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伟



“纤瘦”：审美的焦虑

王 伟

（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福建福州 350001）

纤瘦之美是女性审美的流行时尚，深刻形塑着她们的自我认同。纤瘦之美具有特定的内涵，一方面曾对女性身体解放产生重要的历史功用，另一方面也带来不易改变的负面影响。丰腴之美的兴衰都有特定的历史缘由，在肥胖问题已经全球化的现今，纤瘦为美引发的审美焦虑还将继续上演。

纤瘦；审美；女性；认同焦虑

从早前的“小蛮腰”“比基尼桥”“锁骨放硬币”“反手摸肚脐”，到如今的“A4腰”“iPhone 6/6S腿”，青年女性网上炫瘦的花样近年来不断翻新。毋庸置疑，纤瘦之美已然取代丰腴之美，成为女性审美的流行时尚，深刻形塑着她们的自我认同。当然，纤瘦之美并不只是瘦，而是意味着特定的要求——曲线与性感。对女性身体纤瘦之美的追捧成了束缚女性的精神桎梏，甚至引发她们的集体性焦虑。其他一些问题同样引人深思，譬如，长期风光无限的丰腴之美何以沦落？而当丰腴稍稍演变成肥胖，何以遭到男男女女躲闪不及的鄙弃？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减肥教程、减肥药物广告，在它们的持续“轰炸”下，女性究竟应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照料自己很可能“超标”的身体？

一、纤瘦之美的内涵、意义与局限

苦口婆心的健身专家们谆谆教导，纤细、平坦的腰部代表着年轻与俏丽，赘肉满腹是美丽女人的“致命杀手”，而女人的腰腹、身段又是造假难度最大的部位。正因如此，那些当红的女明星无不特别注重腰部的“表情”，或认真锻炼，或忍痛挨刀。这多少也可以解释“A4腰”——比A4纸还窄的小蛮腰——为何能不胫而走，刷新衡量美女的原有标准，成为2016年的一种崭新时尚。与此相映成趣的是，“A4腰”正鸿运当头之时，“iPhone 6/6S腿”——能用iPhone 6/6S手机遮住自己双膝的就是美腿——又掀起新一波炫瘦时尚。需要注意的是，“时尚为构建认同性提供了榜样和材料”，它“本身预示着造就常新的趣味、风格、穿着和实践。时尚使一种骚动不安的现代人格变得永恒，后者总是追求新的、受人赞赏的事物，而避免老的、过时的东西。时尚和现代性携手并进地造就现代的人格，使人们在常新的、时髦的服装、外表和风格中寻求自身的认同性，害怕自己变得过时或不再时髦”[1]448-450。即是说，时尚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审美规范，它以强大的力量裹挟着男男女女不由自主地前行。从古至今，莫不如是。正因如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听起来才那么合情合理。与这种带有凄凄惨惨氛围的纤瘦不同，现今的纤瘦代言人总是理直气壮地宣称“纤瘦就是健康，纤瘦就是青春”，“三位一体”之中充满了昂扬向上的勃勃生机与活力。尽管如此，两者在精神实质上却吊诡地归于一途，因为它们都心满意足地受制于权力的观看与摆布：前者是君权，后者则是父权。“在当代的父权制文化中，大多数女性的意识当中存在着一个全景化的男性权威：她们永远站在男性权威的凝视和判断之下。在女人的有生之年，她的身体一直被另一个人观看，被一个匿名的父权制下的他者观看。”[2]300这种对男权的臣服淋漓尽致地体现在纤瘦不无苛刻的特定要求方面。

“瘦下来，世界就是你的”，诸多“瘦身秘籍”或“瘦身指南”常常喊出这个迷人的口号。这看似平常，实则要求颇高。因为纤瘦不是单纯的瘦或苗条，更非瘦骨嶙峋，而是要瘦出曲线、瘦出性感来。换言之，瘦仅仅是手段或基本要求，曲线美才是终极目标，它由“细腰”“丰胸”与“翘臀”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缺一不可。具体说来，细腰自然意味着平腹，“比基尼桥”形象地展现了这一点。所谓“比基尼桥”，据“搜狗百科”介绍，它是指身材纤瘦的女生穿上比基尼后躺下，腹部平坦，在小泳裤与下腹之间出现罅隙与骨盆形成的“桥状效果”。丰胸是曲线与性感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没有这一傲人的“峰”景，女性常常很难摆脱那话中有话的“女汉子”讥讽。翘臀的言下之意是必须甩掉“扁平臀”，练就紧实的“蜜桃臀”。于是，丰盈之胸，纤纤细腰，圆润翘臀，构造出凹凸有致的三围曲线。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纤瘦的审美观直至现代才有，它迥异于中国古代的“燕瘦”。民国年间，一位署名“真男士”的作者揭示了此中的差异与变迁。“在中国，过去，从赵飞燕到林黛玉，一直是燕瘦派；虽然，其间出过杨玉环；但，人们一提到东方美人，联想起来的不仍是捧心的西施和弱不禁风的林黛玉吗？”随着欧风东渐，美女的标准也有了巨大变化。真男士直言不讳地宣称：男人“爱的是那不瘦也不肥，又瘦而又肥的”。这一说辞看似矛盾，实则是指“胸部乳房是高耸的”，“腰部是细的，臀部是大的，小腿是有曲线的”[3]。作家郑逸梅也谈到20世纪30年代由平胸为美到丰胸为美的审美转换：“现代女性，以乳峰高耸为尚，否则伪饰以充之，所谓义乳者是也”，就连美丽可爱的明星阮玲玉“亦视义乳为恩物，于是冈峦起伏，遂成为一代之摩登典型”[4]202。这些与上述“细腰”“丰胸”“翘臀”的当代纤瘦观十分接近。

首先，丰胸为美具有革命性的解放意义，其对女性身体解放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回到当时的历史时空，丰胸的倡导的确冲击了沿袭甚久的“束胸”积弊。漫长的封建时代，束胸“演变为纯粹的性征防范措施”[5]231。到了民国初年，束胸之风依然盛行，甚至在知识女性群体中也以平胸为时尚，视挺拔自然的乳房为丑陋。然而，束胸“不但影响于妇女本身生理上的健康，并且影响到中华民族母性的健全；许多中国的新生命——未来的国民，为了他的母亲体格欠佳，乳液过少，先天和后天，都将受很大的妨碍”[6]207-208。换句话说，在一些有识之士眼里，束胸之害异常严重，以致到了危及保种强国的地步。有鉴于此，国民党广东政府曾力推“天乳”运动，在女校中严查束胸行为。不少省市随即群起响应，“天乳”一时间成了全社会热烈讨论的焦点话题。于是，丰胸也渐渐赢得愈来愈多的认可，成为新的审美风尚。特别应予指出的是，当时西化的旗袍也顺时而动，配合“天乳”运动调整自身样式，不单凸显了女性的丰胸，更前所未有地展示出女性美丽动人的整个身体曲线。“旗袍在未传入上海前，只是一件肥大的、没有腰身的、男女装无太大区分的褂子”，“进入上海后，上海师傅将西方时装的元素如打裥、收腰、装垫肩等注入进去”，从而打破了“传统女装不注重人体线条美的迂腐陈章”[7]103。换句话说，这种服装把女体之美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若隐若现中蕴含着诱人无比的性感能量。不应误解的是，性感绝非黑帮电影里妖冶女子的专利，而是女性的一种内在气质；性感绝不只是某个身体部位的庸俗裸露或毫不遮掩的身体诱惑，而是由内而外的美感传递。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在茅盾《子夜》的开首，这种动人的性感还作为新生力量的隐喻，沉重打击了以吴老太爷为代表的旧时代。吴老太爷从乡下进城，虽有《太上感应篇》作为护身法宝，但仍难适应现代化的上海都市。高楼大厦、声光化电已经使其头晕目眩，而周遭女性的穿着则让他心塞、直至喘不过气来而一命呜呼。在去儿子吴荪甫家的路上，听到两个女儿议论时装，他的神经就有如针刺、心跳加速。“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有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很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个胳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8]11易于看出，身着时装的女性身体散发着气势逼人的性感冲击力。此情此景，吴老太爷唯有“非礼勿视”，暗地咒骂的份了。更要命的是，到了儿子家中，情况似乎更为糟糕：客厅里五颜六色的灯光不停旋转，“粉红色的吴少奶奶，苹果绿色的一位女郎，淡黄色的又一女郎，都在那里疯狂地跳，跳！她们身上的轻绡掩不住全身肌肉的轮廓，高耸的乳峰，嫩红的乳头，腋下的细毛！无数的高耸的乳峰，颤动着，颤动着的乳峰，在满屋子里飞舞了！……突然吴老太爷又看见这一切颤动着飞舞着的乳房像乱箭一般射到他胸前，堆积起来，堆积起来，重压着，重压着，压在他胸脯上，压在那部摆在他膝头的《太上感应篇》上，于是他又听得狂荡的艳笑，房屋摇摇欲倒”[8]15-16。曲线毕露的撩人女体，飞舞的丰胸携带着性感的强力呼啸而来，宛如一支支利箭，射向再也无力支撑的吴老太爷。这幅“群魔乱舞”的图景堪称那时女性身体解放的生动写照。

其次，我们更需看到富有曲线的纤瘦之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考察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小姐竞选者与《花花公子》杂志中插页模特的身材尺度，有研究者得出结论：她们的身材越变越瘦、越变越纤细。有意思的是，这种近乎病态的瘦弱就连著名的芭比娃娃（Barbie）也未能幸免。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变得越来越瘦了，以至于‘芭比形象’对女性来说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有研究者依比例将芭比和男友肯放大至成人大小后，他们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拥有与芭比一样身材的可能性为十万分之一，而男性获得像肯那样的身材要容易得多，几率为五十分之一”[9]96。然而，如此渺不可遇的纤瘦身材，恰是无数女性内心深处艳羡不已、勉力追求的理想范本。或者说，它作为文化成规或强或弱、或显或隐地制约着女性的日常生活。由于这种文化成规过分强调了纤瘦之美，因而必然会给那些赞同异性恋的女子带来诸多难以示人的苦楚。“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女性过度地追求一个扭曲的身材，引发进食障碍，另一方面，这样的价值倾向贬低了女性本身的人格，过分注重外在肤浅的外貌而忽略了更为本质的其他因素（如个人成就）。社会所过分追求的特质本身是不受个人控制的（例如外貌吸引力），而不像其他的人格特质（如尽职尽责）可以通过努力达到——这样的导向无疑会致使女性自尊的降低。”[10]197于是，一边是那些紧跟风尚的女子，新型的摄像技术为其孤芳自赏大开方便之门，她们洋洋自得地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上肆意炫耀“A4腰”，“以满足人们对自己身体的欲望。显而易见，女人就常常陷入自恋般的实行自我管制的形象世界而无法自拔”[11]333。而另一边则是那些不愿跟或跟不上的女子，尤其是那些差距太大者，她们往往很难做到闭目塞听——对流行时尚不闻不问。虽然低人一等的感觉不时涌现，很多时候也只能于人前强颜欢笑，在人后则不免黯然神伤，乃至向隅而泣。不言而喻，受到伤害的绝不仅是她们有违流行时尚的身体，还有那多愁善感的心灵。

二、丰腴之美的兴衰与审美的焦虑

荷姆伯格指出，瘦女人击败了胖女人是20世纪值得关注的特色之一。“在60年代‘骨感’形象大流行，及其在以凯特·莫斯为代表的流浪儿形象美女身上重现之前，在西方人眼中，美女一直是丰满的。”[12]370这种审美标准与看重女性生育孩子的功能息息相关。消费社会的到来与消费文化的勃兴很快扭转了此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仓廪实、衣食足的人们“发现几乎每种可接受的消费品都具有塑身特性”，苗条赫然成为必备的体形，因为它“已经与健康联系在一起了，而且体重超常威胁健康的健康信息已被吸纳为惯常的思维”[11]340。如果说，丰腴之美在西方兴衰的因由具有普遍性，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的话，那么，还须对两者的龃龉或差异做到心中有数。回溯历史，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盛行丰腴的审美观。譬如，《诗经》“硕人”篇的美女高大白胖——“硕人其颀”，《楚辞·大招》中的美人不仅“丰肉微骨”，还长有今人视作“美貌杀手”的双下巴——“曾颊倚耳”。丰腴之所以倍受青睐，当然跟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普通民众不易解决温饱问题关系很大。然而，同是农业社会，魏晋六朝时期女性则以瘦削清秀为美，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烈女仁智图》等画作是其明证。宋元明清时期也都不似唐代那样尊奉丰腴，秀美修长与纤瘦柔弱的病态之美同样占有大半壁江山。而且，说一个女子丰满有时候不见得就意味着褒扬。关于这一点，《红楼梦》中有个可以提及的细节：有一次宝玉说宝钗“体丰怯热”，惹得宝钗勃然大怒。时人的审美取向据此可见一斑。

谈起丰腴之美，杨贵妃凭此得宠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应予指出的是，一般印象中的唐人以丰腴为美并不十分准确，因为这更多地代表了盛唐气象，而“中晚唐以纤瘦为美”[13]。检索这一时期的诗歌，不难发现，南方纤瘦的歌妓每每成为中唐诗人浅吟低唱的对象。譬如，“庾令楼中初见时，武昌春柳似腰肢”（刘禹锡《有所嗟》），“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白居易《杨柳枝》），“腰身瘦小歌圆紧，依约年应十六七”（元稹《和乐天示杨琼》），如此等等。而晚唐描写美女的诗作中，“细腰”“纤腰”“楚腰”则是数见不鲜的高频词汇。言而总之，有唐一代，由于当时文化中心的南移、统治集团的衰败与胡汉民族关系的变化等多种原因，初唐盛唐的丰腴之美转换为中唐晚唐的纤瘦之美。接下来的问题是，初唐盛唐人为何那么喜爱丰满乃至肥胖的女子？甚至流风所及，这种丰腴之美还播撒至书法、绘画之中，乃至牡丹与骏马之上？大略而言，有以下数因。其一，比较明显的原因是出于生殖的需要。经过隋末战乱，人口锐减，为了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复苏，唐太宗曾多次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显然，身体丰腴是女性生儿育女的重要条件。其二，丰腴之美的物质基础。初唐以后，统治者励精图治，政治渐趋稳定，经济繁荣，物阜民丰，国力日盛。其三，起决定性作用的当是统治阶层的喜好。“唐朝统治者以‘关中本位’政策为其立国方针”，注重本朝冠冕，“不再仰望南朝先进的文化，而将审美的目光转向自身”，“上层审美以其自身的丰腴健壮为美，并逐渐影响到整个社会”[13]。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四，胡风的影响。一方面，唐代统治阶层内部胡汉杂糅，且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另一方面，由于国力强盛，大量胡人来到中土，与汉民族杂处而居，胡人的风俗与审美也在汉人中传播并流行开来。翻看唐人的一批人物绘画作品，譬如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捯练图》，周昉《簪花仕女图》《内人双陆图》，及佚名《树下美人图》等，女性的雍容华贵与丰肥艳丽一览无余。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她们多少显得有些丰满过度，甚至涉嫌落入肥胖的难堪境地。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肥胖或臃肿的显性特征是有多余的肥肉，它与合理范围之内的丰满不可混为一谈。毋庸多言，丰满确实又很容易一脚跨进肥胖的地界。肥胖之所以遭人厌弃，是因为男男女女可以参照文化成规，不假思索地断定这种身体状态往往连接着个体低劣的灵魂、道德、人格等。以基督教为例，“自从教会成立之后，诱惑贪婪等强烈而自私的欲望，也以最显明最招摇的方式，通过肥胖的身躯展现出来。理想中纤细苗条的身段总带有神圣的色彩，在强烈对比下，臃肿肥大的身躯则流于庸俗而充满邪恶”[14]23。换言之，与其他六宗罪相比，贪食之罪最为招眼，且无可掩饰。肥胖将个体的贪食与懒惰暴露无遗，因此，臃肿的身体可谓其把灵魂拱手交给撒旦的力证。而在消费文化中，“杂志和有线电视用穿得越来越少，永远渴望苗条的女人冲击着它们的女性读者和观众。肥胖因此意味着绝对的丑陋女人，毫无任何价值。肥胖者由于其缺乏意志力及违背魅力与健康潜规则而遭到排斥并被列入非性、非人之流。肥胖者的身体不仅被荒废遗弃、不修边幅，更代表了让人无法忍受的道德上的自暴自弃”[15]231-232。换言之，相对于纤瘦及其蕴含的一系列“正能量”，譬如，健康、美丽、道德自律等，肥胖则完全意味着其反面，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被贬抑的他者。调查结果表明，在大学生中，“超重者标签为低自尊、不太可能被约会、没有性欲、活该比正常体重的人有更胖更丑陋的伴侣的刻板印象”[16]900。由此不难想象，不同人群的肥胖者各有各的苦衷。除此而外，肥胖有时还被纳入政治话语体系，成为政治革命亟需祛除的积弊或旧习。譬如，辛亥革命前后，“肥胖渐被视为国人堕落而需要革新身体的表征之一”，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共同商讨国家大事的共同起点[17]140。而民国以来，“官肥民瘦”“官肥兵瘦”“前线马瘦，后方猪肥”“汉奸肥人民瘦”等也屡屡载于报章，成为人们批评时政、慨叹世事的常用之辞。

20世纪，“肥胖症”成了公众津津乐道的一个问题，特别当肥胖者是明星时，更引来人们的驻足围观。1927年，《生活》杂志披露了美国电影明星奥德意女士（Molly O’Day）身体发胖，节食无效后让外科医生从腰部与两腿割去赘肉五磅的消息[18]。1939年，明星胡蝶也曾一度因肥胖而头疼不已，整日忙于服药打针减肥[19]。现在的女星如若身材发福走样，更是难以逃过娱乐记者的“火眼金睛”。显而易见，在纤瘦为美的规训下，她们比普通的女性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也比普通的女性花费更多的时间与金钱来保持身材。否则，她们就容易身价跌落，被边缘化乃至被淘汰出局。于是，不可胜数的女星施展浑身解数，各展风姿，让男人看得垂涎欲滴，让女人看得羡慕不已。可以说，女星们的身体力行与形象展示一方面加固了纤瘦为美的文化成规，另一方面又在潜移默化中扩大了它在普通女性中的影响力。既然如此，任谁再说这种审美观如何畸形、如何病态、如何偏颇，她们也很难听得进去。女权主义者们对此愤愤不平，并大声疾呼：“女性形体的风格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文化的不同而变化，它们以各种方式反映了文化上的成见和偏见，而目前对这些成见和偏见的理解仍然不充分。今天，巨大、有力和肥胖的妇女身体，遭到人们的厌弃。现在时髦的身体是结实的、乳房小的、窄臀的，是一种近乎病态的瘦弱苗条。这样的身体外形，似乎更适合于青春期的男孩或者刚开始发育的女孩，而不是成年妇女。既然普通妇女的体型通常和上述要求的很不相同，因此她们当然必须节食。”[2]290问题是，假以时日，即便男男女女充分理解了这种文化成见，恐怕也无力阻挡大部分人追随纤瘦的脚步。既然少女般的身体不可能永驻，那么，女性对纤瘦的执意追求便注定是一场充满悲剧的艰难历程。

减肥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譬如，运动、按摩、药物、理疗、手术、节食等等。俗语云，生命在于运动，与其他途径相比，就算减肥效果不那么立竿见影，坚持锻炼也值得长期进行。而且，它成本不会高得离谱，也没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潜在危险。尽管如此，很多胖子仍然不免对药物减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值得提及的是，早在1929年，国内就有人曾撰文介绍了德国的几种新减肥药，譬如“立波离新”“希胖退满”“退格拉净”“铁禄格新”“退过胖”，鼓励胖人尝试，并说“彼邦临床家之实验其功效的确可靠，且毫无损害心脏之副作用”[20]。事实证明，这些药物未能以其“伟效”造福世界。自那时至今，减肥药物层出不穷，构成了“瘦身产业”中的重要一环。身体维护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路易斯提醒那些挣扎在减肥路上的男男女女：“诡计多端的瘦身产业不断引诱群众‘下个好主意’（Next Big Idea），他们所推出的全新减肥方式肯定包含有巨细靡遗的复杂指示、不认识的食物、药物、‘神奇减肥手环’或减肥器材。”[14]10然而，服食求减肥，多为药所误。讽刺的是，这也正好为下一个好主意让出了道路。因此，他认为女性应该走出那种依赖速效减肥药的误区，认真反思盲目的减肥方式，重拾“古希腊人简约、合宜而健康的饮食模式”[14]2。虽然这不失为一种理性的减肥路径，但女性切不可过于乐观。因为消费文化不会轻易放过她们，而是一边向她们殷勤推销神奇的减肥药、减肥餐，一边又向她们热情展示各种诱人的美食。这意味着减肥是一个漫长的拉锯式过程。营养学与肥胖研究的权威巴瑞·鲍勃金认为，人们不能简单地在肥胖和贪食、懒于运动间直接划上等号，而应看到男男女女其实生活在一个肥胖的世界之中，看到时代变迁、科技进步、国家政策、生活形态、饮食结构、运动习惯等与肥胖之间的关系[21]。换言之，当下的肥胖问题已经全球化，成因复杂，解决起来也更为棘手。这种解释固然让被“污名化”的肥胖者备感欣慰，解除了她们的一部分心理负担，但同时又将她们置于更为危险的处境之中。如此说来，纤瘦为美引发的审美焦虑还将继续上演。

[1]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 桑德拉·李·巴特基.福柯、女性气质和父权制力量的现代化[G]//佩吉·麦克拉.女权主义理论读本.陈翠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真男士.爱那瘦的，还是肥的？[J].新妇女，1947（2）：32.

[4] 郑逸梅.逸梅丛谈[M].上海：校经山房书局，1935.

[5] 陶春芳，段火梅.简明妇女学辞典[M].北京：大地出版社，1990.

[6] 刘禹轮.为提倡天乳运动告革命妇女[G]//风俗改革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51.

[7] 程乃珊.老上海，旧时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8] 茅盾.子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9] 玛丽·克劳福德，罗达·昂格尔.妇女与性别——一本女性主义心理学著作:上册[M].许敏敏，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克莱尔·A·埃奥，朱迪斯·S·布里奇斯.心理学：关于女性[M].施轶，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1]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中的身体[G]//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与生命政治学.龙冰，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2] 卡尔·B·荷姆伯格.姿态、身体形象与性玩具的时尚[G]//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与生命政治学.吴㬫，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3] 李建华.唐代人物审美观的嬗变及其文学观照[J].兰州学刊，2009（4）：192.

[14] 路易斯·福克斯克罗夫特.卡路里与束身衣：跨越两千年的节食史[M].王以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15] 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M].王圆圆，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16] 玛丽·克劳福德，罗达·昂格尔.妇女与性别——一本女性主义心理学著作:下册[M].许敏敏，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

[17] Sander Gilman，Fat：a cultural history of obesit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8，p.140.

[18] 清风.她现在苗条了[J].生活，1927年第3卷总第50期：612.

[19]胡蝶体胖日增[J].青青电影周刊，1939（2）：7.

[20] 吴匡.消肥谈[J].德华医学杂志，1929（9）：2-3.

[21] 巴瑞·鲍勃金.世界是肥的：生活形态、广告以及政策背后的黑暗阴谋[M].杨桂玲，叶亚萍，译.台北：高实国际出版，2012.

（责任编辑：郑宗荣）

“Slim”：Aesthetic Anxiety

WANG Wei

Slim beauty is aesthetic fashion of female which shapes their identity profoundly. Slim beauty has specific connotation. On the one han, 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function of female liberation of the body. On the other hand, its negative impact is not easy to change. The rise and fall of plump beauty has certain historical reasons, and the aesthetic anxiety caused by slim beauty will continue in a period, for the problem of obesity has been globalized nowadays.

slim; aesthetic; female; identity anxiety

I01

A

1009-8135（2017）01-0091-06

2016-11-08

王 伟（1977—），男，安徽砀山人，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文艺理论与当代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