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君书》中窥探商鞅变法

2017-03-22潘冬子

商情 2017年2期

潘冬子

（西南民族大学）

“周室东迁，共主衰微，王命不行。”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了共主和等级礼制的维持，列国相继内乱。各诸侯国犹如回到部落时代，相互之间开始兼并。在列国的兼并时，戎狄也加入了争夺。想要立足于乱世，在兼并之中生存，诸侯国的实力就是生存的基本要素。“周之所封四百馀，服国八百馀”，到战国时期只有大小诸侯二十多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家不同于儒、墨、道学派治世主张，法家力图改变乱世之争、富国强兵、集权的理念，是符合时代发展的。

商鞅法家农战定分止争

一、时代背景

（一）秦国时代背景

史记中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大费拜受，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赢氏。”到周孝王时期，“孝王曰：‘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分其土味附庸。邑之秦，使復续赢氏祀，号曰秦赢。”后来周厉王时期，秦仲诛西戎时战死，庄公时破西戎，封为西垂大夫。庄公死后，长子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让位于襄公。后来襄公护送周平王有功，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秦国由此开始。不难看出秦国的建立和伐西戎、巩固中原的西垂有重要关系，也正因秦国的建立是在不断的与西戎的战争中建立、立足，秦国民风尚武这就是必然的因素。

后秦文公、秦宁公、秦武公时都不断与戎进行战争，扩充领地。秦穆公时期，得百里奚、蹇叔等能人，秦国国力不断增长，任用由于称霸西戎。秦穆公、秦康公、秦桓公不断与晋国发生战争，争夺河西之地。随后秦国内乱不断“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復僵，夺秦河西之地。”秦国常年征战，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此时的魏国经历变法之后国力强盛，对秦国虎视眈眈。

（二）商鞅的时代背景

霸权时代过去之后，大国吞并小国，邻国之间的大国蚕食小国，国君被逐被杀事件不断发生。“强国不再以霸权为满足，不再以拥有尾巴国为满足，它要直接控制土地。不再以国君臣服为满足，而要把国君排除，直接统治人民。”在这一时代当中，政权不再任由世袭贵族任意把持，任何有才能的人都可以踏上历史舞台。子思曾云：“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魏国自三家分晋之后，先后任用法家三大人物进行改革变法，任用李悝制定律法、调整赋税，奉行李悝“食有劳而录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为国策略，并提出了“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魏国社会安定，实力逐步上升。再通过西门豹治邺、吴起的改革，魏国遂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强国。商鞅在这样的背景之中登上了历史舞台，“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

二、商君主张探索

《商君书》在变古的历史观、人性趋利避害的思想指导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角度阐述了变法，四者相互连接构成了《商君书》的理论体系。

（一）理论基础

在《更法》篇中提出了：“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这是商鞅变法的第一个理论基础，舌战甘龙、杜挚后明确了第二个理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种历史进化论，是变法的第二个理论基础。

在《开塞》篇中更加明确了“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这样的理论观点，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值得学习，这更是历史进化论的体现。在这样的观点之下，面对秦国的现实状况，更加深入的探讨了“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这是商鞅变法的第三个理论基础，“法治”离不开国家的安定，离不开确立君主的统治地位。

随后在《算地》篇论述了个人的人性问题书中说道，“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这是商鞅变法的第四个理论基础，从“趋利避害”、“好利恶害”的人性论，论述应当引导人们有劳而获，刑罚的目的就是为了止奸，让百姓能按照法度的框架生活。而国君必须掌握权力，统一政策，制定法律。

（二）政治主张

在《去疆》篇中，主張重农重战的政策。“战事兵用曰疆，战乱兵息而国削。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随后提出了重罚轻赏政策，云：“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国无力而行知巧者必亡。”并且论证了乱世不应当尊崇儒家，这在当时来讲也是符合时代背景的，诸侯都不尊周天子，尊儒并不能使国家战斗力上升在乱世站住脚跟。也提出了户籍管理制度，目的是为了“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

《错法》篇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根本，“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赏行而兵强。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举事而材自练者，功分明；功分明，则民尽力；民尽力，则材自练。”此篇提出了法治，但法治的根本还是民众，民众知法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功分职分，民众能够知道如何在国家的法令之下，如何获得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才能在战争年代获得爵位。才能把军队凝聚起来、国家凝聚起来。谈法治还是不能离开民众基础，国家以民立，人民生活在法令的框架之下，这才是《商君书》法治的核心。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在《修权》篇中，提出了国家安定的三个要素，从这三要素可以看出，“法度”是君臣共同执掌的，那么君臣都需要在法度之下行驶权力，而“信”是君臣共同树立的，君对臣要有“信”，臣对百姓要有“信”，百姓就会遵守法度。当时的历史背景，鲁国的“三桓”、晋国“三晋”、田姓代姜姓齐国。原因都是因为君权的衰落，“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是符合时代进步的，如果没有君主集权的权威，那么法令的实施就没有“信”，没有“信”百姓就不会遵守，国家就会混乱。

《修法》篇中论述了国家应当法治，反对人治。“奚谓以其所以乱者治？夫举贤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人治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举荐人才的作用，但人治容易造成营党结私，对个人的品德要求也高，在人性“趋利避害”、“好利恶害”的本性下，容易出現政治的腐败，百姓也容易受其害，那么国家建立完整的法度，以功论爵、有劳而做、职能分工，这样才能成就霸业。从商鞅死后，秦国的变法没有因此而停滞，制度继续延续。不得不说与《商君书》中倡导的法治也有密切的联系。

“定分止争”这是《商君书·定分》篇中所言，“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从《商君书》中构建的农战奖励政策，就是定分止争的最好表现。读此篇令人感触最深的莫过于“普法”。“天子则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发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首先，确定了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果忘记法令就要依法令处罚。如果法令有变动“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法令有变动，不仅要在数日内学习法令，如果宣传法令不及时，还要依法令治罪。《商君书》在这里已经深知信息不及时传达可能存在的政令延迟，中央和地方的信息沟通不及时，容易出现政治上的偏差，从而发生不必要的后果。增减一字法令便是死罪“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官吏和百姓询问法令条文，也有制度：

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

此段言明了主管法令的官吏的职责，从官与民中体现一种思想，在法令面前官吏与民平等，这不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的主张吗？官吏和百姓都不懂都可以学习法令，“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商君书》中的“法治”并不是空洞的法治，并不是权贵的特权，也并不是要愚民让百姓不懂法，反而是更开明的设置普法的平台，官吏百姓都可以进行学习，让官吏百姓都明法。从而达到：

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

《商君书》中的“法治”更显得鲜活有力，一步步环环相扣，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法令的颁布是符合时代背景的，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某个国君、某个利益集团出发，立法的角度和深度，非常人能所及。

三、结语

西方“性恶论”是从人的欲望和利益进行论述，同样在立法的指导中也以这样的理论进行法律的构建。《商君书》中的人性“趋利避害”、“好利恶劳”利用法律加以诱导，在公元前356年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在《战国策》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法家初期从国家主义出发，爱民、保民、创造国家秩序、促进国家生产力发展等方面有显著成效。而《商君书》中的“法治”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参考文献：

[1]钱穆著.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4.

[2]许维遹撰.吕氏春秋·观世.北京：中华书局，2009.

[3][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173.

[4][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177.

[5][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178.

[6][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200.

[7]柏杨著.中国人史纲：第二十五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76.

[8]傅亚庶撰.孔从子校释：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120.

[9][汉]刘向撰，向宗鲁校正.说苑校正·政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166.

[10]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

[11][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2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