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仁

好与坏的制度下都有好人

1981年1月，美国洛杉矶，迈克尔医生去给迈克尔患者检查治疗，发现他的免疫系统糟透了，像是过度化疗之后的病人。

高烧的迈克尔三十一岁，是个男模，高大帅气，一直健康，最近体重减轻，发烧原因很难确定。十多天后，在他身上發现了卡氏肺囊虫肺炎，这是一种极罕见的肺炎，通常出现在器官移植者或是有免疫缺陷的儿童身上。

免疫学助理教授迈克尔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但他是个好医生，就想深入一些，弄清它的原因。接下来，他在洛杉矶搜集到四个相似病例，算上男模一共是五个，这似乎预示着，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他联系了《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又联系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从国外到国内，并没有相关的疾病流行。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邀请迈克尔医生写了一篇文章，报告洛杉矶五名年轻健康男子患上卡氏肺囊虫肺炎事件。

这篇报告成为人类与病毒作战历史的重要文献。它发表的那一天，1981年6月5日，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子，几十年后仍然被人牢记。

报告中的五名男子有个共同身份，男同性恋者。到了年底，《华盛顿邮报》发了一篇《免疫系统疾病困扰男同性恋》，从题目就可看出美国大众当时的心理倾向——这是男同性恋的特有疾病。而事实上，人们对于所面对的事态，几乎一无所知。

许多年里，人们对一些新病种的反应都是这样，因为未知，产生误解。“在一切没弄明白之前，担忧是隐约的，恐慌局限于小范围之内，公众是沉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