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文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对“执政党”这一概念的认识和使用，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作出了初步却十分重要的探索，推动了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

任弼时是使用“执政党”概念定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任弼时率先使用“执政党”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定位。1949年3月13日，任弼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现在，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任弼时在这里不仅最先使用“执政党”概念定位中国共产党，而且特别提醒要在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后增强执政忧患意识。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先使用“执政的党”这一概念

1954年2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其中提到“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以警醒大家要注意党的执政地位会使个人主义呈现隐蔽性的特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明确使用“执政的党”这一概念。

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集中阐述与大力推动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阐述最为集中。主要集中于两次会议上。一是在中共八大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接着，他指出了执政党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艰巨任务：“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党章草案的总纲，着重地指出了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由于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集中阐述和大力推动，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予以了确认：“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二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坚持党的优良的传统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执政党的特点，已经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清楚了。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

刘少奇关键时刻使用“执政党”概念

刘少奇曾两次明确使用“执政党”概念。一次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同志们应该记住，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集中阐述执政党问题时隔六年之后，“执政党”概念再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报告中。刘少奇在国家建设因受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左”的错误的影响而遭遇重大挫折后，在执政党建设出现严重问题的关键时刻重新使用“执政党”概念，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次是在196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1962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会上郑重告诫：“执政的党，有的干部可能腐化下去。”因此，对干部要从严管理，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毛澤东与“执政党”概念

毛泽东是默许“执政的党”概念的，依据有二：一是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这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月之后形成的中央文件，从档案上看，这份文件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作了多处修改，这句话依然保留。二是1956年毛泽东曾亲自审阅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对报告中的“执政党”提法未加否定。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对“执政党”这一概念的认识和使用，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敏锐地洞察到由之带来的党的历史方位的根本变化，并开始逐步自觉地形成执政党意识，提出并使用“执政党”概念，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作出了初步却十分重要的探索，推动了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摘自：《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