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

一、从全局角度看，国际局势、两国关系、印度安全战略都对边境军事冲突法律斗争现状具有重要影响

国际局势对边境军事冲突有巨大影响。1954年，印度开始对中印边境全段实施蚕食，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在努力恢复本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争取亚洲国家支持上都需要与印度的合作，对边界问题则无暇顾及。1962年，印度决定发动对华战争，主要是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公开支持，认为中国在严重自然灾害和台湾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不会冒着与苏联决裂的风险与印度进行军事对抗。20世纪70年代，印度对华态度和边界谈判进展有限，主要是由于美—中—巴与苏—印两个轴心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不同利害关系所引起的对抗使然。1998年，印度冒天下之大不韪，借口“中国核威胁论”实施核试验，主要是以“抗衡中国”为借口，赢取美国对印支持，巩固瓦杰·帕伊政府来之不易而又极其脆弱的执政地位。当前印度积极强化边境的军备建设，与防范和制约我在印度洋、尼泊尔等印度周边地区利益扩展有密切关系。

边境军事冲突解决受制于两国政治和外交关系。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发展同印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和战略决策，决非权宜之计。”解决边界划分和领土争议必须要考虑双方合法的历史依据、地理情况，但主要是放在中印政治关系大格局下解决，边界谈判进展与两国关系友好程度密切相关。建国后至1958年，在两国关系友好的黄金期，中印政府基本未讨论边界及领土争端的问题；1958年至1962年，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关于边界争端的争吵、抗议甚嚣尘上；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两国关系发展停滞，边界谈判没有任何进展；90年代后，两国关系逐步趋好，边界谈判才开始向实质发展，并取得成果。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影响印军边境蚕食策略。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印度国防战略认为要确保喜马拉雅山脉成为“印度安全线”，切实有效的战略举措便是将边界线不断向前推进。基于此，印奉行“北进”为主的“有限进攻”军事战略，积极推行强硬的“前进政策”，大面积侵占我国领土、不断在边境地区挑起军事冲突。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印度战败受挫，将“北进”调整为“北防”，将“一线设防”调整为“纵深防御”，边境总体比较平静；上世纪的80年代，印度提出“攻势防御”对华军事战略，实施第二次“前推政策”，出兵抢占了星峡冰川地区，并于1985年在西中段地区的兵力增至4万人，首次形成對我局部军事优势；上世纪的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大以及国家战略的中心转向经济建设领域，印度国家的传统军事理念也产生较大的转变，进一步明确了“区域性军事威慑”的军事战略，不再力求占领更多争议领土，而是进一步巩固在边境地区的既得利益，控制掌握解决边界划分和领土争议问题的战略主动。在此指导下，印军开始加强对中印边境相邻领土的非法蚕食。印军在西段陆续组建了担负越线侦巡任务的特别巡逻队，增加越线次数，实施渐进蚕食。因此，对印军事斗争准备和边防斗争，必须放在国际环境、两国关系和印度安全战略的大环境中思考和把握，才能预事在先、把握主动。

二、从对手角度看，民众思想、党派对立、司法桎梏都对边界争端法律斗争现状具有重要影响

边界问题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和民族感情，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尤其对印度而言，主要受六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思想认识的障碍，由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伪造历史证据，欺骗印度民众，再加上独立后的印度政府的错误行宣传和一些强权领袖的错误行言论，印度的普通民众普遍认为：麦线是在1914年，中国、印度和西藏三方签署有效国际条约形成的，并且中国与缅甸政府在解决边界划分时，也基本上承认了此条边界线。他们认为，中国提出边界线划设的争端，属于“背信弃义”，“从背后捅了朋友一刀”。在这样的心态下，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并没有被看作诚心谈判解决问题的实际表示，而被看作要对印度再次进攻前的一种“诡计”。近年来，虽然印度民众对于边界划分和领土争议的问题认识上逐渐有所松动和分化，但坚持错误认识的公众依然不少。二、公众舆论的制约。在错误思想认识下，任何有利于印度的边界调整都会被印度民众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任何不利于印度的调整都会被视为“背叛”。要扭转这种情况，印度政府必须逐步将边界问题的真相告诉人民，引导公众舆论沿着正确轨道发展。不解决这个前提，任何一届印度政府在解决两国的边界划分和领土争议问题上都无能为力。三、国内其他政党的制约。印度的政治体制是多个政党共同参与下的议会民主代表制，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国内其他政党往往能对印度政府和执政党派起到巨大的制约作用。对于两国边界划分和领土争议的问题，印度国内大多数政党均对印度政府妄图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解决的模式持反对态度。尤其是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只要印度政府透露出部分可能采取“适当让步”的可能性，当即可能遭到国内政党“卖国行为”的抨击。四、执政党内的政治分立。印度国内的执政党，比如国大党，党内的政治派系分立明显，互相基于不同政治观点长期对立。尤其是在边界划分和领土争议问题上，特别是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划分边界线的问题上，一直以来就是执政党内部各派系聚焦关注的重点问题。执政党的领袖亦即政府首脑如不能妥善处理这一争端，就会失去各派系的支持，进而造成党内的分裂，失去执政地位。因此，执政党的领袖以及政府总理等要员对两国边界划分等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往往都采取谨慎的态度应对。五、法律程序的约束。在1960年的3月，印度国内最高司法机构—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司法判决，判决认定印度政府无权将印度的任何领土主权出让给其他国家。根据此项判决规定，如果印度政府要在边界争端上作出让步，甚至想更改部分边界的传统主张，都需要对印度宪法进行修改。但修改宪法又必须能够获得印度国家议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绝对多数的赞成通过，还需要得到印度国内所有邦的立法议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绝对多数的赞成通过，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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