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与诠释<br/>——第十四届《哲学分析》论坛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德行与诠释
——第十四届《哲学分析》论坛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7-01-28王骏

哲学分析 2017年1期

王骏

德行与诠释
——第十四届《哲学分析》论坛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王骏

随着西方诠释学在国内的不断引介与发展，如何凝聚并展现诠释学的当代价值已经成为诠释学界备受关注的重要话题。回顾和廓清西方诠释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并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理论化与现代化研究中的经验加以凝练，其重要价值日趋凸显。近几年，西方诠释学之未来发展路径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诠释学之建构等问题已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且在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引起了连锁反应。鉴于此，“德行与诠释”——第十四届《哲学分析》论坛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9月22日—23日在上海金泽古镇召开，希冀在梳理与反思西方诠释学在国内的发展进程之基础上，以经典诠释和立德为合理导向，全面深入总结和凝练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经验与教益，为诠释学未来之建构与发展开辟路径与方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分析》编辑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的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潘德荣教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何锡蓉研究员致开幕词。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诠释与德行、德性、立德”，“诠释学与实践哲学”，“关于中国诠释传统之反思”，“西方诠释学的不同流派研究”等议题展开，中国经典诠释的当代价值及合理性、本体论诠释学与方法论诠释学之关联、诠释学的未来发展及走向，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热门话题。

一、中国经典诠释之反思

立足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找到中国传统自身在当下语境的合理性与适用性一直是未来诠释学在中国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薛华先生定位中国传统诗作——李白的《日出入行》，从“哲人”李白的视角诠释其关于“元气”之境界的哲学思考。薛华先生谈到李白从历史与神话方面批判逆道违天，批判人的矫诬行为，强调李白对自然的理解与取向在他和传统中许多伟大哲学家那里的重要地位。薛华先生同时指出，李白之诗是按道的精神定向的，所以此诗不容作概念表现，李白囊括天地，与溟涬同一，赞佩自然造化。哲学在这里必定能够发现自己是幸运的，它终究在这里受到鼓舞；它是在一种气氛内，它在那里是在场的，它在那里发出光芒，在那里找到一个家。字里行间到处都仿佛是一幅哲思与诗意交融的泼墨山水画：诗人在作诗，大鹏在翱翔，而意义在眺望——从那一语词飞扬流转的风景画里；令人注目的是这只鸟是沿太阳的轨道飞行，并且不改变自己的方向。它是独特的，是不凡的，奇大的，但无意违抗那个浩广的秩序。它赫然飞腾在宇宙之域，它使五岳震荡，百川崩奔：它跳越在厚密的大地，它疾驰在至清的大气。李白惊叹说，人们 “固可想象其势，髣髴其形”，但这人们又做不到。诗人承认说：“吾亦不测其神怪之若此。”为什么会这样？那里给出一个热情洋溢而又从容不惊的回答：“此盖乃造化之所为。”这就是说，大鹏的逍遥原是自然所为。薛华先生认为，我们可以作一种哲学思辨，说最大的自由是自然使之成为可能与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是自由，自由是自然，两者说来是一体。囊括大块，与溟涬同科意味着在自然内变为自由者。李白在其一生怀抱这一点，他讴歌这点，直到赋临终歌而卒。在李白诗作《日出入行》中，道家理念所强调的整体性与无限性彰显于天与人，道与体，诗与思，古与今四重合一境界。由于薛华先生的这个报告最早是用德语写成，所以在自由讨论环节就有学者提到“元气”的德文翻译问题，薛华先生对此补充道，“元气”译为“Uräther”Ur-作为前缀意指“原始的”、“原初的”，ther意指“以太”，“溟涬”同样作为气，译为“Urluft”，就成了一种东西、两种术语，都指原始的、本初的东西。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祥明则以对庄子“自由观”的发现与诠释作为重要个案，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他认为，庄子“自由观”是庄子根本的哲学精神，中国现代学界对庄子哲学精神诠释有两种进路：一是从“自然”、“无为”见出“自由”、“平等”；一是从“逍遥”、“齐物”发现“自由”、“平等”。他在梳理分析两种进路的基础上，对庄子现代诠释之进路及方法进行反思：庄子哲学现代化何以可能？陈祥明教授指出，庄子哲学现代化要得以实现，取决于能在庄子哲学中发现和提炼出“现代性问题”，取决于对庄子哲学中“现代性问题”有效而充分的学理性阐释。重要的是，要有跨文化的宏阔视野与比较哲学的阐释眼光，要努力形成具有时代感的庄子哲学诠释形态。

而在儒家经典文本《论语》中同样包含有历代注家值得借鉴的诠释思想，这一点体现在“德”字上。安徽师范大学余亚斐副教授则根据历代注家对《论语》“德”字的诠释分门别类地考察了“德”之一字的不同内涵。他认为，《论语》中的“德”可区分为德行与德性、公德与私德、隐德与明德，以及修德与成德等不同种类。德行与德性，是从内在修养与外在作用的角度来论“德”；公德与私德，是就“德”的运用范围的不同来加以区分；隐德与明德，展现了“德”的自然性与主体性的不同特点；修德与成德，是从“德”的过程性与目的性加以分类。“德”的不同方面，又统一于“中庸之德”，实现内与外、人与我、幽与明、修与成的统一，由博返约，全体大用。通过对“德”字之诠释的理解，余亚斐副教授不仅仅梳理了“德”字之内涵，更重要的是凸显了历代注家的不同理解方式。

正如山东大学傅永军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在现代的复苏有着西方诠释学东传之背景。也正是在西方诠释学的强烈刺激下，汉语学界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乃至东亚的经典注疏传统，思考中国经典诠释的现代转型等问题。这规定了从学术角度讨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现代转型与建构的学术语境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进路。因而审视西方诠释学背景则是本次会议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二、西方诠释学背景之审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一直是国内诠释学研究的关注焦点，这为现今的诠释学研究提供了思想资源。伽达默尔诠释学延续并发挥了由海德格尔所开启的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这种本体论诠释学的重要特征就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导言中所说的，“在经验所及并且可以追问其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伽达默尔的出发点是对审美意识的批判，由此“开始去发展一种与整个诠释学经验相适应的认识和真理的概念”，可以说，澄清伽达默尔的艺术真理问题是真正进入与理解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的关键，更是进一步发挥与应用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条件与前提。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牛文君副教授从《真理与方法》第一部分出发，力图进一步理解和澄清伽达默尔对审美经验之真理性的诠释学追问。她从反面论证即伽达默尔对康德等人的审美区分的批判入手，接着在正面论证上谈到艺术作品和艺术经验的意义世界，最后从古典到经典的路向中说明艺术的消逝性和同时性。她梳理了伽达默尔对艺术作品之存在方式的探索，阐明艺术作品和艺术经验的基本特征，并就作为伽达默尔的游戏特征之一的Medialität一词的翻译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动性本是来自语法学的概念“中动态”，与主动态、被动态并列，其特征是句子中所表达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相同，谓语动词既非主动含义，亦非被动含义，而是中动含义。游戏概念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就具有这样的中动含义，它指一种中动态的发生，而不是主体的主动作为。牛文君副教授举出伽达默尔的观点来论证这一说法：“游戏的魅力，它产生的吸引力，正在于游戏超越游戏者而成为主宰”；“游戏具有自身特有的精神。这并不是指从事游戏的人的心境或情绪状况。”

从艺术经验中展现真理问题，进而追问精神科学中的理解之真理，并完成理解和语言的本体论转向，是伽达默尔建构哲学诠释学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最后所达到的就是伽达默尔在1980年的《实践理性问题》一文中所说的“亚里士多德的合理性美德、实践智慧(Phronesis)、诠释学基本德行本身”。安徽大学张能为教授以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友谊”(friendship)问题为视域，并结合时下流行语——“友谊之船说翻就翻”探讨了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他认为建立并保持一种长久稳定不变之友谊，视友谊为人和社会共同体之重要品性，于人之存在和生活乃至于人类社会文明十分重要却也异常艰难。对他人同时又是对自己“友谊”之匮乏，成为现代技术文明中人的存在与生活的一种深深沦陷的普遍且是无比糟糕的状态。因此重新思考友谊问题，深刻阐述“友谊”作为哲学问题的深刻意蕴及其当代哲学意义，既是伽达默尔基于其诠释学实践哲学视域理解现代人类文明问题的思想产物，更是其试图重建实践哲学、复兴实践智慧的可能的有效路径和哲学化方式。针对有学者提出立足于现在是否还能回归古希腊的问题，张能为教授回应称，有很多哲学问题和哲学思想是永恒的，回到希腊去不是说要置换到那个时代去，而是说在古希腊哲学思想中有很多因素能够应对现代社会科技化、工业化所带来后果，这也是让古希腊思想在现代社会焕发光彩，因此我们要重视古希腊思想，而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所走之路的不同地方正在于伽达默尔超出海德格尔回到了古希腊。

诚然，在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出现以前，西方诠释学已经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悠久历史，并且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也没有意味着本体论诠释学取代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诠释学位置，而是说长期以来，两者各自独立发展。华中科技大学的何卫平教授认为，后伽达默尔诠释学时代在本体论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突破，但在哈贝马斯那里实现了诠释学由本体论向方法论的回返，进而在利科那里出现了诠释学的本体论、方法论以及认识论统一趋势。因此他将问题的关注焦点放在哈贝马斯—利科的诠释学发展进路上。何卫平教授首先谈到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之争所引发的问题；然后提及利科对哈贝马斯的发展与推动；进而提出“诠释学的第三次转向”与在更高层次上向狄尔泰的回归。西方诠释学作为一场哲学运动发展至今大体形成三波，一是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诠释学，二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所代表的存在论诠释学，三是以哈贝马斯和利科为代表的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统一的诠释学。从利科的西方诠释学从局部到一般，从方法论到方法论的两次“哥白尼式革命”这一说法出发，可以将“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称之为“诠释学的第三次转向”。提及“诠释学的第三次转向”这一想法的初衷，何卫平教授指出，长期的伽达默尔研究使其深感伽达默尔诠释学有忽略方法和方法论要素的趋向，并且他谈到让·格朗丹在《哲学解释学导论》的第二版中去掉了第一版中的一句话，即伽达默尔之后的诠释学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表明让·格朗丹本人对这一问题是谨慎的。不过这说法若作出一个限制则是可以说的，即伽达默尔之后的诠释学在存在论上没有根本性突破，但是在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则有所突破，在这一方面，哈贝马斯和利科则功不可没，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正是“诠释学的第三次转向”。关于“诠释学的第三次转向”的说法引发了与会诸位专家学者的激烈讨论，张能为教授指出本体论诠释学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否定认识论和方法论诠释学，并且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序言中也表明了他“根本不是想否认在所谓精神科学之内的方法论研究之必要性。我的意图也非重新挑起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古老的方法论之争”，因此“转向”究竟往何处去？彭启福教授具体举例指出，哈贝马斯与利科的关系并不同于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那么将哈贝马斯和利科同时作为诠释学趋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代表，应该如何澄清两者之间关系？具体说，是两者分别去实现诠释学的统一，还是分别去实现？对此，何卫平教授作出回应：首先，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曾说诠释学根本就不是一个方法问题，因为方法并不能确保真理，虽然此话是在他的语境之中说出的，有其合理性，但给人感觉未免有点矫枉过正，尽管伽达默尔本人也使用“现象学方法”、“辩证法”等，但伽达默尔没有具体界定清楚方法问题；其次，之所以用“转向”一词，是受利科的影响，包括利科在内的很多诠释学家都认为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真理与方法之间的对立太绝对，而利科思想具有辩证性，利科虽然也受狄尔泰影响，但认为狄尔泰过于将自然科学的说明与精神科学的理解对立；最后，利科与哈贝马斯的关系体现在利科对哈贝马斯的发展与推动，在利科那里实现诠释学由存在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回归。

诠释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及路径问题同样是与会诸位专家学者所共同关注的话题，华东师范大学潘德荣教授强调，诠释学应当着力于作为经典的文本理解，而以“立德”为宗旨的经典诠释学便成为当代诠释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在他看来，学界所尝试构建的“中国诠释学”应当定位于经典诠释学。会上有学者就各自态度和立场，着眼于经典诠释学的建构问题展开讨论，他们认为经典诠释学不失为诠释学未来发展的一条合理路径。

三、诠释学未来之展望

首先，潘德荣教授认为，在当代中国大力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环境氛围之下，立德弘道之学为当代诠释学的任务所需，诠释活动以“德行”为核心而展开，此之措举不仅能够彰显诠释之实践向度，同时能够揭示诠释之道德向度，诠释的方法论不会沦为纯粹的技术性工具，而本体论诠释学之价值向度也得彰显，此乃当代诠释学所应取的发展方向。当我们强调回归经典、拥抱传统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当代的“开源”。如果我们不是带着当代问题去展开对经典文本的理解，或者说，不能在经典文本的理解过程中展开“提问”，就无法实现理解中的创造性。这种与“提问”无缘的经典文本理解方式，最多只能够做到对传统的“回溯”，而无力做到对传统的“延展”。它造成的实际后果就是，读者置身于经典文本的宝库中流连忘返，乃至葬身于经典文本的宝库之中。潘德荣教授最后指出，“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针对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的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彭启福教授同样指出，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他从研究对象、研究立场、理解向度、理解方法四个方面阐述了从“经学”到“经典诠释学”的跃升。彭启福教授认为，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这些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何锡蓉研究员提出，应该如何界定经典？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的区别以及经典概念的具体所指是什么？在建构经典诠释学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论问题？傅永军教授提出，怎么样通过经典诠释达到立德弘道的目的？何卫平教授认为，伽达默尔诠释学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它涉及两个概念——“实践智慧”和“善的理念”，那么如何理解“在现代西方诠释学那里，对于‘立德’的诉求是很微弱的”这一说法？潘德荣教授对此作出回应：第一，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诠释学与经学之间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区别：诠释学从来都不是诠释文本，它可以解经为例，但其本身并不解经，它所研究的就是诠释现象。第二，“德行”蕴含了一个价值向度，如果一句话有多重理解，我们应该给出一个积极的、肯定的理解，“德行”就是要使理解向着好的、积极的方向展开。第三，“德行诠释学”不是突然的创造或者发明，在此是要做一项回归的工作，从古希腊哲学中提炼出Arete(德行)概念，从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子解经中提炼出“德行”概念，诠释学路线的发展是汲取古人的智慧，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彭启福教授回应称，经学更注重直接去诠释文本，而诠释学是关注诠释本身的问题，此外，关于“经典”的具体界定是非常困难的，但经典本身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一是原创性、二是时空上影响的广泛性、三是具有意义的可开启性，同时他认为对待经典应采取批判性的态度，而非一味地“宗经”。

傅永军教授则聚焦东亚儒学，以经典诠释问题为核心，围绕东亚儒学之建构，着力阐发中国经典传统的现代转型。首先，他从“特殊性”和“整体性”两个方面阐明“东亚儒学”这一概念的深刻内涵；其次，探讨了东亚儒学与经典诠释之间的关联，并重点提及东亚儒者的经典诠释是一种作为诠释实践的“体知”之学；最后，应从“中西差异”视域回归“古今不同”视域，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在西方诠释学东传背景之下的现代转型并完成中国经典诠释学现代建构问题的正确途径。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付长珍教授提出：东亚儒学仍处于传统境界论的困境中，那么东亚儒学应该如何解决伦理秩序的建立？浙江大学的王俊副教授提出，应该如何理解东亚儒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傅永军教授回应：第一，东亚儒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应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所以说需要对东亚儒学概念作出界定，它是存在于各国的思想与文化交流“之中”；第二，在东亚儒学内部也存在分歧，一方面是传统儒家德性论，另一方面用作为典型的义务论和规则论的康德哲学来改造中国德性论，后者是必需的，应该在道德动机上强调道德感情、德性，还应该建构以正义为坐标的伦理秩序。

会上还有其他学者就经典诠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余治平从物自身本体论上予以阐释作为阳明心学基础的心体良知；华东师范大学张缨通过对照迈蒙尼德对《创世纪》的解释以及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考察两位思想家在经典解释中的“创新”，以及通过这种“创新”折射的包容或应对异族教导的策略；安徽大学李鑫则通过“被给予性”(donation)概念考察了不同于经典现象学的马里翁现象学。无论是回溯诠释学传统还是展望诠释学未来，诠释学聚焦于理解本身，但同时也离不开文本诠释，它必须从文本诠释中所揭示出合理的诠释思想。不管诠释学的发展以各种方式进行，它所指向的始终是合理的、积极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