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鹏程，杨舒眉

(1.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辽宁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鞍山 114051)

卡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国内学界研究述评

薛鹏程1，杨舒眉2

(1.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辽宁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鞍山 114051)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当前国内学界对卡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因及其推动因素、正常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正常化期间的台湾问题以及正常化对中美两国和国际格局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部分成果仍存在着档案材料利用相对单一、内容论述同质化严重等不足。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

卡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研究述评

卡特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经过近两年的接触与谈判终于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国内学界对卡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相关问题已多有着墨。就目前收集和掌握的资料来看，共有相关著作20余部，硕博士论文6篇，期刊论文50余篇。本文根据以上成果对卡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述评，以期推动卡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更深入的研究。

一、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原因与推动因素的研究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对于卡特时期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原因，国内学界多倾向于从中美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论证了其他因素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作用。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因探讨

对于卡特时期两国之所以能够实现正常化，国内学界多着力于从中美双方对当时国际环境和国家利益的认知上来寻找原因，其代表学者有郝雨凡、陶文钊和熊志勇等。

郝雨凡认为，从美国方面来看，首先是美国担心中苏缓和，希望“用同中国的密切关系来惩罚、吓阻莫斯科”，以便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利用中国对苏联施加压力，确保美国在美中苏大三角中处于有利地位。其次，卡特总统与台湾的联系较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台湾因素对正常化的干扰。最后，经济因素对两国关系正常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中国市场的诱人前景刺激了美国要尽快完成关系正常化的兴趣。就中方来看，首先是为了适应国内战略调整的需要。当时邓小平同志希望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资金和市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快医治“文革”给中国带来的创伤，努力恢复并发展中国经济，以促进中国现代化早日实现。其次是中国应对苏联威胁的本能反应。1978年苏联“在远东部署SS-20战略导弹、先进战斗机和攻击型直升机，并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大规模的海陆空联合作战演习”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促使中国领导人加速中美建交的进程。[1](P361)

陶文钊认为，从美方来看，首先是美国应对苏联威胁，维护其国家利益的需要。当时苏联的扩张对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形成有力挑战，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又迟迟未果，再加上美国对苏人权外交的失败，美国需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来应对苏联的挑战。其次是中国市场潜力对美国的吸引。1978年中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欧洲、日本与中国签订贸易协议后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对美方形成的刺激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动力的另一来源。从中国来看，首先是中国应对苏越威胁的必然要求。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印度支那的扩张拉近了苏越关系，越南趁机开展大规模的排华反华运动，中国需要改善中美关系以维护西南边境的安全。其次是“中国在结束了十年的动乱后重提现代化的目标”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此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充分吸收美国的资金与技术。[2](P40)

熊志勇认为，从美国方面来看，一是源于美方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当时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欧洲国家和日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双边贸易的发展日益迅猛，“美国政府渴望通过扩大贸易来改善经济形势”；二是源于美方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当时苏联在第三世界咄咄逼人，在战略武器运载工具件数、投掷重量和核弹总当量方面超过了美国，在战略武器的质量和精度上也竭力追赶等方面均引起了美方的严重关切。从中国方面来看，一是中国对实现现代化与进行改革开放的期待。为了引进美国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需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以保证对外开放的路线顺利实现；二是中国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希望改善中美关系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3](P192)

此外，韩长青[4]、杨贤[5](P215)和杨建国[6]等学者也分析了两国实现正常化的原因，他们的观点与上述并无太大差别。

(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因素

除了以上学者以中美双方对国际环境与国家利益的认知为切入点来论述卡特时期两国实现正常化的原因之外，也有学者另辟蹊径，重点阐释了某一因素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推动作用，代表学者有刘建飞、宫力和王仲春等。

刘建飞探讨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国际环境与世界因素。刘建飞认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多极化趋势使得当时的美国统治者为了避免将其资源和精力过度用于日益激烈的多极化竞争，不得不放弃“四面出击”的政策，进而举起和平的大旗来缓和同中国的关系。[7](P459)王仲春探讨了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中的苏联因素。王仲春认为，卡特时期中美两国为应对苏联的威胁，采取了不尽相同的对苏政策。两国对苏联的战略意图的判断以及相应的政策互动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重要因素。[8]陈从阳认为，经济因素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重要推动因素。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日益激烈的竞争，经济相对削弱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危机、滞胀等情况迫使美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便为本国的商品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需要充分利用美国的资金、技术与人才。[9]

还有些学者指出，当时的领导人、学者智囊、政治经济领域的知名人士等也从特定的方面推动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向前发展。如宫力、赵学功探讨了领导人的决策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作用。宫力认为，当时主管中国对美外交的邓小平着眼于国际战略，从制衡霸权与护卫国家安全等多方面角度对当时中美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为正常化注入了新的动力。在中美建交的最后阶段，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要“错过机会”并亲自参与建交谈判，其最后决断成为两国关系实现突破的决定性因素。[10](P206)赵学功认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瞻前顾后使得中美关系在卡特执政的第一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美苏缓和的失败与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张促使卡特决定早日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尽管卡特本人在美国国务院与国家安全委员的对华政策设计中多充当调和者的角色，其决策仍对中美关系不正常状态的结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1]杨贤探讨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杰出贡献，[5](P211)金先宏讨论了美国东亚安全事务助理奥克森伯格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作用，等等。[12]

二、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重大事件研究

卡特时期中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是双方近两年磨合与谈判的结果，万斯访华、布热津斯基访华、中美建交秘密谈判与邓小平访美是这个时期两国交往的“重大事件”。国内学界对于这些重大事件的起因、经过与影响多有探讨。

(一)万斯访华

1977年8月22日至27日，万斯对中国进行了为期6天的访问，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次“试探”之旅。[2](P36)宫力认为，万斯访华是卡特“大力推进美苏缓和的同时，继续探索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解决台湾问题”思想引导下的产物。访华期间，万斯变相要求中国默认不对台湾使用武力，其提出的继续对台军售及“倒联络处”方案与中方的要求相差甚远，自然遭到了中国的抵制。这次“探索性”访问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10](P209)苏格指出，面对苏联的挑战，卡特意识到妥善解决台湾问题是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途径，因此派万斯访华试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这次访华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有助于卡特政府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也有助于布热津斯基“第二条轨道”方案的实施。[13](P411)郝雨凡认为，授权历来奉行“苏中等距离”政策的万斯在台湾问题上提出“最大限度的立场”来试探中国的反应是卡特派遣万斯访华的重要原因。然而为了防止激怒苏联，万斯在台湾问题的立场并没能向前推进，其在台湾保留美国政府官员的“非正式安排”和希望“中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上的试探使得本与中国进行“实质性”访问的行动重新降格为“试探性”访问。因此，万斯访华无疑是失败的，其对中国来说“只是又多了一次毫无意义的会谈而已”。[1](P349)韩长青认为，中美战略互疑、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停滞与双方经贸关系的阻力是卡特派遣万斯进行这次中美战略性试探的主要原因。访华期间，万斯与中国领导人就全球战略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加强了两国对双边关系特别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讨论。“这次‘探索之旅’促进了双方间的沟通和了解，重新启动了停滞已久的正常化进程，为中美关系后续的加速发展和突破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4]

(二)布热津斯基访华

1978年5月20日至23日，布热津斯基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次“突破”之旅。郝雨凡认为，1978年初国际环境与美苏关系的对抗促使卡特加快两国正常化的进程，为布热津斯基访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次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秘密谈判，在促进正常化方面向中国传达了“美国已经下定决心”的信号，极大地改善了中美关系，并在实质上加快了中美建交的速度。因此，总体而言，布热津斯基访华是“有成效、有意义的”。[1](P379)陶文钊认为，1978年春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与中美两国经贸联系的增强使得中美关系酝酿着突破。这次访华，布热津斯基就美中关系的战略利益、增强两国商贸接触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等相关问题与中国进行了磋商，双方还就全球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这不仅成为中,美签署《和平友好条约》的推动因素，而且为正常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2](P49)宫力探讨了布热津斯基访华的背景及卡特总统想要布热津斯基向中国传达的信息，认为布热津斯基访华时的主动精神和积极态度，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定立场体现了美方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的诚意，其访华成为“中美两国建交的先声”。[14]周聿峨探讨了中越华侨争端公开化与布热津斯基访华之间的联系，认为布热津斯基访华向外界传递了中美两国在越南和苏联问题上的共识，成功地使美国意识到在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之前必须暂缓与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15]吴洪宇认为，中国特殊的地缘优势与战略地位是布热津斯基决定访华的重要原因，对中美苏三角的分析则是促使其推动中美建交的直接动机，这次访华对中美建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6]

(三)中美建交谈判

中美建交谈判始于1978年7月5日，结束于12月15日，历时5个多月。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共进行了10次相关谈判，最终促使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宫力认为，苏联包围中东和在非洲煽动种族纠纷的活动促使卡特“从对苏联大搞缓和的政策转变为奉行警惕的平衡政策”，并使得美方决定以更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中美建交谈判。前两次的会谈主要讨论了台湾问题与建交公报的问题，但由于中美双方的立场相差较大，第三次和第四次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第五、第六次会谈主要是中美双方在建交公报草案上进行的互动。后四次谈判在邓小平的亲自参与下进行，促使中美关系实现了突破，两国实现了建交。从建交谈判的最后结果来看，中美双方均在台湾问题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从而表现出了“向前看的长远眼光”。[10](P228)郝雨凡认为，美方对中美建交的顾虑促使其在谈判策略上进行了多次调整。在实际的谈判中，双方主要围绕与中国“三原则”与美方的“三条件”进行交锋。随着环境的变化，美方意识到中方有意加速正常化，而邓小平的直接介入则最终导致了12月中旬中美关系突破性的进展。[1](P400)陶文钊认为，中美建交谈判启动后，越南因素的干扰与双方对台立场的严重差异使得谈判从7月到9月中旬基本“没有接触到建交中的实质问题”。卡特调处埃以冲突成功后加速正常化进度的考虑与邓小平既坚持原则，又注重灵活性的谈判策略成为中美正常化的重要推动因素。最终，两国暂时搁置对台军售问题，先行建交的决议迎来了中美关系的新阶段。[2](P51)杨贤考察了卡特时期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参与中美建交谈判的全过程。杨贤认为，伍德科克以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始终积极推动正常化进程，希望能早日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在建交谈判中，伍德科克能准确传达美方的立场和观点，敏锐地观察中方的反应并及时向卡特政府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与邓小平的关键性会谈中，伍德科克以较高的谈判技巧促成了两国立场的接近和建交协议的达成。[17]

(四)邓小平访美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邓小平受美方的邀请，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4日正式访问美国，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次“巩固”之旅。宫力认为，中美建交后，邓小平本着巩固正常化的成果，增进两国政府与人民的了解的想法对美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在美期间，邓小平以其充沛的精力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两国友谊的外交活动，使得“邓小平旋风”席卷了美国及世界的舆论界，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形成了一种旨在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新格局。[10](P267)陶文钊认为，中美建交后，加快中国经济建设与巩固中美关系成为邓小平访美的主要原因。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两国作出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的承诺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此外，这次访美不仅促使中美两国在“教训越南”的立场基本达成一致，还使得美国公众从邓小平身上看到了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中国新形象，这对于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大有裨益的。[2](P84)郝雨凡指出，中美建交在美国政治经济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邓小平的出访刚好处于国会对卡特新对华政策中台湾问题的处理进行围攻之际。当时美国国会蠢蠢欲动，主动出击袒护台湾利益，邓小平以其务实的作风赢得了大多数国会领导人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安抚了美国的极右势力，减少了一些国会人士对台湾安全的担忧”。[1](P432)倪世雄指出，为了推动建交后中美关系的良好势头，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而“华盛顿的礼炮声则迎来了中美关系史上的新时代”。在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就双方关切的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进行了五次会谈，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定。两国关于亚太形势的会谈使得这次访问“从原先所设想的仅是礼仪性的外交访问变成为一次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18]

三、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台湾问题研究

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和最大障碍。

(一)万斯访华中的台湾问题

苏格认为，1977年卡特提出要“在台湾前途和平解决的范围内尽早走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化”。然而，万斯的态度相对消极，一再强调正常化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以下三点：首先是保留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其次，《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是立即废除，而应该在提前一年通知台湾的基础上予以“终止”；最后，中国应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言论。这三点一向被中国认为是美国在对台立场上的重大倒退。[13](P403)郝雨凡指出，万斯访华主要是在有条件接受中国建交“三原则”的前提下，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寻求一个基础。只要中国承诺放弃武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让美国政府的官员继续留在台湾，美国便可以从台湾撤出全部的军队和军事设施。而中国领导人干脆而果断的拒绝则让美国意识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并不具有回旋的余地。[1](P349)韩长青认为，“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前景下，‘诱使’中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是万斯访华最主要的目的。在这样的“高期待”下，万斯希望中国能接受美国继续对台军售，并承诺放弃武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由于中方在不了解美方意图的情况下原则性与灵活性不足，致使美方误判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意图，最终使万斯访华的战略试探效果未尽人意。[4]李桂峰利用美国新近解密的档案系统地探讨了1977年万斯访华期间的台湾议题。李桂峰指出，为了深入试探中国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底线，万斯带着维持美台军事供应关系的“最低要求”与维系美台官方关系的“最高要求”访问了中国。访华期间，双方在美国对台军售、建交后的美台关系等问题上展开了多次交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对于这次访华的效果，李桂峰认为，“如果仅就台湾问题而言，无疑是失败的。不过，这也促使美方在考虑与中国实现正常化时不得不调整方案，使之更接近和满足中国的‘建交三原则’。”与此同时，李桂峰澄清了国内学界对万斯访华相关研究的一些误解。如指出万斯回忆录与《美国对外文件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低限度”的表述并不一致，再如澄清万斯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不是国内学界一直认为的“要求中国公开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看法，等等。[19]

(二)布热津斯基访华中的台湾问题

苏格指出，台湾问题是卡特政府在改善中美关系时必须应对的问题，“中国不能批驳美方关于台湾问题将‘和平解决’的声明与中国接受美方继续对台军售”是卡特政府要布热津斯基向中国传达的最低立场。然而布热津斯基访华时一方面以“美国正继续并加速从台湾撤军，愿意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等向中国“示好”；另一方面，美国还是一再要求中国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把抵制“共同的敌人”苏联作为其将在远东继续“保存实力”的借口。这次访华虽然没能使双方就台湾问题达成一致，但有利于中国了解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利于克服两国在实现正常化方面的障碍。[13](P414)陶文钊指出，1978年美方为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打算通过布热津斯基访华来改善中美关系，同时排除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阻碍两国正常化的种种因素。访华时，布热津斯基承诺在建交后台湾不会有美国的大使馆，重申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三个条件与美国前任政府的五点声明。但要求中方答应美方两个条件，即中方不要批驳美国希望台湾“和平解决”的声明，中方允许美国继续对台军售。对于这种不良企图，中国果断予以拒绝。这次访问反映出美方对待台湾的立场在某些方面有所前进，并“为正常化的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为正常化谈判打下了基础”。[2](P46)宫力认为，布热津斯基访华前，卡特已决心通过解决台湾问题来促使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访华时，布热津斯基在与邓小平会见中那些“经过反复推敲”的言论，以及美国决定进一步减弱其在台湾的军事存在，邀请中国代表团访美等行动均体现了美国在实现正常化与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决心与诚意。虽然此次访华美方承认《上海公报》中体现的“一个中国”原则，并首次接受了中国的建交三原则与五点承诺。但是布热津斯基仍然在希望邓小平理解美国的“内部困难”的借口下表达了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10](P225)

(三)中美建交谈判中的台湾问题

宫力认为，美台关系问题是中美建交谈判的焦点。针对美国向台湾大量提供军事援助阻碍中国统一的行为，中方提出美国若想要改善两国关系，“解铃还须系铃人”，同时遵守“建交三原则”。为了照顾现实，中方允许美台的民间往来，但坚决反对美国继续对台军售。对于中国的要求，美方则在《共同防御条约》是“终止”还是“废除”，允许美方继续对台军售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讨价还价。在后几次谈判中，邓小平亲自参与谈判，解决了“废约”问题，并暂时搁置了两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争议，促使建交谈判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因此，从建交谈判的最后结果来看，宫力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从中方的角度上看，邓小平的最后决断显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0](P231)苏格指出，布热津斯基访华后，美国开始认真研究美国的谈判方案。为了促使中国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更加灵活”，美方在建交谈判开始后试图通过“三个渠道”与中方保持接触。在谈判中，中国始终坚持美方必须遵守“断交、废约、撤军”建交三原则，而美方也想让中方接受美国的“三条”，即中国不能反驳美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中国允许美方保持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允许其继续对台军售。最终，在台湾问题上双方谈妥了一些问题，也搁置了某些争议。[13](P418)郑保国探讨了《中美建交公报》谈判过程中台湾问题的地位、双方在对台立场上的分歧及其表现形式，认为台湾问题是建交公报出台过程中双方斗争的焦点。[20]王中文探讨了建交谈判期间的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王中文指出，卡特上台后坚持继续对台军售的原则。万斯访华时对台立场的“倒退”与布热津斯基访华时的“模糊言语”耽搁了该问题的解决。建交谈判期间，军售问题在暂时搁置争议与保留双方立场的基础上得以解决。[21]李传利讨论了中美建交谈判中与台湾问题相关的“废约”问题。李传利指出，“废约”问题源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由于中美双方的分歧较大，使得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争论状态。建交谈判期间，卡特政府采用“按约终止”的方式解决了“废约”问题。[22]

(四)邓小平访美中的台湾问题

苏格指出，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在其访华前已经多次向美方阐明“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内政”，绝不允许有“两个中国”，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等原则立场。在访美中，邓小平不仅明确表示不赞成美国继续对台军售，其提出的照顾台湾现实与利益则是中国拟在台湾实行的“一国两制”政策的未雨绸缪。而在海外人士普遍关心的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苏格认为，当出现“台湾长期拒不谈判或苏联势力进入台湾”这两种情况时，中国将会收回“和平方式”的耐心。[13](P429)宫力指出，邓小平访美向美方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中国不再提“解放台湾”，并将在台湾回归后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二是中国力图使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在这方面中国有耐心，但耐心也不是无边无际的”。[10](P259)郝雨凡指出，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卡特政府特意安排邓小平与国会领袖会面，以消除国会对台湾问题的担忧。而邓小平“只要台湾能回归祖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将充分尊重台湾的现状”的论调赢得了大多数国会领导人的好感，缓解了国会人士对台湾安全的顾虑。邓小平虽然没能承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最后底线，但他说了足够多的话来保证中美关系继续向前推进。[1](P433)熊志勇指出，在访美中，邓小平以“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会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的言论来告诫美国“可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出贡献，但不要做不利和平解决的事”。[3](P203)钱江认为，针对台湾问题这个最棘手的问题，访美时邓小平明确反对美方继续对台军售，指出美日敦促台湾同中国大陆进行谈判将“利于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再次断然拒绝做出“不使用武力”的承诺。[23](P238)

四、卡特时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影响

(一)对中美两国的影响

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对中美两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念龙指出，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联系两国纽带的恢复，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但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表明，尽管中美建了交，美国却没有放弃它干涉中国内政的打算。[24](P230)陶文钊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一个榜样。同时，两国关系正常化对于两岸关系也是一个促进。虽然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更加被动，迫使台湾当局必须面对新的形势。[2](P60)宫力则认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标志着中美关系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美两国联系的恢复，促使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不仅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美国重整国力赢得了时间和回旋的余地。[25](P13)

(二)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对国际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熊志勇指出，中美建交促使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苏联在美苏中大三角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3](P200)郝雨凡认为，中美建交后台湾当局和苏联的强烈不满与国际社会的一片赞扬相比，明显是微不足道的，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将起到重要作用。[1](P410)黄安余考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北美、西欧的舆论，亚洲和非洲国家友好人士及联合国秘书长的言论，指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国际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26](P84)宫力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扩大了中国所倡导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利于遏制当时苏联的全球扩张势头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5](P13)张慧聪研究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总结出中美建交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五大影响，如削弱了强权政治、世界政局趋于稳定、奉行和平共处原则等。[27]董振瑞则认为，中美建交后达成的一系列条约与协定促使中美关系逐渐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加速了中美两国战略关系的发展，中国由此增强了其在美中苏大三角战略博弈中的份量。[28]

五、结语

综上所述，自中美建交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在卡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研究的范围较为广泛，研究的视角较为多样，基本涵盖了卡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因及其推动因素、正常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影响及与之相关的台湾议题等问题。当然，现有的研究成果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这些研究成果使用的档案材料相对单一。在当时中美两国档案尚未解密的情况下，国内学界多使用当事人卡特、布热津斯基、黄华等人的回忆录、访谈记录等作为支撑材料，对某些问题的论述难免出现语焉不详，甚至前后矛盾的现象。其次，部分研究成果同质化严重，在同一事件内容的阐述上大同小异，思想碰撞相对不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日后的探索中加以解决。2013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国卷》的解密，不仅为我们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支持，更为我们深入探讨、还原某一事件的具体细节创造了可能。相信在国内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卡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课题的研究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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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思 动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 on Carter-Period Sino-US Relations Nominalization

XUE Peng-cheng1，YANG Shu-mei2

(1.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2.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aoning，Anshan 114051，China )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history of Sino-US relations. Currently，domestic scholars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domain of studying reasons and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relations，the major event in Sino-US relations，the Taiwan issue in the normal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Sino-US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Carter period. 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for example：the simplex utilization of the archives material and the dramatic homogenization of the content. With the decryption of the relevant documents，the study of these issues is to be further deepened and expanded.

The Carter period；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relations；research review

2016-07-04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13DKS020。

薛鹏程(1994-)，男，福建漳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史、国际关系史研究。

1004—5856(2017)04—0101—07

K107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