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保，范晨岩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3)

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心理与传统文化因素分析

杨先保，范晨岩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3)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发现并接纳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在中国快速广泛传播，成为武装中国无产阶级的重要思想武器。文章通过对“五四”时期群众心理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通性的分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必然与偶然的结合，为马克思主义继续中国化提供借鉴。

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相通性

十月革命的炮响，让迷茫中寻找国家和民族出路的仁人志士将目光转向已在欧洲诞生了数十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于1921年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马克思主义的快速普及，除了马克思主义自身对社会发展历史的科学阐释，也在于其满足了中国民众当时的心态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巧合式”的相通性上。笔者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得以传播的魅力所在。

一、马克思主义与“五四”时期国民心态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既有秩序的批判迎合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矛盾积压产生的愤懑之情。

1919年1月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中国向大会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及警察等正当要求遭会议拒绝。尔后在讨论德国在华权益及殖民地归还问题时，日本代表要求接管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无理要求竟得到主导和会的西方诸国的支持。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全国各界的强烈不满。当时的中国政府的暧昧态度，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积聚在中国人民胸腔的义愤终于在民族主义的催化下于1919年5月4日汹涌而出，点燃了赵家楼的大火。除了对列强罔顾中国权益的愤慨，中国社会各界也对列强背信弃义的行为感到失望。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至于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1](P44)其中，马克思主义因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科学且犀利的批判被李大钊等学者最终接纳，并大力宣传与普及。同时，马克思主义本身对西方资本主义旧秩序的激进态度也为它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在民间的知晓增加了推动力。因此，当马克思主义以一种与西方为敌的“救世主”形象出现后，中国人从它那里不仅看到了建立新世界的曙光，亦得到了抒发心中愤恨的畅快。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人格塑造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被接纳，离不开它对道德人格的塑造，契合了中国传统儒学对“君子”型人格的追崇之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各学派都表达过对君子贤人的崇敬之情，以儒家为甚。儒家对“君子”的定义是：君子应秉持温、良、恭、俭、让的性格，恪守礼义之道，宣扬仁德以改造自我和世界。如孔子言：君子以义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2](P15)可见，儒学将“君子”赋予了深刻的道德内涵。历经千年发展，各代儒家学者对于“君子”的道德内涵不断发展和完善。虽然晚清时期儒学遭受到来自西学等方面的强大冲击，但儒家所提倡的“君子”型人格并未遭到毁灭，而“君子”本身所彰显的道德性的个人与社会亦未被全盘否定与消灭。

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特点在于以“求善”为目标的道德本位主义，即侧重于道德标准对社会进行认识和批判，其社会思想为“和谐”的道德社会。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面临的深刻危机和价值取向的急速转换，使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道德本位主义价值观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中产生了某种相容状态。[3](P16)两者间的相容，我们可以从革命时期党的领导人那里感受到。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就要求广大共产党员：“我们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4](P660)毛泽东同志向广大党员干部提倡的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白求恩精神与儒学重利轻义、守仁弘道的精神不约而同。

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感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道德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认为阶级与国家作为历史的产物，必将随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社会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后消灭。正如《共产党宣言》中展望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P50)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后，“劳动成了人生活的第一需要，没有了任何强制；由此带来的是人们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平的更新与提高，人们将从中培养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规范，从而具有全面管理社会的能力”。[6](P128)在国家和政治制度瓦解后，道德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道德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因此，王沪宁认为，全力进行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为国家消亡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提供条件。[6](P130)

三、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济世情怀

马克思主义中散发的忧世悯人之情怀吻合了传统文化中“明道救世”的济世之情。

无论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时代，抑或西汉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包含有一种以爱国主义、民本主义为特征的救世、济世情怀，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7](P304)这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本主义与济世情怀，随儒学后来压倒式的发展得到了更加广泛地宣扬和发展。宋代大儒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观点补充道：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德也。”[8](P3)这说明儒家认为个人在修身的同时还要兼顾他人的道德修行，做到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共同进步与发展，也正是这种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方可达到儒家所推崇的“和谐”。

中国传统儒学主张积极入世，倡导“兼善天下”的进取精神。马克思一生追求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和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崇敬和仰慕。[3](P17)马克思与恩格斯时代的欧洲，伴随工业革命的开展，资本主义飞速发展。但与资产阶级富庶、逍遥的生活相比，大量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却挣扎在贫困与饥饿的边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5](P34)正是目睹了无产阶级遭遇的太多不幸，马克思、恩格斯以笔作刀，开始解剖资本主义制度，针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鞭挞资本主义制度的虚假性和欺骗性。拯救广大工人和穷人成了两个人一生奋斗的目标。这让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天然地带有一种悲天悯人、救民于水火的情怀。正如列宁评价的那样：“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描绘得淋漓尽致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9](P810)

回顾“五四”时期的中国，人民群众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不仅衣难蔽体，食难果腹，而且还可能面对军阀混战带来的生死之虞。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欧洲何其相似！而鸦片战争后中华儿女寻道图强、济世救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跟马克思、恩格斯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一拍即合，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容相生。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

马克思主义对美好社会的愿景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同社会的向往之情。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人格、明道济世，构建一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国破家亡，一大批知识分子在痛感悲凉的同时化悲痛为力量，开始设计国家与民族未来发展的蓝图，儒家的大同社会便在其列。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康有为就在《大同书》中写道：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10](P8)可见，儒学虽在近代化运动中饱受诟病和责难，但其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大同，仍有很强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并没有因儒学的失势而消解，反而在那个兵荒马乱、风雨飘摇的年代倍加令人企盼和渴望。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随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解释与普及，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始展现在国人面前。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预测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那就是人类社会必将步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1](P759)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除了因人身依附关系消失后人获得了自身的解放，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还因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可以各取所需、按需分配。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与传统儒家推崇的“大同”社会理想虽然在实现的方法上迥然不同，但在对待美好社会和幸福生活的感情和态度上是相近、共通的，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共鸣，既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更激励了无数爱国者认知、认同马克思主义，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华民族摆脱列强欺侮、军阀凌霸、官僚荼毒而不懈奋斗！

毋庸置疑，“自由的价值与对文明的看法相统一”，[12](P40)马克思主义近代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它是一门科学，预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20世纪初期的战乱和动荡中，马克思主义指引了我们党和人民革命的方式、方法和方向。因此，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自觉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侧是当时历史环境的必然选择。但不应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偶然的”相通性，为其推广与普及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

[2]论语·卫灵公第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都培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再认识[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3).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王沪宁.政治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杨伯峻.孟子译注(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康有为.大同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胡雪萍.人类历史与自由秩序——哈耶克政治哲学思想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5).

责任编辑：李新红

Psychological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Factors for the Rapid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YANG Xian-bao，FAN Chen-ya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63，China)

After the May 4thMovement(1919)， a large number of advanced intellectuals learned and accepted Marxism. They spread Marxism rapidly in China and made it the key theoretical weapon for Chinese proletarians. By analyzing mass psychology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it is proved that the popularity of Marxism in China is both necessary and incidental.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n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Marxism；traditional culture；common characteristics

2016-10-26

杨先保(1968-)，男，湖北京山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代政府研究； 范晨岩(1990-)，男，辽宁大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1004—5856(2017)04—0005—03

A811；D61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4.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