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一凡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文史哲研究】

双性同体视角下秋瑾词创作主旨新变

顾一凡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清末著名革命家秋瑾离开封建家庭投身革命，思想愈益进步。这段传奇的人生经历反映在秋瑾词体创作中，表现为创作主旨的转变，由传统女性角色逐步转变为侠士。双性同体观是伍尔夫的重要诗学原理，以此理论观照秋瑾词体创作，能反映出其创作主旨因时顺势而变的时代意义。

秋瑾词；双性同体；创作主旨

秋瑾生于光绪元年，卒于光绪三十三年，在启迪民智和推翻封建专制的思想的驱使下，投身革命，皖南事变后，被捕就义。纵观其一生基本可以分为未出阁之前、嫁为人妇后、赴日留学时、投身革命中这四个阶段，可谓跌宕起伏，荡气回肠，富有传奇色彩。在不同的时期，其思想境界各不相同，但越来越进步，最终走向革命。这点在秋瑾词作中有直观体现，即秋瑾词创作主旨前后有较大转变。之所以会发生转变，主要是因为对婚姻生活的失望以及与进步思想人士的接触，更为重要的是秋瑾赴日留学，视野眼光愈益开阔，思想境界愈益提升，逐渐从哀怨少妇成长为鉴湖女侠。

另一方面，双性同体的文学理论由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她认为：“任何作家在写作时，只想到自己的性别是致命的，做一个纯男性或者纯女性都是致命的。人必须是具有女子气的男性，或者具有男子气的女性。”[1]584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作家应该跳出自身性别的局限性，既不歧视另一性别，也不反向歧视自身性别，调和男女性别中积极部分，使其和谐共生，共同服务于文学创作。之所以选择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来阐释秋瑾词，主要基于两点考量：其一，秋瑾思想中有女性主义萌芽，其二，秋瑾词是契合双性同体理论的典范作品。

据考证，较为可信的秋瑾词约有四十首，创作内容主要涉及交往唱和、家庭婚姻、忧心时事。本文借助双性同体理论，试图探寻秋瑾创作主旨如何因时顺势而变。

一、“唤起大千姊妹”：从相思遥寄到互勉疾呼

秋瑾还未出嫁前曾是个天真率直的少女，喜爱和女伴相约出游踏春、填词谈心。当与女伴分别时，就通过填词来寄寓相思难舍之情，“聊得心上事，托付浣花纸，若遇早梅开，一枝应寄来”[2]294。在嫁给王廷钧后，秋瑾曾以词祝贺妹妹闺珵新婚“添个吟诗仙伴侣，谱新声因满芙蓉牍”[2]307，也许有感于自己失望的婚姻，秋瑾更希望妹妹找到一个文化修养接近的伴侣，词中有了自己对婚姻的思考。邓红梅曾在《女性词史》中将女性词人身份归纳为六种：顺从的传统女性角色；逃离社会性角色；向往男性的位移型角色；爱国救难的侠士和角斗士角色；女冠角色和妓女角色[3]19。可以看出，此时的秋瑾尚处于传统的女性角色之中，“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4]（P23），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秋瑾思想中虽然有闪光点，但大抵是有感于自己的身世经历而发，还无法摆脱礼教的枷锁。

在赴日留学后，秋瑾的思想境界有了较大提升，身份也从传统礼教束缚下的女性，变成了一个“向往男性的位移型角色”与“爱国救难的侠士和角斗者角色”，逐渐具备了两性同体的创作身份。与日本留学相识的陈彦安、孙多琨分别时，她以《望海潮·送陈彦安、孙多琨二姊回国》一词劝勉姐妹：“世局堪惊，前车可惧，同胞何事懵懵，感此独心忡。”[2]329不仅认识到了世局动荡，国家危矣，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众尚不知情，因而鼓励两位即将学成归国的姐妹“唤起大千姊妹，一听五更钟！”[2]329希望陈彦安、孙多琨不但启迪民智，尤其要关注唤醒传统礼教束缚下的女性，使万千女性同胞思想觉醒，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这首词的境界与眼光为同时代的男性词人所不及，此时有进步思想的男性词人尚在倡导“开民智”，还未意识到女性受封建礼教的荼毒更甚；这一时期的女性词人也写不出，因为“有理想的和有抱负的女性为了获得平等的权利，有必要使自己努力向男性气质靠近”，甚至“按男权社会塑造男性的标准塑造自己”[5]146。

秋瑾在赴日留学的过程中，逐步有了女性本身的关怀与温度，能够设身处地为女性疾呼，更有了男子的抱负，欲挽救祖国命运。诚如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说：“而半雌的半雄的脑子是会起反响的、多空的，它是能毫无隔膜地转达情意的；它是天生能创造的，炉火纯青而完整的。”[6]121兼具双性的秋瑾自此笔力更为遒劲，眼界更加开阔，更重要的是秋瑾词提升了女性词的境界。王国维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7]1。以此观照秋瑾词前后转变，十分妥帖，赴日留学后，秋瑾眼光极高，心胸极阔，从之前闺阁中“写妇人声口”[8]1411到代男子立言，以女性身份和视角写男子豪言，避免了单纯的女性声音与男性话语的影响，开拓为双性兼得、有温度、有风骨的词境。由此观之，秋瑾词创作主旨新变对于女性词有重要意义。

二、“俗子胸襟谁识我”：从自伤身世到独居自立

在秋瑾的人生经历中，失望的婚姻是促使其思想转变的重要因素。传统女性在其一生中总是受到父权和夫权的羁绊，但秋瑾未出阁之前，相对来说，并没有受到父权的压迫。通过包办婚姻嫁给丈夫王廷钧之后，受到夫家封建大家庭的礼教约束，并在婚姻生活中同丈夫的文化修养、理想志向相去甚远，最终与丈夫决裂。在前期的词作中，秋瑾还只是停留于孤寂空虚而感伤身世，如《浪淘沙·秋夜》中“斜月上帘纹，竹影纵横，一分愁作十分痕”[2]292的确“写出妇人声口”，但还算不上佳作，因为此时的秋瑾把自己当成了单纯的女性，抒发孤独的愁苦。在这首词之后，秋瑾又填了一首《临江仙·中元》：“何时眉峰频锁翠？愁浓鹊尾慵熏。栏杆倚遍悄无人，多情惟有影，和月伴黄昏。”[2]287仔细推敲，秋瑾已经从无人相伴之愁，逐渐有了无人理解之怨。最终，在《意难忘》中写道：“幽恨无涯，听归鸿阵阵，和那栖鸦。”[2]310不仅表达幽怨之情，甚至带有恨意。简言之，由孤独到忧伤再到怨恨，秋瑾情感变化为日后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与王廷钧决裂埋下伏笔，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秋瑾词创作主旨还停留在哀怨伤身，与传统女性词人创作主旨没有显著差别。

但是，在接受了追求自由、男女平等等新思想后，秋瑾在看待婚姻家庭的观念上有了较大转变，开始产生了“独居”[9]303倾向。曹辛民教授也曾在论述民国女词人的创作观念时提出“独居情怀”[10]406，而秋瑾的自觉行为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例证。所谓“独居”，可以理解为女子出嫁后，不完全依赖夫家，自食其力；当与丈夫和夫家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不向男权低头，甘愿离异或者暂时独居，自谋生活，实现自立自强。以秋瑾词作为例，稍早的《满江红》中就指出：“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决意与丈夫及封建大家庭决裂，“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2]279，身为女性，心中却有男性的刚毅与远大抱负，此时一个双性兼具的女性革命家已粗具雏形。之后决心赴日留学的秋瑾又写下“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杰出”[2]324的诗句，公然与夫家决裂，独居友人家中，后只身赴日留学。这种“独居”甚至“弃夫”的做法，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鲜有听闻，但发生在女侠秋瑾身上却使人心生敬仰。

秋瑾为何如此决绝地离开丈夫？一是无法忍受长期“孤寂幽怨”的婚姻生活，而且秋瑾不愿向夫权低头；二是封建家庭的重压，使秋瑾这个天性活泼的女性难以忍受，不愿向男权低头。因此，秋瑾怀着一颗“比男儿烈”的赤子之心，为社会确立了一个全新的女性标准：自谋生路，自立自强，不依赖男权而生存。这一标准深深影响了民国时期的一批女词人，甚至可以视作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最早萌芽。

三、“为国牺牲敢惜身”：从忧心时局到投身革命

秋瑾生活在封建王朝日趋崩溃的时代，此时国内矛盾激化，革命的暗潮涌动，国际帝国主义通过战争等方式侵入，觊觎中华。在这样的历史社会背景下，秋瑾很早就流露出对中国未来的担忧和对外敌侵辱的愤懑。《满江红》中有“家国恨，何时泄？”[2]324但此时秋瑾的救国思想还停留在报国仇、反对帝国主义侵入方面，停留在口号式的宣传上，既没有看到国家日趋崩溃的深刻原因即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也没有认识到革命的根本力量在于启迪民智，引导人民抗争。

在赴日留学后，秋瑾深刻地意识到普通民众仍然愚昧无知，眼界狭窄。她在《如此江山》中痛心地说：“曰归也归何处？猛回头祖国鼾眠如故。外侮侵凌，内容腐败，没个英雄做主。天乎大瞽！看如此江山，忍归胡虏？豆剖瓜分，都为吾土。”[2]331秋瑾还明确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与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革命任务。与早期对国家的担忧只停留在个人情感的抒发不同，留学归来后则真正投身于革命的实践，秋瑾在《鹧鸪天》中直抒胸臆：“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2]333表现出为祖国投身革命直至牺牲的高尚情操。

在投身革命之后，秋瑾完全卸去了传统女性身上的重荷，真正拥有了“男儿心”，词风也变得刚健雄奇。纵观清末至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所有词人，秋瑾词也能称得上其中翘楚。“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7]9，秋瑾也是这样。女性身份与男儿气概在秋瑾身上完美融合，终成“鉴湖女侠”，而这一侠士形象也极大地改变了当时和后世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女性不再只是居深闺做女红，不再只是操持家务服从封建大家庭命令的工具，女性还可以是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女性还可以在这些男权主导的领域实现男女平权。秋瑾词为民国女性的觉醒及抗争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是秋瑾词塑造的侠女形象对中国社会的重大意义。

秋瑾词的创作主旨在双性同体理论的观照下，有了疾呼女性觉醒、追求女性独立以及投身革命洪流的时代新变，反映了时代精神对个人命运轨迹的深刻影响。秋瑾词不但有女性的温度，更兼有男性的侠骨；不但是才女的词，更是斗士的剑。

[1]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随笔全集[M].张学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郭长海.秋瑾全集笺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邓红梅.女性词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4]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5]刘艳.唐代女诗人的创作心态[J].文史知识，2008（8）：145-148.

[6]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北京：三联书店，1989.

[7]王国维.人间词话[M].徐调孚,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8]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9]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文苑英华[M].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1991.

[10]曹辛华.论民国女词人创作状态和观念的新变[J].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1（2）：390-409.

（编辑：张雪梅）

The Them atic Changes of QIU Jin’s CI:A Perspective of Androgyny

GU Yi-fan
(Schoolof Literature,Nankai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QIU Jin,a famous revolutiona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became progressive-minded after participating in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QIU Jin’s Ci(a type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reflects her legendary life experiences by the thematic changes which show that she became a woman knight from a traditional female.One of the important theories ofWoolf’s poetics is the concept of androgyny,which can be used to interpret QIU Jin’s writing of CIand to explore the time significance ofher poetry themeswhich changed with times.

QIU Jin’s CI;Androgyny;creation theme

H158

A

1671-4806（2017）01-0102-03

2017-01-02

顾一凡(1994—），男，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国词、目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