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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还是顺从:《理查二世》中的君权观念之争

2017-02-23倪萍

关键词:暴政教义波林

倪萍

(南京审计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抵抗还是顺从:《理查二世》中的君权观念之争

倪萍

(南京审计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二世》对理查二世命运的叙述涉及到宗教改革后欧洲社会的一个争论焦点:面对暴政,臣民是否有权抵抗乃至废黜君主。此问题关乎对君权的合法性的起源的认识。该剧通过理查与波林勃洛克之间的权力斗争,揭示出莎士比亚时代英国国教与天主教及清教等宗教派别之间的君权观念之争,即专制主义的君权神授教义、绝对服从教义与立宪主义的契约论、抵抗理论之间的争论。此外,该剧也反映出置身于伊丽莎白时代晚期政治思想背景中的英国民众对暴政所持有的矛盾态度。

《理查二世》;君权;专制主义;立宪主义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二世》描述了一位合法君主因治国无方而遭废黜乃至杀害的悲剧命运。该剧由此涉及到宗教改革后欧洲社会的一个争论焦点:面对暴政,臣民是否有权抵抗乃至废黜君主?该问题关乎对君权的合法性的起源的认识,而英国国教、天主教、清教等不同宗教派别对此存在较多分歧。在伊丽莎白时代晚期的英国社会,关于君权观念的争论由于英国王位继承问题的悬而未决而变得日趋复杂激烈。王位继承危机激发了该时期不同宗教背景的英国人士对于君权问题的深入思考,而理查二世的命运则为这一思考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历史案例。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这位中世纪晚期英国君主的不幸遭遇早已被众多英国历史学家、法律专家等用来讨论君主在何种情形之下可以被废黜的问题。总之,在该时期的英国,理查二世这一历史人物引起公众的普遍兴趣。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在对理查生平的记叙中涉及到废黜君主这一行为自身的合法性及议会在决定王位继承人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等被伊丽莎白政府列为禁区的敏感性政治话题。作者通过剧中人物之间的权力角逐,揭示出现实世界中的英国国教与天主教及清教等宗教派别就上述问题进行辩论时所表现出来的君权观念之争,即专制主义的君权神授教义、绝对服从教义与立宪主义的契约论、抵抗理论之间的争论。此外,该剧也反映出置身于伊丽莎白时代晚期政治思想背景中的英国民众对暴政所持有的矛盾态度。

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二世对自身君权的神圣性深信不疑,这表现为他始终将自己类比为基督。例如,从爱尔兰归来的理查二世在面对由波林勃洛克率领的叛军的军事威胁时,他以将自己比作从东方升起的太阳的方式来表达他将惩罚波林勃洛克的决心:“可是他不久将要看见我从东方的宝座上升起,他的奸谋因为经不起日光的逼射,就会羞形于色,因为他自己的罪恶而战栗了。”(三幕二场)斯特里特指出,基督教的传统观念认为,当世界末日来临时,基督耶稣将从东方来对世界施行最后的审判。由此可见,理查在其言辞中含蓄地将归国后即将讨伐叛军的自己类比为末日审判时再次降临世间的基督[1]187-188。再比如,被迫退位的理查将背叛自己的臣民比作出卖基督的犹大和将基督送上十字架的彼拉多。莱蒙指出,作为中世纪晚期的君主的理查二世,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却“完全是个十六世纪的君主”,他不仅相信中世纪的“神秘的君权”,而且更信奉早期现代专制主义政治理论中的“君权神授教义”[2]256。此种君权神授教义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宗教改革之后的英国官方神学在路德政治神学的影响下发展出一种为近代专制主义君主制辩护的君权神授教义,此教义将君主权力的合法性归于上帝对其王位的直接设立,并使世俗统治者获得令中世纪君主相形见绌、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教会宣称君权是由上帝通过教会分配给君主的,路德、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世俗统治者的支持,故而他们的政治神学出于实用性的目的而着重强化世俗权力的独立性。

无论是与罗马教会决裂的亨利八世,还是坚持让英国走一条中间路线的宗教改革之路的伊丽莎白一世,他们的权力的合法性皆遭到罗马教会及英国国内不服从英国国教者的质疑,而路德的君权神授理论则成为英国官方教会为都铎王朝的新教统治者辩护的基本神学原理。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二世的君权观念完全符合都铎王朝时代的英国教会所宣扬的君权神授教义,即君权的合法性的保障在于他那“受命于天的君王顶上的圣油”,以及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代表”。此外,这种观念也出现在其他剧中人物的口中。例如,刚特称理查是“上帝的代理人”“上帝的使者”“受到圣恩膏沐的君主”(一幕二场);约克则称理查为“受上天敕封的君王”(二幕三场)。都铎王朝时代的英国新教统治者受到国外天主教势力的敌视及国内不服从英国国教者的不满等诸多因素的威胁。在此情形之下,此阶段的英国国教在君权神授教义的基础上发展出绝对服从教义。该教义要求臣民无条件地服从世俗统治者,其理由是:统治者是由上帝设立的世间代理人,故而抗拒统治者的意志即是抗拒上帝的意志,从而必遭天罚。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理查坚信背叛他的波林勃洛克及其士兵将遭到上帝的惩罚:“每一个在波林勃洛克的威压之下,向我的黄金的宝冠举起利刃来的兵士,上帝为了他的理查的缘故,会派遣一个光荣的天使把他击退……”(三幕二场)

问题是,当君主的统治变成暴政时,臣民有继续服从其统治的义务吗?或者说,臣民是否拥有抵抗乃至废黜不义的君主的权力?都铎王朝时代的英国国教声称,暴政是由上帝为惩罚人类自身的不义而设立的,故而面对暴政,臣民应当对之顺服并反思自身的罪过,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抗暴政或是拥有审判乃至废黜暴君的权柄。在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中,理查二世等君权神授论者重申了都铎王朝时代的英国国教所宣扬的绝对服从教义。尽管理查二世在执政期间有诸多过错,但是他拒绝承认他的臣民有解除其统治权的权力。当波林勃洛克的亲信诺森伯兰傲慢地未对理查行君臣之礼时,理查怒斥他说:“你的无礼使我惊愕;……因为我想我是你的合法的君王;……假如我不是你的君王,请给我看那解除我的君权的上帝的敕令;因为我知道,除了用偷窃和篡夺的手段以外,没有一只凡人的血肉之手可以攫夺我的神圣的御杖。”(三幕三场)再比如,当追随波林勃洛克的众贵族准备废黜理查二世并拥护波林勃洛克登上国王的宝座时,卡莱尔主教斥责道:“哪一个臣子可以判定他的国王的罪名?在座的众人,哪一个不是理查的臣子?……难道一位代表上帝的威严、为天命所拣选而治理万民、受圣恩的膏沐而顶戴王冠、已经秉持多年国政的赫赫君王,却可以由他的臣下们任意判断他的是非,而不让他自己有当场辩白的机会吗?”(四幕一场)卡莱尔主教随即预言这种“无道、黑暗、卑劣的行为”将使这些“欺君罔上”的臣子的子孙后代遭受天谴,灾祸也必将降至英国的国土。

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国教所宣扬的专制主义君权观念从其问世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其他宗教派别的英国人士的质疑和反驳;同样,在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中,理查二世所代表的正统的君权观念遭到波林勃洛克等人的拒斥和挑战,而后者的反叛最终导致理查的政权走向垮台。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查与波林勃洛克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可以被视为君权观念之争,其争论的焦点是君权的合法性的起源问题。莎士比亚的这部剧作创作于君权观念之争在英国愈演愈烈的历史时期,这场争论当时主要发生在英国国教与天主教、清教等基督教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

如前所述,路德、加尔文等早期宗教改革者的改革事业主要依赖于世俗统治者的支持,故而他们的政治神学旨在强化世俗政治权力,其核心思想是为专制主义君主制辩护的君权神授教义和绝对服从教义。在十六世纪的欧洲思想界,此种专制主义理论所遭遇的最大挑战来自天主教思想家之具有立宪主义性质的政治理论传统,该理论传统以契约论和抵抗理论来与新教政治神学中的君权神授教义和绝对服从教义相抗衡。从这层意义上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君权观念之争其实是英国国教的专制主义理论与以天主教为代表的立宪主义理论之间的争论,而这对于理解《理查二世》中的君权观念之争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理查二世》中的君权观念之争通过刚特与葛罗斯特公爵夫人在一幕二场中的激烈争辩而拉开序幕。在这场戏中,葛罗斯特公爵夫人恳请刚特为其被理查二世谋害的丈夫、刚特的兄弟葛罗斯特公爵复仇,然而刚特拒绝了。学者大多认为,刚特在这场戏中所表达的正是英国国教的专制主义君权理论。首先,刚特认为君主是由上帝设立的,所以他将理查二世称为“上帝的代理人”“受到圣恩膏沐的君主”“上帝的使者”。其次,刚特认为君主的权力不受世间法律的约束,惟有上帝可以审判其过错,故而“这一场血案应该由上帝解决,因为促成他的死亡的祸首是上帝的代理人,一个“受到圣恩膏沐的君主”。再次,刚特表达了臣民不得问罪君主的绝对服从观念:“要是他死非其罪,让上天平反他的冤屈吧,我是不能向上帝的使者举起愤怒的手臂来的。”(一幕二场)

葛罗斯特公爵夫人的话语表明,理查二世谋害身为其叔父与臣子的葛罗斯特公爵,这乃是一桩违背上帝的律法、人类的自然天性与世间法律的罪行,故而理应受到惩罚,而这正符合与专制主义所宣扬的不受法律约束的君权论相对立的天主教思想传统中的立宪主义君权观念。中世纪天主教神学大师阿奎那认为存在三种不同层次及类型的法,即永恒法(神法)、自然法(人类的天性)和人法(世间成文法)。其中,人法必须以神法和自然法作为依据,否则人法将不能成为公义的法律。阿奎那给自然法下的定义是,作为理性动物,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神的智慧,并由此产生一种自然的倾向以从事适当的行动和目的。这种理性动物之参与永恒法,就叫做自然法”[3]110。阿奎那认为人类凭借其天性中的理性可以认知自然法所规定的、源自永恒法的公义,因为“在人的身上有某一种和他的理性相一致的向善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人所特有的”[3]115。人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和实现自然法所赋予的民众的权利,故而“全部法律都以人们的公共福利为目标,并且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它才获得法律的权力和效力……”[3]127阿奎那由此提出带有契约论色彩的君权起源论:民众之所以接受君主制政府,乃是因为他们需要依靠君主的统治来保障自然法所赋予的权利。因此,“王权的特征是:应当有一个人进行治理,他治理的时候应当念念不忘公共的幸福,而不去追求个人的私利”[3]47。

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二世既违背根据神法和自然法所设立的人法,犯下谋害身为其叔父与臣子的葛罗斯特公爵的罪行,同时也未能履行其为民众谋福利的义务,以至于“平民们因为他苛政暴敛,已经全然对他失去好感”(二幕一场)。按照天主教思想家的君权理论标准,理查二世的统治无疑属于暴政。此外,理查二世不仅将波林勃洛克放逐,而且在后者的父亲刚特去世后强行霸占其遗产,从而剥夺了波林勃洛克依法享有的财产继承权。这表明理查相信他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专制主义的绝对王权,然而他非法攫夺波林勃洛克的权利的行为却为后者率众叛乱提供了有力的借口。根据天主教思想家的抵抗理论,波林勃洛克的反叛行为是完全正当的。正如阿奎那所说,推翻暴政,“严格地说来并不是叛乱”[3]141。天主教的抵抗理论认为,既然君主的权力来自民众,那么,当君主违背其与民众所立的契约,即未能依法履行其为民众谋福利的义务时,民众有权废黜该君主。为了使自己的篡位可以被正当化,波林勃洛克处心积虑地借用民众的名义来审判理查二世。在废黜理查的那场戏中,他吩咐随从:“把理查带来,让他当着众人之前俯首服罪,我们也可以免去擅权僭越的嫌疑。”(四幕一场)

被当众废黜的理查不得不承认他的神圣君权观念幻灭了,他最终意识到上帝所赐予他的君王的尊荣其实如同镜中的影儿一般虚幻。理查二世的命运折射出英国国教的君权论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即它不断遭遇来自不同宗教派别、具有立宪主义思想倾向的英国人士的质疑和反驳。这些英国人士往往将理查二世的经历作为例证来与英国官方教会的君权理论进行争辩。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正是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中,它以文学的形式提出了君权合法性的根源的问题,并以戏剧化的艺术手法反映出具有立宪主义思想倾向的英国人士与英国国教之间的君权观念之争。

如前所述,《理查二世》中的理查与波林勃洛克之间的权力之争反映出十六世纪晚期英国国教的专制主义君权教义与源自天主教思想传统的立宪主义君权理论之间的激烈争辩,那么,莎士比亚在该剧中究竟倾向于何者?不少学者指出,莎士比亚有意在剧中保持一种中立态度。这种中立态度表明,《理查二世》虽然反映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社会关于君权观念等问题的激烈争论,但它并没有为这种争论提供解决方案,而是最终留待观众自己去裁决。那么,莎士比亚为何要表现出此种立场模糊的中立态度?这只能从他创作该剧时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去寻找答案。

由宗教改革运动所滋生的宗教矛盾与由王位继承问题的悬而未决所引发的政治危机的相互交织,使得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君权观念之争变得日趋复杂激烈。这场争论已经成为不同宗教派别人士之间的思想交锋。其核心问题是:应该如何应对暴政?基督教世界的四分五裂使得“暴政”一词被赋予新的涵义,即它尤指信仰上的敌对者的统治。例如,法国后期加尔文主义者贝扎(Theodore Beza)、莫纳(Philippe Duplessis-Mornay)等人与天主教思想家一样,主张抵抗暴政并宣扬契约论的君权观念。不同之处在于,加尔文主义者反对天主教的“暴政”,而天主教理论家则反对新教的“暴政”。 这种倾向在十六世纪晚期的英国政治话语的争论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伊丽莎白政府明令禁止出版谈论英国王位继承问题的著作,但是该问题依然成为此历史阶段的英国社会的讨论热点之一,而关于它的争论又和君权的合法性的起源及如何应对暴政等问题的争论交织在一起。自从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于1587年被英国女王处决之后,最有资格继承英国王位的两位竞争者分别是苏格兰国王、加尔文派信徒詹姆斯六世(即后来的英王詹姆斯一世)和“血腥玛丽”的丈夫(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英国的新教徒拥护前者,而部分天主教徒则支持后者。

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英国流传着一份名为《基督教国家》(TheStateofChristendom)的手稿。它涉及暴政和英国王位继承问题等热门话题,旨在支持伊丽莎白政府并谴责其外敌——西班牙人的天主教暴政。手稿作者反对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对于英国的所谓王位继承权,并清晰地描绘出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下英国人将可能面临的梦魇一般的处境。尽管该手稿充满对西班牙人的暴政的强烈谴责,但是它并不主张针对暴政的反叛行为。它以兰开斯特家族在推翻理查二世后的英国的统治为例,证明反叛将会导致政治上的混乱。手稿作者由此表现出对暴政所持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表明英国人对西班牙人的暴政的强烈谴责;另一方面又劝诫臣民勿要反抗暴政,以免触犯旨在维护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的英国官方教会的政治神学教条[2]253。

莱蒙指出,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反映出在王位继承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英国人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未来继任者可能会给英国带来的暴政所怀有的恐惧心理[2]246-247。该剧向观众提出了一个紧迫的时代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暴政?是抵抗还是顺从?与上述手稿作者一样,莎士比亚的答案是模棱两可的。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中一方面批评理查二世的暴政,一方面又令被废黜的理查赢得观众的几分同情,并在剧终暗示波林勃洛克的统治将使英国面临更多的混乱和纷争。此种中立态度反映出置身于伊丽莎白时代晚期的英国政治思想背景中的英国人面对暴政时所具有的矛盾心态:既抵触暴政又不能以违背正统教义作为代价来反抗暴政。

[1] STREETE A.Protestantism and Drama in Early Modern Englan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2] LEMON R. Shakespeare’s Richard Ⅱ and Elizabethan Politic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2.

[3] 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ResistanceorObedience:theDisputeaboutKingshipinRichardⅡ

NI Ping

(College of Art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fortune of Richard Ⅱ,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RichardⅡ touches upon the argument about whether subjects have rights to resist or depose the monarch while facing tyranny. The question is one of the central issues in post-Reformation Europe which relates to the origin of the legitimacy of kingship. By narrating the contend for power between Richard and Bolingbroke, the play reflects the debate on kingship among Anglicanism, Catholicism and Puritanism, ie., between absolutism (the doctrine of divine right of kings and the doctrine of absolute obedience) and constitutionalism (the contract theory and the resistance theory) during Shakespeare’s time. The play reflects English people’s contradictory attitudes towards tyranny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the late Elizabethan age.

RichardⅡ; kingship; absolutism; constitutionalism

2017-10-12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宗教改革历史语境中的莎士比亚戏剧研究”(14YJA752009)的阶段性成果

倪萍(1971—),女,安徽铜陵人,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

I106.3

A

1008—4444(2017)06—0132—04

王菊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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