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仁富 欧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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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相互性，推动多元世界共生发展

邱仁富 欧阳曼

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推动人类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在现代复杂性矛盾中共同应对人类的整体性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面对不同文明、民族、国家如何携手共进等一系列事关人类命运的问题，我们需要开辟一条新路，而在这一过程中相互性无疑是一个极为值得关注的领域。把握相互性机制，对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不断孕育新的人类文明类型来说，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

一

为了进一步深化相互性基础理论及相关现实问题研究，增进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2016年6月29日至30日，由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国价值与哲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相互性：多元世界中的人类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隆重召开。来自美国、俄罗斯、印度、加拿大、丹麦、墨西哥、土耳其、乌克兰、伊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孟加拉国、尼日利亚、马来西亚、比利时、荷兰等2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首都体育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社会科学》杂志社等高校和科研单位专家学者共计80多人参加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大学王天恩教授主持。

在开幕式上，上海大学陶倩教授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无论哪个民族，仅靠自己的力量都是难以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只有通过不断地相互交流、相互合作，才有可能。只有民族之间不断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互通有无，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唯有不断共享，才能实现共赢及国家的现代化。最近，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其中把共享作为一种重要的理念。陶倩教授认为，共享应该是相互性的重要内容层次。人类文明的发展包含着共享的机制，人们通过共享实现互补、合作、共赢，共同为人类的发展贡献力量。当前，中国已把共享作为国家的发展理念，表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重视共享的运行机制和价值，愈发感到唯有不断推动共享，才能推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成素梅研究员认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被社会的汲取，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正在把人类社会全面引入信息文明的时代。信息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建立在信息共享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这种全球信息化的进程中，相互性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重要价值凸显出来。然而，如何理解这种相互性，却远远还没有达成共识，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视域。她认为，在众多视域中，有四个视域是最重要的：一是几年前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对整个国际经济发展的极大影响揭示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这是一种基于共同发展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性。二是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面临着土壤污染与空气污染的难题，这种发展性问题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性，这种相互性要求我们摒弃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观。三是随着人、机器和自然三者之间界线的不断模糊和我们从信息匮乏时代到信息过剩时代的演进，我们的自我概念正在从笛卡儿式的实体自我转向关系自我，这是一种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性。四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技术人工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们的伦理概念正在从以自然生命为核心扩展到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机器人，这揭示了人与人工物之间的相互性。

美国价值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华文化与思想讲座教授文沈清松(Vincent Shen)教授发言认为，全球化跨越各种边界，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全球化凸显了一类不同于以往的重要问题，那就是相互性问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理解相互性，从而找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平衡点，提高国际化程度，这一问题需要得到重视。

在简短的开幕式之后，随即展开专题讨论，大会围绕作为基本人类学特性的相互性、人类相互性的性质和特点、人类相互性的维度与层次、相互性和全球伦理、文化交流下作为根本价值的相互性、灵性、创造性以及其他学科中的相互性、相互性和道德、相互性与多元世界等内容展开研讨，归纳起来，主要聚焦在相互性的基础理论、相互性与全球性、相互性的理论和实践等方面。

二

如何把握相互性的基础理论？搞清楚什么是相互性以及相互性的基本问题，是本次研讨会的最主要议题之一，与会专家纷纷就相互性的内涵谈了真知灼见。

沈清松教授认为，在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在与他人包括陌生人交往时，应当实践“双向外推”的原则以增进彼此理解并减少冲突。“双向外推”的概念涉及一种积极意义上的主体间性，而这种主体间性导向互惠。然而，要使互惠关系得以建立，必须有一方首先主动靠近另一方；事实上，这种行为中蕴含的“原初慷慨”，是一切互惠关系的必要条件。在发言中，沈教授重点讨论了互惠关系的实践基础及形而上学基础。

上海大学王天恩教授认为，相互性，作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特别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体现出根本的人类学特性。相互性至少有三个层次：物能的、心理的及精神的；其中，物理层次的相互性是最低的，而相互性的最高层次则是精神层次——创造性思想的相互分享。这种分享典型地出现在即将到来的信息文明中，事实上，信息文明的到来清晰地显示出相互性是信息及信息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建基于相互依赖和建基于相互独立之上的相互性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质。作为生存于信息文明时代及多元文化传统中的人类，相互分享是相互性维度的主要特征之一。人类相互性的发展深深植根于人类自身的发展之中。随着人的相互分享从物能层次逐步上升到精神层次，作为根本人类学特性的相互性将会在人类自身的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认为，自文明社会以来，人们之间的这种相互性又表现为两种基本的存在形态：其一是对抗性的相互性，这主要是指，社会中一部分人(阶级、阶层、群体)凭借自身的强权暴政或优势地位，通过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剥削、压迫来攫取自身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人或者通过屈从，或者通过反抗来争取自身的生存条件，这就使人们之间的相互性表现为奴役与反奴役、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的对抗性关系；其二是非对抗性的相互性，这主要是指，人们之间平等互助、友好相处、团结合作、利益共享的关系，通过相互包容和协同发展来谋求共同的生存条件和利益，从而使人们之间的相互性表现为生死与共的和谐关系。这种非对抗性关系同样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如联合国、欧盟、各种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多边贸易等等。从历史上看，这两种性质的相互性通常既是相互制衡、相互约束，又是相互交叠、相互蕴含的，由此呈现出高度复杂的状况。

迈娅·库勒(Maija Kule)教授认为，欧洲大陆哲学经历了从主体哲学到主体间性及交际哲学的转变，其中交际是建立在相互性及共同意义空间的基础上的。其中一个可以帮助人们反思相互性的概念是“交际性”，它与“历史性”概念密切相关；交际性使得相互性得以可能，就像人类的内在历史性使得历史成为可能一样。交际性是一种内在的超越性存在，它“解蔽”了人类的内在经验，使得人们在意义空间之中的相互理解、交流及行动成为可能。相互性中的另一层结构是“参与”。参与意味着人能够在交际的社会结构中辨识出自身行动的独特价值，它是社群形成的要素之一，与成员关系不同：成员关系意味着客观上属于某个社群，而参与则既是一种主观体验，也是人类的内在结构。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出发来理解交际：从横向维度来说，交际是建基于交际性之上的一种社会和文化关系、一种归属感、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从纵向维度来说，交际是一种参与，是一个人在与他人的相处中自我成长的实现。只有人类感知的完整统一体才有可能成为相互性的基础。当相互性与伦理的、社会的及超越的价值结合起来时，它就能够成功地发挥其效用。

三

相互性涉及人类的诸多领域，直涉全球安全等人类共同难题，如何通过相互性来化解这些难题，也是本次会议专家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托马斯·门纳姆帕兰皮尔(Thomas Menamparampil)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专注于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维持与他人之间的互助关系；同样地，飞速发展中的社群如果不能确保它们制定的目标切实可行，并努力维持彼此之间的互补关系，那么它们之间也很容易由于利益问题而产生冲突。为减少冲突，各个社群都应当意识到不同的社群在人类整体的发展中天然被赋予了互补的角色，努力促成健康的互惠关系，并且给予每个人和每个社群足够的空间。人之所以是生活在具体情境中的人，正是因为他有意识地培养着一种互惠的态度。互惠总是会有回报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作为“合作及共生关系网络”的世界之中。保持互惠性，意味着尊重他人、努力将他人的不满转变为正面的信息、强化合作观念及培养对公平的自然感觉等。总而言之，互惠是这个多元世界中一种伟大的价值。

R.P.辛格(R.P.Singh)认为，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多元化的价值与相互冲突的真理，我们面临着环境恶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蔓延等诸多挑战，人类的生存在这个时代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一种基于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爱”、儒家的“孝敬”、伊斯兰教的“手足之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以及甘地非暴力原则的新价值体系显示出了其历史必要性。这些价值体系之间的相互性是构建新国际社会秩序的历史要求，将会造就一个建基于精神层面人文主义的新的多元化世界。精神层面的人文主义将成为新的多元化世界及未来元伦理学的基础。

H.K.阿什塔里(H.K.Ashtari)认为，“9·11”事件作为暴力和极端主义的标志，摧毁了当时全世界的人们对于一个绝对和平且安全、人与人之间都达成相互理解的理想未来的信心，而且，在过去的十年里，暴力事件、恐怖袭击、不安全因素、地区及国际冲突频繁发生，造成数千人丧命。有些哲学家，如列维纳斯等，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从差异性的概念出发来理解当今世界，换言之，是由于我们把差异性的概念错误地放在了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而非社会生活的情境中；他们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解决这一危机的建议。现在，在数字生活及全球化的时代，以往哲学家们的提案是否仍然有效？信息的快速增长能否使我们在当今世界找到一种相互理解、减少暴力和冲突的新途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

北京师范大学李海峰副教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交互性原则，可以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邦国关系三个层次来探讨，特别集中体现在《中庸》中的五达道(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三达德(智、仁、勇)、九经(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在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传统中重视伦理关系的特质，物我一体、民胞物与的情怀更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发挥独到的作用，而大乘佛教华严宗的事事无碍、相即相入的不可思议境界，分别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物、万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进入的角度提供了探讨共享性的特殊路径。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韩丽纮教授认为，全球化时代要重视国家间的法律相互性，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和潮流，法律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文化这个宏观层面的有机整体之一。全球化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发展和转变，也必然影响到一国法律价值和法律精神的转变。中国是世界大家庭的重要参与者，在法律文化上也必然离不开法律的全球化和国家间法律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在今天的世界，人权成为重要的议题，人权问题亦是法律的核心内容之一，更因其独特的对人们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影响力而引起全球的高度重视。人权问题成为法律的全球化议题的同时，也给各国在国际事务和相互交往中创造了不同的契机，当然，人权问题处理得好，会给国家带来好的机遇，处理不好，也可能会令一个国家陷入困境。为了适应全球化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法律从价值、功能、作用、系统等方面不断进行着变革和更新，当世界各国无可避免地卷入全球化浪潮时，法律在人类共存与竞争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全球化带来法律的全球化，法律的全球化推动了人权保护和人权法律的相互借鉴和彼此作用，继而促进全球法律的进一步交流和价值趋近化。

上海大学哲学系邱仁富副教授认为，相互性是人类共生的重要机制。人类共生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自然属性的角度看，人类共生体现人的生存，即相互依存的本能性存在，体现人类为了共同生存所开展的物质生产和人类繁殖的生产，努力实现环境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统一，彰显为自然形态的相互性；从社会属性的角度看，人类共生包含互补性共生、竞争性共生、对抗性共生和相互成就性共生等，这些共生方式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相互性。相互性作为人类共生的重要机制，呈现出相互依存、互惠、共享、相互成就等层次，这些层次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超循环过程。尽管人类共生的类型与相互性的层次不是完全一一对应，但在人类共生中唯有不断洞察相互性的机制，才能展现人类共同的价值，为未来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不断相互成就，推动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形态。

四

在此次会议研讨中，关注相互性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不少。胡也平教授认为，友谊是一种很好的相互性体验，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友谊仍然且必须在构建各层次的人类关系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人所说的“普天之下”所蕴涵的意义，正是友谊、互补性及和谐。在人类不断增强的自身力量诱使人们过多地关注强制力、利益及暴力的背景下，这些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哲学所强调的“和谐”，将在全球统一、合作与友谊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上海大学哲学系陈新汉教授从相互关系中深化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理解出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有形和无形的群体，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从历史上看，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总与“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相联系，而“共同的经济生活”是一个民族形态的“最主要的标志”，因而总与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首都体育学院颜天民教授从体育文化活动的角度来理解相互性，认为主体间的相互比较是运动竞赛的本质，其特点有冲突场景的人为构建、平等的竞赛愿望与不平等的竞赛结果、竞赛的开放性与训练的封闭性、运动竞赛的效应延伸、“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运动竞赛的精神升华等。运动竞赛满足了人类在表现身体运动能力、挑战极限、超越自我、追求“真”“善”“美”等方面的愿望；它帮助人们不断实现着促进人的自身发展的价值“优选”，完成了从祭神活动到以人为本的文化嬗变。

上海大学哲学系宁莉娜教授从逻辑的角度厘清思维和思想的相互性问题，认为思维与思想之间的相互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思维是人类特有的本质属性，具有群体性、情感性、抽象性，因而会产生从众性；思想则是对思维反思的结果，具有独立性、自由性、批判性，进而具有倾向性。二者彼此影响、共同作用于人类的智德进步，表现为思维生成思想，思想重构思维。从逻辑认识论的解读看，思维为思想提供了可能性，思想的主体在认知过程中不断地丰富着思维的内涵；思维所以成为思想，需通过逻辑的分析、推断，清理思维的含糊甚至矛盾，来获得思维的有效性。思想在改造思维方式的活动中，追问结论的由来和对信念的确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旭阳博士从艺术的角度来探讨相互性问题，认为，就个体而言，自我意识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与他者的分裂。但人类精神的交互性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弥补。这种弥补的一种突出体现便是艺术。艺术具有中介与沟通意义。一般而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互认识是复杂与困难的，但是，艺术，诸如音乐或者绘画却往往能够跨越文化、跨域边界，实现无障碍的沟通，引发观者的共鸣，进而达成人类的相互性。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家的创造力的集中展现，在普遍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创造力的交互，是人类创造力层面的相互性的实现与完成。这种相互性下创造力的实现，使艺术真正成为真理的无遮蔽形式，进而实现了艺术的普遍性。

上海大学哲学系张艳芬副教授从信息共同体的角度来讨论相互性问题，认为共同体构成了人的规定性的来源，而相互性是共同体的基本尺度。在共同体中，相互性更多的是生存意义上的，而不是分工意义上的。与此同时，相互性所描述的共同体中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因为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经由中介而发生。这个中介是信息。作为结果，相互性总是由中介所重构的相互性，相应地，信息成为了共同体的基本追求。在当前时代，互联网技术使得信息意义上的事实成为最为普遍和基本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信息共同体成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最后，由于信息所实施的中介不仅是共时性的，而且是历时性的，所以信息共同体获得了对将来的憧憬。在倾听将来的呼唤中，主体不在场的信息是对相互性以及共同体的本真刻画。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戴潘博士认为，戴维·查默斯(David Charlmes)和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在1998年提出了“延展心灵”假说，即人类认知不仅包含了在生物学大脑中的生理活动，也包含了外在于大脑的物理和技术世界。延展心灵假说拒斥笛卡尔的心灵理论，在心灵哲学以及认知科学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不仅仅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而且进一步塑造了人类心灵的模式。我们可以论证信息技术并非让我们更加愚蠢，而是增强了人类心灵的功能，并进而延展了人类心灵。未来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展示出人类心灵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进化的下一个新的阶段，并构成了信息时代相互性的理论基础。

上海大学哲学系尹岩副教授从个体认同的道德和伦理原则角度来探讨相互性问题，认为“个体化”是把所有个人变成个体的社会运动，个人对于个体身份的认可和确证即为个体认同。个体并非独立的实存，而是有目的的对象性关系中的主体，本意是个人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我，但其深层意义在于他与他人、与各种群体之间互为主客的关系的确立。个体的这一社会内涵凸显了相互性——人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内在于个体认同的重要价值：个体认同必须坚持其社会维度，这是个体认同的道德原则；社会必须为个体认同提供基本保障，这是个体认同的伦理原则。只有在相互性基础上坚持这两个原则的统一，个体认同才能体现个人与社会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并因此具有社会合理性。

从以上涉及的领域和问题可以看出，相互性根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之中，不断揭示相互性的内涵，不断深化对相互性重要机制的把握，对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推动多元文化繁荣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理解相互性，不断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根基，更深入地把握相互性，对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推动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而言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肖志珂)

邱仁富，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欧阳曼，上海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