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昌

(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毛泽东新民主革命时期农民观范式的重新思考

郝志昌

(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毛泽东农民观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农民一系列问题的独特认识以及解决方法，是对中国农民在客观历史背景之下所反映的对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的双重要求的实质问题，同时也是对中国革命的实质认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路线和方向。对于当今农村工作，尤其是精准扶贫，全面解放农民，使其成功转型为新型农民，发挥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五位一体建设的主体力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毛泽东；农民观；中国革命

从广泛意义上讲，农民观所指向的问题实质是农民阶级与农民问题在近百年来中国所起到的对革命以及建设的突出作用和地位，是对农民问题所存在的历史、所处的现实和将来归宿的反映。另外，从毛泽东个人的角度出发，毛泽东的农民观是他本人在客观的历史环境背景之下，以他本人的经验联系，深入调查研究所形成的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独特认识，以及他对中国农民问题所形成的实践经验和解决方法。毛泽东的农民观，正是他对于现实条件下的中国农民问题所进行的具有科学性、革命性、现实性的深刻思考。本文通过对毛泽东农民观的范式解读和实质把握，以期切中时弊，并给出一些思考。

一、主体把握：毛泽东农民观范式的解读

就农民的革命性而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以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量都将压抑不住。”[1](P13)可见，农民运动的势头之猛，农民运动的力量之强。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革命性进行分析，指出了“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就是他们的问题”。[1](P7)在人数比例上的优势是其革命性强的原因之一。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经济地位决定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进行划分，从中表明半无产阶级中的半自耕农和贫农深受压迫。他们作为农民当中最艰苦的人群，极易接受革命宣传，因此革命性极强。根据这个分析，毛泽东提出了贫农是革命的先锋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已经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农民问题，在理论高度上有力驳击了党内外错误的声音。一方面，毛泽东对农民运动革命性的认识，尤其是对贫农的认识十分深刻，不仅在理论上反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痞子”“堕农”“过分”的言论，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所必须依靠的广大的力量之源。另一方面，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是对农民运动的赞扬，是宣扬我党思想的武器，为我党展开革命开辟了新的战场。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各派反动统治者对工农群众的压迫，尤其是地主阶级残酷的赋税，并且随着帝国主义商品的侵略，这种压迫变得更为残酷。农民阶级在这个时期中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对地主阶级的反抗上。因此，对国情的认识就会发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和革命性之强，“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全国规模的发展”。[1](P98)在土地革命后期，面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即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工农阶级仍表现出强大的革命性，并且是中国革命当中最为坚决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革命斗争经历和客观环境的洗礼之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理解更为透彻和深刻。在其革命性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2](P692)毛泽东在这里指明了由于人数众多，而且受压迫和剥削的程度最深的农民是革命性最强的，是中国革命的力量所在。毛泽东指明了农民斗争是武装斗争的主要力量，其革命性之强，是我们武装斗争进行下去并取得胜利的保障。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已经成熟，也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斗争的相互联系。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仍需要依靠农村中的贫农和雇农这些人数最多，革命性最强的农民力量。

就农民的革命目标而言，毛泽东辩证地继承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马克思在分析欧洲革命经验的同时，指出了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使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相结合。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3](P573)中国的工人与农民无疑也是相同境遇的难兄难弟，双方都深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因此，他们的共同目标和愿望是一致的。毛泽东指出：农民运动在革命目标上要实现的胜利与国民革命的目标是一样的，甚至，国民革命能否胜利取决于农民运动能否胜利。农民运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1](P15)这是国民革命目标与农民运动目标一致性的体现。在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革命目标仍旧是中国革命的总目标，即“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本主义和大地主阶级。”[1](P184)并且中国在这个时期的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由农民积极援助红军，这个是必要条件，因为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党，以及中国革命的愿望与要求是一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抗日阶段的中国革命任务进行分析，认为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但是对于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这一任务是与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任务紧密相连的。毛泽东针对民族任务与民主任务中的农民问题进行论述，指出：“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2](P637)毛泽东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有三个基本问题，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的实质是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同盟，武装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党的建设的实质是紧密依靠农民。我们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把三者相结合，才能取得革命最终目标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争取最后的胜利，在农民革命目标问题上仍需重视。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代表中国农民的革命的胜利，是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农民运动的胜利，同时也是中国新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农民观已经走向成熟，毛泽东在理论上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回答问题，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其农民观中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概括，给予了相当精准性、科学性、实践性的高度总结，毛泽东农民观思想体系中呈现出了逻辑严谨清晰、内容丰富完整、理论系统成熟的特征。毛泽东不仅把有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相互作用观点运用到军事实践领域当中，同样更为特别的是也运用到了中国农民的社会斗争之中，从而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农民观。

二、重点挖掘：毛泽东农民观范式的实质分析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4](P284)毛泽东对农民观实质的认识是结合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所处的矛盾中所做出的认识。毛泽东将农民问题的实质看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来对待，并且认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近百年来的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农民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就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

毛泽东在总结农民问题的过程中，指出了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对现状的反抗。而对现状的反抗实质就是对政府的反抗和对自然的反抗。一方面，在对政府的反抗过程中，表现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毛泽东列举了农民在协会领导下，对反动政府的反抗，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地主，从而推翻封建劣绅的统治。这一切都体现了农民在政治上迫切要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在土地革命时期，虽然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大地主阶级乃至大资产阶级，但是革命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中国革命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与广大农民的援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基本国情仍旧没有改变，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部受帝国主义压迫，内部受封建压迫。因此，农民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的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即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

另一方面，在对自然的反抗过程中，表现为对土地的争取。土地是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在土地上进行解放，才能实现农民解放。而中国农村的土地中，大概有五类划分：具有政治性的土地，属区乡政府所有；具有宗族性的土地，属各姓祠堂所有；具有宗教性的土地，属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所有；具有社会救济性或者公益性的土地，如为修桥补路所留；具有教育性的土地，如学田。这些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和富农手里，农民阶级，特别是贫农阶层，只有很少一部分土地。因此，农民问题集中反映在对自然的反抗过程中，就表现为对土地的争取。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继续深入农村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的农民观在土地问题上，理论发展更进一步。在土地革命期间，毛泽东把土地革命作为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把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将土地革命贯穿民主革命的始终。在土地革命期间针对土地问题，在大量实践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准确把握上，毛泽东提出土地革命总路线，其目的是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争战略的需要，为了“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5](P1074)因此，在农村工作中，针对土地问题，实行减租减息，为统一战线服务。在解放战争时期，依照形势的变化，在不同地区实行了不同的土地法，对不同的农民阶层实行有区别的土地政策，真正做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6](P1314)在不同时期中，对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是以保护中国革命主体力量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解决土地问题，可以更好发动农民运动，保证革命力量和势头。其次，土地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不解决土地问题，农民就一直受各个剥削阶级的压迫。因此，农民观实质就是政治上的解放，即反剥削反压迫；经济上的解放，即争取土地。这二者妥善解决不仅关乎农民运动的顺利开展，并且对于中国民主革命进程有重要影响。“此外解决土地问题还有三项意义：(一)废除封建制；(二)发展中国工业；(三)提高文化。”[1](P43)

最后，除了对农民问题实质的这两点看法，即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外，毛泽东的农民观还包括关于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接受文化再教育的问题。毛泽东是认可农民运动和农民阶级的革命性的，但是毛泽东并不认可农民阶级的自发性，并不同意农民阶级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是需要接受先进文化的教育，需要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使其在思想战线上能够更统一、更团结。一方面，关于农民教育思想问题，在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虽然没有亲身参加并领导农民运动，但是他对农民教育思想开始重视。毛泽东提出：“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2](P692)另一方面，在领导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十分注重农民的主力军作用，但是在其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农民阶级并不是先进的阶级，旧式的农民运动到最后都归于失败，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而在近百年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指明了中国的无产阶级的特殊的优点，即深受压迫，革命性强；由共产党领导，觉悟高；与农民阶级是天然同盟。因此，基于这三个特点，中国的无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是当仁不让的，但是又由于无产阶级还存在一些弱点：人数少，文化低，年龄轻。因此，必然要与农民阶级联合，领导农民阶级进行革命。从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要求和愿望是一致的。农民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共产党领导。并且，无产阶级的革命要胜利，必须与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三、立足当下：毛泽东农民观的现实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关中国农民的一系列问题的实质内涵也有了变化。因此，如何能够继续发挥农民阶级的强大动力，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建设，仍然是一个难题，尤其我国是农业大国，是有着9亿多农民的国家，如何将“包袱”化为“财富”，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的农民观实质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样，在这里，就毛泽东农民观的实质思想对于新时期农民问题的改造有以下几个观点：

在作为基础的经济问题上，首先，毛泽东曾对中国社会人群结构进行分析，从而有了精准的判断。在新时期的中国农村，这仍然是有效的，尤其是在精准扶贫上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单一的经济成分作为划分贫困等级的条件并不科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由于经济体制的不断创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产业结构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阶级当中的阶层划分出现了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因此，农民阶层划分不仅要以经济财富作为标准，还要与社会化分工程度作为参考。按照这两个条件，可划分为“农村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7](P170)因此，在精准扶贫上，特别是对于精准识贫，应科学分析，合理划分，准确识贫，引导广大农民阶级共奔富裕之路。

其次，土地问题是作为一种天然的问题与农民阶级联系起来的，土地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关乎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实质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上，即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农村的富裕，无一不与土地问题联系紧密。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的土地呈现出新的问题。例如，土地污染的严重，土地资源的紧缺，土地质量的低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农村、农业、农民的新障碍。因此，政府在这些问题中应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对农民进行文化宣传，注意保护土地资源；对农村的土地利用进行培训教育，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注重保护土地资源。

在政治理性诉诸上，随着市民社会的逐渐兴起，中国农民逐渐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转为对政治理性的诉诸。毛泽东农民观实质的另一方面就是在政治上解放农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必须注重农民的思想解放、政治解放、文化解放，从而转型成为新型农民。就目前形势来看，我国农民阶级由于几千年来的王权主义、宗法观念以及平均主义的影响，民主素质还有待提高。因此，全面推行直接民主，使其参与政治生活并无可行性，而“居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间的‘参与民主’在农村发展中拥有一定‘市场’”，[8]广大农民阶级参与民主有非常进步的意义，这种参与民主不是为了保护与稳定，而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行动的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而得到政治解放。因此，政府在引导农民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尤其是乡镇政府职能。乡镇政府在规范、管理、引导农民参与政治方面，责任重大，他们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最为紧密。因此，应做到强化乡镇领导干部自身素质，完善并落实基层民众参与政治的体系，并正确宣传与培育农民民主政治知识。其次，注重保障农民阶级参与政治的主体力量。农民阶级不仅是参与政治的主体力量，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主体力量。然而，由于新时期经济发展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造成农村领域中劳动力不断转移。农村劳动力的缺失，直接导致参与政治主体力量的缺失，而转移到其他城市的农民工，其政治权力没有得到重视。因此，政府应注重城乡一体化建设，使农民阶级劳动力可以由异地转移转为就地转移，从而保障农民参与政治的主体力量。最后，加强农民阶级的科学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培养。广大农民阶级中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群的文化水平薄弱，伦理道德有待提高，而先进的科学文化和伦理道德培养可以更好地使广大农民阶级参与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教育，因此，政府应从不同方面加强对农民阶级的科学文化与伦理道德的培育，从实际出发，结合农民的实际需要，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目的进行科学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培育。

四、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农民观范式是在坚持绝对的历史主义和实践一元论的视阈下建构起来的。并且，毛泽东不仅把有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相互作用运用到军事领域中，而且特别地应用到了农民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社会斗争中去。因此，毛泽东直接的创造性在于他把枪、农民的武装力量和马克思主义这三者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实然，毛泽东农民观范式的建构是其政治战略的基础和要件，并且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具体化，为中国革命道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农民问题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道难题。因此，应结合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坚持毛泽东农民观范式的精神实质，做到切中时弊，进而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和问题的解决，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事业的大踏步前进。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8]刘伟，王冲.“参与民主”视域下农村政治参与与制度探微[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党报，2015，(2).

责任编辑：思 动

Re-considering Mao Zedong’s Theory Paradigm of Peasants at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HAO Zhi-chang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8，China)

The main contents of Mao Zedong’s theoretical view on peasants are unique understanding and solving methods to Chinese peasants’ problems，which is the nature that Chinese peasants’ requirements desired for political liber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tion in the objective history background. It is also a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to Chinese revolution and directs Chinese revolution with line and orientation. Present，dealing with rural issues，especially accurate poverty relief and leading peasants to new farmers，it is of great value of reference，which makes them the main force of constructing economy，politics，culture，society，and ecology.

Mao Ze-dong；the theoretical view on peasants；Chinese revolution；realistic implication

2016-04-21

郝志昌(1991-)，男，河南焦作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

1004—5856(2017)04—0012—05

A8；K827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