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军红

庄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他提出的“言不尽意”思辨观点，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和“意”之间是人的语言和心意之间的关系。“言”与“意”并不统一，“言”只是表达“意”的工具，且“意”是难以用“言”来完全表达出来的。《庖丁解牛》全文仅三百余字，是庄子假托庖丁为文惠君解牛的故事，谈其“养生之道”，阐明了只要在实践中认识和掌握了事物的内在规律，就能取得行动自由的道理。语言简洁流畅、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具有言外之意。庄子借“庖丁”的形象，用诗化的语言探索着解决语言遭遇“不可言说”的困境，通过“言说”而达到了“不可言说”的目的。

一、解牛之“不可言说”

解牛，即剖开、分割牛体，应该说是充满血腥的。而在庄子的笔下，庖丁替魏国国君文惠王宰牛，他的手、肩、足、膝和谐并用，触、倚、履、踦等动作细致、传神、活靈活现，俨然是一场舞蹈表演；“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和《经首》之会”，进刀时声音高低错落、缓急有序、富于节奏，竟然是一支美妙的乐曲。整个解牛的过程简直是一种享受，庖丁将“解牛”演绎得充满了艺术的美感。“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庖丁没有如其他人那样以刀砍牛、割牛，而是以无厚的刀刃入有间的牛骨节中，可见庖丁对牛骨架内部的缝隙和刀刃的轻薄了然于心，批隙导款，动刀甚微，砉然已解，善刀而藏之，其技艺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里，看不到作者自己的语言，但蕴藏着庄子“不可言说”的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

二、得“道”之“不可言说”

庖丁说他“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自己追求的是“道”的境界，即认知事物的自然规律，解牛已经不再是技艺娴熟的表现了。庖丁经过了“始臣之解牛，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样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庖丁的成功正是在三年之后目无全牛的基础上形成的，技近乎道，甚至是合于道，才有了“謋然已解，如土委地”的完美表现，才会给人以踌躇满志的感觉。因此，“道”境的外在表现是“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道”境的内在本质是“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达于“道”境的方法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以无厚入有间”。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并非偶然，是因为庖丁熟知牛的自然生理结构，抓住了事物的精髓所在，是经过艰苦的努力、长期的摸索、反复的实践，始终以规律为准绳来调整他的解牛动作。久之，他便完全掌握了解牛的内在规律，对“道”悟解，达到了“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最高境界。因此，“意”固可贵，但“意”从“道”来。“道”，无形无声又无处不在，而“道”又具有“不可言说”之特性。

三、处世之“不可言说”

社会盘根错节，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如牛的筋骨盘结。如何在这个社会中从“心为物役”中解脱出来，游刃有余，庄子并没有让庖丁直接道出，最后让文惠君自己称善不迭，顿悟养生之道：“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显然，这个道理就是庄子所主张的处世之道——顺其自然。处理世事，不能遇事就“割”就“折”，需要适合的方法来应对，使自己免于遭受伤身与劳神的困扰；应当“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并持“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的谨慎态度，保持心理上的警觉和行为上的收敛；还应以“善刀而藏之”为自处之道，成功之后要像保护刀刃一样来保护自己，虽然踌躇满志，但不得意忘形，锋芒毕露，在各种矛盾缝隙中求得生存。人世虽然复杂、凶险，养生若像解牛一样顺乎天理自然，就能达到保身、全生、养亲、尽年的目的，臻于“道”的高妙境界。

人类语言有其局限性，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庖丁解牛》这则寓言描写解牛技艺达到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绝妙地步，其实是庄子用他独有的语言魅力具体而形象地表述事理，用一种可以被“言说”的语言来呈现一个“不可言说”的世界。“言不尽意”总是让庄子的文本充满了可以被无限解读的魅力。故事虽短，但却完美地阐释了庄子的言意观，同时也折射出了庄子对于个体生命的立场，顺应“道”的规律自然运行才是养生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