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晴 锋

(中央民族大学 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的宣传攻势策略分析

王 晴 锋

(中央民族大学 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新世纪以来，纳萨尔派被印度政府视为“最大的内患”，国家采取综合策略进行遏制和剿灭。政府和媒体发动的宣传攻势企图解构纳萨尔派的革命话语，破除其救赎神话，并为政府进行血腥镇压提供合法性基础。政府、警察和媒体的宣传策略包括：争夺公共话语权、强调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去意识形态化和非政治化、渲染“纳萨尔威胁论”以及将纳萨尔派妖魔化和社会病理化等。这些措施在推动纳萨尔派罪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共同建构着纳萨尔派成为国家的重要威胁。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开展的宣传攻势犹如在公共领域开辟了“第二战场”，这场无形的文化战争对纳萨尔派同样生死攸关。

印度政府；纳萨尔派；宣传攻势；遏制；话语权

印度的纳萨尔运动(Naxal Movement)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纳萨尔巴里起义。近半个世纪以来，纳萨尔派持续活跃于印度最贫困落后的地区，游击战并没有在南亚退出历史舞台。2004年，印共(毛)的成立标志着纳萨尔运动的组织化和军事化程度达到了新的阶段，其最终目标是通过持久战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纳萨尔派的存在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提出了挑战，它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印度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它潜在的动员能力对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印度政府一直试图剿灭纳萨尔派，并为此采取各种策略，从20世纪60、70年代之交纯粹的武力镇压，到70、80年代的军事遏制与经济发展并举，再到90年代以来采取的综合战略。本文主要探讨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采取的宣传攻势，这种策略容易被人们忽略，但它长远的遏制效果却不容低估。

一、国家的综合遏制策略

纳萨尔巴里起义之后，革命的火焰迅速蔓延到毗邻地区，并引起印度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由于战术失误和国家的严厉镇压，起义很快被瓦解。这之后的纳萨尔派处于四分五裂、不断重组的低潮时期。革命者原本乐观地设想20世纪70年代将是“解放的十年”，现实却是被印度政府“压制的十年”[1]。此后，印度政府在很长时期内没有足够重视纳萨尔运动，认为它仅是地方性问题，不足以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国家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迅速压制纳萨尔派。就应对策略来看，印度政府从一开始试图在法律与秩序的框架内处理纳萨尔运动，它将任何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支配系统的行为都视为对现实秩序的挑战，最初镇压纳萨尔派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执政的国大党和西孟加拉邦以印共(马)为首的左翼联合阵线。尽管有些政府官员意识到农民起义背后深层的社会根源，但在实践层面仍然将武力镇压作为解决无序和非法状态的首要选择。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查兰·辛格(Charan Singh)政府曾将纳萨尔运动看作是“政治问题”，这意味着国家想以政治手段解决冲突。但是，政府仍然将纳萨尔派区别于其他政治犯，也不像对待其他政治犯那样用政治手段来对待纳萨尔成员。近些年来，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印度政府越来越意识到纳萨尔派问题的严重性。2006年，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纳萨尔运动是我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的内部安全挑战。”[2]此后，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日益表现出强硬的姿态。2009年6月，新德里将印共(毛)列为恐怖组织，公开禁止纳萨尔派及其外围组织，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大众动员能力，使之不能像印共(马)等合法的左翼政党那样在工人、农民和学生群体中广泛进行组织并参与公共政治。印度政府还在新德里成立专门的反纳萨尔(anti-Naxal)中心，同时，退伍军人、警察、政客、学者、前纳萨尔分子、媒体以及民权活动家等纷纷为政府如何应付纳萨尔派出谋划策。如今，印度政府承认纳萨尔运动不是单纯的法律与秩序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即发展问题。对此，曼莫汉·辛格曾经提出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结合社会发展与军事打击策略遏制纳萨尔派的威胁，在降低民众剥夺感的同时对各类极端主义势力进行有效的武力回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的反纳萨尔策略结合了意识形态、法律与秩序、军事以及经济发展等综合手段。

总体而言，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的反制措施是古印度思想家考底利耶(Kautilya)①和莫罕达斯·甘地之间的某种结合，其特征是恩威并举、软硬兼施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遏制纳萨尔派的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受纳萨尔派控制或影响的区域部署军队，监控其行动。与纳萨尔派的持久战策略相对应，印度政府提出“低强度冲突”(LIC)的策略，国家在中央警备部队和其他准军事力量中先后投入10万兵力，并雇用部落开展“绿色狩猎行动”。政府还支持建立地方性抵抗武装，向他们发放武器并提供军事培训，协助他们进行反纳萨尔行动，比较著名的如恰蒂斯加尔邦的“和平使命”(Salwa Judum)。很多受纳萨尔派影响的区域还招募“特殊警察”(Special Police Officers)，他们逮捕纳萨尔派同情者、烧毁亲纳萨尔派的村庄、侵扰和强奸妇女，等等。此外，国家还成立特遣部队，暴力镇压纳萨尔派的反叛，利用伪遭遇战暗杀其领袖。中央政府还为各邦的“印度预备役部队”(India Reserve Battalions)提供物质援助。2014年，中央政府采取新的反左翼激进组织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安全部队的行动优先于发展举措；通过打击印共(毛)的最高领导层摧毁其组织与领导能力；增加警力部署与情报收集工作，使安全部队的行动更有成效[3]。第二，颁布和实施各种特别法，如《非法活动(预防)法》(UAPA)、《武装部队特殊权力法案》(AFSPA)等，赋予警察部队特殊的权利，并成立由内政部长领导的协调中心，确保各邦在反纳萨尔问题上协调合作。第三，运用大众媒体等宣传手段大肆渲染纳萨尔派的暴力行为，宣扬暴力导致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将纳萨尔派斥为恐怖组织等。第四，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提升国家的综合治理能力。政府的政治、经济发展措施优先照顾受纳萨尔派影响的地区，以期重新争取被疏离的社会底层，尤其是达利特(dalits，即贱民)和阿迪瓦斯(adivasis，即部落)，他们长期被忽略，遭受国家的盘剥和不公正待遇。政府改善民生的举措具体包括：土地再分配、减少经济不平等、增加农业劳动者工资、消除贫困、增加就业、针对特定社群采取特殊的发展计划；改革教育制度；提高女性地位，改变性别不平等的观念；提倡平权，根除封建思想；培育公民的反腐意识，提高民众对主流政治的参与度，降低对纳萨尔派的热情。第五，进行基层政治与司法的改革。国家承认村落议事会(Gram Sabha)和市政行政区在控制纳萨尔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强调司法审判系统在处理纳萨尔派案件时必须迅速、果断和透明[4]。第六，提出投降与复员政策。除了强力镇压和围剿之外，国家还对纳萨尔派采取承诺特赦、金钱诱惑、复员改造等措施。目前打击纳萨尔派的国家力量主要是中央警备部队，大体而言，政府是以武力为主、其他措施为辅来遏制、消灭纳萨尔派。

二、国家对纳萨尔派的宣传攻势

在当前的学术话语和公共领域里，人们经常探讨印度政府如何从军事镇压和经济发展两个维度设法铲除纳萨尔派。在国家的各种治理术中，除了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器外，统治阶级还通过宣扬它的价值观、信仰、神话、传统和理念等确立其正统支配权。在这方面，印度政府还采取常被公众忽略或低估的手段，即由政府、警察以及媒体等编织成一张无形的围剿之网，发动意识形态的反攻战，与纳萨尔派争夺民心，破除纳萨尔派的政治神话。印度政府充分利用大众媒体的舆论制造功能，消除笼罩在纳萨尔派身上的政治光环。这些措施较为隐蔽，但从长远来看，其潜移默化的渗透效果不容低估。印度的主流媒体出于利益考量一贯偏袒国家和政府，以各种充满偏见的报道，竭力唱衰纳萨尔运动。一方面，它们不遗余力地谴责纳萨尔派煽动达利特和阿迪瓦斯卷入了一场徒劳的、毫无希望的叛乱，严重阻碍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们又在话语层面为印度的暴力警察塑造正面、光辉的形象，为其镇压行动制造合法性。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公共话语”并非既有的社会现实之反映，而是社会实在之构成。由于国家机器掌握着话语权，政府和警方向公众通报安全力量与纳萨尔派之间的冲突时，经常捏造、歪曲事实，掩盖肆意杀戮抵抗者的真相。执政当局、国家与民间智库、警察以及媒体等对纳萨尔派及其支持者发动心理战术，离间纳萨尔派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广泛宣扬民众对纳萨尔派态度的冷漠，并篡改统计数据，营造当今的纳萨尔派已经被世人孤立和唾弃的氛围。每当印度大选临近时，各大媒体的头条都充斥着政府对纳萨尔派号召民众抵制选举活动的反对的声音。

印度媒体在制造公共话语、诱导舆论倾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改变公众的认知结构，使纳萨尔派威信扫地，失去民心与政治合法性，并污名化纳萨尔派，使之成为可鄙的机会主义者、穷凶恶极的暴徒和利己主义的罪犯。媒体还将纳萨尔运动比喻为“疟疾”，而纳萨尔分子则是传播疟疾的“蚊子”。具体而言，政府、警察和媒体针对纳萨尔派采取的宣传攻势策略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争夺话语权；强调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去意识形态化和非政治化；渲染“纳萨尔威胁论”；将纳萨尔派妖魔化、社会病理化。

(一)争夺话语权

政府通过控制新闻媒体和出版审查，使大多数公众只能获得被删截后的信息，即关于纳萨尔运动的负面报道和有关政府的正面评价，例如，当发生一场遭遇战时，新闻机构通常发布官方提供的叙述版本。一些公民自由组织如果不规范自己的言行或违背官方意志，那么很可能被取缔合法资质，其生存将受到威胁。媒体积极协助国家的反宣传策略，歌颂政府遏制纳萨尔派战略的功绩，营造纳萨尔派不成气候、日薄西山的大众印象，媒体还参与国家烈士形象的塑造。此外，一旦有纳萨尔分子自首，警方往往不会为他们保守秘密，投降事件被高度公开化、政治化。政府和媒体公开报道纳萨尔派关键人物的投降、被捕或遭击毙，强调他们对革命暴力和纳萨尔意识形态失去信仰，愿意重新回归社会。因此，纳萨尔派投降者的社会曝光率极高，他们即使在脱离纳萨尔派之后也终身携带着污名。

由于未直接参与事件者很难知道真相，在“罗生门效应”中，纳萨尔派与政府都会发布各自的说法。例如，20世纪60、70年代之交，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警方在镇压纳萨尔运动时采取血腥和恐怖的手法，但是在官方记载里，其叙述通常是“极端分子劫掠城市，最后被警察绳之以法”之类的简要记载。政府和纳萨尔派提供的关于暴力事件的数据也并不一致，例如，2005年的1月至10月，纳萨尔派的统计资料表明，安全部队或地方武装力量(如“和平使命”)在丹特瓦达县(Dantewada)共犯下31起强奸案，其中6名女性遭奸杀[5]，但警方拒绝承认这个数字。

(二)强调国家对暴力的垄断

国家拒绝承认任何与之对抗的民间武装，叛乱者无权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否则他们将被斥为“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剥夺其合法性。一方面，印度政府大力宣扬民主制度，提倡包容、多元和世俗主义，强调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社会冲突，并展示国家在特定区域采取的发展措施，以及在改善民生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宏观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时期，印度政府占尽各种优势，政府竭力表现出理性、成熟和宽容的形象。另一方面，国家又制造公共舆论，为动用军事力量进行强制镇压提供合法性阐释。警察在谋杀达利特之后，却指责纳萨尔派在达利特群体和青年学生中煽风点火，利用他们的愤怒反对政府当局，以此转移公众视线，掩盖残杀达利特之事实。

印度政府不遗余力地宣扬纳萨尔派的血腥暴力活动，使纳萨尔派背负暴力的污名，以反暴力的名义缴械纳萨尔派武装或对其进行镇压是政府的重要托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需要塑造纳萨尔派烧杀掳掠、嗜血成性、恶贯满盈的“红魔”形象。政府利用纳萨尔派制造的冲突事件，夸大死亡人数或嫁祸于人，国家安全力量还蓄意制造虚假的遭遇战。事实上，一方面，纳萨尔派每年暴力致死的人数相对并不多，另一方面，国家统计数据中的“平民死亡人数”通常没有标明是直接因纳萨尔派致死还是在纳萨尔派与警察的冲突过程中致死，也即不清楚平民究竟是死于纳萨尔派还是死于安全部队，但是人们通常以为这些平民是被纳萨尔派杀害的。印度安全部队在镇压革命运动时劣迹斑斑，正如纳萨尔派发言人戈帕尔吉(Gopalji)讲道：“政府和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反对我们——到处宣扬大量民众在纳萨尔暴力中丧生……这部分是针对我们的恶毒宣传”[6]。媒体广泛报道纳萨尔暴力，但却很少将“和平使命”、警察和准军事部队同样施行的暴力行为见诸报端，尤其对国家在克什米尔和东北部地区施行的暴力以及针对达利特和阿迪瓦斯的暴力竭力淡化或避之不谈，国家及其代理人进行的杀戮、纵火、洗劫、强制迁置、轮奸以及其他针对女性的暴力等都鲜为外人所知。许多阿迪瓦斯因诬告罪而锒铛入狱，更多的人失踪了，在缺乏独立公正的调查机构的情况下，这些被隐匿的事实很难被世人知晓。

(三)去意识形态化和非政治化

近些年来，印度政府有意无意采取的很多非军事性策略可以被归纳为针对纳萨尔派的“去意识形态化”。例如，政府将纳萨尔派称为“左翼极端组织”，将纳萨尔革命者称为“恐怖分子”或“极端分子”，使之脱离与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联系，政府希望以此达到去意识形态化的目的，因为激进政治一旦诉诸于恐怖主义，也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所以政府和媒体竭力打造纳萨尔派的“恐怖主义”形象。早在20世纪70年代，官方话语就已经将恐怖分子、极端主义者与纳萨尔派相联系[7]。警方还安插犯罪分子混入纳萨尔派内部，抹黑、玷污其社会形象和革命事业，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遏制以及非政治化，它们指责纳萨尔派已退化为非政治性的团伙，从事敲诈勒索、打击报复，完全是封建野蛮的做派。纳萨尔派被贬抑成纯粹追求经济利益的暴力犯罪团伙和有勇无谋的武夫，纳萨尔主义(Naxalism)被剥离得只剩下经济欲望。这是一场文化围剿，纳萨尔派一旦失去了意识形态的支撑，它在理论和道义上便显得苍白乏力。在当代印度政坛，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相信脱贫与经济发展能够解决纳萨尔派冲突，“警察武装力量加上适当的发展议程能够确保任何反纳萨尔政策的成功”[8]。在他们看来，如今的纳萨尔政治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色彩，已沦为一群靠“黑色经济”寄生的暴徒，是密林里唯利是图的黑手党。他们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弱者的庇护人，而是巧取豪夺、无恶不作的罪犯。

不少亲印度政府的学者认为，改变公众对纳萨尔派的认知尤为重要，否则在纳萨尔派问题上印度政府只会被视为军事残暴和政治无能。例如，普雷姆·马哈德万(Prem Mahadevan)主张将纳萨尔派定性为军事化的、有组织的犯罪，通过司法审判的形式将纳萨尔派拉下受众人仰慕的神坛，同时彻底打击和根除纳萨尔派的经济来源[9]。

(四)渲染“纳萨尔威胁论”

媒体对血腥暴力事件的频繁报道增加了纳萨尔派的社会可见度，也放大了它的实际存在[10]。渲染纳萨尔威胁论成为印度政府的一种安全谋略，从而为以军事为中心的国家策略提供合法性基础。印度政府和媒体故意夸大纳萨尔派的军事力量及其造成的潜在威胁，为财政投入、军事部署和暴力镇压寻找借口，并运用新的恐怖主义话语选择性地压制各种政治异见。印度的智库和媒体成功地塑造了“红色走廊”(Red Corridor)这样的空间隐喻，使纳萨尔派作为传统的法律与秩序问题升级为“国内安全最大的威胁”。“红色走廊”最初只是印度媒体的一种比喻，其范围大致包括从尼泊尔边境一直横跨比哈尔邦、贾坎德邦、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安得拉邦和卡纳塔卡邦等。有些学者并不承认“红色走廊”是真实存在的，认为它是印度政府的一种策略性建构，其目的是为了配合国家反纳萨尔派战略的需要[11]。2005年左[cm21]右，纳萨尔派有骨干成员约10 000人，另有[cm]25 000人的民兵组织[5]。近些年来，纳萨尔运动的参与人数有所上升，大约有15 000名游击战士和45 000名支持者②[9]。然而，这些数据未必精确，而且纳萨尔派的军事存在分散在印度中东部的偏远山区，它与政府的军事力量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地方政府也可能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而夸大纳萨尔派的威胁，因为受纳萨尔派影响的邦能够获得中央政府更多的财政拨款。例如，阿萨姆邦的首席部长塔伦·戈戈伊(Tarun Gogoi)再三向中央政府请求该邦的9个县获得“受纳萨尔影响地区”的地位，这样每年能够从国家那里获得3亿卢比的额外发展基金。戈戈伊政府甚至将那些捍卫公民权利的组织和社会运动都认定为受纳萨尔派支持，并要求国家部署安全部队。尽管印度媒体竭力渲染纳萨尔派造成的死亡事件，但是，从历年政府与纳萨尔派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来看，纳萨尔派袭击产生的死亡人数相对较少，每年不到1000人。因此，印度政府与纳萨尔派之间的冲突很难称得上是一场“内战”，将纳萨尔派视为“最大的内患”有些夸大其词，因为在印度每年有数万人被凶杀。另外，尽管纳萨尔派试图建立“紧凑的革命区域”，但这块庞大的区域并不是连贯一体的，纳萨尔派在这些区域的影响力也存在差异，而且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即使在纳萨尔派的革命根据地丹达卡冉亚(Dandakaranya)，部落也有自己独立的抵抗组织，这些部落反抗当局的历史比纳萨尔运动更加悠久，而政府通常将独立的公民组织视为隶属于纳萨尔派的群众组织，将各种形式的部落抵抗都斥为纳萨尔派支持下的阴谋活动，任何对国家发展政策不满的抗议活动都被认为是违背国家利益，被贴上“毛主义”的标签进行打压。

(五)将纳萨尔派妖魔化、社会病理化

印度政府和媒体竭力破坏纳萨尔派的社会形象，否定它的许诺和未来，将纳萨尔派建构为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12]。印度媒体凡是涉及与纳萨尔派相关的报道大多充斥着这样的字眼：红色恐怖、反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骚乱、反叛、罪恶、血腥暴力、暴徒、杀戮等。报道的事件内容则是纳萨尔派制造恐怖袭击，伤及无辜，利用妇女、儿童充当人肉盾牌，秘密种植大麻和罂粟牟取暴利，诸如此类。总之，纳萨尔派被描述为在逃的、绝望的和被围困的“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媒体的口诛笔伐相当于开辟了国家遏制纳萨尔派的第二战场，这是一场以剿灭纳萨尔意识形态为目标的“文化战争”。

国家宣传机器除了系统性地将纳萨尔派妖魔化、罪化以外，它还动用各种病理化的隐喻，例如，将纳萨尔派视为“毒瘤”“传染病”，受纳萨尔派影响的区域则是“感染区”。纳萨尔派犹如疾病一般地传播和扩散，并且它还具有潜伏期和活跃期等。这些做法都试图将纳萨尔派斥为肮脏的、令人不齿的，进而使其丧失伦理道德和政治的合法性。印度政府还夸大普通民众(尤其是达利特与阿迪瓦斯)在纳萨尔派与政府军事力量之间的夹心位置，刻意制造双方对立。

三、结语

本文探讨了印度政府和官方媒体为了遏制纳萨尔派而采取的各种宣传策略及其含义，这些策略在制造纳萨尔派罪化的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宣传攻势是与其他各种遏制策略相配合而运作的，尤其是它为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采取军事行动提供舆论基础。媒体代表国家精英与中产阶级的利益，它鼓吹全球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忽视发展背后付出的沉重代价，更无视被工业化的车轮碾碎的无数印度底层的梦想。

通过这些宣传攻势，印度政府夸大纳萨尔派对国家造成的威胁，尤其是2004年以后，印度政府加大了打击纳萨尔派的力度，这主要是出于国家经济布局的需要。在2004年5月的大选中，国大党在阔别政坛八年后重返执政党地位，它从20世纪90年代初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如今更是热切地希望将印度中部地区的矿产资源向投资者开放。在印度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对能源的需求量明显增加，政府需要大力开发国内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势之下，可以理解为何原先并不是政府“眼中钉”的纳萨尔派现在突然成为难以容忍的“挡路虎”。有些国大党的领袖将反暴动和镇压叛乱行动作为幌子，以掩盖跨国矿业公司侵占底层民众土地的事实[9]。因此，正是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使纳萨尔派突显为一种“威胁”。当然，这并不是说纳萨尔派的存在是国家虚构的，但它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威胁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战略上的建构。

注释：

①考底利耶的代表作为《政事论》(Arthashastra)。

②另有数据认为，纳萨尔派正式的武装部队力量为18 000人，参见Shamuel Tharu：Insurgency and the State in India: The Naxalite and Khalistan Movements(SouthAsianSurvey, 2007,Vol.14 No.1 pp.93)。

[1] Sumanta Banerjee.Naxalbari: between past and future[J].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02,37(22): 2115-2116.

[2] Sandeep Dubey.Maoist movement in India: an overview[R].New Delhi: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 Analyses,2013.

[3] Bibhu Routray.Naxal violence in 2015[R].New[cm] Delhi: Institute of Peace & Conflict Studies, Special Report,2015.

[4] Umesh Kumar Verma.Naxal terrorism in Indiawith[cm] special reference in Jharkhand[C]∥Paras Kumar Choudhary.Sociology of World Terrorism.New[cm] Delhi:Gyan Publishing House, 2014.

[5] Gautam Navlakha.Maoists in India[J].Economic [cm]and Political Weekly, 2006,41(22): 2186-2189.

[6] Alpa Shah. Annihilation is the last choice[J].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10,45(19): 24-29.

[7] Ipshita Basu.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vestigating India’s two-pronged policy towards left wing extremism[J].Contemporary South Asia, 2011,19(4): 272-393.

[8] Bidyut Chakrabarty，Rajat Kumar Kujur.Maoism in India: reincarnation of ultra-left wing extremism in the 21st century[M].New York: Routledge, 2010：162.

[9] Prem Mahadevan.The Maoist insurgency in India: between crime and revolution[J].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2012,23(2): 203-220.

[10]Nirmalangshu Mukherji.The Maoists in India：tribals under siege[M].London: Pluto Press, 2012.

[11]Pavan Malreddy.Domesticating the “New Terrorism”:the case of the Maoist insurgency in India[J].The European Legacy, 2014,19(5):590-605.

[12]Pradip Thomas.The “RedSurge”:mediaframingofMaoiststrugglesinIndia[J].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14,76(6):485-504.

[责任编辑 勇 慧]

2016-11-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编号：11ZD135).

王晴锋，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南亚民族志与文化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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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69/j.issn.1009-3699.2017.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