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婧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大连 116081)

明代海州地区学校教育发展动因探析

陈婧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大连 116081)

明代海州本州及其辖下赣榆县内教育兴盛，不仅建有州县官学，也有社学、书院等基层教育机构。明代海州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是建立在前代基础之上，但又与明代中央兴学的教育政策指引，有责任感的地方官员积极倡导，地方官员、士绅的资助以及普通百姓的支持密不可分。

明代；海州；教育；动因

明立国伊始，为教化民众，维护其统治，于是“投戈讲艺，载修文教”，“诏天下兴学养士”[1]334，朝廷大力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明代的学校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对于学界而言，明代学校教育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对当今学校教育具有启发意义。纵观明代学校教育的研究文献，视角多集中于山东、江苏南部等文化发达地区，对海州这样僻在海隅、土广而瘠薄之地，并无过多关注。鉴于此，本文以明代海州地区为研究区域，就其学校教育发展之原因进行多维度探究。

一、明代以前海州地区学校教育的基础

明代海州地处江苏省北部沿海，其所辖区域与今天的连云港大致相同。

秦朝始置朐山县，东魏时始称海州，元代曾升为海宁府，后复为海宁州，明代仍称海州。州地阻海连山，前代南北战争时“为淮黄扼要之区”[2]176，六朝时也作为掣肘北人南袭之防卫要地。明代海州地区“士朴而不文，实而不诈，安分而不奔兢”[1]84，百姓生活简单朴素不追求奢华之事。

海州地区学校教育的开设，根据方志最早记载始于唐。在明代以前由于阶段性的战乱动荡导致其发展多次中断。元初，可谓偃武修文，“自京都而郡邑，莫不有学，大小之序，寻复古制”[1]326，但后期战乱导致学校名存实亡，战争使人们“惟知干戈，莫识俎豆”[3]1686，各地学校在元末兵患中大多数遭到损坏，以至于“过者不知其为夫子宫也”[1]333。

不过，学校教育发展至明代，自上而下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教育体系。“痒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3]1686当时学校之盛，胜之于唐宋。海州地区有州学、县学各一所，书院五所，社学本州二十六所，赣榆十七所[4]113，又有阴阳学、医学等专门学校，其中州县学均在前代基础上修建而成。譬如州学，唐贞观四年（630年）建立，元皇庆二年（1313年）知州魏荣重修。“召匠择材，指授心画，撤旧更新，物物为耐久计。”[2]472这位知州捐出自己的官俸，且每日政务处理结束一定前往监督建造。在他的带动下，“各官府暨僚吏以至儒户市民交孚，群然齐助”[2]473，一年就完成了修建工作。至明洪武三年（1370年），知州陈德辅仍在旧址重建州学。又如海州社学，在元延祐五年（1318年）知州张衡也曾修建于州学堂之东，集中了四十余名学生在此学校，社学“堂有东西厢、门楼”[2]314，建大门并严格管理人员出入，在周围设围墙以免外部嘈杂干扰学生学习。

由此可见，明代以前教育发展奠定的基础是海州地区学校教育取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明代海州地区学校教育发展

（一）朝廷制度及政策的指引

在以科举取士的情况下，“国家崇学校以明人伦昭文治也，而人才类出于制科”[2]323。科举考试成为人才兴盛与否的标志，各地区为增加进士、举人考中数量，大力培养本地人才。

“国家建立学校，师生以时讲学，习礼而经纬人文，所以专其业也，庙不肃无以示敬，堂不整无以施教，齐舍号房不治无以居生徒。”[1]163学校及其相关设施的修建是教学得以正常开展的基础条件。

明初朱元璋即将兴学重教作为治国之首要，并且将其列入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从明代海州地区来看，洪武年间州县学都完成了复建工程，并相继建立了医学、阴阳学此类专门学校，因此在地方已经形成了官学体系。但是此后这种建学热潮并没有得到延续，据州志记载，州学仅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知州陈倧修建过一次，县学在洪武年间没有修缮过，甚至此后数十年并未出现关于海州官学修建的史料记载。州学、县学数十年不经修葺，损坏颇多，“殿庭门庑圮坏，斋舍胥覆以茅”[5]572，医学等专门学校更是因为疏于管理和修葺，仅存在较短时间便遭到毁弃。可见各个地方学校教育实践中，并没有完全与朝廷的要求一致。

直至明英宗正统元年（1435年），朝廷才将兴学育才视为“帝王相承之盛典”[6]344，是关系国运昌隆之要事，因而将其奉为治国之道。“新天子嗣，大历服之元年，祗遵祖训，尤惓惓以学校为务。”[2]316在朝廷大臣中挑选学行均十分显著者，“授以宪节，分巡天下”[5]572。朝廷更是“令有司更置社学”[6]1655。

明代对地方学校没有专门经费支持，但规定了资金来源。洪武十五年（1382年）规定将“学田”收入“供祭祀及师生俸廪”[6]2264。

弘治五年（1492年），知州陈廷珪改建州学内明伦堂是因其旧址低矮狭窄，“非所以进之于高明之意”，不利于学生读书进取，又于明伦堂后建奎文阁“以应南山之势”[1]341，由此可见，明代海州地区修建学校、推动学校教育发展都是以科举兴隆为主要目的。

从明代海州地区学校修建频繁程度看，国家的教育政策对地方学校发展影响颇深，尽管这种政策在地方社会的实施中并没有完全与中央保持一致，朝廷相关的政策要求与地方的具体时间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但明代注重学校教育的政策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发展。

（二）有责任感的地方官员积极倡导

海州州县学校创建者为当地知州、知县，修建工作也多是由其主导完成。洪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校疏于修缮，究其原因，或如州志所言“先后从政者率多因循苟简”[1]337。地方官没有建学修学的积极性，只是沿袭过去的学校设施敷衍应对，致使地方学校败落，而正统后出现的修学热潮，正是因为有一批责任感强的地方官员的推动而形成的。

庐陵彭勖“以监察御史领畿内十六郡”[2]316。正统二年（1437年）行至海州，眼见州县学校敝陋，于是对时任知州谭广直言：“庠序不饰，如政教何？”[2]316。在他的督促之下，知州谭广、知县郭文中对州学、县学进行了大规模修葺，教学设施及条件都有了改善。正统后海州地区州县学校的修建频率较之前有了很大提高，历任地方官都十分重视学校修造，如赣榆县学“正德五年知县李璋建大门于棂星门东南向；十一年，知县冯泽、县丞王廷相改建于棂星门西南向。万历四十三年知县虞之训改建于南门大街西北向。崇祯十三年知县徐维翰仍复于棂星门东南向”[2]321。成化七年（1471年）金铣在《海州修造庙学记》中记载：“成化丙戍建昌陶君文熙始来作郡，视学之初，戚然以振兴为己任，度木简材，陶甓凿础，日积月累，既备且精，乃择日庀工缮葺。”[2]317弘治五年（1492年）刘吉在《海州重建学碑记》中记载：“长沙陈侯廷珪以乡贡士出刺海州，留意学政以作新士类，可谓知所先务者矣。”[1]340金铣在《赣榆重修儒学记》中记载：“今王公举以名进士来令，是邑下车之日首谒庙学，睹其不称即欲兴之。”[2]323董志毅在《重修赣榆儒学记》中记载：“邑侯徐公早中制科戊申以地乡郎出令榆邑，周视宫墙，喟然叹息。”[5]573明代海州五所书院中四所由知州倡导设立并为其题名，尤其是廖世昭、郑复亨两位知州为海州地区书院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社学是一种官督民办性质的乡村学校，其师资、经费来源没有制度性的保障，所以其建立与发展更需要地方官员的重视与支持。明海州同知张峰认为：“宜仿古家塾之制建立社学，择端正生员以主之，教以诗书礼义，其秀者以备学校之选，养蒙敦俗其在兹乎。”[1]167社学是乡村基层教化之本，也是州县官学育材之地。可见明代地方官员十分支持社学的建设，这种支持促进了海州社学的兴盛。

（三）地方官员、士绅的资助以及普通百姓的支持

据记载，海州“学宫修葺墙垣、诸生会课、贫生丧葬诸费其田”[2]319；赣榆县于万历年间由知县置学田一百顷，“每年征银五十两济贫生”[2]325。但是多数“学田”为捐赠而来，数量有限，收入更加有限，因此在学校教育发展过程中“学田”对学校所需的修建工程，显然是无力支持的。

地方学校发展过程中数次修缮，费用多是源自州县官员，有时也由当地具有一定财力的“邑人”或是其他官员共同捐助。知州谭广修州学有“守御千户殷侯亦畀金为助”[2]316；成化年间陶昺修州学“未尝以匮官敛民”[2]317。知县郭文中修县学时，“购材之资出诸官帑，僦工之费则捐己俸”[5]572；知县王举重修县学，先捐出自己的俸禄以倡导其他人的支持，“又以己赀市民地以拓其道”[2]323；知县徐应元修缮学校，则“金石土木及鸠工之费近三百余金”皆出自其俸禄，加之“郑先生又捐学租十金以成之”[5]573。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重修赣榆县学“扬州府推官符允中发会计银一百二十两，海州知州钟岳发州银六十两”[7]14448。

学校教育在发展中当然离不开当地普通百姓的支持。若修建工程需要劳力，官员则挑选民间百姓，“视民有余力者役之”[5]572；民众把修学看作有利之事，也乐助其成。学校修建中拓建遇到民舍需要拆除，居民“亦欣然割地”。学校多临近畅通的大路或是河道，运输物料十分便利，材木砖瓦“朝市夕有”[2]323。赣榆县学修缮所需之材物必由海道运输，“集风涛之险人力之难”[2]323，转难为易。“会百川而成海之大，积卷石以致山之高”[2]473。地方官员和士绅、百姓对学校教育的支持是推动海州地区教育发展的巨大动力。

三、结语

明代海州学校教育的发展推动当地文风昌盛，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本州及赣榆县考中举人、进士众多，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人才，也为后来的海州学校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海州僻在海隅，“地旷斥卤，所称海滨广斥是也”[7]14460，故民多贫苦，州城之内本就财力匮乏，加之交通不便，“舟楫阻于风涛，商旅寡通，材木无所取，人匠亦罕集”[2]323，州县学校的修建较其他地方难度更大。因此，明代海州地区学校教育，虽然是在前代基础之上建立，但是又与明代中央教育政策支持，以及官员、士绅、百姓的重大贡献密不可分。

[1]张峰.隆庆海州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十四.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2.

[2]嘉庆海州直隶州志[M].唐仲冕，修.汪梅鼎，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3]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正德淮安府志[M].薛修，陈艮山，纂.北京：方志出版社，2009.

[5]光绪赣榆县志[M]王豫熙，修.张謇，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6]明英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7]陈梦雷，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87.

（编辑：徐永生）

The Cause of Haizhou Prefecture’s Schoo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Dynasty

CHEN Jing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 and Tourism，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Liaoning 116081，China)

Haizhou Prefecture proper and its governed Ganyu County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underwent rapid and remarkable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and they established m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including prefecture-run or county-run schools,academies and community schools.Many factors were attributed to the rapid school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Haizhou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which include th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dynasty,the central government’s educational policy,educational promotion and donations by responsible local officials,donations of the gentry and support by common people.

Ming Dynasty;Haizhou Prefecture;education;cause

K 248

A

1671-4806（2017）04-000110-03

2017-03-30

陈婧（1990—），女，江苏连云港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