”和“一劳而久逸”，例（12）“所思”的宾语是“何”。试问，“所V”能带宾语吗？

例（8）《史记·项羽本纪》“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亦身被十余创”中，“杀汉军”是“动词+宾语”，在“杀汉军”前添加转指代词“所”字，“所杀汉军”就不再是“动词+宾语”，而是“定语+中心语”的关系。可见，“杀汉军”≠“所杀汉军”。这里有几点需要强调：第一，“杀汉军”是动宾，如果把“所杀汉军”当动宾，那要“所”字干什么？如果“杀汉军”=“所杀汉军”，也就忽略了“所”的存在。没有了“所”字，那这短语还叫“所”字结构吗？第二，“数百人”是对“所杀汉军”进行陈述的，“汉军”是偏正式结构中心；若把“汉军”当作“所杀”的宾语，那么例（8）的句法结构，则就较难做出恰当的分析。第三，“杀汉军”通过“所”字的添加，就使其变成“所”字结构，这个“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的。例（9）《庄子·德充符》“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中，“爱其母”是动宾，前加“所”而形成“所爱其母”，我们还能将“所爱其母”分析为动宾吗？“其母”能充当“所爱”的宾语？“所爱”怎么可能会被当作是动词？例（10）《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和例（11）《后汉书·窦宪传》“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中的“所谓”，分明就是作定语，修饰或限定后面的短语成分。无论怎么分析，后面的短语成分不可能是“所谓”的宾语。例（12）《木兰诗》“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的语序，应当理解成“问女所思何，问女所忆何”，即：问女想的是什么，回忆的是什么。之所以变序，源于诗歌押韵和避重的要求。“问女所思何”中，“女所思”既是“问”的宾语，又是“何”的主语，“女所思”实际上充当了兼语。疑问代词“何”，怎么成了动词“思”的宾语而被前置了呢？朱先生的理解令人难以信服。这些句子中，“所V”本来就不是动词，更谈不上“所V”之后的词语是它的宾语，这不能说明“所”字结构是动词性的。

三、“所”字结构能否带补语

朱先生[1]认为，例（13）~（16）中介词“乎”“于”之后的部分，是前面“所V”的补语，并由此得出结论：“所V”具有动词性。

例中由“乎”“于”所形成的介宾短语（即加点部分），究竟理解成“用在‘所’字结构之后作整个‘所’字结构的补语”呢，还是将其理解为动词之后的补语，然后再在动补结构的“动+介宾”之前，添加转指代词“所”而形成“所+动+介宾”短语？我们认为，将“所+动+介宾”作为整体当“所”字结构，这才真正理解了“所”字结构。如果仅仅把“所V”当“所”字结构，而把其后“介+宾”当作“所V”的补语，则是错析了“所”字结构。例（13）《论语·泰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中，“所贵乎道”是“所”字结构，“贵乎道者”是“者”字结构。无论是“所”字结构还是“者”字结构，都是名词性结构，“所贵乎道者”前面还有限定语“君子”，“君子所贵乎道者”是偏正式名词短语充当句子的主语，“三”才是作句子的谓语。这个句子中，并非由介宾短语“乎道”作“所V”的补语。朱先生的理解，则把“所+动+介宾”这个“所”字结构，完全割裂开来。例（14）《荀子·儒效》“而师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中，“所得乎情”“所受乎性”才是“所”字结构，二者作了判断句的谓语，句首的“师法者”是判断句主语。“师法者”与作判断句谓语的“所受乎性”之间，还添加了副词“非”。介宾短语“乎情”并非“所得”的补语，同样，介宾短语“乎性”亦不是作“所受”的补语。我们应当将“所得乎情”“所受乎性”看作是“所”字结构，并非只把“所得”“所受”当作“所”字结构。换句话说，将“乎情”看作是“所得”的补语，或者是将“乎性”看作是“所受”的补语，都是不甚妥当的。例（15）《荀子·性恶》“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和例（16）刘基《卖柑者言》“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中的“所”字结构，都应作类似的分析，不赘。由此看来，朱先生所举的例（13）~（16），并不属“所”字结构带补语的情况，既然如此，那就无法论证“所”字结构是动词性的。

四、被动句“所”字的用法问题

朱先生结合其所举例（17）~（22）的分析，试图以被动句中这些“所”字的用法，来类推并论证“所”字结构具有动词性，我们认为同样值得讨论。

朱先生所引的6个例子中，例（17）《史记·李斯列传》“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例（18）《史记·项羽本纪》“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例（19）《三国志·武帝纪》“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例（22）袁枚《黄生借书说》“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等用的是“为……所……”被动式，例（20）《隋书·西域列传》“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岭，遂有其国”和例（21）《颜氏家训·杂艺》“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用的是“被……所……”被动式。“被……所……”应是由“为……所……”发展演变而来。而“为……所……”句式，在我们看来并非由“为”字被动式在动词之前添加“所”字演变生成，而是在“A所V（之）R”中，通过对“R”的左位移提至句首，然后因“所V”与“R”是同指关系，所以在所形成的“R，A所V”句式中，再添加“为”而最后形成的。伴随着“为……所……”的形成[4]，“所”也由“特别指示代词”逐渐虚化为被动标记⑤王兴才《“R为A所V”的形成和发展》一文，将“所”的演变虚化过程勾勒如后：“所V”（“所”是特指代词）→“所V（之）R”（R与“所”同指，造成“所”的指代减弱）→“R，A所V”（R的左位移，带来“所”的语义泛化）→“R为A所V”（在受事主语句形成的基础上，因重新分析，“所”的语义成了羡余，进而使“所”演变成被动“标记”）。

朱先生所举的例（18）~（22）等几个例子，其中所包含的“所V”，只是形式上跟“所”字结构一样，实际上它们却并不相同。

第一，被动标记“所”来自转指代词“所”，但其已经历过更深程度的语法化，这个语法化过程可描述为：“所转”=>“所被”。第二，被动句“所”既无指代功能，也无转指功能；“所”字结构中，“所”既指代动作对象，同时更可以将动词转化成名词来使用。第三，被动句“所V”，不能看作是“所”字结构，其中“所”仅仅是放在动词前而已，它与后面的动词不构成“所”字结构，只是表被动的标记；而“所”字结构中，“所”需要与后面的动词组合在一起，形成有“所”字标记的短语结构，这个“所V”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第四，由于被动句中“所”只有标记功能而无转指功能，因此被动句中的“所+动”仍表相关的动作行为；而“所”字结构中，“所+动”是一个整体，因“所”的转指使得“所+动”这个整体具有了名词性的语法性质。

从以上分析中就可以看出，例（18）~（22）“所V”并不是古汉语的“所”字结构，当然二者就不能进行类比，因此也就不能用被动句“所V”的动词性来类推并证明“所”字结构具有动词性，从而去否定学界关于“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的这一基本认识。

五、“所”字结构作主语、宾语和定语的问题

朱先生[1]一文，通过其所举例（23）~（31）等几个例子，分别说明“所”字结构作主语、宾语和定语的情况，并以此来论证“所”字结构具有动词性。

在朱先生看来，这些句中“所”字结构的性质，不是名词性而是动词性的。他是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的。首先，他由汉语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的情况，来论证和说明例（23）~（25）中的“所”字结构是动词性的⑥朱英贵说：“是不是凡能作主语、宾语和定语的句法成分就一定是名词性成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在汉语中，动词或动词性短语本来就可以充当主语。”。其次，这些“所”字结构就相当于“所”后的那个动词功能，“所”用在这个动词前主要起强调的作用。比如例（23）《庄子·养生主》“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中，主语是“所见”，“所见”就相当于动词“见”的功能；例（27）诸葛亮《前出师表》“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中，“所言”就相当于动词“言”（说）的功能。第三，他认为例子中“所”字结构，是“偏正短语省略了中心词的用法”，如“所见”含有“所见之物”的意思，“所言”含有“所言之词”的意思。并说：“不必因此而认为‘所见’‘所言’具有名词属性。”[1]第四，“所”字结构作定语的几个例子中，由于定语后边有中心词，“自然不会改变‘所’字结构本来的动词属性”[1]，因而“所”字结构本质上是动词性的。

朱先生从以上方面论证“所”字结构具有动词性，是不能成立的。第一，虽然主语、宾语和定语可以由动词充当，但这跟例子中“所”字结构的语法性质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主语、宾语和定语可以由动词充当，并不一定能证明“所”字结构就是动词性的。第二，这些例子中的“所”字结构，朱先生将其分裂开来，并等同于被动句的“所V”，我们认为没有说服力。既然是“所”字结构，那么“所”字就有转指的功能。难道“所V”就等于“V”?“V”本就是动词，有了转指代词“所”后，“所V”难道还是动词性的？第三，将“所”字结构看成是“偏正短语省略了中心词的用法”，不能证明“所”字结构是动词性的。按朱先生的说法，“所见”相当于“所见之物”，“所言”相当于“所言之词”，可是，这“所见之物”“所言之词”就性质来讲却是名词性的啊！怎么能得出“不必因此而认为‘所见’‘所言’具有名词属性”的结论？第四、朱先生说“所”字结构作定语的功能，不改变它作为动词的属性。试问，“所”字结构在句子中作定语，跟“所”字结构的性质有什么关涉？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可作定语，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也可以作定语。第五，作定语的“所”字结构，与其后中心词之间形成的“所V+之+N”，跟朱先生所说“‘所’字结构省略中心词的用法”是一回事。“所见之物”等同于“所见”，“所言之词”也就相当于“所言”。“所见之物”“所言之词”是名词性的，说明“所见”“所言”也是名词性的，“所”字结构当然是名词性的。我们要问的是，在朱先生认同“所见之物”相当于“所见”的情况下，怎么“所见”又等同于“见”字了呢？也就是说，从功能和性质上看，“所见之物”=“所见”，但是“所见”≠“见”，由此看出，“所”字结构还是动词性的吗？

六、“所”字结构本质上是否具有动词的功能

由于“所”字结构与被动句“所V”形式相同，因此朱先生将二者性质完全等同，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应当否定“‘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结构”这一传统看法。朱先生认为，“所”在“所”字结构中，其功能是强调它后面的动词性成分，“所”仅仅是一个表强调的助词而已[1]。笔者在前文的分析中，不仅指出了“所”字结构与被动句“所V”的差别，而且从以上多个方面，逐一分析和讨论了朱先生论证上存在的问题。朱先生文章最后，还通过一些例子的结构分析，不仅说明“所”字结构是动词性的，而且更进一步探究了人们将“所”字结构看作是名词性的原因⑦朱先生阐释了将“所”字结构看作是名词性的具体原因：“人们之所以总是将‘所’字结构误认为是一个名词性结构，其原因在于往往用‘者’字结构去类比它，‘者’字附着在其他词语之后，如果该词语不是名词性的，也会使整个结构变成名词性的，而‘所’字却不然，它不会改变与它结合的词语的词性，仅仅对与它结合的词语起到强调作用。”。朱先生对“所”字结构的综合分析，能说明“所”字结构就不具有名词性的语法性质吗？

朱先生说，例（32）《战国策·赵策四》“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这个例子很典型，“它无可辨驳地证实了‘所’字结构具有动词性，而不具有名词性。因为后一个‘之’是‘所使’的宾语，前一个‘之’是取消主谓独立性的助词，全句可译作：‘任凭您支使他’，‘所使’即‘支使、安排’的意思，无疑具有动词性”[1]。我们认为，朱先生的分析有几点瑕疵。第一，句中的“所”字结构是“所使之”而不是“所使”；第二，后一个“之”是动词“使”的宾语，而不是“所使”的宾语；第三，前一个“之”为助词，其并非“放在主谓间取消句子独立性”，而是放在“君”与“所使之”之间构成偏正关系；第四，句中的动词是“恣”，其宾语由偏正短语“君之所使之”充当；第五，全句意为“任凭你怎样支使他”，“使”是“支使、安排”的意思，“所”表方式，可译作“怎么、怎样”，动词“恣”是“任凭”之意；第六，“所使之”是名词性的，“所”字结构并不具有动词性。

我们再来看朱先生对例（33）《荀子·劝学》“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的分析⑧朱先生对此例的结构是这样分析的：“从第一层次看（分号处隔开），‘所学’与‘博见’对文，从第二层次看，‘所学’与‘思’对文，而‘博见’和‘思’都是动词性成分，以‘对文必同性’的原则来看，可证‘所学’为动词性成分。另外从‘所学’所在的分句来看，‘须臾’充当‘所学’的状语(因为‘须臾’与‘终日’对文，‘终日’作状语)，可见受时间副词‘须臾’修饰的‘所’字结构‘所学’是动词性的。”。朱先生的分析尚可商榷。我们先看一个例子：《荀子·不苟》：“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按照朱先生的分析，这里“所非”与“义死”对文，二者分别作了动词“避”“为”的宾语。我们可以由“义死”的名词性，推断对文位置上的“所非”具有名词性。同样，“吾尝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与“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相对，我们可以由“须臾之所学”这个偏正式短语而推断出“登高之博见”也是一个名词性短语。“须臾”是修饰名词性“所学”这个“所”字结构的，其中间的“之”，与“登高之博见”中“之”的用法一样。“登高之博见”也是一个名词性短语，“登高”是修饰限定“博见”的。这里的“博见”即见得广，用作了名词，与此相对的“所学”当然也就是名词性的了。“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的，不但“所非”是名词性的，就是“所学”也是名词性的。朱先生怎么就把“所学”这个“所”字结构，判作了是动词性的呢？

我们也不赞同朱先生对例（34）“臣之所好者”所作的分析。例（34）《庄子·养生主》“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中，“臣之所好者”既是一个“所”字结构，又是一个“者”字结构。如果把“臣之所好者”拆分为“所”字结构或者“者”字结构，那么就将“所”字结构说成“臣之所好”（或“臣所好”），将“者”字结构说成“臣之好者”（或“臣好者”）。动词“好”前加“所”，构成“所好”这个名词性结构，然后“臣”修饰限定“所好”这个“所”字结构，中间用了助词“之”。所以“臣之所好”是偏正短语，并非朱先生所说是“主谓短语”。如果不要后面的“者”，“臣之所好”即表示“我所喜欢的东西”。“所好”之“所”，代“喜欢”的那个事物。按照朱先生所说，这就是“偏正短语省略了中心词的用法”。假如把这个中心语加上，就可以表达为“臣之所好+之+N”。这个中心语用“者”来代替，就是“臣之所好者”。“臣之所好”也好，“臣之所好者”也罢，都属于偏正式的名词性短语。“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的，怎么在朱先生看来，“所”字结构就变成是动词性的呢？

例（35）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句子，“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的结构分析，同例（34）。例（35）单独用“所”字结构的话，就说成“身所奉饭饮而进食”，单独用“者”字结构，就可以表达为“奉饭饮而进食者”。例中“奉饭饮”是动宾关系（并非朱先生所说，“所奉”与“饭饮“之间是动宾关系），“进食”也是动宾关系，两个动宾短语之间再用连词“而”连接，就形成了连谓短语——“奉饭饮而进食”。“奉饭饮而进食”表示动作行为，具有动作性，并非朱先生所说，“所奉”是动词性成分。然后在“奉饭饮而进食”前加转指“所”，就变成名词性的“所奉饭饮而进食”。“身”与“所奉饭饮而进食”构成偏正关系，显然“身所奉饭饮而进食”是名词性的。如果在其后出现中心词“人”，那么“所奉饭饮而进食之人”也是名词性的。如果这个中心词用“者”来代替，则“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也是名词性的。这个句子的结构分析，并不能证明，“所”字结构与“者”字结构有别，“所”字结构并非具有动词性。

七、结 语

综上所述，不能因为“所”字结构与被动句“所V”的形式一样，就完全否定了“所”字结构中“所”的转指功能；也不能因为对“所”字结构的名词性提出质疑，就无视于转指代词“所”的存在，而将“所+动”短语与没有“所”的单个动词的语法功能等同看待；更不能因为要论证“所”字结构是动词性的，就把“所”字结构割裂开来，并对相关句式的内部结构作想当然的分析。所以，朱先生关于“所”字结构不具名词性而是动词性结构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1] 朱英贵.“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结构吗[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9）：197-200.

[2] 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 李佐丰.古代汉语语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 王兴才.“R为A所V”的形成和发展[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6（1）：77-84.

（责任编辑：张新玲）

A Query on

WANG Xincai XIONG Jianyu

In Zhu’s paper, it was proposed that suo-construction was a verbal structure in ancient Chinese. This paper presents a rethinking on its topics one by one, and then go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suo-construction contains no verb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but still a nominal structure as what scholars have thought it was.

suo-construction; grammatical nature; discussion

H141

A

1009-8135（2017）01-0121-08

2016-09-21

王兴才（1964—），男，重庆开县人，重庆三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汉语语法等。熊健余（1993—），男，重庆万州人，重庆三峡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