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明义

（四川民族学院经济管理系，四川康定 626001）

【区域经济研究】

资本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策略思考
——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

杜明义

（四川民族学院经济管理系，四川康定 626001）

资本是市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资本量之差是造成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甘孜州作为典型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不足。为此，西部民族地区应加强生态资本投资，发展生态经济；加强物质资本投资，提高科技水平；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发展能力；加强社会资本投资，发展开放经济；推进文化资源资本化，发展文化产业；推进金融资本创新，增加发展资金，从而促进经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促进经济较快发展。

资本；经济发展；策略；西部民族地区；甘孜州

资本是市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能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麦克鲁德认为：“资本是用于增值目的的经济量，任何经济量均可用为资本。凡可以获取利润之物都是资本。”[1]萨缪尔森认为：“资本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温铁军指出：“所谓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收入之差只是表象，背后所隐含的实质是资本量之差所造成的资本收益之差。”[2]可见，资本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在经济发展中，发展经济学家们最初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本是物质资本、资金资本等，后来认识到还有生态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这些资本共同形成了发展资本，并促进经济、自然、社会相互协调发展，从各个层面促进经济较快发展。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资本量之差是造成经济滞后的根本原因。甘孜藏族自治州是我国典型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甘孜州是四川省的一个藏区州，面积为15.26万平方公里，辖18个县，2015年年末常住人口116.49万人，其中藏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本文以甘孜州为例分析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必须要增加资本投资，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解放后经济发展迅速，但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如甘孜州，1950年解放时GDP仅为0.34亿元，2015年增加到213.04亿元，增长了约627倍（数据来源于甘孜州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下同）。甘孜州与四川省和全国经济水平相比较还有一定差距，与小康社会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一）经济发展量小质弱，城乡二元结构偏强

一是GDP总量偏小。以2015年数据考察，甘孜州GDP为213.04亿元，在四川省的市州中排名最后一位。二是增长速度偏低。以2015年为例，甘孜州经济增长速度为5.1%，比四川省低2.8%，比全国低1.8%。三是人均GDP不高。以2015年为例，甘孜州人均GDP约为18500元，比四川省低了约18000元，比全国低了约30000元。四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以2015年数据观察，甘孜州三大产业结构为25.5∶35.6∶38.9。总体来看，第一产业比例偏大，远超过10%比例，第二、三产业远没有超过50%，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五是城镇化率偏低。据2015统计，甘孜州城镇化率为28.06%，比四川省低19.94%，比全国低28.04%。六是城乡收入偏低，城乡差距大。以2015年为例，甘孜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78元，农村为8408元。甘孜州城乡收入比为2.97∶1，比四川省的2.56∶1、全国的2.73∶1要高。甘孜州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偏低，但与发展落后的农牧区的农牧业比较，仍然存在城乡差距大，二元结构偏强的问题。

（二）贫困问题比较严重，与全面小康水平差距较大

当前，甘孜州作为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和全省扶贫攻坚“四大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全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甘孜州目前仍有1360多个行政村，有5.7万户、17.45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3]。甘孜州贫困“量大、面广、程度深”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脱贫致富的基础还十分脆弱。按十六大期间确定的一些主要小康经济标准观察，甘孜州与全面小康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如2020年人均GDP要达到24000元，甘孜州2015年人均GDP为18423元，还有较大差距；恩格尔系数城镇要小于等于35%，农村小于等于40%，甘孜州2015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7%，农村为58.4%，城乡恩格尔系数还偏高；第三产业要达到50%，而甘孜州2015年为38.9%，差距还比较大；城镇人口比重为60%，而甘孜州2015年为28.06%，差距较大[4]。

二、资本视角下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制约因素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资本存量不足，资本运营水平不高，从而导致资本收益差，制约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比如，甘孜州在生态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金融资本等方面都存在不足问题，制约了其经济发展。

（一）生态环境脆弱，生态资本不足

“生态作为资源,它们都可以通过级差地租或影子价格来规定它的经济价值,实现其价值化和资本化。”[5]生态资本主要包括能进入生产中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总量，利于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总体环境质量，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再生能力量。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有限，生态资本存量不足。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主要处于我国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有限，获取成本较高，生态资本不足导致收入有限；随着人口增加，为了养活更多的人，人们会加大对资源的索取力度，导致环境更加恶劣，生态资本水平进一步下降，人们收入进一步下降，从而使人们陷入生态脆弱形成的生态贫困陷阱中。托达罗认为生态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是造成地区经济落后、非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6]。甘孜州处于西南山地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一些地区还具有青藏高原复合侵蚀生态脆弱区特征，地质结构复杂脆弱，风蚀、水蚀、冻蚀严重，地质灾害频繁。甘孜州森林砍伐、矿物资源和水能开发对环境破坏比较严重，地质灾害增多，导致生态水平不断下降。一方面让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源量下降；另一方面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生产效能下降。此外，生态脆弱区生态一旦破坏，很难较快恢复，其再生能力很弱。到2015年底，甘孜州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达3495处，严重威胁28.43万人的生命安全，受威胁财产超过142亿元[7]。甘孜州生态资本水平偏低制约甘孜州经济发展，如生态环境差，土地资源少、肥力不足，地势高寒，农业常为“一年一熟”，处于“靠天收”状况；高原干旱，草原沙化，鼠害、蝗虫横行，草场退化，牧业存在“秋肥、冬瘦、春死”的困局。由于地理环境恶劣、交通不便，自然矿产资源开采难度大，不易深加工，只能输出贱卖，收益偏低。

（二）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物质资本不足

物质资本，是生产中的生产物资形式，如具有不同技术水平和管理要求的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甘孜州农业没有更多先进工具和科技投入，牧业还存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状态，缺乏现代畜牧业投入，同时农牧产品深加工不足，导致农牧民收益不足。甘孜州是典型的以资源开发为主导产业的地区，资源开发为主导的经济存在收益不足和不稳定问题。资源开发产业中开采、加工设备简单，许多产品没有深加工，导致开采后资源价值大量溢出，资本价值收益不足。同时，矿产品资源的开发主要是提供原材料，经济增长会受制于需要原材料的发达地区生产需求。经济形势好，资源需求大，资源地经济发展就好一点；当经济疲软，资源需求下降，资源地经济必然下滑。如前几年甘孜州经济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主要是在国家经济政策刺激下，发达地区资源需求大，甘孜州经济相应发展快，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尤其是国家产能过剩后，资源需求大量下降，资源地经济就会下滑。以甘孜州近5年经济增长统计数据观察，2011年GDP增长速度为14.02%，2012年为12.60%，2013年为12.10%，但到了2014年和2015年，分别为4.20%和5.10%，很明显，甘孜州的经济近两年出现了较大下落。

（三）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偏低，人力资本不足

舒尔茨通过研究发现，推动美国上世纪初农业较快发展的决定因素不是资金、土地、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技能、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他认为许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贫穷，最重要原因是没有投入更多资金“用来增加人力投资”，从而造成“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保持齐头并进”，让人的存在本身变成了“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8]。甘孜州经济发展滞后，人口文化教育水平相对偏低，人力资本不足是关键原因。一是观念意识相对落后，竞争、创新等发展意识和能力不足；“重农牧、轻工商”等生产观念浓厚，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一些生活消费观念限制了资本积累、弱化了创业开发能力和敢于改变现状的发展意识。二是知识与技能不足。甘孜州适龄人口失学、辍学率较高，成人教育发展滞后。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截至2010年，甘孜州文盲率还有30.17%，而全国的文盲率仅为4.06%。人们的知识与技能不足导致生产方式落后，自我发展能力弱。三是保健卫生状况不佳。舒尔茨和拉蒂·拉姆通过研究发现1951—1961年期间，印度农业产量增加了36%，这无法用简单的生产函数来解释，他认为是劳动者健康改善的结果。甘孜州生态环境较差，容易滋生较多疾病，因病致贫和返贫的现实也制约了经济发展。

（四）生存环境比较封闭，社会资本不足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它们可以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持”[9]。社会资本表现为一些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这些有助于人们进行协调与合作获得信息与帮助，增加人们收益途径，促进经济发展。世界银行通过实施一些发展项目发现社会资本确实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发展中“缺失的链条”。甘孜州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资本偏低的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资本不足制约了经济发展。一是地理环境封闭导致社会资本水平低。甘孜州大部分地区处于横断山区，高山与河流交错将该区域分割为不同形状的众多区块，并天然阻隔人们的往来，人们相互交往少，获得相互帮助少。目前，甘孜州仍有492个村不通公路，895个村用不上电，85.6%的行政村不通三网宽带，1725个村看不到州县电视节目[10]。甘孜州有70%的人口生活在高山峡谷和交通闭塞区域，其中90%以上为贫困人口。二是社会环境封闭导致社会资本水平低。甘孜州目前还保存极强的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家族社会组织，人们常在血缘和亲缘构成的关系网络中交往，限制了人们与外界的沟通。在地理和社会环境的封闭下，人们形成自己的风俗习惯，有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封闭、内敛的自我循环文化，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异质文化的交流，形成了锁定的社会网络，制约经济的发展。

（五）文化资源丰富，文化资本化不足

爱德华·B·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所获得的各种能力和习惯。”[11]文化资源除了精神部分外，其实还有物质的部分。文化资源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生产工具、技术（如知识、才能）、制度（如组织、法律）和价值观念（如信仰、道德、风俗）等人类文化资源是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源泉。文化资源可资本化，就是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中资本运动和增值的属性，对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和保护，推进资源商品化、货币化，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正如思罗斯比认为的“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12]。文化是可以物化的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是其主导产业，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落后主要是选择了偏重自然资源开发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没有积极发掘自己的文化优势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甘孜州文化资源丰富，有藏传佛教寺庙500余座，格鲁、萨迦、宁玛、噶举、噶当五教派齐兴并举，宗教文化十分丰富；藏民族有独特的歌舞艺术，节庆日多，风俗多样，民俗文化丰富；藏民族有独特的建筑、雕刻、绘画等，工艺文化丰富。甘孜州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态藏文化区，其中德格与西藏拉萨、甘南夏河被同称为藏族三个古文化中心，但这些资源目前都没有很好开发转化为文化资本，制约了经济发展。

（六）发展资金有限，金融资本不足

资金丰度是影响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金融资本运作关系到一个地区积累资金、吸引外部资金能力以及使用这些资金的能力。甘孜州民众收入有限，很难形成较多的发展资本积累来促进贫困的改变。同时，甘孜州地方财政收入有限，也难有足够资本投入地方经济发展。如甘孜州2015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31.44亿元，支出却高达316.43亿元，支出约为收入的10倍，支出远大于收入，甘孜州金融体系单一，融资方式落后，影响发展资金的募集。甘孜州城镇只有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康定、泸定才有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服务对象主要针对城镇，并且许多存款资金流出，不能形成地方发展资金，一些地方超过80%的资金外流，本地留用贷款的存款不足20%[13]。为农牧区服务的金融机构主要为农村信用社。由于甘孜州农牧区地理环境恶劣，交通通讯不便，农村信用社也很难深入到广大农牧区进行发展资金运作；同时，70%以上的农牧户既无贷款也无存款，人们资金积累少，也没有贷款意识去融资发展生产。甘孜州的人们，尤其是牧民贷款时缺乏抵押物，常常也没有能力获得较大额度的贷款，从而导致甘孜州金融资本不足，制约经济发展。

三、资本视角下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策略

西部民族地区发展资本不足，经济发展滞后。要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应加强资本投资，提高资本经营水平，促进经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其中，加强生态资本投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加强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投资是基础，加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推进文化资源资本化是关键。

（一）加强生态资本投资，发展生态经济

首先，形成多主体投资，提高生态资本投资水平。生态环境资本所有权一般为国家所有，应通过国家或社会捐赠等方式加大资金投入自然环境的建设力度，提高环境资本水平。应通过更多经济主体对土地、草场、森林等资源生态资本投资，通过合理开发，严格评估监管，发展循环经济，形成生态资本增量。

其次，采用灵活投资方式投资，提高生态资本水平。一是通过国家森林、滩涂、矿产等资源使用权拍卖，让开发者在较长使用期中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增加生态资本投资量。二是通过集体“四荒”所有权的拍卖，让投资者形成较长周期的使用收益预期，促使其加大投资力度。三是推进集体农地、牧场、林地产权改革，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强产权收益性，促进生态资本投资增加，维护好生态平衡。

再次，完善和推进生态补偿等工程，促进生态资本水平提高。一是应完善生态补偿工程。根据“谁开发，谁受益；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对生产中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开发者，征收足够的生态补偿费（税）用于生态环境的修复；同时，对一些从事资源、环境保护的组织与个人进行补偿。二是深入推进退耕还林（草）工程。应停止砍伐森林并推进全民植树造林活动；推进小水电、风能、太阳能、沼气等清洁能源和薪柴林建设，加强草地沙化和鼠虫害治理，积极恢复生态。三是推进生态移民工程。让生产生活在生态脆弱地区的农牧民移民到生态环境好的地方，加入到当地的新农村、新城镇建设中，从而减少人为活动对生态的破坏，提高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四是深入推进牧民定居工程。牧民传统的游牧方式对草场破坏严重。应引导牧民定居，并在定居点进行现代农牧产业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生态资本水平提高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形成了很好的保障，利于提高生产生活水平。同时要进一步提高资本经营水平，要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对宝贵的生态资本进行科学合理的经营，提高资本增值的价值，有效促进经济发展。

（二）加强物质资本投资，提高科技水平

首先，积极发展现代农林牧业。一是发展现代农业。西部民族地区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合理推进农地流转，通过科技投入、品种改良，进行规模经营。在连片土地上进行大型机械化耕作；在地形复杂，小片土地上进行小型机械化耕作。形成集除草、施肥、灌溉、收割、运输和仓储为一体的生产机制。二是发展现代畜牧养殖业。推进牧场产权改革，结合牧民定居工程，利用放养与圈养相结合方式，发展现代畜牧养殖业。探索可在定居点进行的农牧耦合发展模式，形成农牧循环经济。三是发展现代林果业。西部民族地区有较多的特色林果品、药材，应科学栽种，形成规模化产品。在推进现代农牧产业发展中，要注重培育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推进种养基地建设。

其次，合理发展现代工业。一是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产业。如对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林业的绿色产品、特色药材进行传统或现代工艺加工；对特有的民间工艺品，如雕刻、配饰、服装、生产和生活器具等进行加工。这些产业发展应形成基地和园区生产，并形成品牌。二是科学发展现代矿业。西部民族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应在科学论证和规划下选择破坏小、污染小的优质矿产进行开发，并应采取边开发边恢复生态方式进行。应在科学论证条件下进行矿产资源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将资本增值留在资源地。在加工中应提高污染治理力度，增加生态环境建设投资，促进生产和生态的良性互动。三是合理发展现代水电业。西部民族地区水能资源丰富，如甘孜州水力资源的蕴藏量占全国的6%，水利利用年径流量仅为0.4%，水力资源开发仅占0.06%。可通过科学规划，形成配套的生态补偿机制进行适度开发。

再次，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西部民族地区有各具特色的自然旅游资源，如甘孜州有“蜀山之王”的贡嘎山、被称为“蓝天下最后一块净土”的稻城亚丁、中国唯一的冰川森林公园海螺沟等，同时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应通过旅游发展规划，完善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设施建设，提高旅游管理和服务质量，发展好旅游产业。

（三）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发展能力

贝克尔提出“所有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并影响其未来货币收入和消费的投资为人力资本投资”，并指出“对于人力的投资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形成的人力资本”[14]。为此，西部民族地区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们的发展能力。

首先，应加大学校正规教育投资。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投资的方式加强西部民族地区正规学前教育、中小学和高等教育，积极推进双语教学，让学生在减少语言障碍和文化冲突下进行知识学习；推进寄宿制教育，在地广人稀的民族地区让学生吃、住、学在同一个地方，降低适龄人口失学和辍学率，提高学习效率；积极推进免费职业教育，让学生获得适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能，提高学生就业率。让学生树立创新发展的理念，认真学习，获得知识与能力。

其次，要加大非学校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投资。一是要加大非学校的正式教育投资。政府应对成年人，尤其是城乡失业者、贫困者有计划地进行农业或非农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生产水平，提高就业率。二是要加大非正式教育投资。政府要通过广播、互联网、图书室建设等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人们生产发展意识，传授发展致富的政策、技能和方法，增加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收益。

第三，加大保健卫生投资。要通过宣传和培训，提高城乡居民良好的保健卫生习惯。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提高农牧民家庭卫生水平，完善城乡公共卫生、医疗的机构与设施建设，积极对包虫病、鼠疫等疾病进行监控；同时，加强体育健康设施的投资，增强人们身体素质。

第四，加强相互交流。要鼓励西部民族地区人们到发达地区去学习和工作，提高生产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促进经济发展。此外，政府应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来人才到西部民族地区安心工作，提高人力资本整体水平，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四）加强社会资本投资，发展开放经济

首先，要大力加强交通等设施建设，加快交流帮扶网络建设。应结合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牧民定居、城乡统筹发展建设，实现村村通公路。积极完善城乡学校、村卫生所、邮电所、农业科技咨询和培训站、文化站、广播电视站、互联网等建设，让人们获得更多服务网络资源，加强相互沟通交流，增强信任，获得帮助；并通过信息、交通网络获得其他发达地区的发展信息，增加生产能力。完善城乡统一的就业、教育、户籍、医疗、养老等制度和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让人们通过该网络获得帮助；可制订优惠的政策支持国内外企业到西部民族地区投资，发展现代特色产业；鼓励部队、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与西部民族地区形成一对一的帮扶网络；鼓励一些中介机构参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市场活动；鼓励大学生到民族地区开展“三支一扶”活动等。

其次，积极推进西部民族地区组织建设，促进人们之间信任、合作。引导不同宗（家）族组织合作，并增强城乡社区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让家庭、家族、社区和社会有效连接形成共同发展目标，获得更多更大的发展。引导宗教组织为社区和谐、社会稳定、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作贡献；鼓励发展涉及农牧业、产品加工、手工艺加工、旅游等的合作经济组织，让人们相互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法律引导人们监督组织，让他们参与到发展政策的设计、实施、监督与评价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增强民族间多元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建设积极向上的城乡民族和谐社区文化，促进城乡社区相互的沟通与合作。积极引导宗教文化发展，充分发挥各宗教崇尚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主张；引导宗教积极改革，让人们形成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创新、竞取、开放的意识。要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的思想认同。要加强民族间多元文化交流，促进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同，促进民族间主动交流学习，获得发展机会与资源，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有效促进经济发展。

（五）促进文化资源资本化，发展文化产业

厉无畏认为：“对文化资源来说，谁占有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率先将其开发成文化产品，谁才真正把资源变成了财富。”[15]西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应通过资本化运作，通过合理开发，发展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发展。

首先，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一是发展宗教文化旅游。西部民族地区宗教文化资源丰富，如甘孜州五种教派齐兴并举，寺庙体现了高超建筑艺术，有些还融入了多元文化的要素，寺庙绘有各种题材的壁画，悬挂精美的宗教艺术品唐卡。应对宗教文化资源合理资本化运作，发展宗教寺庙旅游，通过以寺养寺的方式，增加寺庙的收入，也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二是发展民俗文化旅游。西部民族地区民俗文化丰富，可将民族地区独特的歌舞、节庆活动仪式公开展示，吸引游客，发展文化旅游。要大力推进民族地区的乡村和牧区文化旅游，发展“农家乐”“牧家乐”，让游客领略民族特色的建筑、耕作、放牧、饮食、服饰等文化，通过向游客销售各种相关的文化产品和提供各种文化服务增加旅游收益。三是发展历史文化旅游。西部民族地区各民族具有特有的历史文化，如甘孜州有许多新、旧石器时代历史遗迹，有历史悠远的茶马古道遗迹等，应通过合理开发，大力发展历史文化旅游。同时，红军长征经过许多西部民族地区，留下许多历史遗迹和许多英雄故事，这都是民族地区历史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可通过规划发展红色文化旅游。

其次，大力发展农牧和工艺文化产业。西部民族地区具有独特的农牧和工艺文化，应通过传统工艺或现代工艺，将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农牧土特产、药材、雕刻、配饰、器具等民间工艺品加工成特色文化产品。西部民族地区许多传统民间工艺属于国家或地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合理开发利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

第三，发展创意文化产业。西部民族地区有丰富的特色文化资源，应将一些优质的文化资源制作成影视、游戏等作品，并积极推进文化产业基地建设。如甘孜州可打造康巴影视基地、格萨尔生态文化园区等，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六）推进金融资本创新，增加发展资金

首先，推进更多金融机构提供更多金融资本。鼓励更多金融机构参与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融资活动，尤其是针对广大的农牧区，除积极推进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面向农牧区增加融资外，还可适当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鼓励发展贴近市场和农牧民经济主体的小型金融机构，如发展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从而增加农牧民发展资金。

其次，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可科学有序推进一些小额贷款金融模式，如一些地方实施了“政府贴息+银行+农牧户”模式，财政提供全额贴息，银行机构负责放款给农牧民发展农牧产业。还可在政府支持下，由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牵头，通过金融贷款发展农牧业。创新农牧民抵押物贷款是提供融资的重要途径，如一些地方实施了“农村信用社+藏饰贷+农牧户”模式，藏民族民众常佩戴贵重珠宝饰物，农业合作社将民族的贵重特色饰品质押后给他们贷款，从而将人们的“死资产”变成“活资金”。此外，应建立健全农牧区“三权抵押”融资制度，允许将农村居民房屋产权、林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三权”用来抵押融资。2016年3月，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接着，农业银行又出台了《中国农业银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管理办法（试行）》，着力构建以“三权抵押”为基础的农地金融信贷服务体系。西部民族地区有条件的地方应推进这些业务，有助于唤醒农村“沉睡资产”，推进“三农”信贷担保结构优化。

此外，可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农地金融，推进农地股份、信托、基金、债券市场化运作。鼓励发展信用担保和保险机构，对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尤其是农牧业发展的融资进行担保和提供保险，构建起融资的风险预防体系，有效保障西部民族地区融资发展，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1]Macleod.The Theory of Credit[M].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889:91.

[2]温铁军.欠发达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是“资源资本化”[J].管理世界,1997（6）：136-144.

[3]唱响扶贫攻坚“大合唱”［EB/OL］.(2015-11-16)[2016-11-12].http://www.sczx.gov.cn/system/20151116/0000654 63.htm.

[4]宋林飞.中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及其评估[J].南京社会科学,2010（1）:6-14.

[5]牛新国,杨贵生.略论生态资本[J].中国环境管理，2002（1）:18.

[6]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102-103.

[7]甘孜州2015年地质灾害防灾预案［EB/OL］.（2015-06-10）[2016-12-13].http://www.kbcmw.com/html/xw/gsgg/15 058.html.

[8]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110.

[9]Bourdieu P.The Forms of Capital[M]//John Richardson (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6:1241-1258.

[10]干部“精神贫困”是精准扶贫的“拦路石”［EB/OL].（2015-10-28）[2016-12-10].http://opinion.huanqiu.com/ plrd/2015-10/7858909.html

[11]爱德华·B·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2]戴维·思罗斯比.什么是文化资本[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1）：50-55.

[13]孙向前.四省藏区金融精准扶贫路径探究[J].青海金融, 2016（2）:38-41.

[14]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1.

[15]厉无畏.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N].文汇报,2010-06-26（02）.

（编辑：张雪梅）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Western China Minority Areas:A Perspective of Capital and a Case Study

DU Ming-y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ichuan Minzu College,Kangding 626001,China)

Capital is one of the basic production eleme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he comparatively small quantity of capital accounts for the slow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a typical Western China ethnic minority-inhabited area,lags behind economically,which is mainly caused by lack of capital.To promote rapid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ethnic minority-inhabited areas,more ecological capital should be invested to develop ecological economy,more physical capital to adva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more human capital to ensure future development,and more social capital to enhance openness of economy.Furthermore,cultural resources should be capitalize to develop cultural industry,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terms of financial capital to increase funds for development.

capital;economic development;strategy;Western China minority areas;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F 063.6

A

1671-4806（2017）04-0001-07

2017-03-16

国家民委科研项目“生态资本视角下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14SCZ010）；四川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甘孜州功能定位与发展策略研究”（16SA0141）

杜明义（1970—）,男，四川泸定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与西部民族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