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宇

从某种程度上看，所谓“坏女人”的形象谱系，是缺乏历史纵深感的。相比于其他人物形象——比如“旧人”“新人”、“英雄”“少年”等——“坏女人”形象在不同阶段的文学史中，指涉的对象几乎永远与一种“性道德”上的“缺陷”相关，从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无论是古代文学中的妲己、褒姒一类“红颜祸水”式的形象，或是像潘金莲、潘巧云一类的“淫荡”女性形象，还是在现当代文学中类似《雷雨》中的繁漪、《林海雪原》中的“蝴蝶迷”、《妻妾成群》中的姨太太、《玫瑰门》中的司绮纹、《废都》中的唐婉儿等形象，几乎首先都是因为不符合人们习惯思维中的“性道德”或家庭观念，而被归类至“坏女人”的形象谱系中。

“坏女人”在严格意义上常是个失效的命名，相关的衡量标准因为对男性的倾斜而随时可以被证伪。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文学作品中，所谓“坏女人”形象都充满了矛盾与含混的意味。本文并不想从价值判断的角度上对相关的女性形象的“坏”进行认同或反驳，而更希望从尽可能客观的角度分析当代文学如何以这些形象呈现社会与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坏女人”形象的存在或缺失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台湾女作家李昂发表于1983年的《杀夫》提供的视角以小见大，正可用于解释一个“坏女人”形象如何在社会语境中生成，以及所谓“坏”的相对性。

小说以一则新闻开篇，用舆论的语气简要叙述了事件。台湾某地女性林市，因不忍丈夫陈江水打骂虐待，趁丈夫熟睡将其杀死并肢解，因为自古“无奸不成杀”，所以林市的行为必是受奸夫指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