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广艺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武汉430074）

【语言学研究】

浅谈吴士文先生关于辞格史和辞格的研究

冯广艺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武汉430074）

对吴士文“一文两篇”做出评论：《修辞格研究史略》是一篇导夫先路的论文；《修辞格论析》是一部开拓创新的专著；《修辞讲话》是一本深化辞格研究的著作。从而得出吴士文先生在修辞学理论、辞格研究史、辞格系统研究、修辞学体系建构等方面均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结论。

修辞；吴士文；修辞史；修辞格

吴士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修辞学家。他的修辞学研究成果丰硕，在修辞学理论、辞格研究史、辞格系统研究、修辞学体系建构、修辞教学、修辞学科的发展、修辞学人才培养和修辞学会建设等方面均做出了巨大贡献。最近，重读吴先生的论文《修辞格研究史略》和专著《修辞格论析》《修辞讲话》，对吴先生的缅怀和敬仰之情更加强烈。本文仅就吴先生的这一文、二书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修辞格研究史略》：一篇导夫先路的论文

吴士文先生是较早系统地研究汉语辞格史的学者。1984年他即在《丹东师专学报》上发表了题为《修辞格研究史略》的文章，文章认为：“汉语修辞格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系统，为时较晚，但研究修辞格的历史却是源远流长的”。文章把汉语修辞格的研究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修辞格尚未成“学”时期。这一时期又分几个阶段：（一）偶发性的研究阶段。吴先生认为这一阶段“在时间上是从先秦到两汉”，“特点是对修辞格这类现象不是有意识地论述，而是偶然涉及，只言片语地混杂或附带在其他学科之中。这一时期并未形成‘修辞格’的概念”。（二）散论式的研究阶段。“这种研究在时间上是从魏晋南北朝到1169年。特点是在文论中分散地论述某些魅力比较深厚的修辞现象，但未形成‘修辞格’概念。在研究的广度、深度以及指出运用效果方面却比前一时期有明显的突破”。（三）总分式的研究阶段。吴先生认为“这种研究，在时间上是从1170年宋代陈骙的《文则》问世开始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夕。特点是有了修辞学专著、专卷的总体中有辞格的分论，开始以归纳、比较的方法把一些辞格集合起来加以研究；专篇中对某些像修辞格这类修辞现象开始深入地进行研究。研究中虽然也不免缺乏系统性，但对修辞格的确立，对修辞格成为系统之学起了促进作用。

根据吴先生的观点，这几个阶段的辞格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这几个阶段的汉语辞格研究，始终是和其他问题的研究缠绕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修辞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辞格，自然没有独立出来的资质。先秦诸子讨论辞格，往往与他们的政治主张、辩说艺术等紧密相连，唐宋文人在诗话、词话中掺杂着辞格论述，诗歌修辞论、戏曲修辞论、小说修辞论、评点修辞论中也常常谈及辞格。在文人的眼中，辞格是一种具有形式特征、表达功能的语用现象，在文学创作、语言交流上具有特殊的作用，因而他们在讨论辞格问题时，往往会比较其运用的优劣和特点，这种讨论，虽不成系统，却有特异的闪光点和鲜明的人文特色。

第二，在对不同辞格的研究上，呈现出不平衡性状况。比如，从先秦开始，比喻就是汉语辞格系统中最受关注、研究最深的辞格，从孔子的“能近取譬”说开始，到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比喻理论，再到宋代陈骙《文则》中提出的“比喻十法”等等，研究比喻辞格的各种理论可以说异彩纷呈。像对偶这样具有鲜明汉民族语言特色的辞格也是广受学者重视的研究对象，夸张、仿拟、析字、委婉、用事、借代、避讳等辞格的研究也常见于学者们的各种论著之中。从辞格研究的全面性、均衡性和体系性上看，汉语辞格研究尚欠成熟，给人的感觉是各种辞格研究存在着深浅不

一、广狭不一、详略不一和臧否不一的情形。

第三，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既有值得借鉴的可贵经验，也有值得注意的研究缺憾。在有些辞格的研究中，如对比喻、对偶等的研究中，学者显示出很高的理论水平，刘勰、陈骙等学者的比喻理论，刘勰关于对偶、夸张的理论等，都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一些学者很好地运用了比较等研究方法，比较不同的人运用辞格的高下、比较运用辞格和不用辞格的不同表达效果等，还有的学者善于从复杂的语用现象中总结、归纳出一些辞格运用的规律等等。另外，用事实说话，从汉语辞格运用的实例出发分析辞格是基本研究手段，尤其是在一些诗话、词话、评点修辞中，学者们都是摆出辞格运用的实际例子做一些解释、说明，这样虽然在理论上稍显不足，却显得实在，不是空谈。

第四，在研究群体的分布上极为广泛，不像现当代，研究汉语辞格基本上是一些专业的研究修辞学的学者。学者很少是专门的研究修辞学的学者（当然那时没有修辞学这个学科），应该说，谈及汉语辞格的人中，各类人士都有，除了像先秦诸子那样的思想家之外，更多的是一些文人，包括诗人、词人、小说家、评论家等等，他们的学说林林总总，在汉语辞格的研究上闪耀着不同的智慧的光芒。

吴先生认为汉语修辞格研究史的第二个阶段是修辞格成“学”时期。这一时期也分为几个阶段：（一）注意科学而系统的研究阶段。这种研究，在时间上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特点是：1.开始涌现了具有科学体系的修辞格专著和一大批修辞格专章的修辞学，以及关于修辞格方面的论文；2.在研究观点上有的开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分析、归纳、逻辑的方法；3.在研究角度上，开始由文学角度转变为语言阶段，即从语言的结构、功能出发来研究。“修辞格”这个术语开始为人们所承认，而且广泛流传。（二）重视广度和深度的研究阶段。这种研究，在时间上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指作者撰文时——引者）。这一阶段又分三个小阶段：1.“十年浩劫”之前。这一时期的特点是：（1）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处理上，注意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2）在研究观点上较熟练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3）在研究方法上开始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4）在中等学校语文课中讲授常用的十几种辞格，高等学校中文系《现代汉语》课中讲授较多的辞格内容，而且有所深入；（5）修辞格专著、涉及修辞格的修辞专著以及研究修辞格的文章越来越多。2.“十年浩劫”期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1）几乎看不到有关修辞格的论文；（2）绝大部分讲辞格的书，作者不敢署自己的名字，违心地写成是其所在单位的集体所作；（3）不是强调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而是把立场、观点强调到不应有的地位；（4）只敢普及，不敢提高。3.“十年浩劫”之后（至作者撰文时——引者）。吴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特点除有与“十年浩劫”前相同的五个特点外，还有几个新特点：（1）在研究人力上，开始改变孤军奋战的局面，更多地显示出修辞工作者大团结大协作的优越性来；（2）在研究财力上，党和政府给予一定的拨款；（3）开始有人重视多边性的研究，把辞格与哲学、美学、心理学结合起来；（4）越来越多的大学中文系在开修辞选修课中，把辞格列为重点之一；（5）修辞格专著、涉及修辞格的修辞学专著以及有关辞格的论文越来越多；（6）研究成果不愁没有发表园地，杂志有《修辞学习》等，论文集有《修辞学论文集》《修辞学研究》等。

在这篇文章中，吴先生总结说，修辞格研究史可以说是一部“后来居上”的历史。这种说法符合社会和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认为，吴先生的这篇文章，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吴先生第一次对汉语修辞格研究史进行了分期，这种分期尽管简略，却基本符合汉语修辞格研究的历史事实。如果把“修辞格”当作一门学问进行系统的研究作为分期的标准，确实有它成为“学”和没有成为“学”的分期。事实上，“修辞格”是否成为“学”，与汉语修辞学是否真正成为“学”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吴先生的分发应该是成立的。严格地说，“修辞格”真正成为“学”应该是1923年。这一年，唐钺出版了他的《修辞格》一书。这部专著，拉开了中国修辞学专门研究修辞格的序幕，也可以说，是“修辞格”真正成为“学”的标志。第二，吴先生对两个大时期中各个阶段辞格研究的梳理和挖掘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例如在对第一个时期的各个阶段的论述中，吴先生把握住先秦到两汉的实际，认为这一阶段是“偶发式阶段”，因为在这一阶段，人们论述辞格大多是偶然萌发且夹杂于其他论述之中。这一时期的第二阶段，即魏晋至陈骙《文则》出版前，是“散论式阶段”，吴先生重点论述了刘勰《文心雕龙》对辞格的探索，很有道理。第三阶段即陈骙《文则》出版后至五四前夕。吴先生认为这一时期是“总分式阶段”，吴先生重点介绍了陈骙《文则》中对“比喻”等辞格的论述等，这也是很有见地的。总之，吴先生对汉语辞格研究史的分期（包括每个阶段的划分），简明扼要地勾勒了汉语辞格研究史的基本脉络，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了借鉴。第三，吴先生对汉语辞格研究史总的把握是准确的，分寸感是适度的。吴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指出：

辞格研究史略可以说是一部“后来居上”的历史；“散论式研究”居“偶发式研究”之上，“总分式研究”又居“散论式研究”之上，“注意科学而系统的研究”又居“总分式研究”之上。我们相信，在“注意科学而系统的研究”的基础上，“重视深度和广度的研究”肯定也会居“注意科学而系统的研究”之上。“后来居上”不是盲人瞎马似的后来居上，而应当是在正确的方向、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方法指导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后来居上。

二《修辞格论析》：一部开拓创新的专著

吴先生研究辞格问题的专著《修辞格论析》[1]，对汉语修辞格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论述，是汉语辞格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这是一部系统地研究辞格的富有开创性的著作。胡裕树先生在给这部著作写的《序》中说：

修辞格的研究，是我国传统修辞学卓有成效的课题之一。不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出版的许多修辞学专著，都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这一问题。不少修辞学家正是从修辞格开始全面探索修辞学的，陈望道先生就是这样。他归纳出来的三十八种修辞格，系统严

密，论述精当，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但是，

修辞格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有不少薄弱环节，

等待人们去攻克。例如修辞格的定义究竟怎

么下，范围究竟怎么划，修辞格的内部结构

能否通过简单明了的公式反映出来，修辞格

的分类怎么才能更科学合理，修辞格与非修

辞格的关系如何，修辞格的理论基础究竟有

哪一些，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没有得

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吴士文同志这本《修辞

格论析》，对上述问题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

索，从辞格理论到具体手法规律的分析，都

有不少新颖的见解，这是可喜可贺的。

《修辞格论析》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修辞格和它的使用价值问题”主要讨论两个问题，其一，吴先生强调修辞格两个特性，一是明确指出修辞格是修辞学的一个方面，这一点很重要，既注意到了修辞格在修辞学中的地位和分量，也冲出了“辞格中心论”的藩篱，对修辞格的定位是很有分寸感。作者分析了各家对辞格的定义，包括“特定功能说”“特定结构说”“特定方法说”和“不能按字面解释说”等等，认为：“辞格是在言语活动中长期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特定结构、特定方法、符合特定类聚系统的模式。”其二，关于修辞格的使用价值。吴先生提出了三个“有助于”，即：“有助于加强说、写的效果”，“有助于增强说、写的自信心“，“有助于提高语文教学水平。”第二部分“修辞格的系统性问题”，从“范围上的全异性”“标准上的同一性”“命名上的一贯性”和“层次上的平面性”四个方面深入具体地分析了一些辞格和非辞格的易混问题。按吴先生的观点，“全异性指的是在范围上各个辞格具有互相排斥、互不包容的性能。如果没有全异性能，辞格和辞格之间就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割不清的混乱局面。”这是符合逻辑上关于区分概念区分的原则的，如果辞格在范围上区分不清、分类不明，就会造成研究和运用上的混乱。“标准上的同一性”即“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不能混淆不同的概念和判断。把它具体到辞格研究上就是在确定各辞格时要注意它们相互间标准上的同一。”第三部分“新辞格的产生与增建的问题”。这是辞格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少修辞学家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如谭永祥先生就写过《修辞新格》。吴先生论述了新辞格产生原因和条件。他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即“社会的发展促进新辞格的产生”，“思想和表达的矛盾促进新辞格的产生”，“利用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促进新辞格的产生”，“语言的生成性促进新辞格的产生”。前两点是新辞格产生的外部原因和条件，后两点是辞格产生的内部原因和条件。这种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辞格作为一种依赖语言文字的修辞手段，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离不开使用语言的人，当然也离不开语言文字，没有这些条件，新辞格是不可能产生的。作者重点讨论了16个“新辞格”的增建问题，这16个“新辞格”是：较物、异语、互文、断取、歧疑、旁逸、别解、序换、移时、换算、疑离、易色、伸缩、增动、奇问、象征。它们到底有没有“格”籍，有三个原则必须坚持：第一，辞格的增建必须以在运用上有较高的频率为前提。如果是个孤证，或只能找到有限的几个例证，就没有确定为辞格的必要。第二，增建的辞格必须具有特定功能、特定结构和特定方法。第三，增建的辞格必须符合特定的类聚系统[1]50。根据这三个原则，作者认为上述16个“新辞格”是可以增建的。第四部分“修辞格内部的充实问题”。吴先生论述了修辞格内部充实的两条原则，一是大同归并原则，即把“大同小异”的并入其所属的辞格之中，不能“见有一点细节不同，便把一样的东西看成几样东西”[2]249。二是大异分立原则，即把“小同大异”的分属不同的辞格之中，不能见到有一点细节相同便把两样东西看成一样东西。这实际上与辞格的“立格”和“分格”有关，两条原则结合起来运用，就可以理顺辞格和辞格之间的关系，避免纠葛。关于“例证的充实”和“类别的充实”。“例证的充实”是就个别辞格而言的，即每一个辞格都有“例证的充实”问题，而“类别的充实”则是辞格类聚系统的问题，如新增了哪一类辞格，它对辞格类聚系统有什么影响等等。作者用很多例子充分地论证了这“两个充实”。第五部分“修辞格的特定结构问题”。首先，吴先生从理论上论述了修辞格应该有它的特定结构，认为“作为各种语言共有的修辞格，自然不能没有它自己的结构形式”，接着吴先生论述了个体辞格结构和同类辞格结构的研究问题。如在个体辞格的结构研究中，有用二分法表示一个辞格的内部结构和用代码或公式表示一个辞格的内部结构的情形。在同类辞格的结构研究中，他举例进行了同类辞格的结构分析，阐述了分析同类辞格结构的意义，表明了如何对待辞格结构的态度，指出：“在辞格结构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辞格的结构研究与辞格运用的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应把它们混为一谈。运用辞格以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研究辞格结构应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我们不能把适应题旨、情境单纯理解为内容上的适应，忽略了结构形式上的适应；不能只是欣赏式的研究，忽略形式化、模式化的科学的抽象与概括。如果眼睛里只注意一个方面，而置另一方面于不顾，就会犯偏而不全的毛病”[1]121。第六部分“修辞格的分类问题”。吴先生强调：“给辞格分类，不能为分类而分类，为搞各部分的平衡而分类，而应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并且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系统掌握辞格内部的联系与区别，从而增强运用辞格的能力而分类”[1]123。作者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辞格的分类问题，一是各辞格内部的分类，分析了比喻、夸张、双关等辞格的内部分类问题，一是整体辞格的分类，列举了8种分类法，即①以“作用”或“效果”分，②以语言因素和表现手法的关联性分，③大体依据组织，间或依据作用分，④以语音形式、结构形式、语义因素的有效运用方式分，⑤以语言三要素分，⑥以形式和内容的本质特点或显著特征分，⑦以辞格的特定结构分，⑧以美学标准分。作者提出了辞格分类应注意的七个问题：第一，须是类和类之间范围上具有全异关系，类和类有排他性。第二，须是标准同一，即类和类之间标准上具有同一关系，自始至终地同一，绝不能分到半路分不下去了，以归入“其他类”不了了之。标准同一，不是要求人们都来采用一个标准，可以百花齐放。但不管用什么标准，都必须做到自圆其说。第三，类和类之间在命名上须有一贯关系。第四，类和类之间在层次上须有并列关系。第五，分出来的类和归进去的格应名实相副，不能在归类时削足适履。第六，须能包括现有的一切辞格，如需增设，可随时安插；包括不了的，可另辟新类，但不必改动原有类别。第七，须能便于说明，指导辞格的运用[1]139-140。

第七部分“修辞格与非辞格的关系问题”，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辞格和辞规，首先论述了辞格和辞规的关系，作者认为辞规是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中一部分“消极修辞”的又一个名称，而辞格又是“积极修辞”中的一部分，它们是相对立的，辞规和辞格的关系从语体和语言运用的角度看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辞格可以转化为辞规，它们同等重要。作者还举例分析了列举分承、称谓合体、事象升华、正面释言等辞规。一是辞格与辞趣，吴先生依据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的理论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讨论了辞趣的具体内容。另外，这部分还讨论了辞风、辞格和炼字、辞格与必须方法等问题。第八部分“修辞格的运用与分析问题”。关于辞格的运用。辞格的运用是辞格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吴先生认为“辞格的运用不单纯是技巧问题，也不单纯是训练问题，而是同平时的经验、学识与临时的‘穿微入细，明变知因’的观察密切相关”，所以，经验、学识和观察是辞格运用的先决条件，辞格运用的规律是与修辞总规律相一致的，应该做到适应题旨和情境。从方法上看，可以用“静态法”“比较法”和“联系主题思想”等说明辞格运用的方法。关于辞格的分析。一是要明确辞格的分析原则，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遵循一种体系，其次是以句子为分析单位，再次就是注意层次性。二是辞格的分析方法。包括单格运用的分析、综合运用的分析、复合运用的分析和融合运用、兼用、联合形式的分析等。第九部分“修辞格的基础问题”，论述了修辞格的客观基础、美学基础、心理基础和语言文字基础。第十部分“修辞格研究史的问题”，前面已有专论，这里不赘述。张寿康先生在该书的《跋》中说：

《修辞格论析》一书，既有理论的探讨，也有应用的指导。对“辞格的使用价值”，“辞格的系统性”，“辞格的产生和增建”，“辞格的结构和分类”，“辞规和辞趣、辞风”，“辞格的运用和分析”，“辞格的客观、美学、心理基础”以及“辞格的研究史略”等都有比较详尽的论析，这是士文同志多年钻研的成果，是修辞学园地里一朵绚丽之花。[1]254-255

三《修辞讲话》：一本深化辞格研究的著作

吴先生的另一部专著《修辞讲话》[3]，在辞格研究方面也独具特色。吴先生认为辞格属于“特殊性修辞”，“特殊”就“特殊”在“一是因为这种修辞只能应用在特定的语体——文艺语体和有限地应用在政论的语体之中；而且某些修辞方式往往只适用于某一语体，而不适用于另一语体。二是因为它要求生动有力，除一般性的加工外，还必须用特殊的加工方法，以使语言优美活泼，清新动人，不落俗套，不死气沉沉。”[3]77

吴先生把属于“特殊性修辞”的辞格分为四体：描绘体（描绘对象体），包括比喻、比拟、移觉、夸张等。换代体（换代本事体），包括借代、折绕、反语、双关、象征、飞白、引用等；引导体（引导随从体），包括拈连、对偶、排比、层递、反复、顶真、回文、对比、衬托、设问、错综等；形变体（形变原形体），包括反问、跳脱、仿拟等。吴先生只介绍了25个辞格，比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中的四类38格而言少了一些，对没有涉及的辞格，吴先生做了专门的说明。吴先生认为，修辞格是发展变化的，“修辞格的这种发展变化，也就是能够对过去有人立了的敢于去，对过去没有人立的敢于立。而修辞格的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去的少、立的多。过去从没有人用的修辞格，它们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口语和书面语中。对这种现象不能视而不见，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固然应当尊重前辈的业绩，但对日见增多的修辞格似有建立的必要，以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需要。”[3]168

在和宋振华等先生共同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中[4]，论述“辞格的选用”时，辞格的分类与《修辞讲话》基本相同，分为描绘类、换借类、引导类和变形类，只是小类增加到了38类。值得一提的是，吴先生和冯凭先生共同主编的《修辞语法学》一书[5]在讲到“篇章的组合方式”时，讲了运用比喻等辞格构成的15种篇章组合方式，在揭示修辞的语篇功能等方面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

关于吴士文先生的辞格研究，宗廷虎主编、高万云著《20世纪的中国修辞学（下卷）》中已有详细论述，书中指出吴先生“最大贡献是他对修辞格理论的全面发展和深化。”[6]546这是非常准确的。

参考文献：

［1］吴士文.修辞格论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3］吴士文.修辞讲话［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4］宋振华，吴士文，张国庆，等.现代汉语修辞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5］吴士文，冯凭.修辞语法学［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6］宗廷虎，高万云.20世纪的中国修辞学（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王芳）

Wu Shiwen’s Study on Speech Figure History and Speech Figure

FENG Guang-y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lities,Wuhan 430074,China）

One paper and two books of Wu Shiwen are reviewed.It is thought that Brief History of Speech Figure Study is a paper with guidance significance.Analysis of Speech Figure is a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book，while Discourse on Speech Figure is a book deepening the study on speech figure.It is concluded that Wu Shiwen contributes a lot in the study on speech figure theory，speech figure study history and the systematic study on speech figure，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speech figure system.

speech figure；Wu Shiwen；speech figure history；speech figure

H05

A

1672-8572（2017）03-0074-07

10.14168/j.issn.1672-8572.2017.03.11

2017-04-01

冯广艺（1957—），男，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用修辞、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