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礼与游乐：汉代畋猎赋的双重导向

2019-01-17易竹溪

中州学刊 2019年12期

易竹溪

摘要：蒐礼在其仪式化的外表下保留了讲武的功用，但帝王借蒐礼行游乐之实，就是游猎，汉代最为频繁，这是汉大赋游猎题材兴盛的现实基础。汉大赋铺陈畋猎，可以视为《诗·小雅·车攻》主题的异代传承，而赋体“凭虚”铺陈的体制特点和扬采摛藻的颂扬倾向导致畋猎题材的极度敷写。但帝王游猎及其大赋铺写引起经学视角的批评，经学崇礼的要求导致汉大赋畋猎铺写的反思和转向，不仅表现为游猎铺陈“曲终奏雅”的结构紧张，而且导致汉大赋畋猎铺写的消减，有悖大赋铺陈的体制要旨，并形成递进反思和超越的结构模式。

关键词：汉代畋猎赋;崇礼;游乐;赋体;经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2-0152-06

南朝萧统《文选》收梁以前赋，有“畋猎”一类，汉代选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长杨赋》《羽猎赋》。汉大赋未归入畋猎者，如枚乘《七发》、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实际上都涉及畋猎的内容。马融《广成颂》《上林颂》虽以颂名，但实为赋体，《文选》未收，今存《广成颂》专写畋猎。游猎是汉大赋的主要题材之一，“两汉以降，鸿裁间出，凡都邑、宫殿、游猎之大，草木肖翘之细，糜不敷陈博丽，牢笼漱涤，蔚乎巨观”①。

一、蒐礼形式与游乐之实

《文选·畋猎上》解题云：“郑玄《礼记》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厨之用。《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马融曰：‘取兽曰畋。”②“三田”即天子诸侯一年举行三次礼仪性的狩猎，具体指春蒐、秋狝、冬狩③，或统称为“蒐狩”“蒐”④。《文选》解题，一般是阐明该类赋的选取标准。这段文字选择礼学文献以为解说，目的是将此类作品纳入礼仪文学的框架之内。在萧统看来，《文选》五篇畋猎赋都是关于蒐狩题材的作品。这影响到后人的看法，如清代陈元龙《历代赋汇》收畋猎赋10篇，都归于“蒐狩”一类。

人类在原始时代，劳动生产以狩猎为主，这是部族食物的主要获取方式。当然原始的狩猎是在森林里，“畋猎”是人类进入农耕文明社会的行为，但多半已失去生产劳动的功用，而演变为一种仪式化和娱乐化的操作。前者在周代进入礼制的范囿，后者则变成君主游乐的方式，只是仍然要借重礼制的口实。

人君的狩猎之于礼制，就是蒐狩，在其仪式化的外表下亦保留了武备的功用，对于兽类杀伐的狩猎活动正好可以用作与敌国交战的训练，借以保持战斗的警惕、克敌的精神和必要的武力，这可视为原始狩猎活动的功能转化。《左传·隐公五年》：“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⑤“讲事”就是讲武，按照天时四序具有一定的成例。《穀梁传·昭公八年》：“秋，蒐于红。正也。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⑥这是蒐狩作为军礼的确切证明，因此“蒐”字就附带了检阅军事演习的意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齐社，蒐军实，使客观之。”杜预注：“祭社，因阅数军器，以示薳启疆。”⑦又《国语·晋语四》“乃大蒐于被庐，作三军”⑧，“蒐”也是阅军。游猎、游畋则指向娱乐性质的畋猎活动，在儒家经典的叙述中，它们往往与人君的淫逸、政治的衰败相关联。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叙太康之败：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⑨

太康耽于游畋，不体国事，终为后羿所灭。但后羿夺政后，仍然过度游畋，“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⑩。商王也好游猎，因此，《尚书·酒诰》谓“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B11。《尚书·伊训》指责商王太甲时“惟逸”说：“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B12

“惟逸”指“游乐”，“游畋”是“惟逸”的表现之一，被斥为“淫风”，虽为训诫，但也必定有所针对。刘兴林指出，商人畋猎并非军事训练和治兵手段，仅以游逸为目的B13，这显然是受经典叙事的影响。

狩猎在周代被纳入礼制的范囿，这就是蒐礼。在周代制度基础上加以理想化设计的《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了蒐礼的过程，其中重在对战阵之法演习的叙述，至于畋猎的过程则一带而过。《诗·小雅·车攻》写天子的蒐礼，关注的重心却在狩猎的场面，“徒御不惊，大庖不盈”诸语还隐隐透出旁观者的喜悦心情。这本是诗、礼着墨的不同，但也由此引出解读的差异。《毛序》谓此诗写“宣王復古”B14，孔颖达《毛诗正义》则读出“人君游田，或意在适乐”B15的意思。对于统治者的畋猎游乐，历来不乏激烈的批评。如果说前面《尚书》所举，是周人对于历史的反思，那么周人的泛泛之言，恐怕就是对于当下的批判。《老子》第十二章说：“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B16据此可知，对于游猎之乐的耽好，恐怕是贯通整个周代贵族社会的普遍现象。

汉代游畋活动最为频繁，文帝、景帝、武帝等帝王皆好游猎。文帝时任博士的贾谊在《论治安策》（又题《陈政事疏》）中谏曰：“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B17由此可以推知文帝之好游猎。景帝好猎，则见于《汉书·文三王传》：“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舆驷，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则侍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着引籍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亡异。”B18武帝最好畋猎，《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了武帝夜间微行游猎的情况：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已。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称平阳侯。旦明，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驰骛禾稼稻秔之地。B19

对于武帝之好畋猎，司马相如曾上《谏猎书》进谏道：“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B20

汉代帝王未必都好“自击”野兽，较多的是临台观猎。班固《汉书·枚乘传》记《甘泉赋》缘起，谓“从行至甘泉……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B21。《汉书·外戚传》谓“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B22。赋家为了在畋猎赋中达到观猎的效果，利用摹状手法，让汉代帝王观赋如同观猎，精神亢奋。汉赋的摹状，古称“事形”之法。“事形”之法需以实物为必要前提，注重刻画名物，达到形似的效果。古人常以画喻赋，因为画更能形象而直观地表现现实事物，而赋因其摹状所达形似的效果，令接受者如同观画一般，达到精神的愉悦。

汉代“言语侍从之臣”作赋，“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尽管意存风谏，但实际上却是悚动人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上读《子虚赋》而善之……乃召问相如”B23，相如认为《子虚赋》述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赋》奏之，天子大说，以为郎，盖所遇甚幸;又“奏《大人》之颂”，而“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B24，虽“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B25，但只是曲终奏雅。朱熹《楚辞集注》谓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约，能谄而不能谅，其《上林》《子虚》之作，既以夸丽……渔猎又泰甚，然亦终归于谀也”B26，都是由于人主的喜好。帝王的喜好极大地推动了汉大赋的兴盛，游猎是汉大赋的主要内容，帝王的游猎活动则是畋猎赋所取题材的现实基础。

二、赋体颂用的“凭虚”特征

从文学的演变来说，汉大赋铺陈畋猎，可以视为《诗·小雅·车攻》主题的隔代传承。当然，这一题材兴盛更主要的原因是当世君主的喜好。大赋“凭虚”铺陈的体制特点和扬采摛藻的颂扬倾向导致畋猎题材的极度敷写。按照易闻晓的研究，汉大赋铺陈具有“凭虚”的特征，“大赋‘凭虚，要在铺陈，其本质要义是显示炫耀，其叙述视角则假托虚拟，其主导倾向为夸丽藻饰，其虚夸目的在悚动人主，其才学施为在虚设空间，其铺排充实在名物事类，其祖述取用在殊方异物”B27。这种“显示炫耀”“假托虚拟”和“夸丽藻饰”，都具有“颂”的倾向，赋家赋写一地一事一物，本质上都是夸饰、炫耀、颂扬，必将所写对象颂扬至极，并使作者才学极度发挥。赋体必出于颂扬，这就是“赋体颂用”B28，表现为“凭虚”铺陈的夸张丽藻。当然，这种铺陈首先在于汉大赋大题巨制的巨大包容性。正如司马相如所言“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较诸《诗经》篇章的体制短小和分章合乐，汉代大赋更能容纳包括畋猎的铺陈。试比较《诗·小雅·车攻》和司马相如《上林赋》的畋猎描写。《车攻》云：

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

田车既好，四牡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

之子于苗，选徒嚣嚣。建旐设旄，搏兽于敖。

驾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会同有绎。

决拾既佽，弓矢既调。射夫既同，助我举柴。

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驰，舍矢如破。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闻无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B29

《毛序》说此诗，指向周宣王对“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B30的蒐狩古礼的恢复。《墨子·明鬼篇》谓“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B31，可证其事。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盖此举重在会诸侯，而不重在事田猎，不过籍田猎以会诸侯，修复先王旧典耳”B32。诗用赋的手法敷陈周宣王“复会”诸侯以“重举”“旧典”之礼，当然出于礼制的规定，其“籍田猎以会诸侯”亦当合于蒐狩之礼。但正如孔颖达所谓“人君游田，或意在适乐”B33，复会诸侯当然不会没有仪仗和获猎的荣耀，《车攻》中意气膺扬的描写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一点。《诗经》中不乏涉及畋猎之篇，但《车攻》之篇场面宏大，敷陈周宣王田猎会同诸侯的整个过程。全诗八章，前四章写“修车马，备器械”的仪仗声势，第五、六、七章写畋猎的过程，第八章总结议论，实际上是写军事训练，炫耀武力，慑服各国。由于分章合乐，各章所写及句式、语词重叠，造成回环往复的声韵效果。全篇虽言为“赋”，但分章合乐的歌咏显得有些颠三倒四，四言两句的句式缺乏后世五、七言诗的精练整饬，显得有些拖沓散缓;有时为了凑合四言的“足二”“足四”现象B34而多用虚字，也显得有些散漫。这些体制特点影响到“赋”作为表现手法的运用，分章合乐的颠倒重叠妨碍了全篇一顺到底的敷陈，语词的重复和虚字的无义凑句则占據了不少篇幅。全诗“重在会诸侯，而不重在事田猎”，因而对于畋猎的描写缺乏事件敷陈的完整性、细致性及其名物的丰富性，充其量只是一种场景的描写，更确切地说是气氛的烘托，并未展开“敷陈其事”的细节。

司马相如《上林赋》铺陈的次序和间架结构与《车攻》一脉相承，只是由于大赋巨制的“苞揽”“凭虚”的夸饰及其散语句式的一顺铺陈，展现出更为详尽的描写和名物的堆砌。我们可通过司马相如《上林赋》与《车攻》的对比，认识大赋铺陈的体制特点。同样是先写仪仗，《上林赋》不以分章合乐颠倒重叠，而是一顺铺陈：

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江河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

《车攻》以“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写车马阵容，只更给读者带来一种场景和气氛的印象。《上林赋》中“镂象”“玉虬”“蜺旌”“云旗”的名物铺陈十分充实，光怪陆离，让人目不暇接;孙叔、卫公的善御并不是用典，仅仅出于“凭虚”铺陈的需要，这比《车攻》“徒御不惊”的概念化直陈显然更具有夸饰的效果;“江河为阹，泰山为橹”的无比夸张令人瞠目结舌。《上林赋》中对于畋猎的过程也写得详尽具体：

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鹖苏，绔白虎，被班文，跨野马，凌三嵕之危，下碛历之坻，经峻赴险，越壑厉水。椎蜚廉，弄獬鹰，格虾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道尽途殚，回车而还。

在分章合乐的《车攻》咏唱中，强调的是“决拾既佽，弓矢既调”和“射夫既同”的招式摆设，只有“搏兽于敖”和“助我举柴”这二句八字的极简概述。这种四言两句一意和重章叠句的咏唱，难以悚动雄才大略而好大喜功的当世英主。汉大赋在尽情铺陈中，极尽“凭虚”夸饰之能事。我们在汉大赋中可以详尽地看到貔、豹、豺、狼、熊、罴、鹖、虎、野马之属，了解多种针对这些禽兽的捕猎手段，如生擒搏斗、手打足踢、用网蒙罩、以绳绊络，或骑跨其身，或椎击、格斗、鋋刺、箭射等，壮烈的人兽大战表现出猎者的勇猛，而禽兽“解脰陷脑”的血腥惨状也让人惊心动魄。更有甚者，有时狩猎对象并不存在，完全是赋家凭借自身的博学想象出来的。作者让这些并不存在的猎物出现在狩猎的场所，而猎如无物，真是极度荒诞不经的“凭虚”夸诞。

接下来就是如《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的获猎驰归，在《上林赋》中却又敷衍为一段“消摇襄羊”的凯旋：“消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纮，率乎直指，晻乎反乡。蹙石阙，历封峦，过鳷鹊，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同样是写获猎，但《车攻》中“大庖不盈”的表述让人觉得似乎收获不多，而《上林赋》“均猎者之所得获”的表述则让人觉得收获十分可观。最后作者故意描写获猎负归者的惨状：“徒车之所轥轹，步骑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与其穷极倦，惊惮詟伏，不被创刃而死者，他他藉藉，填坑满谷，掩平弥泽。”通过对这种惨状的描写，引发“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的感慨：“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以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至此全赋对于游猎之乐的“凭虚”夸诞遂乃归正，正所谓“曲终奏雅”。全赋的间架结构脱胎于《诗》篇，但大赋体制的游乐铺陈却在新的时代重造了经典，形成赋体的传统，表现出“赋体颂用”的“凭虚”特征。借重当世君主的喜好，作者将畋猎游乐展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

三、经学思想的礼制导向

萧统《文选·畋猎上》以蒐狩之礼解题，乃是本于经学的思维。引经据典、依经立义是自汉代以来形成的解经传统。注释者的主观意图是解释语词或名物的本从，但是引用经籍会使读者阅读文本时受到经籍的影响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受《文选》分类的影响，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会对游猎赋产生合礼的错觉。事实上，经学与文学的立场是不同的，以经学解释文学有时会产生错位，经学的主观思想也不能完全左右赋体的文学创制。例如，班固虽然自觉尚礼，但他创作《东都赋》时，受赋体铺陈本质特点的限制，也少不了游乐的“凭虚”铺陈。

但是，在经学极盛的时代，经义乃是借古鉴今的准则，甚至赋家所接受和引以为是非者也越不出经义之囿。时代的经学氛围是普遍而强势的，尽管“词臣”们在创作中必然遵循赋的体制进行“凭虚”的夸饰，客观上对于畋猎的游乐采取了颂扬的立场，并以此炫耀才学，但其虚夸铺陈的学问崇尚却是经学氛围熏染的结果，虚夸铺陈的主观意图最终还是指向经义之“正”。

司马相如《上林赋》在畋猎游乐的酣畅铺陈之后，不忘归于礼制。文中借天子之口反思“此大奢侈”而“靡丽”，应当回到“顺天道以杀伐”的礼制轨道，也就是《礼记·王制》所规定的“岁三田”B35之制。扬雄悦慕司马相如之赋而极力追拟，其《羽猎赋》虽也极尽游乐之观，却最终也归于司马相如一样的反思：“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之。”B36由于这种守礼的经学思维，赋家的畋猎赋创作就存在走向蒐狩之礼的可能，这是一种内在的紧张，根源于赋体颂用的文学本质和经学思想的冲突，简言之，文学和经学对于畋猎观照的视角不同，势必形成大赋讽、颂的龃龉。如果赋家在创作中持守经学的立场，就必然减损赋体颂用的虚夸铺陈，这在扬雄《长杨赋》中已经有突出的表现，到后来就演化为《两都赋》《二京赋》以至《三都赋》的递进反思和超越的格局。

扬雄《长杨赋》在序文中交代写作起因：“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网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赋文中虚设“子墨客卿以风”：“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今年猎长杨……亦颇扰于农人。”而翰林主人故作高深玄妙的回答是：“吁，客何谓之兹耶？若客所谓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外不识其内也。”翰林主人是作者扬雄的自拟，他反对畋猎无度，理由是“颇扰于农人”，但又说畋猎还是有必要的，这典型地反映了赋作者对于畋猎既批评又张扬的矛盾心态。畋猎之所以必要，大概就是其中蕴含着尚武精神，于是指出“昔有强秦”，而“高祖奉命”，以戰争推翻秦朝;“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遐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卒至天下安定。最后一段云：

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英华沈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意者以为事罔隆而不杀，物靡盛而不亏，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乃时以有年出兵，整舆竦戎，振师五柞，习马长杨，简力狡兽，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乌弋，西厌月，东震日域，又恐后代迷于一时之事，常以此为国家之大务，淫荒田猎，陵夷而不御也。是以车不安轫，日未靡旃，从者仿佛，骫属而还;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农不辍耰，工不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出凯弟，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见百年，存孤弱，帅与之同苦乐。B37

结合前面序文“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的狩猎动机，以及“农民不得收敛”的扰民恶果的交代，我们可以看出，赋文“纯仁”云云纯是委婉的说辞，讽谏成帝游畋才是赋家真实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介绍狩猎目的虚拟文辞“乃时以有年出兵，整舆竦戎，习马长杨”，却是蒐狩之礼所常道。依扬雄的立意，这不过是以颂为谏，劝谏帝王依礼行事，“复三王之田”。赋文并未涉及对游畋的铺写，但从辞章的角度看，却有悖赋体颂用的体制特征，这是经学思维与文学创作的矛盾，也是畋猎扰民与游乐的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对于西汉帝王田猎的扰民，史书中也颇多记载。《汉书·东方朔传》载，汉武帝曾“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假称平阳侯微行出猎，“驰骛禾稼稻秔之地”，惹得百姓“号呼骂詈”。B38堂堂帝王之所以要化装游猎，正是迫于舆论的压力而有所忌惮。

西汉赋涉及畋猎者，基本上是夸张铺陈的游猎描写（《长杨赋》是特例）;东汉赋的田猎描写，则多礼制的陈述。在班固对东、西两都的描绘中，《西都赋》“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泰武乎上囿……”一段对游猎极尽铺张夸饰;《东京赋》则以礼制对此进行了否定，两赋之间构成递进反思和超越的结构，恰好显示出礼制经义与文学铺张的不同视角和功效。《西都赋》的铺张夸饰允合赋体颂用的体制特点，《东都赋》合于礼制的简括描写在表达效果上则大为逊色。其后，张衡《二京赋》及西晉左思《三都赋》也因袭这一模式。《东京赋》写蒐狩之礼云：

文德既昭，武节是宣。三农之隙，曜威中原。岁惟仲冬，大阅西园。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鸠诸灵囿。兽之所同，是谓告备。乃御小戎，抚轻轩。中畋四牡，既佶且闲。戈矛若林，牙旗缤纷。迄上林，结徒营。次和树表，司铎授钲。坐作进退，节以军声。三令五申，示戮斩牲。陈师鞠旅，教达禁成。火列具举，武士星敷。鹅鹳鱼丽，箕张翼舒。轨尘掩迒，匪疾匪徐。驭不诡遇，射不翦毛。升献六禽，时膳四膏。马足未极，舆徒不劳。成礼三驱，解罘放麟。不穷乐以训俭，不殚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怀民。仪姬伯之渭阳，失熊罴而获人。泽浸昆虫，威振八寓。好乐无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璅璅焉。岐阳之搜，又何足数。B39

这种描写既少名物铺陈，又鲜夸张描写，总体上是对礼制的陈述。从“次和树表”到“武士星敷”乃是蒐狩之礼的内容。《周礼》云：“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作旗，车徒皆作;鼓行，鸣镯，车徒皆行，及表乃止。”B40这是蒐礼中的进退和作战之法，有一定的程序。杨宽《“大蒐礼”新探》指出，这一程序包括：由中军元帅击鼙，鼓人三鼓，司马振铎，于是“车徒皆作”。等到鼓打着“行”的音节，“车徒告行”。随后，车徒前进，射击禽兽。B41“驭不诡遇，射不翦毛”，是狩猎时必须遵守的规矩，射猎应射中一定部位，不应伤到面部，也不应碰到毛，要完整地擒住，正如《穀梁传·昭公八年》所谓的“面伤不献，不成禽不献”B42。赋文“成礼三驱，解罘放麟”，是指三驱之礼。三驱之礼，是指畋猎时从三面驱赶，留一面让猎物逃生，以示好生之德。赋文又云“不穷乐以训俭，不殚物以昭仁”，是说帝王的畋猎应俭节而不奢淫，应示仁德而不滥杀，这恰恰与《西京赋》奢淫游娱相对。《西京赋》游畋展现了毫无秩序的滥杀，《东京赋》则主张有节制的畋猎，反对游逸。两赋对待畋猎的态度相反，一个是以赋体文学的角度铺陈奢靡的用度，穷杀尽猎的快乐;一个是从礼制的视角提倡俭节，帝王要有好生的仁德。孙执升说：“（《东京赋》）意主于美俭刺奢，故前篇盛举荒靡，专以外凭险阻为苟安之计，后篇胪陈典礼，务以内修政事为立国之基，以彼衡此，自然迥别。”B43这里明确以《东京赋》制衡《西京赋》，以“礼制”题材否定“游娱”的铺陈，明显反映出文学和经义视角的区别。从这两个不同视角，可以解开汉代畋猎赋崇礼与游乐的不同导向。

注释

①沈德潜撰，雷琳、张杏滨笺注：《赋钞笺略》，清乾隆间刻本。

②B36B37B39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七，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131、138、62—63页。

③B35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3页。

④参阅李亚农：《大蒐解》，《学术月刊》1957年第1期。

⑤⑦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2—93、1005页。

⑥B42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4—285、285页。

⑧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364页。

⑨B11B12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6、380、204—205页。

⑩B23B24B2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85、3002、3063、3002页。

B13刘兴林：《殷商以畋猎治军事说质疑》，《殷都学刊》1997年第2期。

B14B15B29B30B33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47、656、648—655、647、6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