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谊舞到迪斯科：当代中国日常舞蹈的兴衰（上）

2017-02-08徐敏

当代舞蹈艺术研究 2017年2期

徐敏

在今天的广场舞风靡之前，中国城市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舞蹈活动大约已持续了百年之久，其起源是与近代以来西方人的引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的。在晚清，生活于上海等中国城市的西方人移植来了交谊舞舞会，作为他们的社交与娱乐方式。随后，中国人也加入进来，很快开办起商业性舞厅，使之逐渐成为都市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娱乐方式。即使是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延安，共产党也曾经把交谊舞会当作丰富业余生活的重要事项，这一活动一直延续到了50年代中晚期。此后，政治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让交谊舞受到了限制与批判。而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交谊舞重新复兴起来，并出现了迪斯科舞、霹雳舞、广场舞等新生事物。可以说，交谊舞及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舞蹈形式，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西化及现代化进程，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及文化之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种以身体为中心的娱乐方式，它们各自所需要的特定舞蹈动作、音乐、场所和跳舞者们的生活、身体经验与情感形式，以及它们的兴衰与演化，与当代的国家宏观力量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互动。

一、交谊舞的回归

在1957年之前，从中央到地方，交谊舞都广泛存在，是当时的一种重要文化娱乐活动。著名的“中南海舞会”在50年代就经常举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积极的参加者。然而，在“反右”运动之后，交谊舞开始从社会文化生活中消退。①［1］一篇发表于1958年的署名文章提到，50年代的交谊舞会，在全国范围内，既有由单位组织的正式舞会，也有民众自发组织的家庭舞会。但在某些舞会上，一些“黄色歌曲”，包括日伪时期的反动歌曲，被作为舞曲使用。［2］这些歌曲有比较强烈的情欲内容，在唱法上也有明显的“嗲”，音乐旋律上则经常突出装饰音，在伦巴、布鲁士、狐步舞等舞曲形式中以大量切分音强化节奏，营造了暧昧的人际关系。该文作者认为，这些使用“黄色歌曲”的舞会，表达了一种腐朽没落的道德情操与生活方式，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一大表现，不仅败坏了人民的道德风气，而且还会破坏新兴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必须进行铲除与禁止。此篇文章表明，交谊舞及其音乐形式，被当作一种能同时与宏观的政治、文化及民众日常生活发生密切关联的事物，受到了国家的严厉管控。此后，中国大陆还在一段时期里短暂存在过包含一定交谊舞特征的集体舞，但也在“文革”期间被群众性的“忠字舞”等政治舞蹈形式所取代。

1979年除夕之夜，由国务院管理局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举办了一场晚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其中的一个舞蹈节目，内容是以华尔兹为主的交谊舞，所使用的舞曲是杜鸣心创作的《青春圆舞曲》。这是交谊舞被批判和禁止了20余年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同年10月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庆晚会上，也有交谊舞环节。当时还是军人的王朔参加了这次晚会。他看到，许多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交谊舞，舞曲既有西方的《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也有中国民乐《喜洋洋》《步步高》。［3］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次舞会所使用的舞曲，都是中外经典曲目，这与举办舞会的场所—人民大会堂，以及晚会组织者—国务院，还有通过单位体系邀请而来的参加者们，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它们共同让交谊舞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在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交谊舞晚会，自国家层面向社会一般层面，赋予了交谊舞和其他需要重新复兴的文化及民众生活方式一个高雅的开场仪式。这两次晚会还说明，尽管被禁止了20余年，但交谊舞作为一项技艺，仍然被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人所持有。它铭刻于人们的身体之中，长期的严厉禁止也无法使之被废弃或被遗忘。一旦时势出现转机，它就会在特定的场合，伴随着舞曲风格的音乐，让人们的身体再次律动起来。因此，这两次舞会，是国家开始改革开放以及民众日常文化生活正在发生变化的信号。

在这一年，一位名叫冯京三的南京青年通过电视看到了这次晚会里的交谊舞节目，感觉到交谊舞开禁的信息。于是，他和一些年轻朋友在玄武湖白苑宾馆门前的空地上，举办了改革开放后南京的“第一场露天舞会”，参加者大都只是粗略掌握了一些基本舞步。尽管受到了许多干扰，他们仍然大胆使用当时刚刚流传到大陆的三洋录音机及邓丽君的一些歌曲，经常跳中四、慢四节奏的交谊舞。［4］由于这些歌曲的主题多为个人化的情感，唱法及风格都属于“靡靡之音”的范围，这导致他们所跳的交谊舞带有了比华尔兹等经典舞种更为日常化、动作更为自由的特点。在其他的大、中城市，这种民间自发组织的舞会形态也大量存在，这也是因为当时社会还无法提供适合办交谊舞会的常设场所、乐队与设备等条件所导致的。一般来说，民间自发的舞会都依赖于一个共同爱好交谊舞的群体，其核心成员本身是朋友关系，有着较高的舞技，能让朋友们模仿学习，还需要有电视、录音机或唱机等媒介。而当时的录音机磁带，有大量通过走私而来的邓丽君歌曲和一些海外歌曲音乐，这意味着交谊舞活动成为当时不同类别的新兴文化接收方式、新的感性体验方式及人际交往关系的交汇点，其中夹杂着许多在当时被认为是越轨的甚至是“非法”的内容，从而区别于人民大会堂里交谊舞的仪式化与正规化。由此，新时期社会舞蹈的重新构建，因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紧密关系，而呈现出了内部的差异性和冲突性。

到1980年，交谊舞更适合于有较高相关文化素养与媒介条件的城市与单位举办。在广场、公园等公共场合举办的舞会中，围观的民众经常会大大多于跳舞者。跳舞者的异性配对方式及较为亲密的身体关系，他们的舞姿及舞曲的协调关系，还有许多跳舞者新潮的形象，如留长发、穿喇叭裤、戴墨镜等，都使得跳交谊舞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新型生活方式的象征。而大、中城市中隶属于文化部门的一些单位，如文化宫、工人俱乐部、文艺团体以及一些大专院校等，则能够提供具有较好舞技者、舞曲或乐队及跳舞的场地。这些单位把民众对于跳舞的热情转化为一项生意，开始举办营业性的舞会及交谊舞培训活动，并与此时初兴的市场经济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1979年的广州，出现了第一家音乐茶座，有歌手在这里翻唱港台歌曲。而在重庆的一家文化宫举办的营业性舞会上，文化宫的几位工作人员先是“用口琴、笛子、吉他、二胡这些乐器”演奏舞曲，后来则组建了一支以架子鼓、萨克斯、小号、长号、小提琴、大提琴等组合而成的伴奏乐队，曲目包括《哦，苏珊娜》、电影《柳堡的故事》主题歌《九九艳阳天》和山西民歌《绣荷包》等中外著名歌曲。这使得原本只能容纳500人的舞场，经常会挤进800人之多。［5］在北京，以“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的主要参与者北岛、多多、芒克、何平等为主体，于1980年清明节在圆明园唱歌和跳舞，吸引了大量民众的围观。［6］交谊舞由此也与新时期精英文化的复苏产生了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跳交谊舞的活动同时也在整合与协调着各种新旧文化及媒介资源。那些户外公共场合的跳舞及其他文化活动，因其能吸引更多的人围观和参与，从而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公共特征，能产生出格外强烈的社会传播效果。

在1980年6月由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中写道：“去年以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成都、杭州、西安、郑州等大、中城市，不断出现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性舞会……此外，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还出现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这段文字说明，跳交谊舞的日常化与群众化，成了一种重新整合各种媒介、空间及经济等多方社会资源的文化行为。该通知接着写道：“这类舞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有些舞姿低级庸俗，丑态百出，伤风败俗。舞场秩序混乱，流氓打架斗殴、猥亵侮辱妇女、偷窃财物和挤死、摔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坚决要求政府予以取缔。为了保障社会治安，维护社会主义良好的道德风尚，防止贻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7］交谊舞因以男女组合而跳，一旦动作不够规范，或者两人显得过于亲昵，则会引起人们的不适，从而威胁到了正常与健康社会道德风气。更重要的是，公共舞会成为了治安刑事案件的发生地，它打乱原有社会治安、空间形态及运行机制的活动，这对正常稳定的社会形态产生了严重威胁。这样，道德与法律就成为舞会被禁止的最重要理由。

二、家庭舞会的兴衰

然而，“禁舞令”颁布之后，由于录音机社会拥有率的提高、各种流行音乐磁带的流传，让许多人转而开始在家庭举办隐秘的舞会。这些舞会往往由某个有着较宽敞家庭住宅面积、有录音机或唱机的人主办，这通常意味着这个人的家庭在当时居于较高的社会阶层。主办者不仅热衷于跳舞，还要有一定的舞技和对舞曲的鉴赏能力。他还要有较为广泛的社交关系，能邀请到许多跳舞爱好者参加。更重要的是，他敢于承受当时的法律的惩罚与道德指责，甘冒被邻居举报和被单位除名的风险。家庭舞会的举办，进一步加强了舞蹈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

与公共舞会一样，家庭舞会也更适合大、中城市。那里相对更少受到熟人社会的约束，能让舞会吸引到新人的进入，让参加者既有熟人，又能获得新的舞伴。如果只是在一个封闭的朋友圈中举办舞会，则很容易在固定的异性舞伴中发展出稳定的恋人关系，从而失去了参加舞会的必要。每一个恋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对象与别人相拥而舞。家庭舞会是基于一个朋友圈子而涉入更广泛社会关系的途径。陌生的男性和女性不断进入，对于持续举办家庭舞会极其重要。相对于社会舞会，家庭环境总是相对狭小的，举办者需要对灯光和场地进行简单的布置。而狭小的空间，熟人与陌生人混杂的参加者，调暗了的灯光，再配以邓丽君等歌星的情歌及其慢四的节奏形式，都在鼓励着去建构一对一的亲密关系，让跳舞者无须过多拘泥于舞步规范。家庭空间不适合跳华尔兹或伦巴等经典交谊舞，因为人们难以充分施展动作，这是家庭舞会中总会有人跳“贴面舞”的原因。

所谓贴面舞，主要是指两个跳舞者身体非常贴近，经常是相拥而动，这是交谊舞的一种简化形式。一般来说，只有当两个跳舞者之间已经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才可能跳这种贴面舞。在许多时候，当舞会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亲密或暧昧的气氛时，陌生人之间也可能跳贴面舞。在“文革”之后，男女恋人在公共场合牵手、相拥与接吻这些动作，以及电影中的异性亲密动作，都激起过强烈的社会争议，会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堕落生活作风，有时甚至会与流氓的违法乱纪活动等联系起来。但这些情人间的亲密动作仍然在社会公众环境中逐次呈现出来。在夜晚昏暗隐秘的私人空间中，家庭舞会则进一步强化这种人际亲密的身体关联。逐渐地，人们认识到，日常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去营建和享受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

当包括跳舞在内的各种社会与文化变异达到一定强度时，1983年下半年，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了清理精神污染运动，法制领域则展开“严打”，即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犯罪活动，以解决当时比较混乱的社会治安问题。同年，中宣部、文化部与公安部又发布《关于取缔伤风败俗舞会的通报》，进一步强化了对于舞会的管制。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严打”案件中，有以高干子弟为主犯的天津朱国华案、上海六公子案、杭州熊紫平和熊北平兄弟案、山东耿爱平案，也有演艺明星迟志强案和张行案，这些案件都与举办家庭舞会有关。而完全因家庭舞会的案件，则是西安马燕秦案。根据陕西省志的审判志记载，马燕秦被认定，“长期有业不就，将其家作为主要据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并经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他流氓舞场，教唆、诱发多种形式的流氓犯罪，先后与数十人乱搞两性关系，得款2 000余元。”［7］因此，马燕秦就受到了最严厉的死刑判决，同案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及同案其他涉案人员多达300人以上。除此之外，各地还有大量与家庭舞会相关联的案件也受到了相应的法律制裁。

然而，在马燕秦还未被执行死刑的1984年10月，中宣部、文化部与公安部就已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宣告取消此前的“禁舞令”。有消息称，当时一些政府高级官员也倡议废止“禁舞令”。［8］上海则已于1984年7月成立第一家营业性舞厅。［9］稍晚时候，《重庆日报》头版次要位置刊登《欢歌声中起舞，青春活力洋溢—本市消夏音乐舞会受到青年欢迎》的文章［5］，向民众传达了舞会重新回归的信号。其他大、中城市也都纷纷效仿。1985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对邓丽君进行了来自大陆的第一次正式新闻采访，实际上宣告了此前对其歌曲进行批判的结束。［10］即使如此，文化行业管理部门又出台了针对营业性舞会的管理细则，如贵州省1984年底发布的《对舞会管理的七条规定》强调，在舞会上要“禁止播放、演奏、演唱不健康的音乐”，防止不健康的舞姿。［11］到1987年，公安部、文化部、国家工商局再次联合发布《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进一步认可了社会办舞会的合法性。这些说明，社会各方力量围绕舞会展开了角逐与协商，这让交谊舞的社会普及，犹如交谊舞的动作一样，是一场“拉锯战”。一旦舞会已成一种深入民众日常生活的新型娱乐方式，它就能调动起各种社会的、市场经济的和新型电子媒介的力量，与特定法规、道德观念及政治意识形态形成持续的对抗与协调。通过这种对抗与协调，当代各种以民众日常生活为基础的文化形式，艰难而又执着地拓展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注释】

① 《青年跳舞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提到，1957年，交谊舞在上海被禁，但该文并未提及禁止的理由与方式。载《上海青少年研究》1983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许妙廷.青年跳舞问题的探讨［J］. 上海青少年研究， 1983（4）：14—17.

［2］王云阶. 黄色歌曲是毒草，必须铲除［J］. 人民音乐， 1958（1）：10—12.

［3］佚名.交谊舞潮［J］. 传承， 2009（17）： 5.

［4］冯京三. 凤凰涅槃：中国现代交谊舞［Z/OL］.（2009—07—24）［2017—03—01］. http://www.zhwdw.com/fenlei/jiaoyi/1/27701.shtml.

［5］李藜.重庆首个营业性舞会夭折［N］. 重庆晚报， 2009—04—04.

［6］古川.“家庭舞会”的罪与罚［J］. 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 2008（1）：20—23.

［7］公安部和文化部. 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EB/OL］.（1980—06—14）［2017—03—01］ . http://www.chinalawedu.com/falvfagui/fg22598/26948.shtml.

［8］王蒙. 人生历练，我当文化部长那三年［N/OL］. （2016—09—03）［2017—03—01］. http://news.hexun.com/2016—09—03/185853311.html.

［9］吴绍中. 繁荣和发展娱乐市场［J］. 消费经济，1993（Z1）：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