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2017-03-09肖新发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1期

关键词：改革开放改革发展

肖新发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肖新发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改革是社会变革的普遍形式。历史和现实表明，改革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从实质上说，改革是调整利益关系、变旧法和立新法相统一的过程，其制胜的关键在于能否凝聚共识和选择正确形式；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引起了思想解放、体制变革和理论创新，最主要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这种力量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来源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效能。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发展动力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部活动的一大焦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引起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之深刻变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越来越高的地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在《求是》杂志2013年第1期发表题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的文章，不仅从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中作出了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的价值判断，而且从因果关系的把握中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1]。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今后不断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可见，“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既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揭示。

一、改革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

社会变革包括质变和量变两种状态，以及革命和改革两种形式。改革是社会的量变形式，对于一切社会形态具有普遍意义，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习近平关于“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2]10的论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其对于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启示。

首先，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制胜的关键因素在于能否凝聚共识。人们的活动都是由其利益驱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改革既是利益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利益关系调整的重要手段，其间，一些人的利益会得到实现和发展，另一些人的利益则会受到影响和冲击，这就必然引起社会纷争甚至生死斗争。中国古代的几次重大改革都遭遇了强大阻力，甚至弄得改革者身败名裂，除了由于当时君主专制的政权性质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盘根错节、相互倾轧外，“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商鞅的严刑峻法因触动了贵族利益而受到诬害，最后落得五马分尸的悲惨下场；王安石新法由于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强烈反对，以至官职被罢；张居正改革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最后成了改革的牺牲品。正是因为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不可避免要引起思想认识的严重分歧。“从历史经验看，凝聚共识对改革能否成功至关重要”[2]45。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历史上的改革有着本质区别，不过，社会主义改革同样需要凝聚共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但思想认识上的斗争十分激烈。姓“社”姓“资”的疑虑、姓“公”姓“私”的质疑、怀疑联产承包的消极心理、反对“三资企业”的抵触情绪，以至发生抵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然挑战，致使改革开放遭遇巨大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进程，明确提出要消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建立让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体制机制，因而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思想阻力。正如习近平所说：“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在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2]40全面深化改革犹如在越来越深的水中前行，迫切需要凝聚共识，以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合力。

其次，改革是破旧立新的过程，必须坚持改革与法治的统一。改革包括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亦即变旧法和立新法相统一的过程。改革着重于旧事物的破，法治着重于新事物的立。“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都是改革和法治紧密结合，变旧法、立新法，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张居正变法，莫不如此”[4]15。一个社会之所以要改革，因为旧法所规范的社会秩序已经与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阻力；一个社会之所以要实行法治，因为只有建立新的制度规范才能形成和维护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秩序。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随生，这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法制建设。早在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146在阐明加强法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5]147的重要方针。据此，我国改革与法治同步推进，形成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突出了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强调改革与法治并重并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是姊妹篇，体现了‘破’和‘立’的辩证统一”[4]13-14。改革的“破”与法治的“立”共同指向制度规范，目标取向在于由人治走向法治，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如：推进科学立法，防止把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推进严格执法，重点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推进公正司法，杜绝暗箱操作，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破”与“立”的统一，要求坚持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统一，在法治下完善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习近平用“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的生动比喻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逻辑及其对于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的重要意义。

最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必须正确选择改革的具体形式。不同社会形态的改革具有不同的目标和指向，但只要是合乎时宜的改革都具有积极意义。以历史的方法分析历史事件，不难看出“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取得了一定成效”[2]45。尽管历史上的改革具有时代的或阶级的局限，但其间也不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治国经验。战国时期，秦国原本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比较落后，商鞅变法废除了一些旧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为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政治危机为目的，打击和限制了大地主、大商人非法渔利的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张居正变法，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使政府的财政收入显著增加，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严重的腐败政治也有所转机。

西方近现代社会改革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或调整，即由单个资本发展到股份资本、由非垄断的股份资本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由私人垄断资本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从而不断提高资本社会化程度。20世纪30年代，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在维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抛弃自由放任政策，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局部地改变了生产关系。罗斯福新政反映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社会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6]294。罗斯福新政对于扭转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它所开创的福利国家措施至今仍不失为巩固垄断资本统治的重要手段。

改革适用于古今中外一切社会形态，然而其成败与否则同改革的形式密切关联。迄今为止的社会改革事实上存在两种基本形式：激进式(又称休克式疗法)和渐进式。改革的结局固然取决于改革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然而，改革形式的选择也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是决定性意义。这是因为改革是社会的量变而不是质变，而社会量变是以肯定社会根本制度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改革不同于革命，它不是以推翻而是以维护社会根本制度、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为目的，只能采取渐进式而非激进式的形式。中国古代的几次重大改革，或以失败告终，或不能持之以恒，原因之一就是形式过于激进，以至于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及其代表的根本利益。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虽然各有差异，但失败的结果则是共同的，因为都选择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背离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休克式改革。与此相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展现“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因为中国选择的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为稳定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2]34。

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7]588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放眼展望，从而坚信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今世界，我们更需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以更大的勇气和胆识推进改革开放。

二、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

改革既然是社会变革的普遍形式，自然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不过，要把应然的改革变成人们自觉的行为却并非易事，涉及思想观念、时代背景、内部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我国学习苏联经验，采用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后来回忆时说过，“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8]。学习苏联经验和模式搞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应该说，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存在的问题在认识上是比较清醒的，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以苏联为鉴戒，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事实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已经提出了许多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思路和主张。问题在于后来发生了“左”倾错误，并且愈演愈烈，这种有益的探索没有能够坚持下来，相反，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则“以阶级斗争为纲”，其结果是，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发展，国家实力没有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没有切实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转移工作重点，实行改革开放，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对此，习近平用精彩的语言作出了科学评价：“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2]2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引起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创造”，即开创了一条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创立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一套初步定型的制度规范。

“伟大觉醒”首先表现为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把解放思想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和精神引领。人的思想观念支配着人的行为方式，改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都来自于对改革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深刻认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发表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明确提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习近平在解读其精神实质时同样强调“解放思想是首要的”。这是因为，改革是一种自我革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体制内的思想观念障碍，如果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使改革沿着确定的目标前行。历史和现实表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就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改革开放和中国发展的新时期，就是因为解放思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也是因为解放思想。我们从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中不难看出，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发展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9]。可以想象，如果思想不解放，深水区和攻关期的改革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很难找准改革突破的方向，更拿不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来。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事物是过程的集合体，作为过程而存在。“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事业，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引领改革的思想观念必须随着改革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会形成不合时宜、影响发展的思维定势。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具有许多新特点，其目标取向首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于发展现实，必须“补短板”，建立健全与覆盖人口全面、覆盖领域全面、覆盖区域全面相适应的新的体制机制，而原来那种以消灭共同贫穷体制机制为指向的思维定势已经不再适用。习近平明确指出：“事业在发展，形势在变化，过去合理的现在可能已经不再适应，以前长期有效的目前可能开始失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果完全顺着既有的思维定势来行事，可能就觉得不需要改革或不积极去推动改革了，就可能误事。”[2]153所以，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思维定势。

“伟大觉醒”又表现为实践上的问题导向，以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具有客观普遍性。当代中国，既有长期努力解决而没有解决或没有解决好的老问题，也有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新问题，后者并不比前者少，甚至比前者更难解决，尤其是两极分化问题、权力滥用问题、道德滑坡问题、利益纠纷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干部腐败问题，都直接影响人民根本利益、影响社会主义本质和执政党宗旨。问题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改革的起点和源泉。“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4]86。应当看到，问题和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有主次之分，我们不能在解决问题和矛盾上平均用力，而是要牵住“牛鼻子”，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改革是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由于它针对的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的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也由于取而代之的新的体制机制实现了质的飞跃，因而改革具有革命的意义。其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11]。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给党和国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给事业前进增添强大动力，党和人民事业就是在不断深化改革中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或突出问题。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

“伟大觉醒”还表现为理论上的大胆创新，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7]562列宁也明确表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2]。可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真理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经历了170多年风风雨雨中仍然彰显强大生命力，奥秘就在这里。

改革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理论上的大胆创新结合起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理论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成果：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强调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四个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②协调推进“四位一体”战略布局理论，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③“五大”发展理念，强调通过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通过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通过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通过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强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⑤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强调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所有这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内涵，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指南。

三、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

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回顾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中坚定地认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那么，改革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呢？

首先，改革的力量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3]社会主义社会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价值取向不同，这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活动及其结局的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历史上的改革都是代表少数剥削阶级利益而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名义下改弦易帜，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背叛了人民意志和利益。相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支持和参与，创造了快速崛起的“中国奇迹”。

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时，不仅阐明了其重要意义，而且确立了其价值目标，要求通过改革“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5]152。后来，他又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评价改革的根本标准。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是建立在国家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小康基础上的，因而其目标取向具有新内涵，对此，习近平在2014年新年贺词中有明确的表述，即“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在国家、社会、人民的价值目标中，国家更加富强是基础、社会更加公平正义是保障、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是归宿，其中，“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表征着人民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整体性、动态性、向上性趋势。进而言之，人民生活是人的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价值取向，预示着人们在满足生存性需要、享受性需要、发展性需要的过程中得到自由全面发展。显然，全面深化改革适应了广大人民的新期待，正是因为全面深化改革以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为价值取向，所以它拥有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

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必然要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因为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不仅仅是温饱富足，而且必须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应该承认，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存在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一部分人有获得感，另一部分人则有失落感，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是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合理，且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正因如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96。把实行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着力点，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这是由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决定的。可以预言，随着共享发展新理念的贯彻落实，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取向，必将转化为全体人民有更多获得感的价值现实。全面深化改革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自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这必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

其次，改革的力量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承认还是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之一。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4]。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发挥为以往任何社会都不可比拟。由此，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历史作用，认为“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5]399。人民群众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力量实质是人民群众发挥主体作用的结果和标志。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是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许多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具体途径。邓小平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资企业”发展壮大等新生事物中，肯定人民群众的“发明权”和“创造性”。事实上，“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16]。30多年来，我们党靠改革开放振奋人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改革开放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同时又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来推进改革开放，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优势。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也是基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只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改革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过去如此，现在、将来也是如此。

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涵盖多领域、全方位，他们在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过程中发挥了聪明才智和创造作用。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不断突破不合时宜体制机制的禁锢，实现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建设历史性跨越；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繁荣中增强国家软实力；社会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进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和创业活动蓬勃展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提出和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和政策……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参与。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既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创造性运用，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要求。所以，“我们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大限度集中群众智慧，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汇合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2]31-32。

最后，改革的力量来源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效能。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基本职能包括政治统治职能(阶级统治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社会职能)，二者是相互依存的，诚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6]187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职能的地位和作用是相互转化的。对此，列宁辩证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重点阐述了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认为其“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17]。而在俄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又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15]388，并强调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入到经济建设这一和平任务上去。显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无疑，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的运用与创新。国家治理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前者指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后者指的是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着国家的内在结构和基本职能，其中现代化是价值目标、制度是根本基石、整体效能是重要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辩证统一的，“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2]28。这就是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治理体系是基础和前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是关键和条件，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由此不难看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汇聚全面深化改革整体实力提供了重要保障。

改革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对国家的全面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为全面深化改革规定了总目标，也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与过去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等的改革不同，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一个领域或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面对的大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况且，随着改革的深入，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每一项改革都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调配合。全面深化改革的关联性和深刻性，必然要求“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2]2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适应这一要求提出来的，其根本旨趣在于提高治理能力，发挥治理整体效能，促进各个领域改革联动集成和各项改革举措良性互动，从而形成改革开放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壮大的强大功能。

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功能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其主要标志是中国经济社会深刻变化、国家实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为了“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18]，我们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以更大政治勇气和智慧，“把改革进行到底”[19]！

[1]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J].求是，2013(1)：3-7.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7.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7.

[9]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2014(1)：3-6.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9.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97.

[12]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