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越

（辽东学院团委，辽宁丹东118001）

【文史新证】

徐复观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理论的当代启示

刘越

（辽东学院团委，辽宁丹东118001）

徐复观的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理论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论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传统与现代性的辩证关系、对待西方政治文化的态度以及中西政治文化精华的综合创新等三个角度，分析徐复观的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理论的当代启示。

徐复观；政治文化综合创新；启示

徐复观是一位活跃于20世纪中国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独树一帜”的学者。他政治生活的顶峰是担任过国民党党政军联合秘书处的副秘书长，成为蒋介石所倚重的高级幕僚，但最后因对国民党的腐败与专制彻底失望而从政治转向学术。他始终关怀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的融汇，为此他对中、西方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提出了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的理论。一方面，他主张以西方民主政治来弥补儒家政治思想的局限性，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另一方面，主张以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伦理来弥补西方民主政治的无根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民主政治道路。徐复观所做的努力就是把儒家思想的精华从秦汉后在专制政体的压抑下被扭曲了的儒家思想中析离出来，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精华进行创造性地融合，以开创新的中国政治文化。这一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理论是徐复观政治思想的归结点，也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徐复观关注中国的现实政治，力图重建儒家的政治之道。他立足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来维护传统文化，努力寻求传统与自由的综合创新，这是他对那个时代所作出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吸收和借鉴徐复观政治文化综合创新理论的合理成分，对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动新形势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启示。

一、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性的辩证关系

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对于打破中世纪的思想桎梏，为以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生长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然而启蒙运动是有缺陷的，其中一点就是极端的反传统主义。“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荡除了旧时代许多陈腐落后的东西，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扫清了许多思想文化方面的障碍。但是正如林毓生所指出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陈独秀等把传统文化视为不可分裂的一个整体，没有将传统中的各种复杂和差异的成分进行细致入微地区分和鉴别，从而导致了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彻底否定。

徐复观没有落入陈独秀等人的窠臼。他在熊十力等的启发与影响下，以审视、批判的精神认真、细致、深入地研究了先秦儒家的思想，创造性地发掘并阐释了孔孟思想中的核心价值，即民本主义、德治思想和政治抗议精神。他进而把先秦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这些精华，与秦汉大一统专制制度建立后被压迫、被扭曲了的儒家思想相区别、相析离，从而与其他数位杰出的学者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一起为先秦儒家的思想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使其思想精华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重放光彩。而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是重要的前提，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指出，一般来说，每一代的人都不可能独立地创造出一套关于真理和正义的思想体系，以及判断事物的标准和行为的准则。所以历代的人们都需要继承以往世代的文化遗产。这就意味着，一个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一定要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1]12-21。

政治学家劳伊德·鲁道夫（Lloyd Ruldoph）和苏珊妮·鲁道夫（Susanne Hoeber Ruldoph）指出，当代理论家们往往认为新的事物绝对地优于和要取代旧的事物，而新事物的成长则不需要对传统价值的继承和借鉴，从而把传统和现代性截然对立起来。鲁道夫指出，传统和现代性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渗透，并相互促进对方的转化、变革与更新[2]3。政治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也指出，进步与传统二者之间需要一种平衡。对传统文化带根本性的破坏，却必然会逐渐地削弱以至于瓦解一个社会[3]14。

社会的发展要求创新，可是这种创新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创新不仅要求对某些传统因素的摒弃，同时又要求对于另外一些传统因素的汲取与发扬，也就是所谓扬清激浊。希尔斯指出，在一个特定的传统中，其实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因素。我们需要对不同的因素加以区分和鉴别，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12-21。

徐复观对先秦与专制时期儒家的分析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包含有多种矛盾与冲突的因素或成分的混合体。传统也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不断地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演变的。先秦儒家与专制时期的儒家就有重大的不同，譬如“以德抗位”的政治抗议精神与主张“君臣大义”的判然两途。

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价值，将传统与现代完全割裂与对立，显然失于偏颇[4]63。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极为有害的。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是有目共睹的。盲目的、冲动的、普遍的反传统思潮，很容易引起传统、文化、价值和权威的全面失落，这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著名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刘子健（James T.C.Liu）就曾指出，现代与传统必须经历一种创造性的融合。而20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却盲目地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造成了危机和混乱[5]122。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种“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的心态在中国悄然兴起，“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风气潜滋暗长。忘掉自己的文化根基，对西方文化照单全收和生搬硬套的做法，是缺乏文化自信和丧失自我更新与自我创造能力的表现。忽视和曲解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中国的新文化的创造是极其不利、极其有害的。港台现代化问题专家金耀基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所要求的不是对于传统的毁灭，而是去努力发掘传统中可以在现代社会里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6]8。历史学家、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罗荣渠指出：“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7]39。

徐复观以审视、批判的精神对儒家政治思想进行了剖析，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区别传统文化中的各种不同成分以及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典型范例。徐复观指出，“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精神的起源，人性论学说是人文主义精神萌动、生长和长期发展的结果，德治思想、以人民利益和需求为本位的民本主义以及以德抗位的政治抗议精神，共同构成了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然而，在帝制历史的现实中，宰相制度遭到破坏，法治思想严重缺失，具有政治抗议精神的儒家思想不仅得不到发展，反而与专制政治制度达成妥协。徐复观对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精华与秦汉大一统专制制度建立后被压迫、被扭曲了的儒家思想的差异的研究，以及他的将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相融合的探索，都表明了传统与现代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背景之下，传统文化中固然存在着过时、乃至腐朽的因素，然而也存在着与民主和法治相通相合的精华，而这些精华的部分，又可以弥补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缺陷。这也就意味着，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进而促成双方的转化与变革。

二、对西方政治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从20世纪初叶以来，我国思想界、学术界就存在着一种主张“西化”的重要倾向。近一个世纪年来，这种倾向，绵延不断。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系列专题片《河殇》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代表了一种全盘西化的政治文化思潮。它的作者们主张与落后、僵化的农业文明决裂，要无条件地接收西方的工业文明。然而在事实上，无论是对于西方文化还是对于中国文化，他们都缺乏深入细致地研究和分析，他们的问题恰恰在于错误地理解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当人们急于了解西方、被西方的成就所炫惑时，全盘西化论的主张也就顺势而生了。

徐复观对吸纳西方政治文化表现出开放的态度，但是他坚决反对宣扬民族虚无主义、文化投降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徐复观虽然也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但他却对西方政治文化有着深刻的反省，他要求对西方政治文化加以区分和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决反对通过全盘西化来建设现代中国。而这一点，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综合创新的必要条件。

当前，西化的倾向集中表现为一些人对于所谓“普世价值”的鼓吹。这些人把诸如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等理念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要求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这一切理念和制度在中国不加区分、不加批判、毫无保留地如法炮制。自由、民主、权利等这些概念，抽象地看，似乎有普遍的意义，然而历史地考察，提出这些概念的人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代表着特定群体或阶级的利益的。例如近代经典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亚当·斯密等，都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所主张的自由和权利主要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积聚财产的权利和自由。所以，对这些人的思想，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来进行阐述与剖析，不可以照单全收，否则就会误导青年，甚至是贻患无穷。当年提出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这些理念的人不是抽象的，今天把这些理念说成是普世价值的人也同样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具有特定的政治倾向与目的的。例如，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就积极主张用西方的“普世文明”和“普世主义”来对抗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他曾经坦言：“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当然他也不得不承认，“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8]200。美国原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鼓吹“普世价值”的实质，就是要促使中国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可见，“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特定的历史对象所进行的“西化”和“分化”的思想渗透，是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突出表现，是西方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杀手锏。

然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本质和真相又是什么呢？宣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价值”在西方真的实现了吗？事实上，“普世价值”仅仅是作为一个口号，并且遭受了持久的践踏。一些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劳资对立、贫富两极分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9]。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10]589。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写到：每个人都应平等地享有天赋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1]35。然而在事实上，平等只适用于男性富人，黑人、印第安人、穷人和妇女并未涵盖其中。经过近两百年的苦难与奋争，黑人才在理论上拥有了与白人同等的民权，当然在事实上又是另外一回事。西方的民主与平等是一件昂贵的事业，在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认为，美国民主的本质是1%的人所有，1%的人统治，1%的人享用[12]。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而2013年曝光的“棱镜计划”，更是显示出了公民个人自由权利遭受的威胁。

马克思所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无非是君主国的有产阶级为了夺取君主的权力而让各非有产阶级相信的骗局……劳动者在服从，而不是在指挥；小商人和小业主在劳动，而不是在发号施令；富人到处都由于金钱的影响而在进行统治，并且参加政权，担任官职”[13]58-89。列宁也曾论述到：“资本主义既有形式上的平等，又有经济上的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的不平等”[14]203。“这种民主制度（指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共和制）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只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15]83-84。美国学者凯茨尼尔森与凯索曼也指出：美国的民主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那就是，民主的政治制度要求公民在经济上的平等，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时刻在产生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在生产着贫富的两极分化[16]715，716，719。也就是说，美国公民在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导致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平等。

究其根源，美国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所决定的。所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民主制度中的某些矛盾会相应的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或缓和。然而，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决定了，这一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实现，要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根本无法克服的。

徐复观对西方经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在徐复观看来，经济领域中的自由与平等是存在着矛盾的；而民主与宏观意义上的自由又是以经济的平等为基础的。没有经济方面的平等，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以洛克、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典自由主义者强调资产阶级追求无限财产的权利和自由，是以牺牲劳动者的权利和自由、牺牲平等和分配正义为代价的。徐复观指责资产阶级在借助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战胜了君主、贵族阶级以及上层的僧侣阶级之后，便忘记了自身被以上三种统治阶层压迫的痛苦，转而视下层人民群众为任人驱策与奴役的下等人，这是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分不开的。此外，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在由各种利益群体在相互竞争而形成的均势与平衡的基础之上，这种民主制度的建立，缺少了政治家与公民的“道德的自觉”这样一种思想与精神方面的坚实的基础。所以徐复观在看到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缺少民主和法治，需要向西方政治文化进行借鉴的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经典自由主义以上的缺陷，主张对西方政治文化要进行一种“扬弃”。所谓“扬弃”，就是要既克服、又保留，也即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比那些主张无条件接受所谓“普世价值”的人们，高明了不知多少倍。

三、中西政治文化精华的综合创新

“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三种最主要的思想派别，即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家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综合创新派”。“综合创新派”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创造性地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从而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张岱年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张岱年认为，应当在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灵魂的主导下，来对中西文化两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合时代需要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17]253-254。对综合创新这一文化建设理论思路，方克立的表述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西文化以审慎的态度进行分析与鉴别，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我为主，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新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18]302-303。

张岱年与方克立对于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所表述的思想原则是一致的，都是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灵魂、理论原则的指导下，以审视批判的精神，以开放的胸襟，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然后扬清激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融汇众长的基础上，来创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的中国文化。而在这一点上，徐复观与张岱年等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徐复观目睹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专制与腐败，感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这样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必须要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在经济方面，他主张在抗战后实行土地改革，解除农民的苦难。在政治上，他主张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在战后建立联合政府。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政治的弊端，他认为中国必须以审视、批判的态度研究西方政治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学习和借鉴西方民主与法治方面的可取之处，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相融合，来开创新的中国政治文化。

徐复观在青年时代曾以极大的热情学习与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利用日本的条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研究。由他组织的“群不读书会”，专门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他自己曾坦言，马克思主义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他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弥补了他从青年到壮年一段精神上的空虚。在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赴延安任少将联络官的半年时间里，徐复观又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有过交往与晤谈。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有一次徐复观与其他一些国民党军官在西安听周恩来做报告，其间他不禁向身边的同事赞道：“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他还赞扬延安的整风运动，称延安“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令人敬佩”。实际上，他已预感到中共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都是难以避免的。这些都说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态度和倾向。回顾一下他对于经典自由主义之资产阶级倾向的深刻批判，就更可以判定马克思主义在他思想深处的影响与地位。近些年来，在张岱年关于中国文化“综合创新”思想的启迪与影响下，不少学者也相继提倡“中、西、马”思想精华的创造性融合，而徐复观先生实际上亦当被视作这一思潮的先驱。

列宁在其著名的《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对于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一切，马克思“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19]299。列宁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9]299。列宁的如上论述实际上是意味了文化的综合创新的方向。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建设，必须要批判性地汲取人类历史上各个阶段、在各个地域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然而这种汲取必须是有原则的，批判性的。

徐复观在肯定西方资产阶级在与专制王权斗争时伸张民主和自由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又明确指出民主和自由是以经济的平等为基础的；没有经济方面的平等，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他批评以洛克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资产阶级积聚财产的权利和自由，是以牺牲公平正义和劳动者的权利与自由为代价的。由此可见，在徐复观这里，文化的综合创新是有原则的，而不是折中主义的调和。在任何历史条件下，社会的进步都必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复杂的过程。政治文化的创新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创新不仅要求对某些传统因素的摈弃，同时又要求对于另外一些传统因素的汲取与发扬，这是一个扬清激浊、去伪存真的过程。这要求我们对于中西政治文化中各种不同的、相互矛盾与冲突的因素的分析与鉴别，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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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孙希国）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Hsu Fu-kuan’s Comprehensive Politicalcultural Innovation Theory

LIU Yue
（Youth League Committee，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Dandong 118001，China）

Hsu Fu-kuan’s comprehensive political-cultural innovation is the core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In this study，the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Hsu Fu-kuan’s comprehensive political-cultural innovation thought is studied from perspectives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the attitude to western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of Chinese-Western political-cultural essence in the light of the Marxist theory.

Hsu Fu-kuan；comprehensive political-cultural innovation；enlightenment

I109.5

A

1672-8572（2017）03-0023-07

10.14168/j.issn.1672-8572.2017.03.04

2017-04-25

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重点课题（2016ZD028）；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W2015163）；辽宁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GXDJ2015-B119）

刘越（1980—），女，黑龙江鸡西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西政治思想史与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