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平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阳550000）

【辞赋研究】

从《汉志·诗赋略》看赋之渊源

赵金平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阳550000）

班固执持《诗》学经义观念，推衍赋为古诗之流，后世论赋缘起者承之并有所发挥，形成“诗—骚—赋”的流变体系，障蔽和模糊了赋体文学与楚辞的直接流承关系，并且将赋的批评纳入诗教的范畴，已偏离了“赋”的本义，疏离了赋体文学的本真，赋非自《诗》始。《诗赋略》“赋分四家”预示了赋的渊源，揭示了赋体文学定型过程中对其他文体因素的借鉴和吸收，故赋渊源于楚辞，宋赋承之，开启汉赋之制，在“骚—赋”嬗变过程中又吸收先秦隐语、战国散文及民间文学等文体因素入赋，赋体文学在汉代逐渐成熟并走向兴盛。

《诗赋略》；赋；分类；渊源

今本《汉书·艺文志》是班固以刘氏父子的相关著述为基础，“今删其要，以备篇籍。”[1]卷三十，1701修订而成，其中《诗赋略》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客主赋（杂赋）之属及歌诗五类。《汉书·艺文志》作为史志目录书，其分类旨在辨别学术源流，又刘氏父子、班固皆是博学之士，亦是赋家，其对赋体分类必分类例，皆有依据。前人论述大抵集中于推测或考述《诗赋略》赋体类分的依据，如章学诚将屈原、陆贾、荀卿之属“定为三家之学”[2]76，姚振宗、刘师培等承其说，今人亦以不同标准论赋之分类，如汪祚明分“赋”三种[3]80-83，伏俊琏“赋分四家”[4]166-182等。或论述其目录学价值及其对后世文体观念的影响等，如何新文以《诗赋略》为文学目录之开端，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发展”[5]57-61等。同时论赋渊起者，大抵皆从《诗赋略》中生发，莫不从此出，主要有《诗》源说、诗骚说、隐语说、战国散文说等，前二者源流说一直占据主要地位，自班固《〈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6]卷一，1，后世如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颜之推、白居易、刘熙载等，乃至现当代的许多评论家如朱光潜《诗论》：“就体裁说，赋出于诗”[7]40等皆承此说，逐步在理论批评中将赋纳入“诗—骚—赋”的流变体系，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8]卷二，134等。而隐语说，如清王闿运明确提出赋：“即今谜也，亦隐语”[9]545，朱光潜等承此说。战国散文说，如刘师培《论文杂记》言：“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盖溯源于纵横家哉！”[10]129等，今人论赋渊起者亦有发挥此说。众家之说，或各执一端，或撮合诸说，然多囿于“诗—骚—赋”的流变体系，或以赋在后世流变衍生之一体论渊起等。今据《汉志·诗赋略》所载内容及前人研究成果，通过《诗赋略》赋体类分来揭示和论述赋之渊源，认为“诗—骚—赋”的流变体系，模糊和障蔽了赋体文学与楚辞的直接流承关系，而战国散文、先秦隐语、民间文学等并非赋之渊源，只是在“骚—赋”的嬗变过程中对赋体文学有影响。

一、诗义的推衍：“诗—骚—赋”的流变

《汉志·诗赋略》单列“歌诗”一类与“赋”别类，认为“歌”者为诗，在“诗”前冠以“歌”，不“歌”者为赋，即“《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1]卷三十，1755以“歌”与“不歌”来简单区分诗赋，自有其局限和不足，但于文体辨别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班固在《诗赋略》中历时性地勾勒了诗赋分流及赋之兴起：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列为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

之赋作矣。[1]卷三十，1755-1756

同时，在《〈两都赋〉序》中明确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6]卷一，1的观点，亦以诗消赋长来论述赋之兴起流变：“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6]卷一，1至武、宣之世赋作大盛，“兴废继绝，润色鸿业。”[6]卷一，2继而文学侍臣、公卿大臣，日月献纳或时时间作。至孝成之世，“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6]卷一，3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一是认为赋承继了诗的功用，即“风谕之义”。诗消赋兴，赋承担了诗的“风谕之义”，“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咸有恻隐古诗之义。”[1]卷三十，1755-1756认为赋乃：“《雅》《颂》之亚也”[6]卷一，24。同时认为诗与赋的功用在不同时期各有消长，“春秋之后”至“孝武立乐府”期间，诗消赋长，孝武之世，乐府诗的兴起使诗的功用有所长，即“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1]卷三十，1756二是“献赋”乃“采诗”“献诗”传统的承继。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1]196。又《毛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2]卷一，9-10但由于德政的丧失，致使“采诗”“献诗”的传统丧失，故通过“献赋”来规劝统治者，即《〈两都赋〉序》中言语侍从之臣的“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及公卿大臣的“时时间作”，其功用“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6]卷一，3，同时指出后世赋家之作未能达到风谕的效果。三是提升赋体文学的文学地位，肯定其价值。班固认同“赋者，古诗之流”的观点，亦视汉赋为“雅颂之亚”，可见其对赋的文学地位的肯定。汉初赋家地位不高，多为文学侍臣。“有类俳优”，即使至东汉，大辞赋家扬雄认为作赋乃“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13]卷二，4，班固提出赋源于古诗，犹后世称“词”为“诗余”理同，都有提高新的文体文学地位的因素，同时也说明了班固对赋体文学及其在汉代取得成就的认同，“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6]卷一，3班固对汉代赋体文学地位和价值的肯定是基于对汉赋创作实际情况考量后的论断，是可取的。四是“诗教”观念在赋学批评中的要求。“诗教”在周代极其尊崇，是周人治国理政、礼乐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别贤不肖而观盛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4]卷五十八，1903。至汉代，尤其是“独尊儒术”以来，《诗》被尊为“六经”之首，加之汉代经学昌盛，使“诗教”观念深入人心，在赋学批评中集中展现为“讽谏”的功用要求。由此可知，班固等人推衍“赋者古诗之流”，是在儒家诗教视野下对汉赋的批评，将赋的批评纳入《诗》学的批评系统中。后世论赋缘起者，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自诗出，分歧异派。”[8]卷二，136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论赋：“追其系统，三百篇其百世不迁之宗矣。”[15]303刘熙载《艺概·赋概》：“赋，古诗之流。古诗如《风》、《雅》、《颂》是也。即《离骚》出于《国风》、《小雅》可见。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16]409-410等，亦将赋追溯为《诗》义的延续及其功用的再发挥，使“赋学理论的历史罕能摆脱《诗》学经义的牵缠”[17]45，形成“诗—骚—赋”的流变系统，却障蔽和模糊了赋体文学真正的源头。

二、赋之渊源："骚—赋"的嬗变

《诗》与骚在创作主体、体制、崇尚、旨趣、造语及情感等方面是不同的：其一，创作主体及主体意识不同。《诗》的创作主体众多，主体意识模糊，而骚的创作主体是独立的个体，且作家意识较为鲜明。其二，体制不同。骚体较之《诗》四言短制、反复咏叹，篇幅更长，为其铺陈更多的名物、敷衍丰富的故事等构造了广大的维度，如《离骚》将动物如鸾皇、飞龙、鸷鸟、鸩鸟等，植物如秋兰、蕙茝、芙蓉、秋菊、杜衡等，神灵如宓妃、丰隆、巫咸、帝阍等，地方如苍梧、白水、崦嵫等，故事如尧舜、高阳、后羿等结构于一体，敷衍为长篇，情事杂沓，是《诗》四言短章不能驱使的。其三，崇尚旨趣不同。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批评《离骚》不合乎经义：“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8]卷一，46-47指责《离骚》名物“诡异”，物事“谲怪”，情志“狷狭”，娱乐“荒淫”，却正是道出《离骚》与《诗经》的不同，其“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18]49-50，与儒家经义的偏离招致经学家的批判，而这恰恰反映了《离骚》相对于《诗经》的独特性。其四，造语殊异。《诗》之造语贵含蓄蕴藉，四言一句，反复咏叹，寓于比兴，而骚之用语多称虚无，一句之内的名物罗列亦精心构撰，成为独具特色的“骚体”。其五，情感抒发不同。程廷祚《骚赋论》言：“骚则长于言幽怨之情，而不可登清庙。”[19]774《离骚》的怨怼激怒之情与《诗》的寓于比兴之情尤其是被尊为儒经之后的“怨而不怒”之情殊异，一者是作为宗族一员的屈子在宗庙社稷崩塌之际的怨怒悲愤，一者是众多主体包括下层人民、官吏等寓于比兴的有限度的情感抒发。另外，《国语·周语》中召公谏厉王语：“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师箴，瞍赋……”[20]11，《毛传》：“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12]卷三，259，郑庄公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21]15士蒍赋“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21]304等，其中言“赋”者皆是赋诗、诵诗之义，不是赋体文学。由此可见，楚辞在《诗》外“别立一体”，并不能成为“诗—骚—赋”流变的重要环节。

“诗—骚—赋”的观念，是基于《诗》义的推衍，而楚辞在《诗》外的“别立一体”，表明“诗—骚”的直接承袭特征并不十分明显，而“骚”与“赋”的直接承袭与嬗变却是十分显著，在这个过程中，宋玉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赋体文学要在铺陈，于博大广阔的空间里广托名物，凭虚构象。赋，《说文·贝部》：“赋，敛也，从贝，武声”，段玉裁注谓“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22]282，又“赋者，铺也”[8]卷二，134，“赋者，布也”[23]55，“敷布其义谓之赋”[24]卷六，99-100等，可知赋者，具有博大、铺陈、罗列（布置）等义，刘熙载鉴于此，故言“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16]411赋的铺陈空间和叙述维度广大，是《诗》不能驱使的，诗三百之体制将物事局限于短章之内，加之反复咏叹，不能展现事物的完整过程，亦不能铺陈一物的所有情状，故《诗》六义之“赋”，敷陈物事亦多限制，未能获得足够的空间。但是赋与骚体文学在创作主体及作家意识的鲜明、体制的广阔、崇尚旨趣的趋同等，表明了“骚—赋”的直接流承，《诗赋略》“屈原赋之属”中的骚体赋或拟骚体赋乃是直接源于楚辞，且在后世因循发展、流变，经久不衰，但是“屈原赋之属”中的司马相如等，似不应归属“屈原赋之属”，而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并未注意到“屈原赋之属”的作品排列大致是按照时间前后，这表明从屈原到汉初诸家的赋作已然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关键在于宋玉赋，这也就是姚振宗所谓“此二十种大抵皆楚骚之体，师范屈、宋者也”[25]1644，不仅仅是模拟屈骚，亦师范宋玉赋。宋玉赋直接承袭了屈骚，主要表现在其广托名物、铺陈夸饰等特点，然亦有新变，由主情向主物过渡，重物少情，不再有怨情怒怼，同时在篇章句式等方面也有变化，完成了楚骚到汉赋的过渡，是赋体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捩。这也正是易闻晓先生认为汉赋作为“一代文学之制，汉赋的直接传承乃在屈骚宋赋的《楚辞》传统。”[17]46的关键所在。

三、借鉴与融合：其他文体因素的影响

在“骚—赋”的嬗变过程中，除了宋玉赋的因循与变化，还借鉴和融合了其他文体因素，《诗赋略》中“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以及“杂赋之属”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其他文体因素对赋体文学的影响。任情使才、恣意逞词的战国散文，设辞问对、巧言状物的先秦隐语，驳杂通俗、诙谐调侃的民间文学等文体因素，在赋体文学成型过程中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战国散文说”认为赋渊源于战国诸子或纵横家言，如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将战国策中的《楚人以弋说顷襄王》《庄辛说襄王》收入“辞赋类”，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略第十五》：“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26]117，认为“假设问对”“恢廓声势”“排比谐隐”“征材聚事”的诸子散文对赋体文学的形成有深刻影响，其不限于从韵文即《诗》《赋》的角度去探讨赋体的形成，对研究赋体文学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但后世以张氏的观点论证赋渊源于战国散文却是歪曲了其本义。而章太炎、刘师培均主张赋源于纵横家，如章太炎《文学说例》：“纵横出自行人，短长诸策实多口语，寻理本旨，无过数言，而务为纷葩，期于造次可听。溯其流别，实不歌而诵之赋也。”[27]229以纵横家言为赋之先导。刘师培《论文杂记》说：“然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盖溯源于纵横家哉！”[10]126-129对此，马积高先生认为：“刘氏谓周时行人之官与诗的关系密切，信而有征；谓行人流于纵横，则似是而非，二者实为不同时代的两种不同性质的人物，只是纵横家有时亦兼充使命之职而已。”[28]7考察《诗赋略》“陆贾赋之属”诸赋家，从其身份或从事的事业等而言，或为善辩博学之士，或为文学侍从之臣，大抵皆能言善辩、善著辞赋，其赋作亦有纵横家之遗风。陆贾乃汉初纵横之士，其赋深受纵横之风影响无疑。汉初中央王权虽已建立，但尚有分封的诸侯王，纵横游说的策士尚有施展的空间和机会，故纵横之风颇盛，如淮南群臣、梁园宾客等。陆贾在汉初社会地位不低，又是谈辩之士，故其赋在后来多有拟作，皆有纵横之风，故此类赋以陆贾赋统属。其后诸位赋家，如枚皋、庄怱奇、严助、朱买臣等皆是文学侍从，《汉书·严助传》载：“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膠仓、终军、严怱奇等，并在左右。”[1]卷六十四上，2775等。就赋家作品而言，《文心雕龙·才略》：“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8]卷十，698可知《孟春赋》为陆贾赋三篇之一，其文辞辩丽恣肆。其他赋作今惟存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艺文类聚》），扬雄《蜀都赋》《反离骚》《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酒赋》《逐贫赋》《太玄赋》《解嘲》《解难》《赵充国赋》《剧秦美新》等十三完篇，其余仅存数句佚文或篇目。“司马迁赋八篇”[1]卷三十，1749，其余七篇已佚，其《悲士不遇赋》虽主情但亦为骋辞之作，观其《史记》之文，纵横侈丽，其赋为文亦或近于纵横。扬雄赋存世较多，其《羽猎赋》《长杨赋》等，多富丽之词，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讬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迴环自释，颇亦为工。”[8]卷三，254-255其《解嘲》《解难》亦摛文骋辞，诙谐戏谑，与枚皋等“为赋诵，好嫚戏”[1]卷五十一，2366相类，故与枚皋等同列陆贾赋。“陆贾赋之属”深受战国辩说之词的影响，顾实指出：“陆贾赋之属，盖主说辞者也。”[29]177可谓中的。“陆贾赋之属”以陆贾赋扣其端，又条列拟陆贾赋或赋风与陆贾赋相类者于其后，如枚皋、朱买臣、严助等文学侍从皆承袭陆贾赋风，多是逞词之赋，赋风辩丽恣肆，可见战国散文对赋体文学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

“隐语说”始于清王闿运，其《湘绮楼诗文集·论诗文体式〈答陈复心问〉》曰：“赋者，诗之一体，即今谜也，亦隐语而使有人自悟，故以谕谏。……庄论不如隐言，故荀卿、宋玉赋因作矣。”[9]545故他认为“赋以荀卿为正体”，而以屈原之作为“词赋”，别为一体。近人朱光潜、方师铎、徐北文、张志岳等亦主此说（见朱氏《诗论》第二章，方氏《传统文学与类书的关系》、徐氏《先秦文学史》、张氏《先秦文学简史》）。又有以《文心雕龙·谐隐》：“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荀卿蚕赋，已兆其体”[8]卷三，271及《诠赋》中“荀结隐语，事数自环”[8]卷二，135诸语论赋与隐语之关系，其实刘勰之意乃是荀卿略师隐语之法作赋，并未言赋源于隐语。且观照《左传》《战国策》中涉及的隐语而言，多二三言，造语简质，与赋之韵语及尚铺陈等特征殊异，故章炳麟论荀卿赋“诗与赋未离也”[30]122，赵维烈《历代赋钞·凡例》谓荀卿赋：“纯用隐语。君子盖无取焉。”[31]，皆言荀卿五赋未脱诗语和诗意，虽名为赋，但并不是赋。若以赋之“体物”与隐语之“巧言物色”相类，赋之“问对”与隐语之“问答”相似，赋之“娱乐”与隐语之“诙谐幽默”相通等断定隐语为赋之渊源，犹欠考虑，而诸子散文如《庄子》等已有假设问对，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亦颇近谐言等均预示了隐语并非赋之渊源。《诗赋略》“荀卿赋之属”今惟存荀卿赋，可知其设辞问对、巧言状物等对后世赋体文学的创作是有某种影响，但是并非赋之渊源，关键在于其体制及未脱诗语等特征与赋体文学殊异。

“杂赋之属”所列赋作皆亡佚。除“客主赋十八篇”“隐书十八篇”，其余各类皆冠以“杂”字，伏俊琏《〈汉书·艺文志〉“杂赋”考》考证“杂”有三层含义，分别为“总共”“驳杂、不纯正”（“与‘正’相对”）以及杂糅之意[32]30，故“杂赋”乃是众多赋的汇集，内容驳杂、通俗或极具娱乐性，与前三类赋作相比，缺少“雅正”或“风谕之义”，应是民间演诵之作或脱胎于民间演诵之作的通俗赋，抑或是文人创作的调侃愉悦之作。胡应麟在《诗薮》中认为杂赋：“盖当时类辑者，后世总集所自始也”[33]卷一：255，章学诚、刘师培皆踵此说且有所发挥。顾实曰：“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者与？”[29]183至于“客主赋十八篇”，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此十八家以大杂赋居其末，则以前九家皆刘勰所谓小制之区畛可知也。”[25]1649“隐书十八篇”，刘天惠《学海堂集·文笔考》：“诗赋家有《隐书》十八篇，盖隐其名而赋其状，如射覆之类。”[34]110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杂赋有《隐书》者，传曰：‘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与纵横稍出入。淳于髡《谏长夜》一篇，纯为赋体，优孟诸家顾少耳。东方朔与郭舍人为隐，依以谲谏，世传《灵棋经》诚伪书，然其后渐流为占繇矣。管辂、郭璞为人占皆有韵，斯亦赋之流也。”[30]128-129可知，“客主赋”“隐书”或为无关讽谏的小赋，或为滑稽诙谐之言，或为占卜繇辞。故“杂赋之属”，或为民间寓言故事，或为滑稽谐隐之言及占卜谣辞，或为日常描写动植物无关讽谏的小赋，抑或是民间讲诵文学，此类赋作是后世俗赋等的滥觞，或孕育于民间文学，然无作品传世，只能作为一种推断和猜想，不能以此论赋之渊起。

结语

论赋渊源，要扼其大者，其旁支末梢可资参照，不能作为论述主体，否则就会关注小节，而失其大者，更为关键的是在谈论赋的渊源时，会误入歧途，不能溯其正流，亦不能探其渊源。若以敦煌遗本中的俗赋《燕子赋》《韩朋赋》《丑妇赋》等为研究对象探讨赋之渊源，就不可能探究出赋体文学真正的渊源，因为此类俗赋是赋体文学在后世流变过程中的一体而已，岂能以偏概全。赋之正体乃是汉大赋，当据此追溯赋之渊源才能探得其正源。通过《汉志·诗赋略》，并考察文本，参照前人诸多论述可知，班固等人立于《诗》义本位的立场推论赋的渊源，用诗学的观念对汉赋进行批评，将赋纳入“诗—骚—赋”的流变体系，然《诗》与骚、赋在体制、崇尚、旨趣等方面的殊异，表明赋非始于《诗》。而于《诗》外“别立一体”的楚骚，因其长篇巨制、广托名物、怨怼激怒等特征及鲜明的创作主体意识等导源了赋体文学的诞生，宋玉赋承之，既有因循又有变化，后世赋家或师范屈原，或效仿宋玉，在由骚到赋的嬗变过程中，亦借鉴和融合了其他的文体因素，开启了汉赋之制，使赋体文学在融合和探觅中不断发展。

［1］［东汉］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3］汪祚明.《汉书·艺文志》“赋”分三种新探［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9（5）.

［4］伏俊琏.《汉书·艺文志》“赋”分四家说［J］.中华文史论丛，2003（76）.

［5］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发展［J］.湖北大学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

[6］［梁］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朱光潜.诗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

［8］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9］［清］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院，1996.

［10］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M］.舒芜，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3］［汉］扬雄，著.［晋］李轨，注.法言注［M］.上海：世界书局印行，1935.

［1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5］［清］王芑孙.读赋卮言［M］∥王冠，辑.赋话广聚：第三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6］［清］刘熙载，撰.艺概注稿［M］.袁津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17］易闻晓.汉赋“凭虚”论［J］.文艺研究，2012（12）.

［18］［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M］.白化文，许德楠，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清］程廷祚.骚赋论［M］∥王冠，辑.赋话广聚：第三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0］徐元诰，撰.国语集解［M］.王树明，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2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2］［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3］皎然.诗议［M］∥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24］［汉］刘熙.释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5］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M］∥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上海：开明书店，1937.

［26］［清］章学诚.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7］章太炎，著.朱维铮，点校.訄书重订本·订文第二十五［M］∥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8］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9］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0］章太炎.国故论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1］赵维烈.历代赋钞［O］.上海：上海图书馆藏，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32］伏俊琏.《汉书·艺文志》“杂赋”考［J］.文献季刊，2003（2）.

［33］［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4］［清］刘天惠.学海堂集·文笔考［M］∥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十三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王芳）

Origination of Fu:a Perspective of Shi Fu Lue in Han Zhi

ZHAO Jin-ping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tature，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0，Chian）

Ban Gu and some researchers in later generations thought there was a evolution of Shi-Sao-Fu，by which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u-style literature and Chu Ci was blocked and blurred.They brought the criticism of Fu into the scope of poetic civilization，deviating the original sense of Fu and alienating from the essence of Fu-style literature.The four types of Fu in Shi Fu Luein Han Zhi indicate the origin of Fu and reveal the reference and absorption of Fu to other stylistic factors of literary forms.It is concluded that Fu derived from Chu Ci.Song Yu inherited Chu Ci and opened the system of Han Fu.In the process of Sao-Fu transmutation，many Fu writers learned from some factors such as argot of the Pre-Qin period，prose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d folk literature.These made Fu come to maturity and further thrive in the Han Dynasty.

Shi Fu Lue in Han Zhi；Fu；classification；origination

I207.224

A

1672-8572（2017）03-0001-07

10.14168/j.issn.1672-8572.2017.03.01

2017-02-20

赵金平（1988—），男，甘肃平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两汉魏晋南北朝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