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年志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明清山东运河小城镇的历史考察
——以七级镇为中心

朱年志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历史上，京杭大运河流经的各个城镇连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南北交融的经济带、文化带，运河沿线至今保留有大量的历史遗存与文化遗产。城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运河沿线大中城市的迅速发展，小城镇也日益繁荣，并呈现出专业化发展的趋势。山东省阳谷县境内的七级镇以粮食码头著称。七级码头的考古发掘，揭开了它的历史真相。保护文化遗产，促进古镇的开发，对于推动运河沿线城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山东运河；小城镇；七级；码头；商业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在山东的贯通极大地促进了沿岸城镇的发展繁荣，山东运河区域形成了一条以运河为轴线的、经济繁荣、分布密集的城镇带。除了府县级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之外，在运河的船闸、码头、渡口之处兴起的中小型商业城镇，也使运河城镇文化突显出异样的色彩。这些小城镇大都临河或夹河而建，交通便捷，商业兴盛。随着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成功，运河小城镇的保护与开发愈来愈受到政府与学界的关注。

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作为运河一部分的山东会通河开通，其流经阳谷县东部的张秋、阿城、七级三镇，自荆门上闸至七级下闸共计三十八里。张秋、阿城、七级随着运河的开通而兴盛与繁荣，成为京杭大运河上有名的阳谷三镇。七级镇以粮食码头著称并被冠以“金七级”之名，成为名噪一时的商埠。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记载：“七级曾名毛镇，北魏时因有古渡称七级渡，为航运码头，因渡口有七级石阶，故名七级。”[1]202011年，七级码头的考古发掘，揭开了部分的历史真相，也为大运河申遗工程提供了新的材料。七级镇古街巷的清理，重现了运河古镇交通畅达、商业繁华的景象，对了解运河古镇的人文历史有着重要价值。

一、漕运要地与商业重镇

明清两代，会通河水运畅通，每年数百万石的漕粮均由此运往京城。封建专制王朝将漕运视为国家命脉的攸关点，在山东境内建立了征收、运输、储存漕粮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遍布山东运河沿线的重要城镇。

明初漕粮征收实行“民收民解”的办法，自宣德、成化年间改行兑运、长运法之后，军运代替了民运，运费及沿途的损耗也转由粮户承担。为了便于粮户向漕船交兑漕粮，山东有漕运河段的各州县在运河沿岸各城镇普遍设置了存放漕粮的水次仓，如临清、德州、济宁等地在洪武到永乐年间相继建立的大型水次仓。此外在张秋、七级等地还设有存放本县漕粮的小型水次仓。“凡傍近邑岁额转漕京师者则输之安平(即张秋)水次以发兑，每岁冬有部使者监临之，仓凡十有四，其在镇者九，曰……在七级者五，曰东阿水次仓(属兖州府)、阳谷水次仓(属兖州府)、平阴水次仓(属兖州府)、肥城水次仓(属济南府)、莘县水次仓(属东昌府)。”[2]1531“东阿水次仓，正米四千五百石，耗米一千一百十五石。阳谷水次仓，正米四千五百石，耗米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平阴水次仓，正米一千一百石，耗米二百七十五石。肥城水次仓，正米四千一百二十一石九斗八升，耗米九百四十七石一斗九升八合。莘县水次仓，正米四千三百四十石八斗四升五合，耗米九百八十三石零八升四合五勺。”[3]卷二·建置志以上系万历年间之数额。明清两代水次仓都属于国家官仓，最高管理权在户部。明代水次仓的主要功能是存储与转运漕粮，同时还兼有灾荒赈济、供应运军与卫所军粮、填补京通仓粮缺额等作用，最终满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需要。

《阳谷县志》记载了明代七级的漕仓：“兑军粮厂，在县东北六十里七级镇，正厅三间，后厅三间，厨房三间，南廒十八间，北廒十八间，大门三间。明成化五年县丞张禄建，正德十年典史张钊修，嘉靖十四年知县刘素修。”[4]卷二·公署到了清代有所变化：“漕粮兑军廒厂，在七级镇河西，旧兑军厂原在河西，明季被水淹没，颓废已久。前任俱于河东赁民居收粮，但阳谷三十九里在河东者仅一里，其余尽在河西，每岁输輓之时争舟而渡，民多宿露，耽延时日。”[4]卷二·公署于是开始筹措新的收贮漕粮之所，“康熙十一年，知县王天壁捐价银一百三十二两六钱，买生员申银榜、薛位、薛维瑄瓦草房二十四间，随廒地亩一百六十三亩，以为收贮漕粮之所，不知前任何人毁鬻，致今征漕不便，尚图购复。”[4]卷二·公署明代在建有水次仓的地方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永乐年间，朝廷在各水次仓或派户部主事出任“监仓”或由户部员外郎出任“督某某仓储”，而且还要派遣一定数量的军队驻防守卫粮仓所在地。阳谷县“户部监兑察院，在县东北六十里七级镇，正厅三间，后厅三间，厨房三间，皂隶房六间，大门一座，仪门一座。明万历十八年知县贾应墀创修”[4]卷二·公署。由于朝廷直接派遣官吏监督漕粮交兑、运输及仓储管理，并建立仓储管理机构，从而提高了粮仓所在城镇的政治地位。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沿线的小型水次仓主要分布在张秋、七级、安山、夏镇、魏家湾等镇，其中以中小城镇居多。这些地方交通便利，水陆发达，便于漕粮的运输与采购。七级镇“自元以来，江南诸省由此入贡，阿、莘、谷县于斯转漕”，“车水马龙，风帆浪舶，出没于四达之水陆，升平之象可谓盛哉”[5]第一册·疆域志。这些征收、运输、储存漕粮的机构遍布于运河沿线的重要城镇，增加了当地的常住人口。同时南方各省运输漕粮的兵丁、民夫等在运河沿线停泊逗留，增加了运河沿岸的流动人口，提高了沿线城镇的消费能力。

七级镇藉运河之利而兴旺繁盛，成为运河沿岸的商贸重镇。“元代开凿会通河穿镇而过，镇市始分为东西，中间吊桥名为古渡，为两岸之关键。”[5]第一册·疆域志2011年，七级镇发掘出土的《修万年桥碑记》(道光十一年三月立)记载了七级镇的繁华：“地滨漕渠，商贾云集，南船北马，水路交驰，巨镇也，亦孔道也。”七级镇因地处交通之要津，得运河漕运繁盛之便利，成为阳谷东境的重要水运码头和货物集散地。它“士民辐辏，商贾云集”，“北通京津，南接苏杭，凡诸河往运及贩米客舟皆由此达于城市”，“实官道舟车之冲”，“风帆交织，其自南来而北往者，至此皆少休。而北来南上者，亦至此而泊宿”[6]168。

七级镇运河穿境、交通便捷的优势条件促进了商贸的繁荣，使其成为附近三县重要的农副产品贸易中心，其中以当地的传统土特产品为主。如阳谷县的梨枣栽植就颇为兴盛，清初史学家谈迁由运河北上，所见境内“梨枣弥望”，“七级少田，遍地宜枣，夏绿秋红，几无隙地，无村不然。出枣之多，甲于一邑，为土植大宗”，“是时，南商北贾者皆聚贸于此”，“官舫运艘商旅之舶，日夜联络不绝”[6]168。

当时七级镇的城镇格局已颇具规模，旧有堪舆家称该镇布局势如翔凤，街道势若棋盘。当时镇中有书院一，衙门二，仓廒三，乡塾二十有四，寺庙三十有六(亦有七十二庙之说)。全镇有六门，四关，六纵、八横十四条街。六门分别是北门、南门、前东门、后东门、前西门、后西门。其中北门和前东门最有来历，也建造得最为奢华，均有两层的门楼。四关即东关、西关、南关、北关。“其在河东岸之南北街曰东顺河街，中部纯为商肆，两端商农杂处，北有运河闸署在焉，再东之南北街曰南极台街，台在街之南，此街北口稍东又一南北街曰双井街；其在河西岸之南北街曰西顺河街，商肆较少，农舍居多，北有莘县仓廒在焉，再西之南北街曰北极庙街，庙在街之北，此街北口偏西又一南北街曰夏家街，此街之六纵者也。东岸最南之东西街曰永安街，依次北数又义和街(亦曰前街)，有冯安人寿坊，东阿仓廒建此，三文昌阁街(亦曰后街)，四火神庙街；西街最南之东西街曰太和街，县别署及仓廒在此，次药王庙街，三春秋阁街(亦曰东西街)，四关帝皋街，此街之八横者也。加以东岸东北隅多小庄曰吉庆街，西岸西北隅之范庄曰平安街，共十六街。两岸之街，各有其八纵者距离相等，横者隔水相对，中界运河，棋势显然，所谓街道若棋盘者此也”[5]第一册·疆域志，“当东西之孔道，跨南北之通渠，是百货流通之所，四方交会之区也”[5]第一册·疆域志。清末漕运停罢后，河道废驰，七级镇渐失繁盛，工商业发展逐渐萧条，成为普通的乡村集镇。

七级镇庙宇众多，且种类繁杂，有三义庙、真武庙、奶奶庙、龙王庙、大王庙、火神庙、财神阁、紫荆堂、五官庙、关帝庙、土地庙、罗汉庙、圣庙及钟鼓二楼等。奶奶庙、真武庙、火神庙每年都有定期的香火大会，各地的善男信女届时都会到此进香。还有四方商贾云集于此，镇上买卖兴隆，热闹非凡。

二、运河河工水利与考古发掘

“会通河绕其(即阳谷县)东，为贡道之咽喉”，“此固南北之要地也”[7]卷一·山川。自荆门上闸至七级下闸三十八里，有工部都水分司、兖州府捕河厅通判、阳谷主簿厅并东阿、寿张二厅，每岁拨本县夫役供之，建有荆门上下闸、阿城上下闸、七级上下闸，共六闸。其中七级下闸又称七级北闸，北至周家店闸十二里，元代大德元年(1297年)建，当年五月一日起始修，十月六日竣工。用夫匠四百四十三名，长一百尺，阔八十尺，两直身各长四十尺，两雁翅各斜长三十尺，高二丈，闸空阔二丈。七级上闸又名七级南闸，北距七级下闸三里。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始建，当年正月二十日开工，十月五日修成，夫匠四百五十名，闸制与规模等同于上闸。

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重开会通河后，阳谷县丞黄必贵重修阳谷县境内的六座船闸，嘉靖十三年(1534年)，知县刘素对六闸进行了重修，康熙十一年(1672年)，知县王天壁增修雁翅，五十五年后又大修，每岁拨本县夫役供挑浚。七级下闸有据可查的最后一次维修是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此年有载：“修捕河厅七级下闸，……从河道总督钟祥请也。”[8]卷四百〇二·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二月戊戌在治理运河的过程中，清政府十分注重闸坝的兴建与修整。元、明两代在山东运河上修建了许多闸坝，到清初因年代久远而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清政府对其进行了大规模修整。特别是在清朝康雍乾年间，几乎年年治河，年年修坝修闸，频繁的治河活动基本上保证了运河的畅通。

清代沿袭明代制度，对运河的修治分为大修与小修。小修每年一次，称小挑或小浚；大修则隔年或几年一次，称为大挑或大浚。一旦运道出现严重淤塞，政府还会组织临时性的大规模修治，以保证河道正常通航。每闸由闸官一人负责日常的启闭，荆门闸设闸夫四十七名，阿城闸设闸夫四十六名，七级闸设闸夫十九名。据《北河纪》载：“荆门、阿城、七级三闸闸夫共一百五十名，每名(工食)十两八钱，共银一千六百二十两，俱本县(阳谷)支领，内七级闸夫二十名寿张县支领。”[9]卷六·河政纪除此以外，三闸附近还有负责修河、捞浅、筑坝的夫役数百名。

会通河自开通以来因地势起伏，加之水源缺乏，行水困难，不得不采用“相地置闸，以时蓄泄”的办法，在河道上设置一系列闸门，用以调控水量和水位，以使会通河中的船只，利用启闭闸门时的放水和蓄水，逐段地航行前进，会通河故有“闸河”之称。明清时期对闸坝管理有严格的启闭制度。为了减少船闸启闭的次数，保证闸坝的正常使用，开启闸坝后一次通过的船数也有明确的规定。比如，七级下闸与周家店闸两闸之间相距约为十二里，清政府规定：此处过闸一次需要聚集船数达一百五十只，最多不得超过二百只，最少则不得少于一百只，方可启闸入船。为了减少启闸过船的用水量，还规定每一次启闸过船后，船只通过闸口立即关闭闸板，以减少用水量。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从铜瓦厢决口，在张秋附近将运河斩为南北两段，截断了汶水，使之不能注入张秋以北的运河河道，破坏了明清以来会通河的水源体系，大大降低了会通河的通航能力，河道上的许多水工设施也因此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以致废弃。到光绪年间“近数年来，张秋之上游淤塞，不能行舟，从张秋南新开运河于桃城铺之东，旧河遂成干河”[7]卷一·山川，从而加速了运河的衰败。清朝廷虽然多次尝试对河道进行疏浚与挑挖，但种种努力几乎没有任何效果。自清中叶以后，漕政体制渐趋败坏，加之农民起义、列强侵略与战争赔款的内忧外患，使得清政府通过内河运送漕粮已经远不可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聊城市文物局和阳谷县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对七级下闸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闸虽于20世纪60年代被改建为桥，桥身在维修时使用了大量的古碑，但基础并未遭到破坏，其整体结构依然清晰可辨，由闸口、迎水燕翅、跌水燕尾(迎水燕翅和跌水燕尾又统称雁翅、翼墙)、裹头、墩台、闸底板、木桩、荒石等组成[10]316。本次发掘出土了较多瓷器，以青花瓷为主，另有陶器、铁器、石器少许。通过本次发掘，基本了解了七级下闸的形制、结构、尺寸以及改建状况，为南水北调工程和文物保护提供了详细资料，对研究运河船闸运行方式、水工建筑以及运河古镇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在此之前，在2011年春夏之交，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对七级码头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七级镇在城镇改造过程中，在运河河畔发现了十七级台阶和古石板路，这一发现与当年运河上的聊城土桥闸、济宁南旺分水枢纽遗址作为一组入选了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根据考古发现的《重修渡口石磴碑记》碑文记载，现存码头为乾隆十年(1745年)由民间集资重修。码头遗址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90米，面积约18 000平方米。本次发掘出土了保存良好的清代京杭运河码头一座，连接码头的部分古街及码头南侧运河东岸晚期排水设施一套，并确认码头由石砌台阶状慢道、顶部平台及台阶下夯土平台组成，中部台阶共17级。连接码头平台的古街在现今街道下0.4米处，宽约1.5米。本次考古勘探和发掘基本弄清了七级码头的基本情况，为七级镇名称的由来提供了考古实证，确定了码头的结构、尺寸、构筑方法，发现了水线和大量反复插拔的木桩痕迹，对运河河水与河道的变化状况以及船只停靠岸边的方式有了深入了解。发掘的七级镇古街确定了古镇街道的位置以及铺设方法。大量石碑的发现，对了解运河古镇的人文历史也有着重要价值。

三、文人笔下的七级古渡

山东运河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北系京师，南控江淮，每年有数百万石漕粮的转输和更多的南北物资交流要经于此。七级镇设官仓转漕，常年货运繁忙，来往舟船众多。七级古渡在明代即被列为“阳谷八景”之一。七级和阿城、张秋并称为阳谷运河三镇。此外，南方士子进京赶考、官吏进京述职都要走运河经过此地，文人名士常常在此路过、停留并有诗词佳作留存，描绘出北方运河古镇的繁华。前文中《修万年桥碑记》记载了道光年间山东寿张人崔登鳌进京赶考路过七级镇的亲身经历。“余自丙戌后，春闱北上，必与翟生旭轩偕，屡过七级镇”，“庚寅春重经斯地”[10]326，等等。

明代万历年间文学家、戏曲家、诗人汤显祖几次进京赶考，以及中进士后赴南京就职都途经运河，路过七级镇，屡次在七级镇田宗开设的客馆留住，写下了深带感情、饱含特色的长诗。《阳谷田主人园中》《阳谷助田主人宗祈雨》《阳谷主人饮》《雀儿行·在七级作》这四首诗写出田主人的馆园景致和其热情接待汤显祖饮酒相欢的场面，还有汤显祖参加和帮助主人祈雨的场面，最后是汤显祖向小儿乞雀放飞的场景，都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阳谷田主人”“田主人宗”“阳谷主人”都是指以主人身份接待汤显祖的田宗。汤显祖在诗中写道：“想念家田下，风义亦如斯。萧旷乐斯土，奈何当见离。勉身一从秩，不获恋所怡。旅翼终南飞，排徊经宿地。人生苟有情，别梦当游兹。”[11]第七卷190万历十二年(1584年)秋，汤显祖以礼部观政进士任官南京太常博士，时年三十五岁。汤显祖离开京师赴任，南行过山东阳谷县时，也住于七级镇田宗客馆。太常博士本是正七品的小官，主管祭祀礼乐，少有公务可办。他带着新夫人在田宗家住了几日，淳朴而好客的主人田宗在茅檐下设酒款待。汤显祖询问人情风俗，在浓密的树荫下，与主人谈人生，谈生活，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作者的一段生活经历和思想活动描述，为后人留下了一幅幅颇似幕剧的场景，同时也是研究明代阳谷县民情、风俗、生产、生活状况的生动素材。

据《阳谷县志》记载，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阳谷县的几位乡贤名流曾写有咏八景的诗作，包括五首咏“七级古渡”的。其中阳谷县正德年间的三位进士李际元、吴铠、张恂各一首，弘治和嘉靖年间来阳谷县任学官的张福、王文镇各一首。李际元诗曰：“七级停舟两岸秋，云帆万里拱神州。古今多少经行尽，独有芦花漾水流。”[7]卷十五·题咏其中“云帆万里拱神州”可谓七级运河最为形象的描述。李际元，正德五年(1510年)中举人，六年(1511年)中进士。历任河南怀庆府推官、兵部职方司主事、车驾司主事、武库员外郎、陕西按察司佥事、四川溆泸兵备道。吴铠诗曰：“古渡怜七级，东南贡道同。渔歌消白日，雁阵入苍穹。冠盖风云集，楼船日夜通。盈盈但一水，谁有济川功。”其中“冠盖风云集，楼船日夜通”描绘了运河上的繁忙景象。吴铠，正德五年(1510年)中举人，九年(1514年)中进士，初任行人司行人，后升南京道监察御史，历任福建按察司佥事、陕西布政司参政、云南按察使、陕西宁夏都御史等。张恂诗曰：“渡口夕阳晚，中流鼓棹频。为言万里客，此处是通津。”其中“为言万里客，此处是通津”亦有同样的喻意。张恂，正德十四年(1519年)中举人，十六年(1521年)中进士。历任四川道监察御史、陕西按察司佥事、四川溆泸兵备道。张福，湖广均州(今湖北省均县)人，弘治三年(1490年)以举人任阳谷县教谕。王文镇，顺天府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任阳谷县训导。

明代文学家陆深在嘉靖十一年(1532)由山西转任浙江提学副使，《题李栋塘诗文卷后》记载：“嘉靖壬辰，予归自晋阳。舟次阿城七级之间，待水南下。”[12]卷八十六临川诗人帅机曾在《过阿城七级》中写到：“七级何清浅，千航鼓吹喧。蟠云堤险固，瀑布水潺湲。孔道民居密，涓流国计存。三齐形胜地，陵谷几更翻。”[13]卷四反映了此处船只众多、人口密集的情形，更点明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明末史学家谈迁在途经山东运河段时写到：“癸巳朔始寒，过上闸二里曰下闸，又十里阿城上闸，亦羡市盐贾鹜焉，有土寨。又三里下闸，……十二里为七级上闸，又三里曰下闸，皆元时立，……七级镇，古渡也。”[14]纪程并记载了自己沿途的见闻。

清代乾隆年间，张九钺有诗《夜宿七级闸闻水声有感》曰：“秋雨打孤篷，游子中夜觉。篝灯凄以凉，百物下寥阔。闸口何嗷嘈，一夜积涛蹙。抑扬疑远近，往返杂歌哭。”[15]151诗里揭示了七级镇一带多浅滩，每逢夏日，因干旱少雨，船只通行十分困难。上、下闸之间相距三里，闸塘较小，可容船只少，船闸启闭次数较多，故易淤滞。所以虽然已是深夜，闸口仍然是人声鼎沸，声音嘈杂。诗人夜不能眠，思绪万千：“低吟不能长，万感满胸曲。想见故山阿，流泉灌茅屋。……乡思逐推迁，羁愁震耳目”[15]151。著名学者、书法家包世臣曾在《闸河日记》中记述自己在道光九年(1829年)六月六日由馆陶登舟沿卫溯汶南下，途经阳谷运河三镇时的所见所闻，描述了当时七级古渡的繁荣景况。他写到：初十日由东昌出发，经利和务(即李海务)闸、周家店闸，又“十二里抵七级闸。闸入阳谷境，夹岸俱有市，阳谷、莘、东阿三县兑漕之水次也。十一日癸酉风略定，连日皆逆风溯流，昨日尤旺，纤挽之劳，几如上峡。十八里至阿城下闸”[16]卷六·闸河日记。明清时期的官员、文士经过运河往返于京城与南方各地时，往往会将自己的经历见闻随时记录下来，以诗词、笔记的形式流传于世。运河与漕运是当时的国家大政，是社会各阶层人们时常谈论的话题，也成为仕宦文人笔下的重要题材。

四、余论

城镇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缩影，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山东运河沿线规模较小的商业城镇分布十分密集，且大多处于船闸、码头所在地。其中，渡口是连接运河两岸陆路交通的主要设施，沿河的群众以此进行商品集散，增进了贸易往来。这些地方人口密度较大、消费水平较高、社会财富较为集中，势必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中心。此外，这些商业城镇大都驻有府县政府派出的管理运河的官员，如通判、管河县丞(或主簿)、闸官等。这类官署的出现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小城镇的政治地位，加强了其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七级镇的兴盛繁荣受益于大运河的开凿和通航。同样，随着会通河的逐渐淤废，漕运废止，商贾离散，古镇失去了水运之便，经济也陷入萧条衰落。目前，七级镇正围绕现有历史遗存(古码头、古街巷等)，借助新型小城镇建设规划，全力打造运河风情古镇，大力开发乡村旅游，“渠道复成，通航有日，镇之复兴有望矣”[5]第一册·疆域志。

[1] 戴均良.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2] 顾炎武.顾炎武全集 天下郡国利病山东备录：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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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包世臣.安吴四种[M].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HistoricalInvestigationofShandongCanalTownsinMingandQingDynasties— with the Town of Qiji as the Center

ZHU Nianzhi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Grand Canal,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In history all the urban settlements flowing through the Grand Canal are linked together to form a North-South economic belt and a cultural belt.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relics and cultural heritages have been preserved along the canal. The development of town r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y to a certain ext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along the canal, the small town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sperous and showing a trend of specialization. Qiji town is famous for its food dock. The discovery of the Qiji wharf reveals its historical truth. To protect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town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urbanization along the canal.

Shandong Canal; small towns; Qiji; wharf; commerce

2017-08-21

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明清山东运河城镇研究”(15CLSJ11)；山东省社科普及与应用重点项目“漫话山东运河小城镇”

朱年志(1977—)，男，山东曲阜人，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明清史、经济史。

K928.4

A

1008—4444(2017)06—0017—05

王兰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