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妍　李德凤　李丽青

(澳门大学，澳门 999078)

1　引言

同声传译的方向性(Directionality)是指译员是否应该从其母语或强势语言(A语)译入其非母语或弱势语言(B语)，即哪个方向能带来更高的同传质量。与其他翻译活动的方向性问题一样，问题的实质在于翻译或口译过程中是用母语去理解还是用母语去表达；不同之处在于，同传方向性更加受到译员认知负荷的影响和限制。同传方向性一直被视为口译研究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Déjean le Féal 1998：41)。一方面，译入A语是西方(尤其是欧洲)同传实践的传统，它已经成为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以及其他许多国际组织的共识：只有在译入A语时才能自发的产生符合语言习惯的译文，从而更好地把信息传达给听众(Bros-Brann 1976：17)。为此，尽管职业译员的A语和B语都达到精通的程度，大多数同传任务仍然要求译员译入其A语。这一观点却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支持译入B语的声音不绝于耳。近年来，随着口译研究与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研究的结合日益发展，以及科学技术逐渐发展成熟，同传方向性的跨学科研究发展迅速。方向性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显示出它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本文回顾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关于同传方向性问题的争论与实证研究，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议，以期引起译学界更多的关注。

2　关于同传方向性的争论

同传方向性问题可以追溯到“巴黎学派”和“苏联学派”两大口译研究阵营的争论，前者认为译入A语的同传质量更高，而后者则认为译入B语可以使译员更好地理解原文从而在同传时更加得心应手(Gile 2005：10)。20世纪末，更多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争论也越来越多。一些研究者主张译入A语，因为译入B语时译员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监控译文的句子结构以及韵律特点(Schweda-Nicholson 1992：96)，并且，由于受到母语思维的束缚，译文的语言质量也较差(Seles-kovitch 1999：62)。此外，由于不同语言句子结构的差异以及不同文化所导致的词汇空缺，译员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来搜寻B语中相应的表达，从而影响译员的表现。除了句子结构差异和词汇空缺造成的认知负荷，对于目标语中已经存在的对应表达，其搜索速度相比译入A语也会较慢。

而另外一些研究者主张译入B语，认为同传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对原文的理解，如果理解产生困难，则会造成原文信息无法弥补的遗漏；而译入B语时译员可以轻松的理解原文，减少信息遗漏(Denissenko 1989：157)。虽然译入A语时译员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选择用词去表达，但丰富的母语词汇储存使译员面临更多选择，而近义词的选择决策和输出抑制会占用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使译员在维持时间、认知资源和同传任务的平衡时更加困难(同上)。此外，从同传质量的角度来看，译入A语会使译文更加拖沓冗长并且有更多的更改修复；虽然句法错误会减少，但是对比原文，语义错误却会增多(同上：21)。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有的用以解释同传过程的信息加工模型中，只有Daniel Gile的认知负荷模型可以体现方向性的影响。在其模型中，Gile 将译员完成任务所需的认知负荷分为：听力与分析、译语表达、短时记忆以及任务协调4部分。他认为如果译员在两个方向的同传中认知负荷都是趋于饱和状态，那么方向性的问题可以被看成“理解负荷”与“表达负荷”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的问题，即理解过程与表达过程所需认知负荷孰多孰少决定是否译入A语或者译入B语(Gile 2005：12)。此外，Gile 还提出方向性涉及到诸多变量因素。除了要考虑理解与表达所需认知负荷的差异，还要考虑语言特定因素，比如语音和方言可变性的大小、句法灵活度的高低等；以及语对特定因素，比如一种语言含有大量俗语、谚语等文化负载表达而另一种语言却截然相反(Gile 2005：15-16)。Kalina也认为研究方向性对同传质量的影响应该和所涉及的语言、会议主题、听众、发言人的国籍和文化背景以及语言分布等因素结合起来。(Kalina 2005：42)

3　关于同传方向性的实证研究

随着关于方向性的争论越来越多，研究者试图用实证研究验证两个方向孰优孰劣。这些研究或是采用行为实验，关注实验产生的译文特点，考察同传质量、策略等；或是采用调查问卷了解译员态度；研究的语对种类也有所增加。此外，方向性实证研究还关注手语同传这一新领域。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一批心理语言学与神经语言学领域研究者的加入，实证研究不仅仅局限于通过分析译文产出探讨方向性的影响，还采用脑电图扫描(electroencephalogram，简称EEG)、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简称 PET)等神经电生理学、神经影像学方法测量方向性对译员的认知负荷、激活脑区的差异等产生的影响，藉此推动口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已有实证研究的简要情况如下：

3.1 方向性与同传质量

虽然方向性与同传质量的实证研究较为丰富，但是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尚未形成一致结论。有研究认为在源语文本较难时，译入B语会产生更多的信息遗漏，并且会导致更多影响译文风格的错误，如停顿、修正、补充、口误以及形态句法错误(Darò et al. 1996：111)。而其他研究却发现当文本复杂程度增加时，口译学员译入B语的表现更好(Tammola, Helevä 1998：177)。还有研究发现口译学员译入A语时基于源语意义的错误显著增多，如信息遗漏；而译入B语时语言使用错误显著增多，如语法错误(转引自Chang, Schallert 2007：138)。此外，当增加另一变量因素时，如源语语速(Tommola, Laakso 1997)、语境熟悉度(Dose 2014)，同传方向对同传质量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从侧面验证Gile 的观点：相比语言之外的因素，语言精通程度对译员表现的影响要显著得多(Gile 2005：19)。

3.2 方向性与同传策略

现有实证研究表明译员在译入A语和译入B语时使用的策略有显著差异(Bartomiejczyk 2006；Chang, Schallert 2007; Jänis 2002)。口译学员在译入A语时会更多地使用重组策略，在译入B语时会更多地使用压缩和概括的策略(Jänis 2002：63)。根据Chang和Schallert的研究，在汉/英的同传实践中，职业译员在长期的双向同传中已经形成不同的应对策略，导致不同的原因是双语语言能力不均衡。此外，译员对自身语言能力限制的认识、对听众需求的预期以及一些规范也会导致这种差异(Chang, Schallert 2007：137)。

3.3 方向性与译员态度

Bros-Brann曾指出“尽管一些译员有时在工作中不得不译入B语，大多数译员尤其是同传教师坚持认为只有译入A语才是真正的同声传译”(BrosBrann 1976：17)。这一观点在3项实证调查中均得以体现(Bartomiejczyk 2004；Donovan 2004；Nicodemus, Emmorey 2013)。职业译员普遍认为译入A语时质量更高(Bartomiejczyk 2004：239)。译入B语使他们缺少安全感，并且自我监控更加困难；当源语话题突然转向出乎意料的概念会引发很多问题；在判断语域时也会更加困难(Donovan 2004：208)。然而Al-Salman和Al-khanji的研究显示阿拉伯语/英语职业译员更愿意译入B语(英语)，译入B语时同传质量更高。他们认为：阿拉伯语中口语、规范用语以及古阿拉伯语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使其易于理解却难于表达，从而导致上述研究结果；并指出语对是方向性研究中的重要变量。(Al-Salman, Al-khanji 2002：624)此外，当调查对象为口译学员时，只有50%的口译学员支持译入A语，26%的学员认为译入B语时同传质量更高(Bartomiejczyk 2004：239)。

3.4 方向性与认知负荷

神经语言学家(Kurz 1995；Tommola, Laine, Sunnari, Rinne 2000/2001)分别使用EEG和PET技术研究同传方向对职业译员大脑神经活动的影响。在EEG研究中，译入B语时左侧颞叶的激活程度有所提高，并且右脑活动显著增多(Kurz 1995：13)。这一实验结果在后续的研究中也得到验证(转引自García 2013：376)。在PET研究中，译入B语时大脑布罗卡区(Broca’s area)的激活水平更高(Tommola et al. 2000/2001：162)。在上述两项实验中，虽然同传方向导致激活水平差异的脑区有所不同，但结果都显示出译入B语会引发更多的大脑活动，也就是说会产生更多的认知负荷(Kurz 1995：13)。

3.5 方向性与手语同传

手语同传的方向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译员态度与同传质量两个方面。在译员态度方面，研究显示大多数译员更愿意译入B语(手语)。这一结果在Napier等(2005：185)和Nicodemus等(2013：624)的调查中均得到验证，涉及的语对包括英语/澳大利亚手语(Australian sign language，简称Auslan)、英语/美国手语(American sign language，简称ASL)以及荷兰语/荷兰手语(sign language of the Netherlands，简称SLN)。

在同传质量方面，与口语同传相同的是，手语同传的方向性研究也未能形成一致的结论。van Dijk等(2011：47)发现，译入A语时同传质量较差，而Nicodemus和Emmorey(2015：145)的研究显示初级译员在译入A语时准确性(语义内容)和发音质量(语流、语速和韵律)都更好，而资深译员在这两个方面没有方向性差异。Wang和Napier(2015)的研究也发现，对于双语水平相当的译员来说同传方向不会对同传质量产生影响。

4　实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目前的研究对象界定模糊、片面。所谓模糊是指一些研究只粗略交代其研究对象，却没有详细说明其划分标准，造成概念模糊。例如Bartomiejczyk(2006)的研究只是指出其研究对象为高级口译学员(advanced interpreting students)，却没有进一步解释何为高级口译学员。所谓片面是指一些研究(如Tommola et al., 2000/2001)在界定研究对象时只着重关注译员的工作时长，忽略译员的语言水平因素。Dose(2014：85)的研究揭示语言水平对方向性存在影响，Gile(2005：19)也认为语言精通程度对译员表现有显著影响。目前一些实证研究没有对研究对象的语言水平进行考察，这使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大打折扣。

其次，文本选择缺乏严格的变量控制。方向性问题涉及语对、语域、文本类型、文本难易度等诸多变量因素(Al-Salman, Al-khanji 2002；Gile 2005；Kalina 2005)。一些研究(如 Kurz等)选择实验文本时仅考虑文本类型和语域，没有对文本难易度进行控制。值得庆幸的是，这一问题在近几年的笔译方向性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Pavlovi和Jensen(2009：95-96)首先提出选择实验文本时要在语域、文本类型、总长度、可读性等方面进行控制；Chang(2011：162-164)在此基础上还加入适用年级、可理解性、可译性3个变量来控制文本。这对同传方向性研究中文本变量的控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再次，实验设计及手段的生态效度有待提高。一些研究的实验设计及手段简化同传过程，只能部分还原真实的同声传译，影响实验的生态效度。例如在Darò(1996)的研究中，每个实验文本只由5个句子组成，与真正的同传相差甚远，因此该研究结果无法对方向性问题形成可信度高的结论。

5　对未来研究的思考

5.1 研究问题

首先，方向性的关键概念。纵观已有研究，对于方向性的关键概念及其衍生的问题鲜有涉及，而这些概念却至关重要。比如，如何界定译员的A语和B语。目前的界定标准较单一，仅仅是依照语言习得的时间顺序或语言使用的频度。除此之外，其他因素(如译员自身对某一语言的认同)是否也应该作为界定标准的一部分。厘清这些关键概念将使方向性研究更加严谨，提高其可信度。

其次，方向性对译员心理的影响。译员是同传任务的实践者，其心理活动对同传质量有重要影响。当译员使用其强势语言/弱势语言同传时，其心理是否会对同传质量产生影响以及有何种影响。Chang和Schallert(2007)的研究表明，译员对其自身语言能力限制的认识使得他们在进行不同方向同传时采用不同的策略。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更多的影响还有待挖掘。此外，译员对某个方向的偏好与否是否会影响同传质量，给译员贴上“本族语者”或“非本族语者”的标签是否会对译员表现产生影响，这些问题均可通过在实验研究中操控译员的心理因素并分析其产出文本进行探索。

最后，方向性的实际应用。任何翻译的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交际活动，因此同传方向对听众的影响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可将调查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如在实验研究中通过控制文本或译员因素来分析听众对不同方向译文信息的接收情况。此外，在培训译员时，方向性对课程设计和教学效果是否有影响以及有何种影响。在译员就业时，方向性是否影响翻译公司/机构的聘用决定。对以上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更全面地揭示方向性问题。

5.2 研究方法与设计

未来研究可以将实验研究与自然研究(naturalistic research)相结合，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相互验证。例如，可将实验研究方法与语料库研究方法相结合，利用口译语料库提供的大规模双语真实语料，考察在不同的同传方向中源语文本与译文之间的对比关系，关注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处理方式，进一步验证实验研究。

鉴于部分实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未来研究可从研究对象、实验文本等方面改进研究设计。可对研究对象的双语语言水平进行科学测量。测量方式可以采取认可度高、信度效度好的考试形式，比如在研究英语/汉语这一语对的方向性时，可以用雅思、托福考试来测量英语水平，用由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推出的汉语能力测试(简称HNC)来测量汉语水平。在实验文本方面，目前的做法是采用可读性公式/测试来比较语内文本，如使用弗莱士—金凯德可读性公式(Flesh-Kincaid Readability Formula)比较不同英语文本的可读性。对语际文本而言，已有研究从总词数、语域、文本类型、可读性、可理解性、可译性等方面进行控制(Chang 2011；Pavlovi，Jensen 2009)。但是，这样的做法能否有效衡量文本难易度还有待论证，这也是研究翻译的方向性亟需解决的问题。此外，实验要力求还原真实的同传过程，采用科学有效的方式对译员表现进行评估。

6　结束语

同传方向性的研究从争论走向实证，已被译学界视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近几年的翻译过程研究中更是受到关注。研究者们从同传质量、翻译策略、译员态度以及认知负荷等多方面实证地探索方向性问题，但由于语对特定因素、语言特定因素等众多变量的影响，鲜有形成定论。此外，实验设计的客观限制(比如在研究职业译员时，受到可参加实验的职业译员数量限制)也给研究带来不少困难。正如Gile指出的，现有实证研究的数量还远不足以回答方向性问题，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据才能排除上述变量影响，从而发现其规律。(Gile 2005：22)

Al-Salman, S., Al-Khanji, R．The Native Language Factor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n an Arabic/English Context[J]．Meta, 2002(4).

Bros-Brann, E. Critical Comments on H.C. Barik’s Article “Interpreters Talk a Lot Among Other Things”[J]．AIICBulletin, 1976(1).

Chang, C., Schallert, D.L. The Impact of Directionality on Chinese/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J]．Interpreting, 2007(2).

Chang, J.Y. Translation Directionality and the Revised Hie-rarchical Model: An Eye-tracking Study[A]．In: O’Brien, S.(Ed.),CognitiveExplorationsofTranslation[C].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Darò, V., Lambert, S., Fabbro, F. Conscious Monitoring of Attention During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J]．Interpreting, 1996(1).

Déjean le Féal, K., Non Nova, Sed Nove [J]．TheInterpre-ters’Newsletter, 1998(8).

Denissenko, J. Communicative and Interpretative Linguistics[A]. In: Gran, L., Dodds, J.(Eds.),TheTheoreticalandPracticalAspectsofTeachingConferenceInterpretation[C]. Udine: Campanotto Editore, 1989.

Donovan, C. European Masters Project Group：Teaching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nto a B Language. Preliminary Findings[J].Interpreting, 2004(2).

Dose, S. Putting Directionality into Context[J]．StellenboschPapersinLinguisticsPlus, 2014(45).

García, A.M. Brain Activity during Translation：A Review of the Neuroimaging Evidence as a Testing Ground for Cli-nically-based Hypotheses[J].JournalofNeurolinguistics, 2013(26).

Gile, D.BasicConceptsandModelsforInterpreterandTranslatorTraining[M].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Gile, D. Directionality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A Cognitive View[A]. In: Godijns, R.M., Hinderdael, M.(Eds.),DirectionalityinInterpreting：The“Retour”ortheNative？[C]．Gent：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005.

Jänis, M. From the A Language to the B Language and from the B Language to the A Language：What Is the Diffe-rence?[A]．In: Garzone, G., Mead, P., Viezzi, M.(Eds.),PerspectivesonInterpreting[C]．Forli：Biblioteca della Scuola Superiore di Lingue Moderne per Interpreti e Traduttori Forli, 2002.

Kalina, S. Quality in the Interpreting Process: What Can Be Measured and How？[A]. In: Godijns, R.M., Hinderdael, M.(Eds.),DirectionalityinInterpreting：The“Retour”ortheNative？[C]．Gent: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005.

Kurz, I. Watching the Brain at Work —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EEG Changes during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SI)[J]．TheInterpreters’Newsletter, 1995(6).

Napier, J., Rohan, M., Slatyer, H. Perceptions of Bilingual Competence and Preferred Language Direction in Auslan/English Interpreters[J].JournalofAppliedLinguistics, 2005(2).

Nicodemus, B., Emmorey, K. Direction Asymmetries in Spoken and Signed Language Interpreting[J].Bilingua-lism：LanguageandCognition, 2013(3).

Nicodemus, B., Emmorey, K. Directionality in ASL-English Interpreting：Accuracy and Articulation Quality in L1 and L2[J].Interpreting, 2015(2).

Schweda-Nicholson, N. Linguistic Theory and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Semantic and Pragmatic Considerations[J].Babel, 1992(2).

Seleskovitch, D. The Teaching of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Last 50 Years[J]．Interpreting, 1999(1).

Tommola, J., Helevä, M. Language Direction and Source Text Complexity：Effects on Trainee Performance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A]. In: Bowker, L., Cronin, M., Kenny, D., Pearson, J.(Eds.),UnityinDiversity：CurrentTrendsinTranslationStudies[C]．Manchester：St. Jerome, 1998.

Tommola, J., Laakso, T. Source Text Segmentation, Speech Rate and Language Direction：Effects on Trainee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A]. In: Klaudy, K., Kohn, J.(Eds.),ProceedingsoftheSecond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CurrentTrendsinStudiesofTranslationandInterpreting[C]. Budapest：Scholastica, 1997.

Tommola, J., Laine, M., Sunnari, M., Rinne, J.O. Images of Shadowing and Interpreting[J]．Interpreting, 2000/2001(2).

van Dijk, R., Boers, E., Christoffels, I., Hermans, D. Directionality Effects in Simultaneous Language Interpreting：The Case of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in the Ne-therlands[J].AmericanAnnalsoftheDeaf, 2011(1).

Wang, J., Napier, J. Directionality in Signed Language Interpreting[J].Meta:Translators’Journal, 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