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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世英“万有相通哲学”的原创性

2017-01-28胡自信

哲学分析 2017年1期
关键词:主客西方哲学本体论

胡自信

·哲学专题讨论·

论张世英“万有相通哲学”的原创性

胡自信

张世英先生在马列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三大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在这三大基石之上,他会通中西,融贯古今,创造了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万有相通理论具有明显的原创性,尤其是在本体论上有着重要创新。

万有相通;个体性;整体性

北京大学的张世英教授是享誉海内外的哲学家。《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称其为“著名哲学家”,中国新闻网称其为“哲学界泰斗”。*张世英:《希望哲学论要》,载《人民日报》2013年7月18日;张世英:《我们还要“述而不作”吗?》,载《光明日报》2011年9月30日;陈静:《第三届思勉原创奖颁奖——学者共议“原创之源”》,载《中国新闻网》2015年12月20日。改革开放以来,张世英先生创立了特色鲜明的万有相通哲学。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回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只有“哲学工作者”,没有“哲学家”。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社会鼓励学者成名成家。时代与社会的这种进步,应该说是巨大的。张先生的万有相通哲学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本文旨在探讨这种新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创新。在张世英哲学中,本体论是基础,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历史观等理论,都建立在本体论之上。因此,本体论是重中之重。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张世英哲学的本体论创新。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该哲学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阐述其本体论,第三部分探讨其原创性。

一、万有相通哲学的理论基础

本节的论题是,张世英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领域的建树,为后来的万有相通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众所周知,我国的哲学研究通常分为三大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西方哲学。我们自然要问:张世英哲学究竟属于哪个领域?笔者的回答是:与哪一个领域都有关系,但用哪一个领域来限定都不合适。为什么说与哪一个领域都有关系呢?因为在这三个领域,他都有重要建树;把这些建树有机地融合起来,就是其一家之言——万有相通的哲学。如此看来,万有相通的哲学既非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又非西方哲学,亦非中国传统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领域,张先生的贡献真可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让中国哲学走向世界,而且走得很潇洒,因为那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送去主义”,而是西方有识之士的“拿来主义”。*借用季羡林先生语。参见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我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放在一组当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西方哲学,再就是因为张先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西方哲学的历史长河中进行研究。质言之,1978年,法国的三个青年学者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约尔·白乐桑(Jöel Bellassen)与路易斯·墨索(Louis Mossot)通力合作,在法国编译出版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对张世英的一部著作的翻译、介绍与评论》。*参见其英文版Alain Badiou,Jöel Bellassen and Louis Mossot,The Rational Kernel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Translations,Introductions and Commentary on a Text by Zhang Shiying,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Tzuchien Tho.Melbourne,Australia: re.press, 2011。张先生的原著是《论黑格尔的哲学》。*张世英:《论黑格尔的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巴迪欧等编译、注释的这本书,取材于《论黑格尔的哲学》第四章“论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当年的巴迪欧,现已成为法国著名哲学家;当年的白乐桑,现已成为法国著名汉学家,汉语总督学。沧海桑田,法文版《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出版34年后,作为译者之一的白乐桑先生,拜见了他留学北大时的老师张世英教授。张先生的回忆录详细记述了这次会面的情况。*参见张世英:《张世英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4页。根据该书英译者涂子谦对巴迪欧的采访录,我们很容易发现,张先生对巴迪欧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译注张先生的著作,巴迪欧认识到,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此,巴迪欧在著作中经常论及黑格尔。*参见Alain Badiou,Jöel Bellassen and Louis Mossot,The Rational Kernel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Translations,Introductions and Commentary on a Text by Zhang Shiying,p.95。除此之外,北美汉学家彼得·巴腾(Peter Button)撰写的《否定性与辩证唯物主义:张世英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解读》进一步证明,西方学者高度重视并认可张先生的黑格尔研究。*Peter Button,“Negativity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Zhang Shiying’s Reading of Hegel’s Dialectical Logic,”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57,No.1,January 2007,pp.61—82.(参见彼得·巴腾:《否定性与辩证唯物主义:张世英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解读》,载《哲学分析》2013年第3期)笔者认为,巴腾的主要目的是纠正冷战思维模式对中国哲学的丑化与污蔑。在他看来,张先生的黑格尔研究是真正的哲学,而非政治宣传或意识形态的说教。在我看来,巴腾对我们的另外一个重要启示在于,不能全面否定“文革”前或“文革”中的学术研究;虽然学术离不开政治,但是我们不能把学术归结为政治;只有仔细甄别,才能去伪存真。根据张先生的回忆,从1949年到1953年,他一直在教“马列主义基础”,后来还教过列宁的《哲学笔记》。*《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杜维明、张世英、黄楠森先生中西马高端对话》,载《北大中国文化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当时那种“极左”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列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都要为它服务。张先生在西方哲学领域的上述重要建树,就是在为马列主义哲学服务的过程中形成的。这说明,早在改革开放以前,张先生已是马列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两个领域的专家——这两个领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万有相通哲学的两大基石。第三大基石是中国传统哲学,建造于改革开放之后。

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张先生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赢得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张世英:《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中国哲学史家张立文认为:“张先生在我心目中是非常大的人物。在我们哲学界看来,他是我们的泰斗……我们知道中国哲学人,一般对西方哲学不是太了解,搞西方哲学的对中国哲学不太了解……张先生既懂西方哲学,又懂中国哲学。”*《九十二岁老人的“自我”主张——张世英教授新书发布暨学术思想座谈会实录》,载《出版广角》2014年1月下。张立文的这些论述现在仍然适用,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往往对西方哲学所知甚少,学西方哲学的,往往对中国传统哲学所知甚少。而会通中西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学者至少必须精通一门外语,还必须有良好的古文基础。在这方面,张世英先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能够熟练使用德语和英语,不仅具有良好的古文基础,而且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造诣颇深。《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程郁缀教授以饱满的热情,畅谈了《觉醒的历程》所激发的社会反响:

张先生的这本《觉醒的历程》首先是在《北京大学学报》连载。这在《学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学术文章在学报上连载。张先生的文章我们分六期连载,是因为张先生在中国精神现象学方面的研究有着开拓和创新,是从中国的、自己的精神现象里进行研究,这是很难得的。

张先生的研究建立在中国国学与西方研究的基础上,以后很难会有像张世英先生这样,把中国的传统国学研究和西方的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讲得这么深入的了。*《九十二岁老人的“自我”主张——张世英教授新书发布暨学术思想座谈会实录》。

张先生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的成就说明,他是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的大家。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原创性,与其在改革开放以前对马列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研究,形成鲜明对照。他在其学术自传中明确指出,其改革开放前的学术原创性,远不及改革开放之后,这是时代造成的。综上所述,张先生在马列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三大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在这三大基石之上,他会通中西,融贯古今,创造了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础,则是万有相通的本体论。

二、万有相通哲学的本体论

张先生的哲学创新似乎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面对现实,会通中西,放眼未来。“面对现实”的意思是,其哲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直面现实。“会通中西”的意思是,汲取中西哲学之精华,解决现实问题。“放眼未来”的意思如借用张载的话来说就是“为生民立命”,也就是说,为人们提出一种可望而又可即的人生理想。张先生这样写道:

我们今天亟需发展科学……但现在人们过分地热衷于功利追求,对自然采取人类中心主义,对人采取自我中心主义,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针对这些情况,我主张在重视实用的同时,更多地提倡诗意境界与“民胞物与”的精神及其理论基础“万物一体”的哲学。*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万物一体的哲学是张先生的创新,他给自己的哲学先后起过几个名字:新天人合一、希望哲学、新万物一体,以及万有相通。他比较喜欢最后一种说法。我完全赞同,我觉得“万有相通”这种提法至少具有两大优点:一是这种说法最能表达其思想精髓,张先生强调世界万物的互联互通;二是该说法能够避免“天人合一”的繁琐称谓。在以前的论著中,张先生区分了“前主客二分”或“前主体性”的天人合一与他所倡导的“后主客二分”或“后主体性”的天人合一,或说低级形态的天人合一与高级形态的天人合一。较之“万有相通”的说法,这些称呼不够简明。根据我的理解,从广义说,天人合一、希望哲学、万物一体、万有相通这四个称呼,是可以互换的;但从狭义说,根据张先生对《哲学导论》的增补,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天人合一”与“万有相通”,前者特指中国传统哲学,后者特指张先生自己的体系。*张世英:《张世英文集》(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0页。万有相通哲学的目标很明确:恢复被破坏了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自然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何谓本体?何谓万有相通?万有相通的本体论究竟为何物?张先生的新本体论立足于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本体”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海德格尔以前的哲学家大多是柏拉图主义者,他们认为,本体是一种超时空的永恒的存在物。与海德格尔同时代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则认为,本体概念是心灵的虚构,只表达主观感受,不描述客观事实,没有任何意义。海德格尔则不然,他认为本体就在时空中,它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张先生汲取了这个合理思想。他说:本体论旨在揭示万物之本源,“中国文化的本体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阴阳融通”*《中西文化与美学的走向——专访著名哲学教授张世英先生》,载《中国文艺评论》2015年第3期。。张先生把“本体”与“本源”看作同义词。万物一体的思想来自何方?来自人的现实生活。人生在世,必然要与他人或他物打交道,其方式不外乎“主客二分”与“主客不分”两种。主客二分的意思是,人把自己当作主体,把他人和他物当作客体,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外在的,即主体在客体之外,客体亦在主体之外。例如茶水与茶杯的关系,或学生与学校的关系——茶水可以在茶杯中,也可以不在茶杯中,学生可以在学校,也可以不在学校。“西方哲学把这种关系叫做‘主客关系’,又叫做‘主客二分’……其特征是(1)外在性……(2)人类中心论……(3)认识桥梁型。”*张世英:《哲学导论》,第3页。主客二分的世界观把他人看作“外人”,把他物看作“外物”,把自我看作中心。外人和外物是自我的对立面,它们即我的“自然界”,我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征服与改造的前提是认识自然,认识的方式是在主客之间建造一座桥梁,实现主客统一。这是海德格尔之前西方哲学史的大致轮廓。这种世界观的优点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反对教会神权,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但其恶果也很明显,而且影响巨大——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自然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同上书,第15—16页。

与主客二分相对的另外一种人生在世的方式或世界观,被称为“主客不分”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认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自然与自然是相互依存、须臾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人,世界毫无意义;没有世界,人无法生存。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是相互内在、相互连通的关系,用前一段的例子说,茶水可以离开茶杯,学生可以离开学校,但是人不可能离开世界,无论何时何地,人都在世界之中。用张世英先生的话说:

人是世界万物的灵魂,万物是肉体,人与世界万物是灵与肉的关系,无世界万物,人这个灵魂就成了魂不附体的幽灵;无人,则世界万物成了无灵魂的躯壳,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世界是无意义的……这种关系的特征也可归结为三点:(1)内在性……(2)非对象性……(3)人与天地万物相通相融。*张世英:《哲学导论》,第4—5页。

张先生援引我国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所说的“人心一点灵明”,来阐述这种主客不分的世界观。人心的灵明就是人的理解力,这种理解力完全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的科学理性。科学理性只关心科学规律,而科学规律不过是宇宙万物所具有的诸多规律之一。与此相反,主客不分的世界观是一种整体论,这种理论立足当前,放眼世界。它认为: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互为前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作用;他人与他物不是我要征服和利用的对象,相反,它们和我一样,都是万物中之一物,我与它们是平等的,所以我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也不能破坏环境;我必须尊重别人,保护环境,因为我与它们属于同一个整体。*参见张世英:《哲学导论》,第88页。

这种主客不分的整体论就是张世英先生所谓万有相通的本体论。下面一段话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理论的基本主张。

自然界和社会上的各种事物以至个人自己的各种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以远近程度不同和千变万化的联系方式构成千姿百态的交叉点或“本我”,因此每一个交叉点、每一个“本我”虽然都是同一个宇宙之网的整体,但彼此之间又有各自的个性与独特性。个体性融合在整体性之中,每个“本我”即是整体,整体即是每一个“本我”。这就是为什么“本我”既有我性又超出我性而为宇宙整体的道理。正因为如此,我与他人、他物才融为一体,无有隔碍,而又能同时保持我自己的独立性、创造性和自由。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天人合一”或“万物一体”。*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如上所述,广义而言,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万有相通是同义词。我采用最后一种提法。万有相通本体论的关键是个体性与整体性的关系。上面这段话至少包含四层意思:(1)个体性寓于整体性之中;(2)整体性寓于个体性之中;(3)万有相通这个本体在时空之中;(4)个体性与整体性是万有相通本体的两个不可或缺、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首先,个体性寓于整体性之中,意思是说,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在这个普遍联系的大网之中,区别在于,有些人知道其存在,有些人不知道。哲学家凭借其“一点灵明”,为我们揭示了它的存在。理解它并以此为家,人们就能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其次,整体性寓于个体性之中,意思是说,万有相通是万物之本体,即使有些人不知道它,它依然存在,一如婴幼儿不知地球,但地球依然存在;原始部落的人不知现代科技,但现代科技依然存在。事物在哪里,万有相通这个本体就出现在哪里。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非洲人,表面上各不相同,实际上互联互通;换言之,这里的经济衰退了,那里会受影响;那里的环境被破坏了,这里也会受影响,以此类推,以至无穷。再次,万有相通这个本体在时空之中,意思是说,本体与具体事物是一个世界,而非两个不同的世界。张世英先生说:“我以为万物一体之外,别无其他任何所谓超时空的本体,那是不现实的、抽象的。”*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0页。柏拉图的理念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在时空之外,因此都不可信。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有某物而不是无?”*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50页。他的回答晦涩难懂,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抱怨说,他是在玩文字游戏。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张先生提出一种清晰而深刻的回答:“超越‘有’而达到‘无’……也就是达到了无的境界,颇像中国人所说的‘即世而出世’的境界。所以只有采取超越的态度以达到‘无’的境界,才算真正把握了整体。”*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第56页。这就是说,某物之所以存在而不是无,全靠“存在者的整体性”或“万有相通”。张世英先生清楚地回答了这样一个本体论难题:本体何以在时空(及万物)中,却非万物中之一物。笔者认为,这是张先生的一大贡献。最后,个体性与整体性是万有相通本体的两个不可或缺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意思是说,个体与整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不可偏重其一,忽视其他。个体性与整体性并重,显然是一条具有重要意义的辩证法原理,也是万有相通哲学的一大特色。这是张先生的创新之一,我们将在下一节探讨这个话题。

三、万有相通哲学的原创性

原创性,顾名思义,是指某人或某种力量创造了某种史无前例的事物,例如新的思想观念、文艺作品、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与发明等。这个词至少有两种不同含义:基督教所谓上帝的创造与希腊神话所谓神的创造。前者的创造是无中生有,上帝凭借其意志而创造世界;后者的创造其实是一种改造,神把已经存在的混沌状物质改造为天、地、海洋等。我们通常所说的创造,是指改造——对旧的东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现或发明某种新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新旧东西之间必然既相似,又不同。这种既相似、又不同的关系,正是张世英先生所谓和而不同,不同而相通。众所周知,相似不等于相同,一如人与猿相似,但人不是猿;父子相似,但子不是父;亚里士多德哲学与柏拉图哲学相似,但亚里士多德不是柏拉图;阿奎那神学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相似,但阿奎那不是亚里士多德;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相似,但孟子不是孔子,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同理,张世英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的相似性,是不同而相通,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个“不同”就是他的创新,我认为,这是哲学的不同,也是时代的不同;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哲学家,赶上了一个鼓励创新的好时代,所以他成就了这样一番事业。具体而言,张世英哲学的原创性至少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哲学术语不同。张先生把海德格尔哲学中国化了,这是一种创造性改造,或说再创造。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万有相通、主客二分、主客不分(主客合一)、超越主客、前主体性主客合一、后主体性主客合一等术语,都是张先生的创造或再创造。换言之,在他那里,这些本体论术语都获得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意。(2)思想的立足点不同。张先生的立足点起码有三个:一是当代中国社会,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三是西方文化。孙月才称张世英哲学为“一个民族的现代的哲学体系”,我认为,这种描述是恰如其分的。*孙月才:《一个民族的现代的哲学体系——读张世英先生〈哲学导论〉》,载《江海学刊》2005年第2期。(3)哲学研究的目的不同。海德格尔哲学主要服务于西方文化,张世英哲学主要服务于中国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都放眼世界,但是路径不同。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曾仔细研读老子,这说明他的路径是由西方而延伸至东方。张世英的思想路径与此不同:他是由东方而延伸至西方。这正是本文第二节的主题句对张世英哲学的概括:面对现实,会通中西,放眼未来。(4)哲学思想的清晰度不同。在中国,学哲学的人大部分都知道,海德格尔哲学晦涩难懂,张先生的著作则清晰易懂。只有清晰易懂的思想,才能实现其教育人民、改造社会、提高人们精神境界之目的。张先生把抽象、晦涩的海德格尔哲学,转化为清晰易懂的当代中国哲学,这就是创新。(5)张世英先生强调主客二分在万有相通本体中的重要作用,海德格尔则不然。张先生是著名的黑格尔哲学专家,深知辩证法的真理性。在他的哲学中,海德格尔、黑格尔与中国传统哲学融会贯通,三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阐述万有相通的本体论时,他总要强调主客二分的必要性,因为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告诉他,少了主客二分这个环节,主客不分的本体论必然是模糊不清的,缺乏说服力。*参见张世英:《张世英文集》(第6卷),第410、411页。与张世英哲学不同,为了批评传统哲学,海德格尔极少提到主客二分的重要性。这是张世英与海德格尔的一大差异,也是前者的一大创新。因为只有以中国传统哲学为背景,主客二分式思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才能凸显出来。(6)哲学的解释力不同。“解释力”本来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术语。牛津大学教授斯文伯恩说:“只有当我们能够获得更大的解释力(即能够解释新的事物),或者整个世界图像变得更清晰时,我们才放弃旧解释,而接受新解释。”*Richard Swinburne,The Existence of Go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84.旧解释不如新解释,因为在前者看来,某两件事情毫不相干,但是在后者看来,它们就是有关系的,甚至还有密切联系。很显然,解释力变大是哲学进步的标志。我认为,张世英哲学的解释力,大于海德格尔哲学。海德格尔虽然也讲中国哲学,但毕竟讲得不多。比较而言,张先生却是中西并重,双管齐下,相得益彰。如“第三届思勉原创奖公告”所言,张世英先生“精心撰写的《哲学导论》,在我国哲学研究范式发生急剧变革的年代,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贡献”*《第三届思勉原创奖公告2015年第三号》,载《光明日报》2015年10月9日。。张先生提出的新解释,就是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即万有相通的哲学。这种哲学既讲中国传统文化,又讲西方传统文化;万有相通理论所阐述的人类思想的三个发展阶段——天人合一、主客二分、万有相通——既能解释西方哲学,又能解释中国哲学。从这种意义上说,张世英超越了海德格尔。这是思想的超越,更是时代的超越。我们的古人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辩证的否定是无止境的。在我们这个需要创新、鼓励创新的伟大时代,张世英先生已然成为莘莘学子的典范。美学家叶朗说:“张世英先生的研究非常有价值。但在学术界,对张世英先生的重视还不够……我们能做的,是要宣扬真正有学问的人,这个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是有好处的。”*《燕南园里的美学散步》,载《中国艺术报》2015年7月31日。这也是笔者的坚定的信念、真诚的期待与不懈的追求。

(责任编辑:韦海波)

胡自信,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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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047(2017)01-0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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