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领,吴海涛

(1.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00； 2.阜阳师范学院，安徽 阜阳 236000)

论先秦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地位
——以灌溉与航运为视角

王方领1,吴海涛2

(1.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00； 2.阜阳师范学院，安徽 阜阳 236000)

自古以来，人类先民就逐水而居，人类社会的早期文明也多孕育于河流沿岸。淮河流域早在远古时期就出现了人类活动，先民们利用该流域水资源丰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发展了芍陂、邗沟等灌溉和航运工程，比巴蜀大地的都江堰、关中平原的郑国渠早了300多年。这些水利工程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农业、交通、贸易的发展，使得该流域成为沟通南北的中心，也成为当时的富庶之地。考察先民治水的实践经验，不仅可以了解先秦时期淮河流域的经济、文化状况，还可以对其历史地位有深层把握，深化对多民族国家统一化进程的研究。

先秦时期；淮河流域；农田灌溉；人工运河；淮水文明

淮河流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不被学界重视的，常被简单地看做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过渡地带，而且主流认识也把史前社会分为黄河、长江两大文化系统，淮河常处于从属地位。其实，淮河流域本身存在着其相对完整的、固有的、独立的文化系统，与长江文明、黄河文明有很大差异。近年来，考古及对出土文物的研究有力地证实了淮河流域有别于上述两大文化系统，淮河文明得到了学界的肯定。此后，石兴邦、高广仁、栾丰实、张居中等相继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此，《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2005年第2期开辟“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专栏，邀请研究淮河流域的专家、学者探讨了该流域古代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主要围绕淮系文化的存在、淮河流域古代文明与海岱地区、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源头、夏商周中原王朝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这次“专栏研究”对“淮河文明大系”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确立淮河文化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提供了学术支持。

淮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淮河流域降水充沛、河湖密布，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淮水文明”，为早期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淮河流域的人类活动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2，这里不仅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而且在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该流域发现了古猿类化石，“说明淮河流域有可能是完成从猿到人最早演化的地区，是人类重要的诞生地之一”[2]。古老的淮水自古就是先民赖以生存的水源，而且很早就有了关于治水的文献记载，“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3]86。楚国修建的“周百二十许里……陂有五门”的大型灌溉工程芍陂，比巴蜀大地的都江堰早了340余年，更比关中平原的郑国渠早了近350年；吴国开凿的邗沟运河，比八桂地区的灵渠早了近260年。该流域的灌溉、运河等早期水利不仅成效卓著，而且远远早于其他地区。“浮于淮泗，达于河”[3]63，淮河流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全国水运交通的中心位置。随着人员往来及交往的频繁，该流域的商品贸易、思想文化也得到了较大发展，“自远古至唐朝，鲁南、豫南、皖北、苏北均为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4]186。淮河流域的人类活动较早，而且水利的开发利用也远早于其他地区，彰显了该流域先民们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优秀品质。对淮河流域的运河、道路交通及其地位，谭其骧、邹逸麟、唐元海、李修松、王育民等都做了相关研究。但专门研究先秦时期淮河流域农田灌溉、运河航运及其成就和影响的论著还较少。本文就先秦时期的淮河水利做一梳理，以图揭示淮河流域在早期中国的地位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一、灌溉加速了农业文明的发展进程

中华文明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文明，原始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氏族社会的变革、进步，稳定的农业经济又为氏族社会内部分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淮河流域的农业开发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淮河流域史前时期，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对经济基础的变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经济基础的变化又继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进而加速了这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淮河流域作为灌溉农业的重要发源地，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生产、灌溉技术的进步，淮河流域的农田灌溉工程，对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水耨、桔槔、灌荼和大型农田灌溉工程芍陂，不仅解决了农田的缺水问题，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且随着不同地域间交流的加强，这种技术也逐渐传播到其他地区，从整体上促进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化进程。

(一)早期的农田水利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农田水利的传统，传说禹带领人们发展了沟洫，“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5]97，可见早在大禹时期，先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劳作了。文献记载，夏、商时期该流域已经出现了水井，“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6]64。1983年，在地处郑州的商代遗址中也发现了水井。学者进而推断，“有夏以前，干旱时负水浇灌庄稼也有可能”[7]60。随着凿井水平的不断提高，提水工具也大大改进了，由最初的“抱瓮汲水”，发展到节省人力的桔槔提水，“有械(桔槔)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8]69。而且，在殷周时期还出现了“疆田制度”。“原隰既平，泉流既清”[9]395；“滮池北流，浸彼稻田”[9]398；“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9]453。《诗经》里描绘的这些景象，说明先民们已学会利用河水来溉灌农作物，发展农业。《周礼·地官·司徒》还记载了主管沟洫的“稻人”，“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泻水”[10]210。淮河流域很早就出现的沟洫、桔槔、水耨、霖雨、灌荼，无不说明该流域农业生产及灌溉技术的进步。

(二)农田灌溉工程芍陂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正处在社会的大变动时代，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进一步加速了淮河流域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先民们不断认识和掌握水的规律，修建了大型的农田灌溉工程——芍陂。

最早在淮河流域出现农田灌溉工程不是偶然的，是先民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公元前605年，楚国孙叔敖在今安徽省金寨县、河南省固始县一带开发了期思雩娄灌区，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宣道川谷，波障源泉，溉灌坂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优赡乐业”[11]367。史料记载，孙叔敖还兴建了阳泉陂、大业陂等灌溉工程。芍陂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如溪水首受沘，东北至寿春入芍陂。”[12]108《水经·肥水注》记载：“东北径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言楚相孙叔敖所造。”[13]477该工程的规模很大，“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陂有五门，吐纳川流”[13]477。芍陂的修建，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这里的旱涝灾害，使该地区的农业获得了大发展。这一时期，兴修水利固然是出于军事争霸的目的，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很大的政治作用。《太平寰宇记》记载，“泰伯开渎以备旱涝，百姓利之”[13]502。泰伯开挖河道虽然是为了水田灌溉，但是也收获了民心，有力地巩固了政治统治。

大型农田灌溉工程芍陂修建使用后，产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效益，使淮河流域的农业获得了长足进步，农业的发展又进而推动了淮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郑国渠、都江堰则在其300多年后才出现，足见淮河流域灌溉农业发展之早。可以说，先秦时期淮河流域的灌溉事业在我国乃至世界水利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运河奠定了后世航运的里程碑

《易经·涣》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14]451自从人类利用第一块木头渡河起，便开启了水运的历史。淮河流域的先民利用河湖密布、水流众多的优势，开凿了巢肥、邗沟等运河，今广西境内的灵渠则晚了200多年才出现。“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15]132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所描述的水利工程，已基本遍布全国的主要水系，可见运河已经发展成全国性的事业。而且，已发现的原始人类文化遗址，大部分也都分布在河流两岸，“在我们迄今已发现的原始社会人类文化遗址中，几乎所有的遗址都位于河流沿岸或湖滨地区，其原因可能很多，而河流交通的便利应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16]241。

(一)运河的初步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流域各诸侯国为了发展经济，争得霸主地位，又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相继开凿了沟通长江、淮河、黄河的人工运河。

周朝淮夷的一个方国首领，叫徐偃王(又说楚庄王时人)，他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17]702。他为方便陈、蔡两地人民的往来，就在两国间开凿了一条运河，“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13]132。但是该运河不久便湮没了，该旧河道虽湮没无存，但它的开凿不仅方便了当时陈、蔡两国人民的往来，更为后世运河的开凿积累了经验。公元前613年，身为楚国令尹的孙叔敖，为了实现楚国“问鼎中原”，也开挖了两条运河。一条是连通荆、汉的“荆汉运河”，“通渠汉水、云梦之野”[15]132，又称“子胥渎”。另一条是“巢肥运河”，又称“施肥运河”。这两条运河虽然都是战争的产物，但在交通往来、农田灌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早期的“荆汉运河” “巢肥运河”连通的区域还比较小，但却表明了淮河流域先民对发展运河航运的渴望，昭示着更大规模地开凿运河时代的到来。

(二)沟通江淮的邗沟

在古代，河、淮、江是不相交通的。随着造船技术的成熟以及南方水军的日益强大，加上北上争霸的需要，南方诸国加紧了对运河的开凿。商周时期，东南方的水军是一支很强的作战力量。学者考证，在周王东征过程中就是因为东南方的水军太强，所以未能完全控制该地区[18]121-126。夫差打败楚、越两国后，为北上继续跟齐、晋等国争霸，于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下令开挖了沟通江、淮的邗沟，“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13]457。《左传·哀公十年》也记载，“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19]864。公元前484年，夫差从长江经过邗沟进入了淮河流域，又沿着沂河攻入齐国境内，打败了霸主齐国，这是人工运河在战争史上第一次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证明。该运河在当时尽管还存在河道窄、水流慢等问题，“但在当时条件下，仅用了很短时间，便完成了沟通江、淮的这一伟大工程，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20]41。修建于公元前486年的邗沟运河，比今广西境内的灵渠早了约260年，足见该流域运河开发历史之悠久。

邗沟不仅加强了不同地区间的联系，还对沿岸养殖业、商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就养殖业方面来说，先民们把猪、羊等家畜放在有水的陂池周围饲养，规模很大，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15]542。吴王还在运河周围开挖了“鸭城”，“(鸭城)在吴县东南二十里，匠门外沙里中。城东五里有豨坟，是吴王畜猪之所。东二里有豆园，吴王养马处。又有鸡陂，阖闾置豆园在陂东”[21]40。另外，还有专门养鱼的“鱼城”，“(鱼城)在越来溪西，吴王游姑苏，筑此城以养鱼”[22]106。可见当时水产养殖的规模很大，已经有了养殖基地的雏形。就商业方面来说，自从邗沟连接了江淮，商人便可以从事水上的长途贩运了，“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8]4。由此可见，当时通畅的水路交通对商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趋势在后代愈加明显，如隋唐时的京杭大运河。

运河的发展对当地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代沿岸城市的经济也随着运河的兴废而盛衰，“水利事业的兴废与经济的盛衰紧密相连，水利兴则农业兴，航运兴；水利废，则农业废，航运衰”[23]124。诚如吴海涛所说，运河成为沿岸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连接商鲁的菏水

公元前483年，夫差率军渡淮之后，沿着泗水北进，在艾陵打败了齐国，“甲戌，齐国书帅师及吴战于艾陵，齐师败绩，获齐国书”[19]867。为继续与晋等诸侯会盟，吴国就用开凿邗沟的老办法，在今山东省定陶县和鱼台县开挖了一条运河，“阙为流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24]219。吴国充分利用济、泗间的菏泽、雷泽、大野泽等广袤沼泽作为水源，历时很短就完成了这一伟大工程，因其主要水源是菏泽，故后世称为菏水。

菏水的通航，第一次将江淮流域与中原地区联系起来。齐鲁的礼仪文化得以传播到南方的吴、楚等国；南方的造船技术、歌舞绘画艺术等也流传到中原大地，两地民族融合、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了。随着沿河两岸经济的发展，大型商业都会逐渐兴起，“齐带山海，膏壤千里，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15]541。更重要的是，运河加快了南北的思想文化交流。“言偃，字子游，吴人，孔子高第，在文学之科，尝为武城宰……今言偃宅，在常熟县西。”[21]300吴地常熟的子游，不远千里去拜孔子为师，学成回去之后便在南方大兴儒家礼乐文化。也有一些北方的孔子的学生，他们南下吴越等地，把儒家学说传播到了南方。“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15]540子贡一方面“聘享”诸侯，进行外交活动，另一方面又积极宣扬儒家文化，使孔子的学说名扬江南。儒家学说能传播到南方，离不开运河等交通水道的发展。“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公尚过说越王，越王大说，谓公尚过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25]251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墨子，派公尚过南下游说越王，越王听了公尚过的学说之后很高兴，许以五百里以封墨子，可见墨家学说在当时已经传播到了吴、越等地。“墨子学说之所以能较快传播，与包括运河在内的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关。”[26]39另外，吴楚等地的音乐、歌舞等艺术，也传播到了北方大地。现代考古发现的一些北方青铜器，其形制、花纹就有典型的南方色彩。

但是该运河的范围仍局限于泗水、济水之间，淮河的支流还没有完全贯通，直到魏国开通鸿沟以后，才真正实现了长江、淮河、黄河的大融通。

(四)贯通黄淮的鸿沟

鸿沟，是连通黄河和颍、睢、涡、颍、沙等淮河支流的运河。战国中期，魏惠王为进一步向中原地区扩充自己的势力，加紧与各国的争霸，于公元前360年开凿了此运河。“梁惠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圃水者也……又有一渎，自酸枣受河，导自濮渎，历酸枣，径阳武县南出，世谓之十字沟，而属于渠。或谓是渎为梁惠之年所开。”[13]330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又继续引圃田水与沙水沟通。此时的鸿沟，河道大为改善，通航能力显著提高，贯通了今豫、鲁、苏、皖等省的河渠，逐渐形成了闻名遐迩的“鸿沟水系”。“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糟庾，不下十万”[27]240，通过鸿沟运送的军粮已超过十万石，有力地配合了魏国的争霸扩张战略。该运河在当时成为南北水运的交通枢纽，极大地方便了各诸侯国之间的物资交换和贸易往来。《荀子·王制》云：“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28]231通过淮河流域的水、陆交通，南方的奇珍异宝得以运送到北方，东海的物产得以远销中原，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极大地增强了。《楚辞·招魂》有“秦篝齐缕，郑绵络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29]279；《楚辞·大招》也有“代秦郑卫，鸣竽张只……讴和扬阿，赵箫倡只”[29]241；《楚辞·国殇》更有“操吴戈兮被犀甲……带长剑兮挟秦弓”[29]83。楚国之所以能得到秦、郑、陈、晋、卫、赵、扬、吴等地的宝贝，与淮河流域便利的交通是密不可分的。

“运河的开凿最初往往源于政治、军事等动机，但形成之后，又会超越政治、军事，会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30]187随着运河的开凿及贯通，不同地域被置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趋势之下。运河不仅带动了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也加速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作为南北水利交通枢纽的淮河流域，在推动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为后来大一统的秦、汉帝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历史上的运河对我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以及促进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都起了积极作用”[31]117。

三、结语

淮河流域的先民为了改善生存环境，先后开发了水耨、桔槔等灌溉技术和芍坡等灌溉工程，还开挖了邗沟、菏水、鸿沟等运河工程，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农田灌溉技术增强了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加速了农业文明的发展进程，为阶级社会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灌溉农业提高了粮食产量，保证了人们能够进行更加细致的社会分工，进而从事更高层级的社会劳动，如出现了城市管理者、手工艺人、战士、医生等。淮河流域作为中国灌溉农业的发源地之一，为早期东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次，邗沟、鸿沟等运河的开凿，促进了不同地区间的贸易往来，丰富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增进了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基石，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持久的活力。先秦时期在淮河流域开凿的这些运河，不仅是后世航运的里程碑，更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反映了世界人民对中国大运河对世界文明贡献的承认，是值得我们中华民族骄傲的”[32]。

先秦时期淮河流域修建的这些水利工程，历经千百年风雨至今有些仍在造福人民，彰显了淮河流域在早期中国的历史地位。该流域所创造的早期东方文明，不仅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化进程，还促进了封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是延续、发展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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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HistoricalStatusofHuaiRiverBasininPre-Qin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Transport

WANG Fangling1, WU Haitao2

(1.School of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00, China; 2.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00, China)

Human ancestors lived near the river in a long time. Human’s early civilizations is conceived in the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human activities has been appeared in Huai River Basin in ancient times. Ancestors make full use of the Huai River to develop the irrigation and canal such as Quebei and Hangou. These projects are earlier than the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 of Sichuan and Zhengguo Canal of Guanzhong Plain over 300 years. Thos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ve made a great promo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It makes the basin a stronghold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and becoming a prosperous land at that time. Examining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foreigners in water management can not only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the Huaihe River Valley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but also hold a deep grasp of its historic position and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process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nations.

Pre-Qin period; the Huai River Basin; irrigation; canal project; civilizations of the Huai River

2017-09-20

王方领(1990—)，男，河南商丘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吴海涛(1964—)，男，安徽亳州人，阜阳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黄淮区域史。

K928.4

A

1008—4444(2017)06—0012—05

王兰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