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春 涛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提高党员标准的探索及启示

许 春 涛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战争时期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标志着党的历史方位从革命党转变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处于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要求相比革命党时期会更高，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及完成新形势下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高了党员标准，从提高入党条件、规范发展对象、完善发展程序、加强党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以及清除不合格党员等方面确保新党员标准的贯彻落实，从而有效地推进了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也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员标准和质量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标准；从严治党

共产党员标准，是指发展党员的衡量标准和规范党员思想与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对党员的本质规定和基本要求，共产党员标准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会逐渐改变。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作为党组织基石和细胞的党员的要求也更高了，因此，适时提高党员标准，并且按照这个标准对党员的各种问题给予政策上的规范，是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1951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提高党员标准问题，刘少奇在会议上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他认为“现在必须把党员的条件提到尽可能的适当的高度”[1]69。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的新变化，并结合党的组织状况和党员状况，提高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党员标准，从而解决了在执政的条件下什么样的党员才能算是一个合格党员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提高党员标准的多维动因

随着党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阶段性胜利和党对于人民所担负的历史责任加重，党组织需要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在革命战争年代，党面临的斗争环境异常艰苦，入党往往意味着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以大无畏的精神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面临的环境有了根本好转和党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威信显著提高，容易出现入党动机不纯的人，他们入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名誉和地位，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和为群众服务，反而为了自己的私利损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2]242。

(一)保持党的先进性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是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身份定位的。从整体来看，在长达28年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时刻牢记历史使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开启了独立、民主、富强的新纪元。从党员个体来看，在残酷的革命时期，能够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都是群众中间最先进、最有决心的成员，“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2]242，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实践中都能体现党的先进性特点。例如，在革命低潮时期入党的叶剑英、贺龙，巾帼不让须眉的刘胡兰、赵一曼等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凭借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然而，随着革命斗争实践取得节节胜利，特别是新中国的建立，党的主要任务开始由以革命斗争为主转向以和平建设为主，同时，革命教育和文化教育的逐步普及，使广大人民群众已经能够自由地接触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自然成为推进党的建设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对此，刘少奇在195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回答：“在这种情形下，普通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觉悟程度也提高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的条件，则必须更加提高，同时也可能提高。”[1]69因此，一方面必须提高入党标准，在发展党员时严格按照党员标准把那些群众中最先进的成员吸纳到党内；另一方面，对已有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必须按照新的党员标准进行理论上的教育和实践中的锻炼。否则，对顺利完成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就会产生消极不利的影响，更不能保持党作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组织定位。

①参见“9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的变化与发展”(http:∥www.rmlt.cn/News/201107/201107051619467060.html)。

(二)保持党的纯洁性

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而且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就非常注重自身的纯洁性建设，不断在党内开展纯洁性教育，而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清除不合格党员，努力保持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上的纯洁性。在革命战争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和党处于革命党的地位，也使那些不符合党员标准的落后、投机、反动分子很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间接创造了一个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自然客观的限制条件。但是，随着革命胜利曙光的来临，如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入党群众急剧增加。据统计，从1948年7月至1950年底的两年多时间内，党员人数从280万发展到580万，到1956年6月底，党员总数约为1074万①。党员数量增加是党的组织优势，但是由于突出强调党员数量的扩容，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入党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动机不纯的落后分子混入党内，再加上党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给党的纯洁性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刘少奇指出：“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独不要担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等。这时，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就会希望加入我们党，而且有不少的坏分子积极地要钻入我们党内来。”[1]68这样先前革命时期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自然客观的限制条件不复存在，必然会对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上的纯洁带来极大的损害。面对党的建设出现的新情况，必须通过提高党员标准和严格入党条件等措施加以限制，从而避免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和反动分子混入党内，玷污党的纯洁性和降低党的先进性。

(三)提高执政能力，适应从以革命为主向以建设为主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战争时期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综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内外复杂形势，一方面，阶级斗争任务虽然还没有完结，局部地区还没有解放，但不像以前那样激烈，已经从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地位退居次要地位，党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针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经济基础极端薄弱、财政经济濒临崩溃、物价上涨完全失控、投机活动异常猖獗——尽快开展恢复国民经济的崭新任务，着力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工作；另一方面，国际形势也是风云激荡、不容乐观。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复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党员作为党组织的细胞和执行党的政策与任务的基础，党员标准问题和党员发展工作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必须为党领导的事业服务。为了增强党的战斗力，顺利实现从以斗争为主到以建设为主的转变，完成新的更伟大、更艰巨的任务，“今后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才能担负这些任务”[1]69，不但在阶级觉悟和理想信念上保持先进和纯洁，而且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这也指明了党员发展要比之前更加重视从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吸纳党员的工作方向。

(四)从局部执政到执掌全国的政权，党的历史使命更加艰巨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完成党在新阶段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开始的执政，只是局限于各个分散的、小范围的根据地，而且也多是在经济基础薄弱的乡村，对于如何领导整个国家的伟大事业还缺乏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一个局部执政的革命党，转变为在国土面积如此之大、情况极其复杂的国家全面执政的执政党，显然党所肩负的任务会更加艰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且“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4]。为了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相同的道理，他告诫党员干部：“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5]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要面对来自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而这一切工作的顺利展开都要求提高党员标准和条件，使所有党员具有更高的思想觉悟和执政本领，从而能够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二、多管齐下：确保新党员标准的落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世情、国情、党情形势的全新展现，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顺利完成党在全面执政下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及时提高了党员标准，加强了党员的日常教育与管理。1951年3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作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意见》报告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从而在理论上集中回答了提高党员标准的必要性及其策略和途径。1956年10月，党的八大再次对党员标准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修订通过了新党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党员标准的若干政策加以确认并补充完善，从党员的发展条件、发展对象、发展程序、日常教育和管理以及不合格党员的处理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完善的链条，确保新党员标准的贯彻落实。

(一)提高党员条件

民主革命时期，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提出了党员标准的六项条件，诚然，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员标准，有那个时期的特殊性，比较适合于革命战争的环境。面对党的地位、环境、革命任务、党员队伍状况发生的深刻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考虑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党员标准问题。1951年2月，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提出党员标准问题，认为要通过“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6]145-146。1951年3月，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明确规定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刘少奇在《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讲话中，还提出了共产党员必备的基本条件：“必须是成分好，历史清楚，对党忠诚，有实际的阶级觉悟并表现积极，又懂得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事业，愿意遵守党纲党章的人，才能被接收为党员。”刘少奇指出，八项条件加上这些基本条件，“这就是每个共产党员在今后应该具备的条件”[1]70，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员的标准。这一标准与以前的党员标准相比，在思想、政治、作风方面对党员的要求更加严格、全面。

此外，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党员义务方面也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如：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积极完成党分配的任务，严格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党忠诚老实，时刻警惕敌人的阴谋活动，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

(二)规范发展对象

什么样的人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是党的建设的中心议题。在革命时期，为了扩大党的组织和影响力，对于发展对象的阶级出身没有太严格的要求。从党的一大到七大，对于党员发展对象的要求是，只要认可党的纲领和党章、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者，均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员发展对象上的宽松政策，不仅使党吸纳了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优秀成员，而且知识分子、开明绅士以及小资产阶级等群体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也得以申请入党，不仅扩大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也证明了党作为中国先进力量的代表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随着三大改造的顺利开展，直到1956年基本完成，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数千年来的剥削阶级正在中国社会逐渐消灭，人们的价值观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针对这种巨大的变化，党的八大对党员标准作出了新的调整。党的八大新通过的党章突出要求：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分子。在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极大改变的形势下，“一切光荣都是劳动的产物，不劳动而剥削他人的劳动，对于人民群众说来，乃是最大的耻辱”[2]242，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不让这种剥削行为和思想侵入到党的组织中，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划清劳动和剥削的界限。当然，也并非完全拒绝那些剥削阶级出身者，“至于从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则必须是在基本上抛弃了剥削阶级的立场、观点和作风并决心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人”[1]69。

在党员的国籍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作出了变动。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一定必须是中国的公民。因此，七大以前的纲领、党章及修正案，都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员无国籍之分。然而，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各国共产党各自独立，于是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不再明确规定党员无国籍之分，但是也没有对党员的国籍进行严格的界定。直到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十九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提出只有“苏联公民”才能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的要求，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情况，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国籍是中国公民，从而使党员的发展对象更加明确，一定程度上也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自主性。

(三)完善党员发展程序

完善党员发展程序，是确保党员质量和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共产党接收新党员的程序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逐步完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党员发展的新形势和提高党员标准的紧迫性，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制定了接收新党员的手续规定，以严格党员发展的组织程序和纪律，从而确保新党员的质量。1950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提出党的发展工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法和稳步前进的方针，今后发展党员的重点应该放在城市产业工人中，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了《关于接收新党员手续的规定》，明确强调“接收党员的手续，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而是“保持与提高党员标准和纯洁党的组织的重要保证之一”[7]，并从十二个方面非常细致、具体地规定了接收党员的各项手续，这些规定有些是对以往规定的补充和完善，有些则是根据党员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添加的新内容。1956年，党的八大又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这些规定，比如，在不同社会成分入党手续问题上，八大党章取消了七大党章根据不同的社会成分所规定的不同的入党手续办法，新的党员发展程序一视同仁地对待发展对象。通过严格和完善的发展程序“使那些不够条件的人在党外教育和锻炼好了之后，即是在他们够上一个党员的条件之后再入党，而不要在他们条件还不具备时急于接收他们入党”[1]72，这样发展的党员自然就会比仓促发展的具有更高的觉悟和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时完善和严格党员发展程序，不仅是适应党的建设形势和国内政治任务变化的需要，而且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党员标准与时俱进的特征。

(四)加强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

在党内，为什么有许多党员不够标准或不完全够标准呢？对此，刘少奇认为：“这大部分是由于在过去接收党员时降低了条件，同时，在党内对于党员的教育工作又不够，没有尽力把这些不够标准的党员提高到适当的标准上面来。”[1]66因此，在党员发展上，对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进行严格的日常教育和管理也是提高党员标准的重要方面。对于待发展党员，即入党积极分子和候补党员，要在入党前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习，增强其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便在更高的水平上提高他们的觉悟，即把他们提高到党员的觉悟水平上来，然后才能接收他们入党”[1]70，同时，通过严格的党员发展材料建立党员发展档案。对于那些已经入党的党员，特别是对于过去考察不够、教育不够的老党员，“党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使他们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从他们入党起即树立优良作风”[8]，即经常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其无产阶级思想修养，从而使这类党员符合党员标准。

回顾党的建设历史，可以看出革命时期往往采取先入党再教育的办法，当革命胜利以后，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则要采取先教育再入党的办法。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面对自身建设的形势和相对稳定的局势，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了加强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问题，从而有力地提高了党员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上的认识，党员标准相比之前也得到极大的提高。

(五)清退不合格党员

列宁针对苏联共产党的党员发展问题曾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9]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继承了革命导师的思想，严格党员标准，把那些不符合党员标准的落后分子及时清除出党，像顾顺章、向忠发、张国焘等叛党分子都及时被清除出党。但是应该指出，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因此，除了叛党分子和严重违纪分子外基本上不会清除党员出党。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员发展形势已经大不相同，党员标准比之前有很大的提高，对于已经入党但不够标准的党员如何处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采用批评—教育—清退的路径，即通过整党的方式，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考察每个党员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如果不符合当前的党员标准，对其进行教育和改造，但是“对于经过教育仍不够条件的党员，作出适当的结论，指出他们不够条件，并请他们退党，这是必要的”[1]75。对于清除不合格党员问题，毛泽东认为：“对其中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地退出，不要伤感情，不要重复一九四八年‘搬石头’①的经验。”[6]1461951年至1953年，“经过整党，共有32.8万人离开了党的组织，其中，属于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 23.8 万人被清除出党，9 万余人不够党员条件自愿或被劝告退党”[10]，有效地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凝聚力。

①指一九四八年整党运动中曾经发生的“左”的偏向。所谓“搬石头”，即抛开原有的党支部，将原基层干部一律撤职，有的地区甚至大批停止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的党籍。中共中央及时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明确规定整党的主要内容为“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以及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使整党工作克服“左”的偏向，健康地向前发展。

②参见“中国共产党党员截至2015年底总数达8875.8万名”(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701/c1001-28514530.html)。

纵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提高党员标准的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了顺利完成新的“赶考”，直面党的建设这一核心问题，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勇于创新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呈现出了一个成熟政党的形象。提高党员标准的探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及推进执政能力建设为目标，努力探索建立健全党的自我纯洁机制，审时度势地提高党员标准和条件，并严格坚持党员标准和发展程序将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和优秀分子吸纳到党组织中来，不断为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及时淘汰蜕化变质分子，确保了党的组织基础，增强了党的组织优势。同时，在党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过程中，以经常性的思想教育为抓手，逐步完善党内法规与制度，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始终确保党员入党之后能够不忘初心，保持入党前的理想信念，不仅确保了该时期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而且为当前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积累了实践经验。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党员标准的探索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党的历史方位转变后的新形势与新挑战以及党员发展和管理出现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适时开展了关于提高党员标准和条件的探索，不仅确保了党组织延续以往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而且对今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员的发展和管理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一)提高“入党门槛”，严把党员入口关

党员的发展和管理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重点，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想在这场斗争中交出满意答卷，无疑需要千千万万党员“冲锋陷阵”来完成。正如习近平指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11]351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2015年度党内统计公报数据，截至2015年底，党员总数为8875.8万名②。诚然，党组织具有庞大的党员数量，是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的体现，也是党组织的优势所在，然而，如果不能有效确保每个党员都合乎党员标准，党组织的优势将会转变为劣势，我们必须正视整个队伍中存在少数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和腐化堕落等问题。因此，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必须要提高党员标准，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实现“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党建目标。

众所周知，苏联共产党在只有20万党员时打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在具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保卫了政权；然而，在具有2000万党员和没有外敌入侵的和平时期，却自行宣告解散。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党组织的战斗力不完全取决于党员的数量，更多的是取决于党员的质量。当前，中国共产党拥有超大规模的党员数量，必须适当控制党员规模的增长，但是，不能陷入中国共产党不需要发展新党员的认识误区，不能有关门主义倾向。党员作为党组织的基石和细胞，面对正在进行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共产党比任何时刻都需要优秀分子加入组织怀抱，一刻也不能松懈吸纳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的工作。

①参见“中共发展党员数量10年来首次同比下降 增速放缓”(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630/c1001-25219643.html)。

②参见“中共党员总数达8779万名 发展党员比上年减少35万名”(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630/c1001-27228106.html)。

③参见“2015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701/c1001-28514025.html)。

针对党的建设和党员发展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党员发展工作必须从严管理，做到在“入口端”净化党员队伍，根据“德才兼备”的原则，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加强思想上入党教育，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既要把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先进分子和理想信念坚定者吸收到党内来，又把那些不具备党员条件和入党动机不纯的人拒之于党组织外，这样不仅有利于使党员规模以适度的速度增长，而且更有利于党组织的自我净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组织部门严格按照“发展党员总量调控”的要求，在保证发展党员质量的前提下，持续控制党员数量增长速度。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数据，2013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40.8万名，较上年减少82.5万，创下10年来发展党员数量的最低值①；2014年共发展党员205.7万名，较上年减少35.1万名②；2015年发展党员196.5万名，比上年减少9.2万名③。除了党员数量得到控制外，发展的党员在性别、民族、年龄、学历和职业等方面也更加合理，优化了党员结构。

(二)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不断提高党员素质

早在70多年前，毛泽东就指出，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还要在思想上入党，这实际上提出了党员入党之后的日常教育与管理问题。当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党，拥有8800多万的党员规模，如何使党的这种组织优势长期保持，如何使党的组织优势不转变为组织劣势，是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解决的重大党建问题。综观国内外经验，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就是做好党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从而使广大党员不忘初心，不断提高党员的修养和本领。正如习近平指出，“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11]351，从而为赢得新的伟大斗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推进党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必须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抓手，不断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严格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坚持谈心谈话制度，坚持对党员进行民主评议，认真而不是走过场地开好每次党内会议，从而有效发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员教育和管理工作，强调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融合。不仅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等教育活动，而且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规章制度，一定程度上补齐了党员教育和管理工作中的制度漏洞与“短板”。

(三)疏通出口，完善党员考核、退出机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环境的改变以及党员自身情况的变化，难免会出现少数党员产生理想信念的动摇、组织纪律观念的淡化以及违反党纪国法的状况，古今中外，没有哪个政党和组织能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而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要逐步完善党员常态化考核机制，通过常态化的考核，及时发现党员队伍建设状况，发现哪些党员没有达到党员标准，哪些党员出现了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的问题。在以往党员淘汰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顺畅出口，建立党员退出机制，解决党员能进不能出的问题，把那些在常态化考核中出现问题的党员，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严重的必须坚决清除出党，通过常态化考核和及时淘汰少数不合格党员，可以有效地净化党组织的肌体以及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概言之，不管是一个政党还是党员干部个人，只有及时清除“害群之马”和肌体上的“毒瘤”，不断去“杂质”防“污染”，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才能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基础，才能提高战斗力，实现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1]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

[5]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13.

[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文献选载(一九五一年十月——二OO四年六月)[J].党的文献，2013(4):3-5.

[8]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九卷 文献选编(下)(1949.10-1966.5)[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81-82.

[9] 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

[10]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172.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彭国庆]

2016-10-17

许春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研究.

D26

A

10.3969/j.issn.1009-3699.2017.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