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毒品问题在当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毒品的猖獗和蔓延不仅损害人民健康，造成社会财富的流失，还引发了各类犯罪问题。我国对毒品犯罪坚持从严惩处的政策，但毒品犯罪仍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从犯罪动因来看，行为人实施毒品犯罪的直接动因是为获取高额经济利益。因此，在毒品犯罪中需要完善财产刑设置并与主刑相配合，以更好消除犯罪内在诱因。本文通过对毒品犯罪中财产刑适用现状及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财产刑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毒品犯罪；罚金刑；没收财产刑

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05-0245-01

作者简介：刘瑾（1992-），女，汉族，湖南邵阳人，湘潭大学，法律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刑事法学。

一、毒品犯罪中财产刑的适用现状及问题

本文对2016年C市毒品犯罪一审判决文书中的财产刑适用状况进行统计与分析，样本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共搜索到一审判决书298件，涉及被告人323人，样本总数为323例。在323例案件中，175例被告人具备吸食毒品情节，占样本总数的54%，这类案件中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往往是为了获取毒资。49例中被告人为毒品再犯，因先前实施毒品犯罪被判过刑，这类案件占总数的15%。可见尽管当下对毒品犯罪在从严惩处思想的指导下量刑较重，但对这种贪利型犯罪来说并没有把握惩治重点。从毒品犯罪案件财产刑适用的情况来看，适用罚金刑的案例309件，没收财产刑14例。在309个罚金刑适用的案件中，罚金在1万元以内（含1万）的256件，占案件总数的83%；罚金在1万到2万（含2万）的35件，占案件总数的11%；罚金在2万到5万（含5万）的18件，占案件总数的6%。最高罚金数额为5万元。可见，毒品犯罪中罚金数额普遍偏低。从具体案件罚金数额看，同一性质的犯罪罚金高低不一。

从毒品犯罪中财产刑适用的现状不难发现毒品犯罪中财产刑适用存在以下问题：罚金刑无具体适用标准且罚金数额偏低。从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来看，罚金刑既无明确数额标准，又无确定比例。这种规定不明确的状态使得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常产生同案不同判、量刑畸轻或畸重的情形。另外，毒品犯罪中罚金刑的数额普遍偏低，从样本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案件的罚金刑在1万元以内。毒品犯罪属于贪利型犯罪，行为人实施毒品犯罪的直接动因是为了获取高额利益。实践中，对毒品犯偏重从自由刑方面打击犯罪，对罚金刑的适用并不充分，即使对行为人判处了少量罚金，行为人仍可获得较大经济利益，行为人常以逐利心理铤而走险。此外，没收财产刑变相沦为罚金刑，且执行困难。没收财产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中最重的附加刑，对打击犯罪尤其是贪利型犯罪有普通罰金刑不可替代的功能。判决文书中，常以“被告人犯……罪，判处有期徒刑……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万元”的方式进行判决。但没收财产的范围不应受财产类型的限制，实践中以货币为唯一没收对象的执行方式使财产刑变相沦为罚金刑。依据刑法第59条规定：“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实践中，犯罪分子的个人财产往往难以查清、分割，且犯罪分子常通过离婚、赠与等手段转移财产，使没收财产刑执行困难。

二、毒品犯罪中财产刑设置的完善建议

首先，应当转变司法观念，充分认识财产刑在刑罚体系尤其是在毒品犯罪中的作用。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当前财产刑在各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财产刑作为主刑广泛适用。毒品犯罪的行为人多是基于高额的经济回报实施犯罪，尽管对行为人实施严苛的自由刑，但行为人以期实现的经济利益得到满足，毒品犯罪的治理效果难以实现。财产刑与自由刑并非二选一的关系，应重视并完善财产刑以补充自由刑的不足。

其次，明确罚金刑的适用标准，当前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对罚金刑的适用标准均无明确规定，同一条文对主刑刑种和刑期规定较为详细，但在财产刑的规定上只有“并处罚金”或“并处没收财产”的简单描述而无进一步的数额规定，使得司法实践中罚金刑的适用困难。从各国的立法来看，大多国家对罚金的数额都规定在一定范围内，主要有限额罚金制、倍比罚金制、日额罚金制等。可见我国当前的无限额法禁止亟待修改。笔者认为，可比照自由刑幅度规定罚金幅度，以充分反映罚金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并增强在罚金刑判决上的规范性和统一性。对没收财产刑面临的困境，可参照《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增设“没收不法收益刑”，将毒品犯罪中没收财产对象概括为“不法收益”。不法利益包括犯罪所得收益、通过经营和处分该利益产生的财产等。将没收财产的范围限定为不法利益可以免去实践中对分罪人家庭财产的分割，在实践中易于操作，并且对犯罪分子经济上的切断力度较大，可以防止犯罪人利用该财产再次进行犯罪，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犯罪人为获取经济利益实施犯罪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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