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哲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汉初黄老治国之原因探析

宋伟哲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汉初统治者采用黄老作为国家统治指导思想，除了当时社会凋敝、鉴于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主要有郡国并行，中央权威不高；匈奴犯边，军事压力巨大；布衣将相，功臣知民疾苦；成本低廉，易于国家推行等。专制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施政理念始终根据统治需求而随时变更，汉初采用黄老思想治国只不过是鉴于当时国家内外交困局面下的权宜之计而已。

汉初；黄老思想；布衣将相；治国理念

秦汉两朝在政治体制上高度相似，特别是在中央行政体制方面，史学界常以“汉承秦制，有所损益”概述之。但是在统治指导思想上，汉初统治者采用黄老作为统治指导思想，与秦朝大不相同。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汉初统治者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国家并没有举行类似秦修长城等的大规模工程建设。同时，统治者也力行节俭。这些因素使得国家逐渐从秦末多年战乱的萧条局面中恢复过来，为西汉政权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般认为，这是由于汉朝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以及鉴于汉初农民亟需休养生息的客观条件而造成的。笔者认为，汉初采用黄老思想固然与上述两点原因密切相关。但是，汉初之所以采取无为而治，并非统治者不想“有为”。在专制王朝，还没有一个统治者真正愿意自己“无为”，这也是道家思想从未成为历代朝廷主流思想的重要原因。黄老思想滥觞于道家思想，其之所以能够被汉初统治者采纳，主要是这种思想并不是完全要求统治者“无为”，而是要求其“少为”“慎为”。汉初统治者之所以采用黄老治国，还有以下四点原因，这些才是黄老思想能够在汉初得以施行的主要原因。

一、郡国并行，中央权威不高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开篇就批评封建制，认为“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1]然而西汉政权建立之时，在地方实行郡国并行制，中央政府并不能有效控制全国，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地方诸侯具备同中央分庭抗礼的军事实力。可以说，西汉初年，中央政府甚至都达不到对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统一。

表1为汉初郡国表，清晰地反映出了西汉初年诸侯国与中央政府之实力对比。在汉初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央政府所辖领地甚至有所缩减。由于“汉兴，以秦郡太大，稍复开置”[2]的缘故，汉郡辖地面积较之秦郡大幅度缩水，因此中央政府在辖地面积、统治人口等方面大打折扣。从地理位置上看，诸侯国所辖领土几乎对中央辖地形成合围之势，中央政府要下达任何命令，完全无法避免与地方诸侯的接触。

表1 汉初郡国表[3](P88-89)

但是，此时地方诸侯的实力已经足够与中央分庭抗礼。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六》云：“孝文之时，山东之国，齐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吴五十城，分天下半是也。”[4](P7223)政要在地方推行任何政策，必须得到地方诸侯的支持，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实际上，早在刘邦称帝之前，他便无法从容控制其部下各诸侯，各诸侯并不服从刘邦的指挥，甚至楚汉战争中的垓下决战都是如此。

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柰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穀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於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穀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5](P295)

这段史料充分显示了刘邦中央集团的孱弱，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刘邦要在建国之初推行封建制。与其说是他实现对部下诸侯的政治承诺，不如说成一种政治妥协。在这种非常敏感的行政格局下，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国之间各怀异心，中央谋求统一，而地方则力图自保。事实证明，自刘邦登基称帝后，一直忙于镇压各地诸侯的叛乱，几乎年年有战争，并且经常是刘邦亲征，可见这些都是大规模军事行动。“元年，十月，燕王臧图反，高祖自将击之；其秋，利几反，高祖自将兵击之……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5](P391)最终，刘邦就是因为这次受伤而死。在这之前不久，刘邦班师途经沛县，召集父老饮酒，吟唱了著名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5](P389)歌的最后一句可以明显看出刘邦对于当时国家安危的深切忧虑。

由此可见，汉初郡国并行给国家机器运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在这种尴尬的政治格局下，即便中央政府想要有所作为，实际上也是很困难。事实上自从刘邦去世后，西汉中央政府迭经吕后执政、诸吕乱权、周勃拥立等重大政治事件，自身尚且不稳，更无力对付盘根错节的地方诸侯。直到汉文帝在位中晚期时，国家才开始推行一系列政治措施，例如田税改革、废除肉刑等。在军事上，也开始对匈奴采取反击行动，如“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5](P428)这些举措在此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此外，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这时中央控制的直辖郡数较之汉高祖刘邦时期大幅度增加。因此，国家之“有为”还是“无为”，归根到底还是一场政治斗争。

以往人们总将汉初之轻徭薄赋、经济恢复归功于统治者的个人品格，认为是他们勤政爱民的结果。汉文帝刘恒是汉初黄老治国的代表性人物，司马迁就对其作出高度评价：“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5](P433)类似的记载史书上还有很多。因此，后人常将汉初仁政归功于最高统治者。

的确，汉文帝在汉初国家恢复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但是不应过于拔高其政治觉悟。作为一个专制帝王，汉文帝也不可避免地好大喜功，率性而为。如《史记·佞幸列传》云：

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裻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於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5](P3192)

汉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贤明君主，尚且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因此，汉初推崇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首先是迫于郡国并行的地方割据局面，中央政府无力“有为”。一旦国家政局稳定，中央政府便立即开始进行大规模行动，无论是政治、经济或军事层面，此后的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便是明证。

二、匈奴犯边，军事压力巨大

汉初，国家长期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这种巨大的军事压力不但来自内部诸侯国，更主要是饱受北方匈奴骑兵的困扰。如果说内部的军事压力汉朝中央政府还有力进行镇压，那么面对匈奴的大兵压境则束手无策。自汉高祖七年白登之围，直到汉武帝元朔六年卫青的雁门大捷，在长达八十年的汉匈对峙中，汉朝始终处于守势，汉军甚至没有一次像样的反击。北方匈奴的巨大军事压力牵制了汉朝中央政府的大量精力，中央军队长期处于戒备状态，甚至首都长安都经常陷入紧急状态，特别是在汉文帝十四年，烽火甚至已经到距离长安不足三百汉里的甘泉宫：“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5](P2901)

不但长安硝烟弥漫，匈奴的大规模长期入侵还严重影响了汉朝北部边境的安宁。匈奴对于汉朝的入侵毫无规律可循，在东至辽东右北平郡，中至渔阳郡、上谷郡、雁门郡、云中郡、定襄郡，西至五原郡、朔方郡等长达数千公里的广大战线上任意发起攻击，深入汉朝内部腹地进行袭扰。而汉朝有限的机动兵团根本无法捕捉到与匈奴交战的机会，况且此时由于汉朝尚未收复河套地区，缺乏大量的战马，并且孱弱的国力无法为大军提供足够的后勤保障。而匈奴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论官民都遭受巨大损失，导致人口急剧下降，汉朝不得不多次迁移囚犯实边。特别是在东线、中线的军事活动中，这些地方远离长安，匈奴的军事行动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属于单纯的经济掠夺战争，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是空前的。根据《通典》的记载，“匈奴日骄，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众，云中、辽东最甚。”[6]

汉朝中央政府对此毫无办法，边地军民经常遭受重大损失，却罕见官方对其救助的记载，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汉朝对于国家边境控制力之弱。边境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根本不具备推广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的社会环境条件，也不具备实行法家高度集中的军国色彩制度的条件。所以，国家想推行有为之治，也不太现实。只有推行黄老积聚实力，“先安内、后攘外”。从历史最终发展来看，汉朝统治者的确是遵循这一原则来进行的。

中国历史上凡是经历了长期大规模战乱而建立的王朝如汉、唐、宋还是明、清等，在其成立之初大多采取一些与民休息的仁政，促进经济发展。除了汉朝之外，其余各朝代都是明确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指导思想。汉朝之所以刚开始没有实行儒家思想，除了当时儒家思想还不具备一枝独秀的实力外，恐怕也与汉朝受到的巨大军事压力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大一统王朝，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尽管都面临着北方游牧骑兵的困扰，但是没有一个朝代像汉朝这样承受如此巨大的军事压力，没有一个朝代像汉初这样在长达近百年的军事对峙中无一胜仗，长期处于根本上的劣势。在中国古代军事战争史上，汉匈百年战争无论从战争规模、时间跨度还是对后世的影响方面，一直高居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数千年战争之榜首。这是唐之突厥、宋之契丹、明之鞑靼瓦剌、清之准噶尔对各中原政权造成的威胁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汉初的无为而治，更多是出于一种政治、军事全面被动客观局面下的无奈选择。

三、布衣将相，功臣知民疾苦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如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等，绝大部分的开国皇帝都是出自贵族世家，唯有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最为寒微。其中，刘邦不但自己出身寒微，其身边的一班文臣、武将等开国元勋，除去留侯张良是韩国贵族之外，几乎都来自当时社会的最底层。清代史学家赵翼最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一番论述：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鞔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7]

这种主要由布衣将相组成的中央政治集团，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些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大多出身寒微，能够体谅民间疾苦。当时国家危机四伏，经济极度贫困。面对这种困窘的局面，国家统治集团基本能够做到以大局为重。当国家推出了一系列仁政，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田赋考》曾总结道：“文帝除民田租税，后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再出田租，三十而税一。”[4](P17)他们能够接受这些，不与百姓争利。其实，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3](P1127)这些出身寒微的统治集团上层人物没有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而阻挠这些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在客观上促进了黄老思想的顺利推行。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比较开明的认识在汉初持续了数十年之久，著名的“萧规曹随”即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史记》《汉书》等秉笔直书的史籍并没有对当时这些开国功臣有太多关于生活豪奢的记载，说明这些功臣集团在当时的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

尽管汉代史籍中并没有太多关于汉初布衣将相统治集团豪奢给国家造成重创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王朝的反例当中看出汉初布衣将相这种开明的政治觉悟的可贵之处。晋朝由司马氏所创建，司马家族为河内名门望族，其篡权代魏更是主要依靠士族门阀集团的鼎力支持而成功。这一统治集团构成与汉初完全相反，是纯粹的士族门阀政治。这些世家大族掌握着当时社会绝大部分财富，但是晋朝刚灭亡东吴政权统一全国，这些功臣及其后代便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世说新语·汰侈》记载石崇、王恺斗富云：

王君夫以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悄。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悄，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悄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借，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于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悄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悄。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悄，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悄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借，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于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悄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8]

世家大族过着如此奢侈糜烂的生活，但是当时的百姓却非常贫苦。《晋书·食货志》云：

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9]

以上几则史料一正一反，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开国功臣集团之作风对于王朝历史走向的影响。汉朝的布衣将相们为黄老思想的顺利推行付出很多，奠定了西汉政权两百年基业。而西晋的开国功臣皆为世家大族，却丝毫不体谅民间疾苦，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结果西晋王朝只短暂存在了五十年，期间有一大半的时间国家处于骇人听闻的血腥战乱中。司马睿东晋南渡后，门阀政治愈演愈烈，世家大族依然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百姓得不到彻底的修养生息。最终整个南朝也只能是偏安一隅，最终被北方强敌一举吞并。由此可见，出身布衣的开国将相对于汉初黄老思想的推行和汉朝最终走向强盛有密切的联系。

四、成本低廉，易于国家推行

儒、道、法三家思想在汉初只有黄老思想成功推行，还得易于这种治国理念的措施成本低廉。由于其推崇“无为而治”，不主张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军事行动，易于在国家百废待兴之时推广。此时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没有成为西汉政权的统治指导思想也有其一定原因。

儒家思想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建立学校、著书立说、收徒讲学都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较为富裕的社会经济环境，西汉初期国家显然不具备这种经济条件。司马迁就曾解释为什么当初儒家思想并没有受到统治者重视，“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5](P3177)然而当经历了七十余年的无为而治后，西汉国力逐渐强盛。史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5](P1420)这时，因为国力强盛，才有了汉武帝时期主动出击匈奴与其进行战略决战以及解决地方诸侯国势力强大的资本。此时，国家也已经有了充足的经济实力与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儒家思想的传播有了比较完善的条件。恰逢崇尚黄老的窦太后去世，于是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完成了从“无为”到“有为”的重大转折。史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5](P3118)汉初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此时并不适合儒家思想登上政治舞台。

法家思想也不适合成为汉初国家的统治指导思想。此前，用法家治国的秦虽然完成了一扫六合的统一大业，却仅仅十五年短命而亡。法家治国崇尚严刑峻法，使得整个国家如同一台开动的战争机器。这种治国模式在战争年代比较有效，能在短时期内使得整个国家机器高速运转，但其后遗症也十分明显。汉初统治者就是“伐无道，诛暴秦”而起家，对此十分清楚。刘邦正是通过“约法三章”废除了秦朝的严刑酷法才逐步赢得关中民心，最终一统天下，不会轻易用此治国。

当刘邦称帝后，国家政局逐步稳定，中央政府实力较弱，而且面临着内外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却依然没有采用法家思想来运转机器。这其中的原因除了鉴于秦亡经验外，还因为法家思想的实施，也是需要建立在比较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它需要国家强大，在人口与国土面积上具有巨大优势。战国末期，各国相继变法，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成功。这除了商鞅个人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秦国当时本身就已经是战国七雄中实力非常强大的国家，关中地区人口稠密，农业基础非常好。此外，关东诸侯在历史上从未攻破过函谷关，这些都是秦国实力强大的重要依据。也正因为如此，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才能收到巨大的功效。而汉初，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土面积有限，关东许多中央直辖郡县与诸侯国犬牙交错，难以进行大规模动员，关中平原也因秦末战乱而经济凋敝，人口大量减少。因此，汉初统治者也没有选择法家思想作为当时国家统治的指导思想。

五、余论

通过上述四点原因的分析，可以得出黄老思想之所以能战胜儒家、法家思想成为汉代初期的统治指导思想，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此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帝制王朝时期的统治指导思想，其他思想再也不具备挑战儒家思想地位的资本，此后的王朝也再也没有遇到像西汉初期这样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但是，黄老思想中的一些精髓如与民休息等还是能在此后多数王朝建立初期觅得踪影，尽管这种思想早已被披上儒家思想的外衣。对于黄老思想，不应否认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贡献。但是，对于“统治指导思想”这一命题的认识也不能过于简单。其实，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者从来就不曾认可所谓“统治指导思想”。汉文帝实行仁政，然而司马迁对他的评价却是“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5](P3117)因此，所谓治国思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统治集团总是根据现实需求来调整自己的施政理念。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3](P277)此后历代王朝所推崇的“外儒内法”“儒释道三教合一”等理念都应证了汉宣帝这番理念的高明之处，黄老思想也只不过是专制统治者面对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已。

[1]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1.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15-23.

[3]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4]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6]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1047.

[7]赵翼.廿二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10.

[8]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7:147.

[9]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791.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Huang Lao’s Thought on Governing the Country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SONG Wei-zhe

(Law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There are some other reasons for the rulers of the early Han Dynasty using Huang Lao’s thought as governmental guiding ideology, in addition to the social poverty at that time and the perish of Qin Emperor II. The main causes are: the parallel of country and states, the central authority not strong; the Huns violation of the border, military pressure; commoner generals and ministers who know the people’s suffering; low cost, easy to implement. The ruling thought of the authoritarian rulers has never been immutable. Its governance philosophy has always be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the rule at any time change. The rulers’ use of Huang Lao’s ideas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Han Dynasty is just a matter of expediency beset with the difficult national situation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early Han; Huang Lao’s thought; commoner generals and ministers; governing philosophy

2016-12-06

宋伟哲(1990-)，男，河北张家口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律史、法理学研究。

B223

A

1008-469X(2017)01-01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