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瑟米尔·奥卡沙 陈嘉鸿 胡星铭

科学哲学与分析哲学传统
——瑟米尔·奥卡沙教授访谈

[英]瑟米尔·奥卡沙 陈嘉鸿 胡星铭

奥卡沙教授于2016年4月19号到4月21号访问南京大学，做了四场关于科学哲学的讲座，是南京大学和译林出版社的战略合作项目——“南大·译林通识教育名家讲座”——邀请的第一位国际知名学者。在讲座结束后，奥卡沙教授接受了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星铭和博士生陈嘉鸿的采访。

陈嘉鸿、胡星铭(以下简称“陈、胡”)：您是进化论生物学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在中国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非常少，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领域吗？比如，进化生物学哲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以及对这些问题有哪些影响较大的回答？

瑟米尔·奥卡沙(以下简称“奥”)：生物学哲学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科学哲学的一个相对新兴的分支。它兴起的部分原因是人们意识到传统科学哲学过分以物理学为中心，所得出的关于科学本质的结论无法很好地适应生物科学。

当代生物学哲学主要关注两类问题。首先是生物科学自身内部的基础性和解释性问题。比如，进化论生物学关于如何定义生物物种有历时多年的争论。这个问题与一个更宽泛的形而上学争论相关，即关于划分(classification)、自然种类和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争论。这个争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现在，关于生物物种问题已经有十分丰富的哲学文献，相关的作者们既有当代生物学的知识背景，又接受过哲学训练。再如，哲学家对于“生物信息”概念也有深入的探讨。分子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都经提到基因中含有的“信息”，但“生物信息”这个概念的含义并不十分明朗。生物哲学家和生物学家经常在一起合作，力图澄清这个难懂的概念。

第二，很多哲学家也用生物学中的观念来阐明传统哲学问题。比如“目的论语义学”(teleosemantics)的支持者，如露丝·密力根(Ruth Millikan)，大卫·帕品纽(David Papineau)以及丹尼尔·丹尼特，就试图用自然选择理论阐述意向性问题。这个常常与胡塞尔联系起来的问题源于对如下经验的观察：语言与信念是“关于”外在世界的。许多哲学家都很困惑意向性如何能够存在于纯粹物理世界之中。意向性是从哪里来的呢？目的论语义学的主张就是以达尔文的“功能”概念去解读有机物“关于”外物的内在状态。简言之，如果一个有机体的内在状态之功能就是产生在某个环境条件中有利于生存的行为，那么内在状态就是关于那个环境条件的。生物学概念“达尔文式的功能”(Darwinian function)就是用来澄清一个麻烦的哲学概念——“意向性”。

陈、胡：您的著作《进化与选择层次》(EvolutionandtheLevelsofSelection)探讨的似乎是第一类问题。这本书以其对科学哲学突出的贡献赢得了2009年的拉卡托斯奖。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吗？您对这些问题的原创性贡献有哪些？

奥：进化论生物学中有一个传统争论，讨论的是我们应该在哪个层次上使用“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和“适应”(adaptation)这两个概念：在个体有机体的层次，还是群体或物种的层次，抑或在基因的层次，等等？这是关于“选择层次”(levels of selection)的争论。我一开始对这个争论感兴趣是因为它不只涉及经验事实；普通的搜集事实的科学方法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争论涉及相互杂糅、常常难以明确区分的经验、概念与理论问题。我致力于通过尽可能区分经验因素与概念因素来澄清这个争论。这样做需要发展出一套“高屋建瓴的形式框架”(overarching formal framework)，来帮助澄清“选择发生在某个层次”这类表述的意义。

我的贡献之一——我希望它是原创的——是对围绕“选择层次”的争论给出一个独特的诊断。我认为，“选择层次”之争的相关文献中很大一部分混乱来自这样一个事实：“选择”与“适应”常常被当作因果概念；说“一个特征进化过，是因为它让具有这个特征之(有机)物获得某种选择性优势”，就是提出一种关于“什么引起了这个特征进化”的假设。但生物学家一般用来描述进化演变的诸种形式体系(formalisms)，比如在种群和数量遗传学中，或在进化博弈论中，是统计的而非因果的。因此，这些形式体系必然(inherently)不在意对原因和关联(cause and correlation)的区分。我认为——希望这是对的——这触及“选择层次”争论的核心问题，并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陈、胡：您的研究属于分析的科学哲学传统。在中国，许多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分析的科学哲学有两个问题。首先，分析路径是浅薄的，因为它没有把科学放在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中去考察。其次，分析路径只是一种智力游戏，它只关心论证，不关心真理。对于这些批评，您有什么评论吗？

奥：我能理解这些负面评价是怎么来的。对于某些分析的科学哲学，这种评价也确实是公平的，但分析传统中最杰出的工作并非如此。库恩曾批评说，在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占主流的那个背景下，科学哲学家倾向忽视科学的历史和社会语境。我认为这一批评很合理。但那是20世纪60年代，现在库恩的主张已经被吸收，甚至在很大程度已经成为分析科学哲学的主流。因此，我并不接受把科学哲学从根本上划分为两种：(1)专注于在社会历史语境下研究科学的科学哲学；(2)专注于科学推理之逻辑的科学哲学。我认为这两项研究是互补的，并且二者对于科学研究的全面理解都是必要的。比如，劳丹(Larry Laudan)在其著作《科学与假说》(ScienceandHypothesis)中，对科学史上“假说演绎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发展过程的追溯就结合了这两个方面。

至于“智力游戏”这个批评，我认为它对于一些当代分析哲学作品来说是公平的，比如一些形而上学著作。但我需要再次强调，这个领域中的顶尖作品并非如此。我想这个批评对于分析哲学的其他下属分支或许比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适用。

陈、胡：您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选修过欧陆哲学的课程吗？如果选了，什么原因使得您从事分析哲学而不是欧陆哲学呢？

奥：我的学士学位是在牛津大学拿的，牛津大学的欧陆哲学课程很少。我的本科课程全部集中于分析哲学和(西方)哲学史。一开始我最喜欢的是逻辑哲学、语言哲学和维特根斯坦，不过后来我的兴趣就渐渐转移到科学哲学了。虽然我很喜欢纯粹的分析哲学，但某种程度上，我也常常心怀疑虑，担心它太孤立，与其他学术方向联系不足。科学哲学提供了一个与其他学科互动的机会与可能性。

陈、胡：许多哲学家认为分析哲学家与欧陆哲学家应该进行更多对话。对于分析哲学家来说，对话大概是这样的：“我”先提出一些关于你的观点的疑虑，请“你”回应。“你”可能会说“我”误解了“你”的观点，或者“我”的疑虑是站不住脚的。然后，“我”会对“你”的回应提出更多的疑虑，“你”再进一步回应。这种对话模式似乎能够最好地减少误会，并促进双方对所共同关心之话题的理解 。不过某些欧陆哲学的研究者们拒绝这种对话模式，他们认为这种对话模式预设了分析的哲学思考模式。您怎么看？

奥：嗯，我必须得承认我并不喜欢欧陆哲学，读的不多，对于我仅仅读过的那些也没有读懂。因此我其实并不太适合对这个问题做出评论。不过我确实认为哲学不同分支间的对话是很重要的，虽然很难。另外，我想某些分析哲学家，尤其是形而上学、伦理学和语言哲学领域的哲学家，虽然对他们自己作品的清晰性很得意，但实际上很少有其他学者能理解他们的术语。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陈、胡：许多人(包括某些哲学家)认为如果一个哲学家的理论错了，那么他就不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比如，一些哲学家认为卡尔·波普尔不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因为他的证伪主义是错的。您同意这个观点吗？为什么？

奥：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如果严格遵照这个标准，就几乎没有“伟大的哲学家”了。使得一个哲学家伟大的，是其思想的深邃、独到、原创。当然，他的核心思想不能完全错误，至少要包含一些真理的种子。把哲学理论区分为“对”与“错”两种情况，当然太过简化了。

陈、胡：某些杰出科学家比如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以及刘易斯·沃尔珀特(Lewis Wolpert)认为哲学没有什么价值。您当然不会同意这个观点。您能否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一下科学哲学的价值。

奥：我会区分两个主张，一个是哲学本身没有价值，一个是哲学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没有实践价值。两个观点我都不认同，我重点谈谈第二个观点，我想史蒂文·温伯格、史蒂芬·霍金以及刘易斯·沃尔珀特应该也持有第二种观点。

首先，得出上述结论的科学家通常都是不了解当代科学哲学的科学家。(我不确定这个说法是否适用于那三位科学家。)我遇到过一些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他们了解一点波普尔的理论，并认为那就是科学哲学的全部内容。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代科学哲学家通常具有很高的科学素养，常常在科学领域也拥有较高的学位，或者与自然科学家有大量合作。说到这里我必须要承认，一个人如果基本不了解科学哲学，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但这不意味着科学哲学是一无是处或无关宏旨的。相反，这说明当下的科学研究正处于被库恩称为“常规科学”的阶段，并不关心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预设。最后一点，我想要指出，许多最深刻而具有反思性的科学家有时确实是关心哲学和方法论问题的，这些科学家常常能深入地理解科学哲学。

陈、胡：刚才说到科学家对哲学的理解。下面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对于“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的理解。我们知道，你最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中国最近正在热议转基因食品问题。一些生物学家和记者认为，公众应该相信专家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说法，即：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同样安全。但还有很多人(包括一些不研究转基因的科学家)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他们质疑转基因专家的可靠性。饶毅，一位很受尊敬的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认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既是徒劳无功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他认为，有些人之所以相信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并非因为他们有可靠的证据，而是因为他们缺乏相关的知识。他倡导转基因专家应该花更多精力去向公众普及转基因食品的相关知识。显然，他认可关于公众科学理解一个流行理论：“信息缺乏模型”(the information deficit model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根据这个理论，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质疑都是出于信息的匮乏。您认为这个理论正确吗？为什么？

奥：嗯，我不是转基因食品方面的专家。不过有一点显然是真的，在许多国家，包括英国，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确实严重不足。如果中国的情况不是如此，我倒是会很惊讶。在英国，这种现象一部分是因为高中教育体系专业分化过早，同时低水准的科学新闻也加剧了这个问题——这些科学新闻更倾向于制造轰动(sensationalist)而不是去精确传达信息。我认为科学哲学研究者在提高公众对科学理解方面应该扮演重要角色，很多人也确实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角色。

至于转基因食品，我认为饶毅的观点基本正确。不过我认为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怀疑态度也部分地来源于商业利益对科学讨论所可能造成的扭曲。毕竟，像孟山都(Monsanto)这类公司的角色就是要影响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公共争论和立法。制药工业让我们明白，当商业利益发挥作用时，科学程序可能受到严重扭曲，就像本·格尔达(Ben Goldacre)在《不良医药》(BadPharma)——一本很棒的书——中记录的那样。很大一部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形成了强烈而又缺乏证据的负面意见，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不过这个判断并不全面。至少在英国，许多人并不完全相信专家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说法。这个信念是正确的吗？我不知道，但这个信念可能是正确的。

陈、胡：能否推荐三本最近出版的重要科学哲学著作？

奥：这有些难。我最喜欢的三本书是，朱迪亚·珀尔(Judea Pearl)的《因果性》(Causality)，埃利奥特·索伯(Elliott Sober)的《证据与进化》(EvidenceandEvolution)，以及蒂姆·莫德林(Tim Maudlin)的《量子非局域性与相对性》(QuantumNon-LocalityandRelativity)。

陈、胡：谢谢。最后问一个许多中国学生关心的问题。许多很聪明的中国学生对分析哲学很感兴趣，但他们几乎没有受过分析哲学写作的训练。这使得他们很难申请到英国的博士项目。您能否为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呢？

奥：我的建议是，在申请博士项目之前，先申请一年的硕士课程。我给了许多外国学生这个建议，包括一些欧洲的学生。有一点需要记住的是，英国的博士学习没有课程部分，这一点与美国不同，因此学生在入学时就被期待拥有独立研究的能力。另外，英国的博士学位需要在四年内完成——不像美国可以读六到七年。英国的硕士课程非常集中，授课量很大，进行这样的硕士课程训练是了解一个学术体系的好办法。对于来自其他学术体系的学生，尤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直接读博士太困难了。

(责任编辑：肖志珂)

瑟米尔·奥卡沙(Samir Okasha)，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科学哲学教授；陈嘉鸿，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胡星铭，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