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玺明

【摘要】对于“项羽之死”的评价，钱钟书先生引用了明末清初文学家周亮工《尺牍新钞·与某》中提出的独到的见解：“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钱钟书认为，周亮工的话“语虽过当，而引李贺‘笔补造化句，则颇窥‘伟其事、‘详其迹之理，故取之。”接着又说：“马（司马迁）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管锥编》中华书局1999.11.01第278页）试想，垓下突围的八百余人，到东城时剩二十八人，到乌江边上只剩项羽一人，也自杀了。霸王别姬，慷慨作歌，美人相和的情节，死无对证，谁会知道？项羽与二十八人的对话，也是如此。

【关键词】《项羽之死》 复杂情感 人生感悟 生死价值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01-0251-01

一、文学加工历史的渊源

以文学加工的方式来叙述历史，并非太史公首创，先看《左传》的两个片段。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介之推认为，晋文公流亡国外十九年，历尽磨难，能够以六十二岁高龄回国登上君位，是天命所归。所谓“天之功”，就是“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等客观原因，“天实置之”，是说客观因素作用很大，非人力所能为也。作为人臣，追随君主流亡、协助君主继位乃分内之事；狐偃、赵衰等人请求封赏，不仅是贪婪而且是犯罪，“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比“窃人之财”的罪行更严重。而晋文公不以狐、赵等人为“奸”，把罪过当正义，还理所当然地给予赏赐；对欺骗行为进行封赏乃是姑息养奸；国君与大臣上下相互蒙骗，所以不可共事。自己已经知道“二三子”所作所为错误，如果效仿，罪过更大。而且自己已经说了晋文公的坏话，就不能再领取他的俸禄。因而身退隐居。

按照原文的表述，“身将隐，焉用文之？”“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那母子之间的对话谁听到了？怎么流传下来的？只能是左丘明设身处地，代作喉舌。

宣公二年：“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鉏麑从赵府进出自如而不被卫兵发现，可见他武功高强；像他这样身怀绝技的人，在那个楚材晋用的年代，不是无路可走，非死不可。其次，他赞扬赵盾是“民之主”，认为杀了他是“不忠”，说明他思想境界高于常人，他并非一介武夫；他认识到晋灵公的刺杀赵盾的作法是错误的，可是违背了君主的命令是“不信”。再次，所谓“有一于此，不如死也”，也就是“不忠”与“不信”是二难选择，正邪两股力量在他的内心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在内心，正义战胜了邪恶，在眼前，邪恶打败了正义，他消灭自己的肉体以达到精神上的解脱，只能以死来谢天下。

既然鉏麑触槐而死，“晨往”“麑退”等动作，谁看到了？“叹而言”谁听到了？只能是作者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将“项羽之死”与这两个故事的叙述方法对比，明显地看出，司马迁借鉴了左丘明的写法。因此，用文学加工的方法来写历史，早有传统，并非司马迁标新立异。

二、虚构加工历史的合理性

既然是虚构加工，为什么说成是“笔补造化”而不是歪曲历史？辨别二者的关键，就要看填补的内容是否遵循历史发展的脉络，叙述的故事是否符合历史逻辑。

纵观《项羽本纪》，项羽出身贵族，胆识过人，武功盖世；在灭秦战争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但是，他多次坑杀降卒，说明残忍有余，仁善不足；他拒绝范增有益的建议，可见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国君气度；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足见爱慕虚荣，不乏自满自得的小农意识；他没有定都咸阳而东归彭城，說明他空有高志却目光短浅；杀义帝而授人以柄，说明他缺乏政治远见。

正因为武功有余而谋略不足，形成了刚愎自用、迷信武力的性格；他只能亨受胜利，不能承受失败，硬折不弯，只能伸而不能屈。他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勇将，决不是一个胸怀谋略的政治家。在穷途末路之时，他清醒地认识到失败的结局无可挽回，但是从内心深处不能面对、也不愿接受自己的失败现实。以这样的性格特点和心理逻辑思路，他死前完全有可能说出“力拔山兮气盖世”“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样自负甚至自恋的话，并且以“斩将，刈旗”这样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天下无敌，给自己以心理安慰。

这也就是说，太史公的虚构加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三、虚构加工历史的目的

司马迁虚构的故事虽然符合历史逻辑，但是，历史毕竟不是小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就是历史事实。那么，司马迁记录项羽这个人物时，为什么要加入这段虚构的情节呢？或者说，为什么要用虚构的方式来写历史？既然是虚构的历史，周亮工、钱钟书为什么要为之唱赞歌？这就涉及到“春秋笔法”这一历史传统。春秋笔法指微言大意，一字褒贬；把作者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的褒贬态度、是非评判的观点以及惩恶扬善的倾向，表现在叙述的字里行间，隐含在故事之中，而不是直接下结论来诱导甚至强迫读者接受作者的观点。也就是说，把道理埋藏在故事的背后，让读者去领悟。

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想法，与介之推“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的想法、鉏麑所说的“有一于此，不如死也”的想法，本质上是相同的。太史公塑造了一个失败的英雄，一个高尚的人。自惭无颜见江东父老，正是由于知耻，“知耻近乎勇”；项羽的自杀行为，恰恰体现出一种担当责任的精神，一种高尚的道德。正是这种高尚道德的力量使他勇于赴死而义无反顾。项羽表面上死于自杀，实质上死于羞耻。项羽是羞死的！

由于看待问题的立场不同，后人对这段历史评价的结论大相径庭。杜牧《题乌江亭》、王安石《乌江亭》，只是从政治利益的角度看待问题，都纠缠在项羽有无东山再起的客观条件，而没有考虑他有无卷土重来的主观愿望。而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则是从道德层面看待问题。“人杰”“鬼雄”与其说是赞扬了项羽的勇猛慷慨，还不如说是领悟了司马迁的良苦用心。千百年来，只有李清照是太史公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